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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儿童自治是20世纪20-30年代在中国小学校进行学校管理的一种教学模式。儿童自治思想的出现绝非偶然，它的产生有其深刻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是民国以来大力发展近代教育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教育家们履行教育平等职责的体现，更是国内外教育思潮相互交织的产物。本文试图对这一独特的教学模式产生缘由进行论述，给今天的儿童教育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民国时期；儿童自治；由来
儿童自治思想的出现绝非偶然，它的产生有其深刻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是民国以来大力发展近代教育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教育家们履行教育平等职责的体现，更是国内外教育思潮相互交织的产物。
一、中国现实的需要
（一）五四时期的“儿童的发现”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的要求
作为一个备受扭曲、压抑的社会弱势群体，在漫长的中国传统农业---宗法社会中，儿童与女性长期处于宗法等级制度的最底层，其人格与个性都受到了严重的漠视和摧残。这一局面的形成，对传统国民性的形成、积淀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也不利于社会正常健康地向前发展。因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人们大大解放了封建思想的束缚，抛弃了迷信、愚昧、落后的思想，朝着科学、民主、自由的方向前进。在“人的发现”与“个性的发现”的历史氛围中，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将漠视儿童的行为视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大缺陷、大污点”[4]，将“儿童的发现”视为思想启蒙运动和文化变革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不由自主地发出了要“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5]这一发人深省的呐喊，并且提出了儿童个性解放和儿童文化重建的这一时代主题。在此进程中，新文化倡导者以个性主义的理念为基础，把“儿童的发现”也就是儿童个性解放和儿童文化重建当作“人的发现”、“个性的发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这就必须要先打破并否定儿童独立人格、漠视儿童个性发展的封建父权主义儿童观，树立了一种以尊重儿童主体人格、重视儿童个性发展为核心精神的新型个性主义儿童观，并将其贯彻、运用到教育领域中去.同时儿童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正式确立，促进了儿童教育的个性化、实践化和科学化，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变革。
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顺应时代潮流，在思想界、教育界都引起了极大地反响，这对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推动作用。在这一历史氛围中应运而生的新型儿童教育观念、方法的更新和教育改革运动的深刻发展，以及儿童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正式确立，有力地打击了漠视儿童个性充分发展、抹杀儿童主体独立人格的旧式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教育，并促进了新型儿童教育的个性化、实践化、民主化和科学化，促进了中国儿童教育的近代化变革，大力改善了儿童的精神生态和生存境遇，在近代中国的教育变革与文化转型中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其历史作用不容忽视。
（二）师生平等观念的兴起
1、历史上不平等的师生关系
自古以来，针对师生之间的关系有不少论述。例如早在战国时期的荀子就将君、亲、师与天、地并列起来， 在他看来“上事天，下事地， 尊先祖而隆君师， 是礼之三本”。君师是“治之本”，“无君师恶治”[6]。从这里可以看出作为儒家代表的荀子早在战国时期就将教师与君主、双亲放到和天地那样无法预知未来，充满神秘色彩，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的事物同一水平上来，教师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无法僭越的，学生必须像对待天地一样去尊重、服从于他们的老师。尊重、顺从老师是学生的基本要求，假若达不到这一点，国家就乱了秩序，无法长治久安，社会就无法向前发展，危害极大。到了与近代相隔不远的清政府， 教师的地位仍然是无法撼动的，学生同样要服从于他们的老师，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统治者们颁布了一系列条文法规来保障教师的崇高地位，譬如雍正皇帝就曾经以君主和国家的名义， 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说明了“天地君亲师”的次序， 教师地位和天地一样是至高无上的，在此情况下还特别强调“师”的地位和作用， 他们认为“天地君亲之义， 又赖师教以明”[7]。这说明了要想使天、地、君主、双亲长期保持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有赖于教师的教化作用的发挥。确立了“天地君亲师”的秩序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一方面在我国教育过程中形成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和价值取向， 这是它的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它又过分强调了“ 师道尊严”， 将教师放在了“ 尊者”、“治者”的位置上。教师的地位至高无上，学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甚至有些教师利用其崇高的地位，强迫学生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教师利用其身份所赋予的特殊崇高地位以及严厉甚至惩罚的手段， 维护着自己的尊贵与庄严， 让学生在长期的打压中一蹶不振，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只听从于其教师的吩咐行事，进而使学生对教师产生敬畏心理，在不自觉中任何事都听从教师的命令，而不知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师生之间地位极不平等，不利于师生之间和谐相处，师生关系健康发展。
2、五四时期新型的平等师生关系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儿童的发现 ”，人们逐渐对儿童具有独立人格的初步了解， 旧封建时期确立的“天地君亲师”秩序所宣扬的不平等的师生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批判。教育工作者们逐渐认识到师生之间原本应该就是人格平等， 学生同样有独立的人格，“ 教师与生徒， 处于平等之地位”，这说明和教师一样，学生也应该要得到尊重。学生不再无条件地听从教师的命令从事，有其独立的人格，可以按照自己的个性行事，不受教师的监管与控制。无论是怎样水平的学生， 就算其在学问上有所欠缺， 人格上有些不足，教师都要用平等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决不能因其水平低下就错待他们甚至以无礼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才是教学的主体， 因此要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意识，让学生自发地去学习知识，而不是在教师的教授下被动的接受教师的灌入式的知识。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必须要建立在自尊、自信的基础上，若是学生得不到他们应有的尊重，就不可能使其主人翁意识得以发挥，甚至被忽视。“ 要想使儿童养成在教育过程中主人翁意识，必须让儿童处在自尊、自信的地位上，假若轻视儿童，甚至任意責骂儿童，儿童就不可能成为自尊自信的人。 这时期的教育工作者们不仅明确地指出教师不仅要平等对待学生，还提出教师要时刻关心学生的生活， 建立起和谐的师生关系。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可以从办学的目的来讲，办学校的首要任务是要招收尽量多的学生， “若无学生， 焉有学校？ 既无学校， 焉有教师？ ”[8] 学生、学校、教师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另一方面从教育活动中来说，教育活动归根结底可以说是一个人教育人， 人格之间互相感化，在互相学习中潜移默化的互相锻炼的过程。教育活动不应该像过去一样仅仅通过教师单方面的说教就能完成， 而是要通过师生之间互相学习、共同生活来实现教育目标。教师在教授学生的过程中，不应像过去一样采取灌入式方法，而是应该与学生一起，亲自去实践，去指导学生，只有互相影响中， 师生之间才能打破了长久以来的隔阂， 建立了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和谐师生关系， 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有利于教育活动取得更佳的效果。
综上所述， 五四时期的平等的师生关系， 一方面大力提倡师生之间的尊重是双向的， 要求打破旧时教师独尊地位，学生得到应有的尊重；另一方面要求改变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独尊地位，培养儿童的主人翁意识，真正实行学生自治。在教育工作者们看来， 学生才是教学的主体，学生必须要具备独立的人格和个性， 拥有一定的思想主张和理解能力， 绝不是过去那个只听从于教师，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个体， 因此学校要对实行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发展自己的具备主人翁意识的教学方式，坚决抛弃过去那种独断专行式、命令式、灌溉式的管理方式。此后，学校中的任何事情， 只要是学生自己能够做的，教师就不应该强行干预。只有这样，在离开学校到社会上时，才能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二、外国教育思想的冲击及效应
20世纪的中国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工人力量壮大，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及世界教育改革浪潮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其表现在教育方面就是抨击封建僵化的传统教育，期盼学习新的教育思想和观念。为了解放人们的思想，先进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激荡人心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人们开始抛弃封建时代的愚昧与无知的思想，追求新时代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同时提倡引进和学习外国先进的文化教育，并对传统教育观念进行反思和重建。在此背景下，外国教育思想不断涌入中国，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办学模式和教育观念。由于外国先进教育思想的冲击，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被摧毁，根源于封建制度基础之上的传统教育思想，即便包含了许多前人的思想精华，仍然难以适应新式教育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故不可能立刻退出思想统治的舞台。旧式教育不再适应经济的新发展，因此人们迫切需要借鑒新的教育理论和模式来发展教育。大力引进和介绍了外国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不仅冲击了旧教育的思想基础，还有力地促成了新教育观念的推广和大大解放了教育思想，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整个民国社会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的十余年间，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界生态环境最宽松，思想最解放，教育改革最活跃的时期。波澜壮阔的文化解放、启蒙运动，系统输入的西方教育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民间教育团体，蓬勃发展的新教育思潮，以及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政府，一方面是因为军阀之间忙于权力之争，另一方面是大革命的浪潮扑面而来，战争频繁，故政府对教育界基本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促使教育观念的更新和教育的近代化。儿童自治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
[2]陶行知.《师范生应有之观念》[J].《陶行知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3]文庆.《钦定国子监志： 卷一》[M]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0年.
[4]王先谦.《荀子集解》[M].中华书局，1996年.
[5]刘薰宇.《 “ 五四”以来的教育》[J].《 教育杂志》， 1926.
[6]鲁迅.《随感录·四十》[J].《新青年》，第6卷，第1期。
关键词：民国时期；儿童自治；由来
儿童自治思想的出现绝非偶然，它的产生有其深刻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是民国以来大力发展近代教育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教育家们履行教育平等职责的体现，更是国内外教育思潮相互交织的产物。
一、中国现实的需要
（一）五四时期的“儿童的发现”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的要求
作为一个备受扭曲、压抑的社会弱势群体，在漫长的中国传统农业---宗法社会中，儿童与女性长期处于宗法等级制度的最底层，其人格与个性都受到了严重的漠视和摧残。这一局面的形成，对传统国民性的形成、积淀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也不利于社会正常健康地向前发展。因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人们大大解放了封建思想的束缚，抛弃了迷信、愚昧、落后的思想，朝着科学、民主、自由的方向前进。在“人的发现”与“个性的发现”的历史氛围中，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将漠视儿童的行为视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大缺陷、大污点”[4]，将“儿童的发现”视为思想启蒙运动和文化变革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不由自主地发出了要“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5]这一发人深省的呐喊，并且提出了儿童个性解放和儿童文化重建的这一时代主题。在此进程中，新文化倡导者以个性主义的理念为基础，把“儿童的发现”也就是儿童个性解放和儿童文化重建当作“人的发现”、“个性的发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这就必须要先打破并否定儿童独立人格、漠视儿童个性发展的封建父权主义儿童观，树立了一种以尊重儿童主体人格、重视儿童个性发展为核心精神的新型个性主义儿童观，并将其贯彻、运用到教育领域中去.同时儿童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正式确立，促进了儿童教育的个性化、实践化和科学化，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变革。
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顺应时代潮流，在思想界、教育界都引起了极大地反响，这对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推动作用。在这一历史氛围中应运而生的新型儿童教育观念、方法的更新和教育改革运动的深刻发展，以及儿童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正式确立，有力地打击了漠视儿童个性充分发展、抹杀儿童主体独立人格的旧式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教育，并促进了新型儿童教育的个性化、实践化、民主化和科学化，促进了中国儿童教育的近代化变革，大力改善了儿童的精神生态和生存境遇，在近代中国的教育变革与文化转型中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其历史作用不容忽视。
（二）师生平等观念的兴起
1、历史上不平等的师生关系
自古以来，针对师生之间的关系有不少论述。例如早在战国时期的荀子就将君、亲、师与天、地并列起来， 在他看来“上事天，下事地， 尊先祖而隆君师， 是礼之三本”。君师是“治之本”，“无君师恶治”[6]。从这里可以看出作为儒家代表的荀子早在战国时期就将教师与君主、双亲放到和天地那样无法预知未来，充满神秘色彩，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的事物同一水平上来，教师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无法僭越的，学生必须像对待天地一样去尊重、服从于他们的老师。尊重、顺从老师是学生的基本要求，假若达不到这一点，国家就乱了秩序，无法长治久安，社会就无法向前发展，危害极大。到了与近代相隔不远的清政府， 教师的地位仍然是无法撼动的，学生同样要服从于他们的老师，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统治者们颁布了一系列条文法规来保障教师的崇高地位，譬如雍正皇帝就曾经以君主和国家的名义， 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说明了“天地君亲师”的次序， 教师地位和天地一样是至高无上的，在此情况下还特别强调“师”的地位和作用， 他们认为“天地君亲之义， 又赖师教以明”[7]。这说明了要想使天、地、君主、双亲长期保持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有赖于教师的教化作用的发挥。确立了“天地君亲师”的秩序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一方面在我国教育过程中形成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和价值取向， 这是它的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它又过分强调了“ 师道尊严”， 将教师放在了“ 尊者”、“治者”的位置上。教师的地位至高无上，学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甚至有些教师利用其崇高的地位，强迫学生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教师利用其身份所赋予的特殊崇高地位以及严厉甚至惩罚的手段， 维护着自己的尊贵与庄严， 让学生在长期的打压中一蹶不振，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只听从于其教师的吩咐行事，进而使学生对教师产生敬畏心理，在不自觉中任何事都听从教师的命令，而不知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师生之间地位极不平等，不利于师生之间和谐相处，师生关系健康发展。
2、五四时期新型的平等师生关系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儿童的发现 ”，人们逐渐对儿童具有独立人格的初步了解， 旧封建时期确立的“天地君亲师”秩序所宣扬的不平等的师生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批判。教育工作者们逐渐认识到师生之间原本应该就是人格平等， 学生同样有独立的人格，“ 教师与生徒， 处于平等之地位”，这说明和教师一样，学生也应该要得到尊重。学生不再无条件地听从教师的命令从事，有其独立的人格，可以按照自己的个性行事，不受教师的监管与控制。无论是怎样水平的学生， 就算其在学问上有所欠缺， 人格上有些不足，教师都要用平等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决不能因其水平低下就错待他们甚至以无礼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才是教学的主体， 因此要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意识，让学生自发地去学习知识，而不是在教师的教授下被动的接受教师的灌入式的知识。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必须要建立在自尊、自信的基础上，若是学生得不到他们应有的尊重，就不可能使其主人翁意识得以发挥，甚至被忽视。“ 要想使儿童养成在教育过程中主人翁意识，必须让儿童处在自尊、自信的地位上，假若轻视儿童，甚至任意責骂儿童，儿童就不可能成为自尊自信的人。 这时期的教育工作者们不仅明确地指出教师不仅要平等对待学生，还提出教师要时刻关心学生的生活， 建立起和谐的师生关系。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可以从办学的目的来讲，办学校的首要任务是要招收尽量多的学生， “若无学生， 焉有学校？ 既无学校， 焉有教师？ ”[8] 学生、学校、教师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另一方面从教育活动中来说，教育活动归根结底可以说是一个人教育人， 人格之间互相感化，在互相学习中潜移默化的互相锻炼的过程。教育活动不应该像过去一样仅仅通过教师单方面的说教就能完成， 而是要通过师生之间互相学习、共同生活来实现教育目标。教师在教授学生的过程中，不应像过去一样采取灌入式方法，而是应该与学生一起，亲自去实践，去指导学生，只有互相影响中， 师生之间才能打破了长久以来的隔阂， 建立了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和谐师生关系， 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有利于教育活动取得更佳的效果。
综上所述， 五四时期的平等的师生关系， 一方面大力提倡师生之间的尊重是双向的， 要求打破旧时教师独尊地位，学生得到应有的尊重；另一方面要求改变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独尊地位，培养儿童的主人翁意识，真正实行学生自治。在教育工作者们看来， 学生才是教学的主体，学生必须要具备独立的人格和个性， 拥有一定的思想主张和理解能力， 绝不是过去那个只听从于教师，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个体， 因此学校要对实行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发展自己的具备主人翁意识的教学方式，坚决抛弃过去那种独断专行式、命令式、灌溉式的管理方式。此后，学校中的任何事情， 只要是学生自己能够做的，教师就不应该强行干预。只有这样，在离开学校到社会上时，才能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二、外国教育思想的冲击及效应
20世纪的中国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工人力量壮大，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及世界教育改革浪潮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其表现在教育方面就是抨击封建僵化的传统教育，期盼学习新的教育思想和观念。为了解放人们的思想，先进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激荡人心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人们开始抛弃封建时代的愚昧与无知的思想，追求新时代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同时提倡引进和学习外国先进的文化教育，并对传统教育观念进行反思和重建。在此背景下，外国教育思想不断涌入中国，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办学模式和教育观念。由于外国先进教育思想的冲击，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被摧毁，根源于封建制度基础之上的传统教育思想，即便包含了许多前人的思想精华，仍然难以适应新式教育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故不可能立刻退出思想统治的舞台。旧式教育不再适应经济的新发展，因此人们迫切需要借鑒新的教育理论和模式来发展教育。大力引进和介绍了外国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不仅冲击了旧教育的思想基础，还有力地促成了新教育观念的推广和大大解放了教育思想，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整个民国社会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的十余年间，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界生态环境最宽松，思想最解放，教育改革最活跃的时期。波澜壮阔的文化解放、启蒙运动，系统输入的西方教育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民间教育团体，蓬勃发展的新教育思潮，以及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政府，一方面是因为军阀之间忙于权力之争，另一方面是大革命的浪潮扑面而来，战争频繁，故政府对教育界基本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促使教育观念的更新和教育的近代化。儿童自治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
[2]陶行知.《师范生应有之观念》[J].《陶行知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3]文庆.《钦定国子监志： 卷一》[M]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0年.
[4]王先谦.《荀子集解》[M].中华书局，1996年.
[5]刘薰宇.《 “ 五四”以来的教育》[J].《 教育杂志》， 1926.
[6]鲁迅.《随感录·四十》[J].《新青年》，第6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