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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闪耀着许多女性作家的名字：庐隐、张爱玲、梅娘、凌叔华、冯沅君、冰心、丁玲、萧红、林徽因、林海音、杨绛……在这个庞大的阵容里，有一个人，以她特有的笔法，特有的姿态，书写着女性的苦难，她就是萧红。
在《弃儿》《王阿嫂之死》《生死场》《呼兰河传》中，萧红都血淋淋地揭示了令人颤栗的、女性在劫难逃的自然刑罚——生育苦难。在《生死场》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中，萧红以悲惨的笔触展示了这一“刑罚”。
麻面婆在生孩子时痛楚难忍，“肚子疼死了，拿刀快把我肚子给割开吧！”五姑姑的姐姐难产，“闹着夜半过去，外面鸡叫的时候，女人忽然苦痛得脸色灰白，脸色转黄，全家人不能安定。为她开始预备葬衣，在恐怖的烛光里四下翻寻衣裳……赤身的女人，她一点不能爬动，她不能为生死再挣扎最后的一刻。天渐亮了。恐怖仿佛是僵尸，直伸在家里。”产妇“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又遭到丈夫的打骂，并将冷水泼在她身上。大肚子的女人“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
看到这里，我们就要质疑，萧红为什么运用大量笔墨，展示女性的生育苦难呢？下面，我们就结合萧红的主要文学作品，对这一现象进行浅析，从而更好地理解萧红其人其作。
一、痛苦的个人生育体验
萧红在她的多部作品中都血淋淋地展示了生育之苦，究其原因，跟她的个人生育体验有关。萧红的两次生育都处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孩子的亲生父亲都不在跟前。肉体折磨加上心灵孤寂，使她忍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芹肚子痛得不知人事，在土炕上滚得不知人样了，脸和白纸一个样……把肚子压在炕上，要把小物件从肚皮挤出来，这种痛法简直是绞着肠子，她的肠子像被抽断一样。她流着汗，也流着泪。”第一个孩子因无力抚养而送人，从《弃儿》中可以看出萧红当时悲痛又无可奈何的心境。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就死去了。生育之痛和失子之悲让萧红领略了人世间太多的苍凉，对生育苦难的真切体验就毫无保留地凸现在作品中。
二、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
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因素往往决定一个作家的创作倾向和作品风格。
萧红走上文坛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五四”时期狂飙突进式的新思想浪潮业已消退，现代文明开始深入人心。“五四”新思想对萧红的影响主要是促成了她像其他“五四”新青年一样逃离封建家庭，走上独立谋生的漂泊之路，使她树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婚姻观。萧红在婚姻中有着明显的性别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她反抗一切精神上的压迫。但萧红生存的时代，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仍无处不在。在新、旧价值观念的相互冲突中，一直沉睡于男权统治王国中的女性们有了思想上的觉醒。
然而，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无路可走”便会对现实境遇产生一种迷惘感。萧红比其他女性作家更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痛苦与焦虑。她深感中国女性在几千年的封建男权社会中所处的卑下地位和她们所背负的道德、伦理责任。因此，她渴望自由、人格的独立，渴望理想爱情和幸福婚姻。
另一方面，在冷酷的现实中进行抗争却又处处碰壁的她，并未彻底摆脱传统女性对男性的依赖。这种依赖心理在她与萧军、端木蕻良的婚姻生活中都有明显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矛盾心理并不只是她个人的，而是打上了这个时代女性共同的软弱、哀伤的印记。第一、二代的许多女性作家，都没能摆脱女性自身的冲突与爱的焦灼。萧军过分保护的倾向伤害了萧红的自尊心，但萧红又克服不了受萧军保护的惰性。这种“惰性”应是中国传统女性，包括觉醒了的女性知识分子无法真正摆脱男权意志影响的一个有力桎梏。
萧红则更多地直面现实中的残酷和沉痛。她的叙述客观、冷峻，书写女性苦难，剖析国民自身的奴役性格，揭示封建社会对劳苦大众的剥削和压迫。在众多悲剧女性身上，寄托着自己无奈的人生感慨，情感屡被挫伤的难言之痛。萧红曾说，她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因为是个女人，这体现了萧红在爱情婚姻上的悲剧观念。对人生命运的悲剧意识，深刻影响了萧红在婚姻、爱情中的认知和思索。
三、生活的挚友，精神的导师
萧红的一生主要受到鲁迅先生的影响。1934年6月，萧红完成了著名小说《生死场》的创作，并与上海的鲁迅取得了书信联系。在上海生活期间，鲁迅对萧红和萧军给予很多帮助。萧红的《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鲁迅为此书写了序言，并对萧红的文学创作予以肯定和鼓励。当二萧陷入感情危机时，萧红精神非常苦恼，每天大部分时间呆在鲁迅家里。为了弥补与萧军的感情裂痕，萧红于1936年7月16日只身离开上海去东京，鲁迅及许广平、叶紫等好友前来送行。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消息传到东京，萧红悲痛不已，写了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并嘱托萧军多探望许广平，帮助她度过这段哀恸的岁月。在萧红心目中，鲁迅先生既是生活上的挚友，又是精神上的导师。她接受了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悲剧观念，“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塑造了众多善良、忠顺、愚昧的女性形象，通过对她们生存悲剧的描写，揭示出女性被奴役、被压迫的灵魂，“引起疗救的注意”和国民的觉醒。“祥林嫂”型的人物在萧红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如《呼兰河传》中卖豆芽菜的王寡妇。儿子到河边去洗澡，掉河淹死了，王寡妇从此便发了疯。即使疯了，也忘不了自己的悲哀，隔三差五地还到庙台上去哭一场。
萧红评价鲁迅的小说创作时曾说：“鲁迅小说调子是深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萧红继承了鲁迅开启的“国民性”的主题，对国民自身的奴役性格和“看客”心理作了深入的揭露和剖析。萧红和鲁迅的“批判倾向、锋芒直指反动统治阶级，集中审视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和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精神的戕害，达到了一种对历史文明以及国民灵魂的了悟高度。萧红塑造的女性形象中内涵有鲁迅因子，传达出与鲁迅塑造的女性一样的文化精神和思想价值。”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萧红的文学创作，既是自身情感经验和生育体验的文学化表达，也是“五四”新思想和命运悲剧意识的深刻影响，对女性悲苦生命和社会黑暗的描写，又是继承了鲁迅先生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思想。这些因子，使得萧红对女性的生存现状、社会地位、生命价值进行深度思考，并把这些思考写进小说中，把母亲的生育苦难写进小说中，把女性的悲凉写进小说中，谱写了一曲曲女性生命的悲歌。
（甘肃省通渭县第二中学）
在《弃儿》《王阿嫂之死》《生死场》《呼兰河传》中，萧红都血淋淋地揭示了令人颤栗的、女性在劫难逃的自然刑罚——生育苦难。在《生死场》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中，萧红以悲惨的笔触展示了这一“刑罚”。
麻面婆在生孩子时痛楚难忍，“肚子疼死了，拿刀快把我肚子给割开吧！”五姑姑的姐姐难产，“闹着夜半过去，外面鸡叫的时候，女人忽然苦痛得脸色灰白，脸色转黄，全家人不能安定。为她开始预备葬衣，在恐怖的烛光里四下翻寻衣裳……赤身的女人，她一点不能爬动，她不能为生死再挣扎最后的一刻。天渐亮了。恐怖仿佛是僵尸，直伸在家里。”产妇“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又遭到丈夫的打骂，并将冷水泼在她身上。大肚子的女人“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
看到这里，我们就要质疑，萧红为什么运用大量笔墨，展示女性的生育苦难呢？下面，我们就结合萧红的主要文学作品，对这一现象进行浅析，从而更好地理解萧红其人其作。
一、痛苦的个人生育体验
萧红在她的多部作品中都血淋淋地展示了生育之苦，究其原因，跟她的个人生育体验有关。萧红的两次生育都处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孩子的亲生父亲都不在跟前。肉体折磨加上心灵孤寂，使她忍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芹肚子痛得不知人事，在土炕上滚得不知人样了，脸和白纸一个样……把肚子压在炕上，要把小物件从肚皮挤出来，这种痛法简直是绞着肠子，她的肠子像被抽断一样。她流着汗，也流着泪。”第一个孩子因无力抚养而送人，从《弃儿》中可以看出萧红当时悲痛又无可奈何的心境。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就死去了。生育之痛和失子之悲让萧红领略了人世间太多的苍凉，对生育苦难的真切体验就毫无保留地凸现在作品中。
二、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
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因素往往决定一个作家的创作倾向和作品风格。
萧红走上文坛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五四”时期狂飙突进式的新思想浪潮业已消退，现代文明开始深入人心。“五四”新思想对萧红的影响主要是促成了她像其他“五四”新青年一样逃离封建家庭，走上独立谋生的漂泊之路，使她树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婚姻观。萧红在婚姻中有着明显的性别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她反抗一切精神上的压迫。但萧红生存的时代，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仍无处不在。在新、旧价值观念的相互冲突中，一直沉睡于男权统治王国中的女性们有了思想上的觉醒。
然而，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无路可走”便会对现实境遇产生一种迷惘感。萧红比其他女性作家更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痛苦与焦虑。她深感中国女性在几千年的封建男权社会中所处的卑下地位和她们所背负的道德、伦理责任。因此，她渴望自由、人格的独立，渴望理想爱情和幸福婚姻。
另一方面，在冷酷的现实中进行抗争却又处处碰壁的她，并未彻底摆脱传统女性对男性的依赖。这种依赖心理在她与萧军、端木蕻良的婚姻生活中都有明显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矛盾心理并不只是她个人的，而是打上了这个时代女性共同的软弱、哀伤的印记。第一、二代的许多女性作家，都没能摆脱女性自身的冲突与爱的焦灼。萧军过分保护的倾向伤害了萧红的自尊心，但萧红又克服不了受萧军保护的惰性。这种“惰性”应是中国传统女性，包括觉醒了的女性知识分子无法真正摆脱男权意志影响的一个有力桎梏。
萧红则更多地直面现实中的残酷和沉痛。她的叙述客观、冷峻，书写女性苦难，剖析国民自身的奴役性格，揭示封建社会对劳苦大众的剥削和压迫。在众多悲剧女性身上，寄托着自己无奈的人生感慨，情感屡被挫伤的难言之痛。萧红曾说，她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因为是个女人，这体现了萧红在爱情婚姻上的悲剧观念。对人生命运的悲剧意识，深刻影响了萧红在婚姻、爱情中的认知和思索。
三、生活的挚友，精神的导师
萧红的一生主要受到鲁迅先生的影响。1934年6月，萧红完成了著名小说《生死场》的创作，并与上海的鲁迅取得了书信联系。在上海生活期间，鲁迅对萧红和萧军给予很多帮助。萧红的《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鲁迅为此书写了序言，并对萧红的文学创作予以肯定和鼓励。当二萧陷入感情危机时，萧红精神非常苦恼，每天大部分时间呆在鲁迅家里。为了弥补与萧军的感情裂痕，萧红于1936年7月16日只身离开上海去东京，鲁迅及许广平、叶紫等好友前来送行。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消息传到东京，萧红悲痛不已，写了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并嘱托萧军多探望许广平，帮助她度过这段哀恸的岁月。在萧红心目中，鲁迅先生既是生活上的挚友，又是精神上的导师。她接受了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悲剧观念，“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塑造了众多善良、忠顺、愚昧的女性形象，通过对她们生存悲剧的描写，揭示出女性被奴役、被压迫的灵魂，“引起疗救的注意”和国民的觉醒。“祥林嫂”型的人物在萧红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如《呼兰河传》中卖豆芽菜的王寡妇。儿子到河边去洗澡，掉河淹死了，王寡妇从此便发了疯。即使疯了，也忘不了自己的悲哀，隔三差五地还到庙台上去哭一场。
萧红评价鲁迅的小说创作时曾说：“鲁迅小说调子是深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萧红继承了鲁迅开启的“国民性”的主题，对国民自身的奴役性格和“看客”心理作了深入的揭露和剖析。萧红和鲁迅的“批判倾向、锋芒直指反动统治阶级，集中审视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和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精神的戕害，达到了一种对历史文明以及国民灵魂的了悟高度。萧红塑造的女性形象中内涵有鲁迅因子，传达出与鲁迅塑造的女性一样的文化精神和思想价值。”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萧红的文学创作，既是自身情感经验和生育体验的文学化表达，也是“五四”新思想和命运悲剧意识的深刻影响，对女性悲苦生命和社会黑暗的描写，又是继承了鲁迅先生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思想。这些因子，使得萧红对女性的生存现状、社会地位、生命价值进行深度思考，并把这些思考写进小说中，把母亲的生育苦难写进小说中，把女性的悲凉写进小说中，谱写了一曲曲女性生命的悲歌。
（甘肃省通渭县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