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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21时30分，82岁的赵康民与世长辞。44年前，正是他最早将兵马俑认定为文物并进行了最初的修复，守护了这一伟大的人类文化遗产。
在陕西临潼的兵马俑景区里，如往常一样，游人如织。每一位参观的游客，无不被眼前气势恢宏的兵马俑所震撼。他们驻足观看，发出阵阵惊叹。他们或许不知，如今这个壮观的“地下军团”已经失去了最初的守护者。5月16日21时30分，82岁的赵康民与世长辞。44年前，正是他最早将兵马俑认定为文物并进行了最初的修复，守护了这一伟大的人类文化遗产。对于赵康民的离世，考古业内人士纷纷表示惋睹。他们给予赵康民的评价很高，有人将他称为“考古界东霸天”，有人称“陕西失去一位重要的考古学家”。
“秦武士俑”出土记
1961年，赵康民调入临潼县文化馆接手文物考古工作时，当地文博事业几乎一片空白，库房里只有零星的文物。
1974年3月下旬，在西距秦始皇帝陵1500米的临潼西杨村，当地村民杨志发、杨文学、杨培彦等人组成了一支打井队，开始抗旱打井。打到四五米深时，突然发现八个残破的陶俑，还发现了砖铺地面、铜弩机、铜箭头等。他们望向这些样式古怪、叫不出名字的“瓦片”，不知所措。后来，他们给它们起名“瓦盆爷”。之后，有村民来对“瓦盆爷”烧香叩拜，还有村民把它们当成“天旱”的凶兆，避之不及。陶俑问世28天，无人意识到它能与“国宝”沾边。
1974年4月25日，赵康民接到电话：“老赵，你快来，西杨村打井打出好多瓦人，头比真人还大，还有铜箭头、秦砖。”
赵康民从电话中听到这个消息，又惊又喜。荒野之中，散乱着几件“瓦人”残肢和一簇生锈铜箭。“可能是国宝！”他骑着自行车一路飞奔，到达了西杨村。在打井现场，他看到井周的残俑横七竖八。一番观察后，赵康民判断，这是一座陪葬坑。他跟井边的人说，这不是什么“瓦盆爷”，可能是国宝。自此，深埋于地下2000余年的秦兵马俑渐为世人知晓。
第二天，赵康民便将这些残俑装上了架子车，送回县文化馆保管与修复。三天后，两个身高1.78米、身穿战袍的武士俑修复完成。他当时指着修复好的陶俑对新华社记者蔺安稳说，“这是秦代的武士陶俑。史书没有记载，从现场看，是属于秦始皇陵的武士俑陪葬坑。”
蔺安稳曾任新华社记者、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兼副总编、高级编辑。6月24日，蔺安稳将“秦代武士陶俑”的情况写咸内参，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7月15日，袁仲一、赵康民等人组成秦俑考古队，正式进驻发掘现场，对一号俑坑试掘。之后，又相继发现了二号坑、三号坑。
赵康民在其《考古生涯》中的一篇自述中写道，“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发掘，弥补了这个断裂文明的缺失。对于研究封建帝王的埋葬制度，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雕塑艺术、青铜铸造技术等方面特别珍贵。”
据省文物局工作人员介绍，蔺安稳对赵康民唤醒沉睡数千年的兵马俑做过这样的评价：秦俑的价值是赵康民经过一番探索研究后认识到的，一般群众认识不到泥巴烧制而成的瓦人碎片竟是宝贝。赵康民将收集到的破碎瓦片进行拼对、修复，并恢复了秦俑的原貌，不仅断定它是秦代之物，而且给它取名“秦代武士俑”，世界知名的“秦俑”一词就是从“秦代武士俑”演化而来的。
低调寡言的一家之主
赵康民身高1.78米，高高瘦瘦，嗓音喑哑。在家人眼里，他不爱表达，满心全是考古。
赵康民的次子赵奇告诉记者，“我哥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感觉我们哥儿俩长这么大，父亲这一辈子跟我们说的话，都不超过一百句。”
退休前，赵康民的吃住几乎都在临潼区博物馆，有时，妻子会在下午给他送饭。他的饮食不讲究，大多是馒头。退休后，他没有停下工作，将心血继续倾注在文博事业上。平时，只要一听说馆里来了新文物，赵康民就会立刻去博物馆。在家里，他的时间也大多在书房中度过。赵康民生活简单，作息严格。每天早上4点准时起床，进书房整理书稿或者阅读；晚饭后，他步行去两公里外的博物馆；到晚上10时许回家睡觉。
但更多时候，赵康民会在书房写书稿。这个只有十多平方米的书房，陈设简单。满眼望去，是占据了一面墙的书柜，和一个靠窗的整洁书桌。平时，赵康民在这个书桌前伏案写作。在无数个日夜里，他写下一本本书稿。一笔一画，每一页的字迹都端正、遒劲。
他不关心家中琐事，沉浸于自己的考古世界里。他的工作也得到妻子的大力支持，家中一切事务交由妻子管理，儿孙交由妻子照料。赵奇的女儿出嫁时，赵康民仍在埋头工作。家人见此情形，还拍下了他在书房认真工作时的背影。
“在过去，临潼是文物大县，出土了各个朝代的文物。父亲作为临潼区博物馆少有的考古学家，各个方面都得研究，工作比较繁琐。”赵奇学习过考古，深知考古的枯燥。他认为，父亲将毕生都奉献给了考古事业，难能可贵。在老人的书房里，还摆着一本正在修改的书稿。
临潼区博物馆陈列部负责人梁女士说，赵老先生去世前几天还到博物馆来抄新收的一块古代石碑，临潼文物考古的很多基础性工作就是赵老先生做的。
“谈文物能说上一整天”
王肃是赵康民的学生，1986年左右，王肃还是一个26岁的年轻小伙。那年，王肃来临潼普查文物，跟随赵康民学习考古，被他深厚的考古功底所震撼。“老人家的古汉语、甲骨文功底很好，我的古汉语、甲骨文都是跟他学的。”王肃告诉北青报记者。“老人平常话不多，但在谈起文物时，能说上一整天。”王肃说，那时自己常跟着赵康民，骑车去各个乡村研究文物。他们在各个墓碑前抄碑文，用宣纸拓片，回去接着查资料、查文献，甚至还睡在办公室里熬夜工作。王肃说，“当时他只想着赶紧弄完工作，有灵感的时候会一直工作。”
在王肃眼里，赵康民任劳任怨，对学生要求严格。与赵康民相处时，王肃明显感觉到，这个大名气的文物工作者，在待人接物时异常谦虚，没有一点张扬。研究文物时，赵康民从不计较名利，重视考据，—心要把文物研究透彻。“他经常说，要把这个（文物）说清楚，我从没听他说过‘写文章是为了去哪儿发表’之类的话。”王肃说。
趙康民的学术修养、为人品格对王肃影响很大。回到西安后，王肃一直在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对他而言，赵康民亦师亦友，两人维系着多年的师生情谊。直到赵康民离世前，王肃几乎每个月来临潼两次，与他来往。
提起赵康民，临潼区博物佑陈列部负责人梁方也难掩敬仰之情。对于她和同事来说，赵康民从事文博考古工作40余年，始终牵挂着博物馆。即使退休了，赵康民也没有真正退出工作。梁方称，赵康民退休后，馆里的同事们一直与他保持联系，向他请教业务。
“他的考古生涯充满丰功伟绩，秦俑的修复鉴定只是赵老所有功绩中的一部分，还有很多遗址是他发现的。”梁方说。据了解，赵康民不仅发现了兵马俑，还主持发掘了唐庆山寺舍利塔地宫、唐华清宫御汤遗址等。
据华商报、北青报等综合整理
在陕西临潼的兵马俑景区里，如往常一样，游人如织。每一位参观的游客，无不被眼前气势恢宏的兵马俑所震撼。他们驻足观看，发出阵阵惊叹。他们或许不知，如今这个壮观的“地下军团”已经失去了最初的守护者。5月16日21时30分，82岁的赵康民与世长辞。44年前，正是他最早将兵马俑认定为文物并进行了最初的修复，守护了这一伟大的人类文化遗产。对于赵康民的离世，考古业内人士纷纷表示惋睹。他们给予赵康民的评价很高，有人将他称为“考古界东霸天”，有人称“陕西失去一位重要的考古学家”。
“秦武士俑”出土记
1961年，赵康民调入临潼县文化馆接手文物考古工作时，当地文博事业几乎一片空白，库房里只有零星的文物。
1974年3月下旬，在西距秦始皇帝陵1500米的临潼西杨村，当地村民杨志发、杨文学、杨培彦等人组成了一支打井队，开始抗旱打井。打到四五米深时，突然发现八个残破的陶俑，还发现了砖铺地面、铜弩机、铜箭头等。他们望向这些样式古怪、叫不出名字的“瓦片”，不知所措。后来，他们给它们起名“瓦盆爷”。之后，有村民来对“瓦盆爷”烧香叩拜，还有村民把它们当成“天旱”的凶兆，避之不及。陶俑问世28天，无人意识到它能与“国宝”沾边。
1974年4月25日，赵康民接到电话：“老赵，你快来，西杨村打井打出好多瓦人，头比真人还大，还有铜箭头、秦砖。”
赵康民从电话中听到这个消息，又惊又喜。荒野之中，散乱着几件“瓦人”残肢和一簇生锈铜箭。“可能是国宝！”他骑着自行车一路飞奔，到达了西杨村。在打井现场，他看到井周的残俑横七竖八。一番观察后，赵康民判断，这是一座陪葬坑。他跟井边的人说，这不是什么“瓦盆爷”，可能是国宝。自此，深埋于地下2000余年的秦兵马俑渐为世人知晓。
第二天，赵康民便将这些残俑装上了架子车，送回县文化馆保管与修复。三天后，两个身高1.78米、身穿战袍的武士俑修复完成。他当时指着修复好的陶俑对新华社记者蔺安稳说，“这是秦代的武士陶俑。史书没有记载，从现场看，是属于秦始皇陵的武士俑陪葬坑。”
蔺安稳曾任新华社记者、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兼副总编、高级编辑。6月24日，蔺安稳将“秦代武士陶俑”的情况写咸内参，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7月15日，袁仲一、赵康民等人组成秦俑考古队，正式进驻发掘现场，对一号俑坑试掘。之后，又相继发现了二号坑、三号坑。
赵康民在其《考古生涯》中的一篇自述中写道，“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发掘，弥补了这个断裂文明的缺失。对于研究封建帝王的埋葬制度，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雕塑艺术、青铜铸造技术等方面特别珍贵。”
据省文物局工作人员介绍，蔺安稳对赵康民唤醒沉睡数千年的兵马俑做过这样的评价：秦俑的价值是赵康民经过一番探索研究后认识到的，一般群众认识不到泥巴烧制而成的瓦人碎片竟是宝贝。赵康民将收集到的破碎瓦片进行拼对、修复，并恢复了秦俑的原貌，不仅断定它是秦代之物，而且给它取名“秦代武士俑”，世界知名的“秦俑”一词就是从“秦代武士俑”演化而来的。
低调寡言的一家之主
赵康民身高1.78米，高高瘦瘦，嗓音喑哑。在家人眼里，他不爱表达，满心全是考古。
赵康民的次子赵奇告诉记者，“我哥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感觉我们哥儿俩长这么大，父亲这一辈子跟我们说的话，都不超过一百句。”
退休前，赵康民的吃住几乎都在临潼区博物馆，有时，妻子会在下午给他送饭。他的饮食不讲究，大多是馒头。退休后，他没有停下工作，将心血继续倾注在文博事业上。平时，只要一听说馆里来了新文物，赵康民就会立刻去博物馆。在家里，他的时间也大多在书房中度过。赵康民生活简单，作息严格。每天早上4点准时起床，进书房整理书稿或者阅读；晚饭后，他步行去两公里外的博物馆；到晚上10时许回家睡觉。
但更多时候，赵康民会在书房写书稿。这个只有十多平方米的书房，陈设简单。满眼望去，是占据了一面墙的书柜，和一个靠窗的整洁书桌。平时，赵康民在这个书桌前伏案写作。在无数个日夜里，他写下一本本书稿。一笔一画，每一页的字迹都端正、遒劲。
他不关心家中琐事，沉浸于自己的考古世界里。他的工作也得到妻子的大力支持，家中一切事务交由妻子管理，儿孙交由妻子照料。赵奇的女儿出嫁时，赵康民仍在埋头工作。家人见此情形，还拍下了他在书房认真工作时的背影。
“在过去，临潼是文物大县，出土了各个朝代的文物。父亲作为临潼区博物馆少有的考古学家，各个方面都得研究，工作比较繁琐。”赵奇学习过考古，深知考古的枯燥。他认为，父亲将毕生都奉献给了考古事业，难能可贵。在老人的书房里，还摆着一本正在修改的书稿。
临潼区博物馆陈列部负责人梁女士说，赵老先生去世前几天还到博物馆来抄新收的一块古代石碑，临潼文物考古的很多基础性工作就是赵老先生做的。
“谈文物能说上一整天”
王肃是赵康民的学生，1986年左右，王肃还是一个26岁的年轻小伙。那年，王肃来临潼普查文物，跟随赵康民学习考古，被他深厚的考古功底所震撼。“老人家的古汉语、甲骨文功底很好，我的古汉语、甲骨文都是跟他学的。”王肃告诉北青报记者。“老人平常话不多，但在谈起文物时，能说上一整天。”王肃说，那时自己常跟着赵康民，骑车去各个乡村研究文物。他们在各个墓碑前抄碑文，用宣纸拓片，回去接着查资料、查文献，甚至还睡在办公室里熬夜工作。王肃说，“当时他只想着赶紧弄完工作，有灵感的时候会一直工作。”
在王肃眼里，赵康民任劳任怨，对学生要求严格。与赵康民相处时，王肃明显感觉到，这个大名气的文物工作者，在待人接物时异常谦虚，没有一点张扬。研究文物时，赵康民从不计较名利，重视考据，—心要把文物研究透彻。“他经常说，要把这个（文物）说清楚，我从没听他说过‘写文章是为了去哪儿发表’之类的话。”王肃说。
趙康民的学术修养、为人品格对王肃影响很大。回到西安后，王肃一直在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对他而言，赵康民亦师亦友，两人维系着多年的师生情谊。直到赵康民离世前，王肃几乎每个月来临潼两次，与他来往。
提起赵康民，临潼区博物佑陈列部负责人梁方也难掩敬仰之情。对于她和同事来说，赵康民从事文博考古工作40余年，始终牵挂着博物馆。即使退休了，赵康民也没有真正退出工作。梁方称，赵康民退休后，馆里的同事们一直与他保持联系，向他请教业务。
“他的考古生涯充满丰功伟绩，秦俑的修复鉴定只是赵老所有功绩中的一部分，还有很多遗址是他发现的。”梁方说。据了解，赵康民不仅发现了兵马俑，还主持发掘了唐庆山寺舍利塔地宫、唐华清宫御汤遗址等。
据华商报、北青报等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