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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陕西关中六个地区新农村与传统农村媒介接触的研究为例，探讨乡村信息传播现状和发展趋势，为从传统农村过渡到新农村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乡村传播媒介接触关中地区新农村建设信息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5－0006－03
中国的改革以农村为试点，江泽民和胡锦涛主席连续几年下发了中央1号文件，把“三农”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农村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媒介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每个人都掌握着或多或少的信息资源。本研究以陕西关中覆盖的六个地域为基点，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和走访为依据，发现不同类型乡村的村民接触媒介的方式、内容和喜好等存在明显差异，那么，媒介在乡村传播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媒介与村民生活的关系是什么？不同类型农村的村民接触媒介的方式是什么？这些都是此次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新农村及新农村建设的概念界定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长期关注建设新农村，并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此次研究调查的陕西关中地区位于陕西中部，总面积达5.55万平方公里。包括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五个省辖市，共54个县（市、区），总人口2180万，其中农业人口557万，占全省人口的57%，是西北地区农业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也是陕西省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为了尽可能覆盖关中各个地区，囊括农村发展的三种产业类型，以各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区隔为条件选择五大地区六个村庄进行深入调查。这些村庄分别是雁塔区西晁村，渭南市合阳县解庄村，咸阳中张镇罗堡村，眉县汤峪镇上王村，泾阳县花马村和宝鸡市东岭村。其中，解庄村和罗堡村以传统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经济条件较为落后，花马村依靠种植新型大棚蔬菜，成为农业产业化的新农村示范村，这三个村庄都隶属第一产业。汤峪镇上王村依山傍水，以种植猕猴桃和旅游业为主要经济来源，西晁村以劳务输出、房屋出租和餐饮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统一划归为第三产业。宝鸡东岭村以有色金属冶炼和物流运输为主的工业化新农村示范村，划归为第二产业。根据各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这六个村庄归类，解庄村和罗堡村为传统农村，西晁村和上王村为过渡农村，花马村和东岭村为新农村。
二、从陕西关中地区信息接触看中国西北地区信息传播现状
不同的媒介接触体现了村民媒介选择习惯、接触喜好、心理偏好、接受程度、受教育水平等差异，受地理位置、职业状况的影响，不同类型农村村民的媒介选择有所不同，理解能力也存在差异，媒介传播的有效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此次调查涉及关中地区六个村子，调查村民一千多人，通过调查得出结论。
1．关中地区不同类型乡村媒介接触频度有所不同
通过调查发现，无论是新农村还是传统农村，电视对村民最为熟悉，是乡村最普遍、最平常的接收媒介，也是覆盖年龄范围、文化水平、经济收入最广的媒介，这都得益于电视本质上区别其他媒介的特点：视听兼备。由于各乡村类型不同，村民接触各媒介的频度也有所不同。
调查发现，无论是新农村还是传统农村，接触电视的频度都排第一位。新农村和过渡农村媒介接触频度排前两位的分别为电视和手机，而传统农村则为电视和人际传播（将人际传播过程中的传者看作是“把关人”，即媒介），这与之前有些学者研究的陕西关中地区果农接触媒介频度排前三位的电视、广播、报纸略有不同。被称为“第五媒介”的手机媒介在所有媒介接触的排名是调研小组的意外发现，手机媒介的普及是乡村发展的助推力，这种媒介的使用频度具有间歇性。随着手机媒介成本的不断降低和技术发展的加速，笔者认为在未来的几年之内，乡村手机媒介的接触频度将大大超过传统媒介。
在过渡农村接触媒介的频度上人际传播排第三位，新农村中花马村媒介接触频度排第三位的是收音机，东岭村则为电脑。从传统农村到新农村报纸杂志的接触频度逐渐增加。2001年，我国公开发行的报纸已有2111种，总印张数达9389亿张，［1］但发行到乡村的种类和数量十分有限。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在全国8507万文盲人口中，农村有6665万文盲，占农村人口总数的8.25%。［2］据统计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3］新农村接触媒介排第四位的为报纸杂志，而传统农村接触报纸杂志这一媒介则排在末位，由此可以看到，受地域条件、文化程度等的限制，各乡村接触媒介的方式和内容有所不同。
2．关中地区信息接触的类型中知识型信息呈上升趋势
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乡村受众看电视的主要动机是娱乐消遣。而笔者却发现，关中地区村民接触的信息中知识型信息的比例不断增加，收看农业类、科技类、新闻类节目的村民占很大比重，这反映出村民已经从最初的以消遣娱乐为目的转化成主动并有选择的接收所需的媒介信息，打破了传统“魔蛋论”的说法，也表现了村民渴望提升专业技能和发展本村的强烈愿望。这为实现从传统农村过渡到新农村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3．乡村在媒介信息的接触层面上整体不深，出现对实际的操作应用帮助不大。
新农村村民普遍认为，电视传播的信息旨在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对拓展新思路起到一定延伸作用，但对具体如何操作及应用帮助不大，由于环境等的不同和限制，在具体操作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传统农村和过渡农村对电视提供的信息仅仅停留在知晓层面，还只是处于浅层次的传播，在理解和决策这一传播效果层面其作用则很弱。
分析其原因，与村民对媒介信息的选择和识读密不可分。每个村民都是独立的“把关人”，同时也是传播者和受传者，在接收和筛选媒介信息的过程中掺加不同程度的主观想法、偏见和意见，再以“把关人”的身份通过人际传播的形式传播给其他村民，通过“二级传播”或“多级传播”的形式加快了传播速度，扩大了传播范围。与此同时，由于文化程度、思想观念、传统习俗等因素使每一个传者对媒介信息识读的精准程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偏离，导致信息不完整、失真，以讹传讹的现象。
4．广泛存在于乡村的传播方式仍是人际传播
传统媒介为村民提供知识，通过电视、广播和报纸村民了解一定的时事新闻和农业科技知识，但对促进行动产生的影响力并不大。仇学英的一个研究是通过大众传播或个人传播行为的发展变化来描述一个村庄整体现代化演进和发展的规律和现象，并探讨村庄个体行为传播的现代化对整个乡村现代化演进的影响。调查发现，在所有传播类型中，人际传播在乡村传播中仍占主流地位，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加速了信息在乡村的流通范围，是乡村传播中最普遍、最有效的传播方式，但“知识沟”的差异和扩大使信息资源的分布不均衡。
由于地缘、心理等的接近性以及文化程度、身份认同等多方面的因素，使乡村人际传播变得更加广泛和实用。很多村民认为广播中有很多虚假广告，使他们经常上当受骗，逐渐不信任广播，远离广播，甚至对广播产生逆反心理。逆反心理指“受传者在原有心理定势支配下对不符合原有心里指向的信息所持的抵触、反抗心理”。［4］逆反心理的出现增强了人际传播的效能。
【关键词】乡村传播媒介接触关中地区新农村建设信息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5－0006－03
中国的改革以农村为试点，江泽民和胡锦涛主席连续几年下发了中央1号文件，把“三农”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农村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媒介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每个人都掌握着或多或少的信息资源。本研究以陕西关中覆盖的六个地域为基点，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和走访为依据，发现不同类型乡村的村民接触媒介的方式、内容和喜好等存在明显差异，那么，媒介在乡村传播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媒介与村民生活的关系是什么？不同类型农村的村民接触媒介的方式是什么？这些都是此次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新农村及新农村建设的概念界定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长期关注建设新农村，并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此次研究调查的陕西关中地区位于陕西中部，总面积达5.55万平方公里。包括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五个省辖市，共54个县（市、区），总人口2180万，其中农业人口557万，占全省人口的57%，是西北地区农业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也是陕西省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为了尽可能覆盖关中各个地区，囊括农村发展的三种产业类型，以各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区隔为条件选择五大地区六个村庄进行深入调查。这些村庄分别是雁塔区西晁村，渭南市合阳县解庄村，咸阳中张镇罗堡村，眉县汤峪镇上王村，泾阳县花马村和宝鸡市东岭村。其中，解庄村和罗堡村以传统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经济条件较为落后，花马村依靠种植新型大棚蔬菜，成为农业产业化的新农村示范村，这三个村庄都隶属第一产业。汤峪镇上王村依山傍水，以种植猕猴桃和旅游业为主要经济来源，西晁村以劳务输出、房屋出租和餐饮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统一划归为第三产业。宝鸡东岭村以有色金属冶炼和物流运输为主的工业化新农村示范村，划归为第二产业。根据各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这六个村庄归类，解庄村和罗堡村为传统农村，西晁村和上王村为过渡农村，花马村和东岭村为新农村。
二、从陕西关中地区信息接触看中国西北地区信息传播现状
不同的媒介接触体现了村民媒介选择习惯、接触喜好、心理偏好、接受程度、受教育水平等差异，受地理位置、职业状况的影响，不同类型农村村民的媒介选择有所不同，理解能力也存在差异，媒介传播的有效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此次调查涉及关中地区六个村子，调查村民一千多人，通过调查得出结论。
1．关中地区不同类型乡村媒介接触频度有所不同
通过调查发现，无论是新农村还是传统农村，电视对村民最为熟悉，是乡村最普遍、最平常的接收媒介，也是覆盖年龄范围、文化水平、经济收入最广的媒介，这都得益于电视本质上区别其他媒介的特点：视听兼备。由于各乡村类型不同，村民接触各媒介的频度也有所不同。
调查发现，无论是新农村还是传统农村，接触电视的频度都排第一位。新农村和过渡农村媒介接触频度排前两位的分别为电视和手机，而传统农村则为电视和人际传播（将人际传播过程中的传者看作是“把关人”，即媒介），这与之前有些学者研究的陕西关中地区果农接触媒介频度排前三位的电视、广播、报纸略有不同。被称为“第五媒介”的手机媒介在所有媒介接触的排名是调研小组的意外发现，手机媒介的普及是乡村发展的助推力，这种媒介的使用频度具有间歇性。随着手机媒介成本的不断降低和技术发展的加速，笔者认为在未来的几年之内，乡村手机媒介的接触频度将大大超过传统媒介。
在过渡农村接触媒介的频度上人际传播排第三位，新农村中花马村媒介接触频度排第三位的是收音机，东岭村则为电脑。从传统农村到新农村报纸杂志的接触频度逐渐增加。2001年，我国公开发行的报纸已有2111种，总印张数达9389亿张，［1］但发行到乡村的种类和数量十分有限。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在全国8507万文盲人口中，农村有6665万文盲，占农村人口总数的8.25%。［2］据统计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3］新农村接触媒介排第四位的为报纸杂志，而传统农村接触报纸杂志这一媒介则排在末位，由此可以看到，受地域条件、文化程度等的限制，各乡村接触媒介的方式和内容有所不同。
2．关中地区信息接触的类型中知识型信息呈上升趋势
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乡村受众看电视的主要动机是娱乐消遣。而笔者却发现，关中地区村民接触的信息中知识型信息的比例不断增加，收看农业类、科技类、新闻类节目的村民占很大比重，这反映出村民已经从最初的以消遣娱乐为目的转化成主动并有选择的接收所需的媒介信息，打破了传统“魔蛋论”的说法，也表现了村民渴望提升专业技能和发展本村的强烈愿望。这为实现从传统农村过渡到新农村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3．乡村在媒介信息的接触层面上整体不深，出现对实际的操作应用帮助不大。
新农村村民普遍认为，电视传播的信息旨在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对拓展新思路起到一定延伸作用，但对具体如何操作及应用帮助不大，由于环境等的不同和限制，在具体操作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传统农村和过渡农村对电视提供的信息仅仅停留在知晓层面，还只是处于浅层次的传播，在理解和决策这一传播效果层面其作用则很弱。
分析其原因，与村民对媒介信息的选择和识读密不可分。每个村民都是独立的“把关人”，同时也是传播者和受传者，在接收和筛选媒介信息的过程中掺加不同程度的主观想法、偏见和意见，再以“把关人”的身份通过人际传播的形式传播给其他村民，通过“二级传播”或“多级传播”的形式加快了传播速度，扩大了传播范围。与此同时，由于文化程度、思想观念、传统习俗等因素使每一个传者对媒介信息识读的精准程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偏离，导致信息不完整、失真，以讹传讹的现象。
4．广泛存在于乡村的传播方式仍是人际传播
传统媒介为村民提供知识，通过电视、广播和报纸村民了解一定的时事新闻和农业科技知识，但对促进行动产生的影响力并不大。仇学英的一个研究是通过大众传播或个人传播行为的发展变化来描述一个村庄整体现代化演进和发展的规律和现象，并探讨村庄个体行为传播的现代化对整个乡村现代化演进的影响。调查发现，在所有传播类型中，人际传播在乡村传播中仍占主流地位，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加速了信息在乡村的流通范围，是乡村传播中最普遍、最有效的传播方式，但“知识沟”的差异和扩大使信息资源的分布不均衡。
由于地缘、心理等的接近性以及文化程度、身份认同等多方面的因素，使乡村人际传播变得更加广泛和实用。很多村民认为广播中有很多虚假广告，使他们经常上当受骗，逐渐不信任广播，远离广播，甚至对广播产生逆反心理。逆反心理指“受传者在原有心理定势支配下对不符合原有心里指向的信息所持的抵触、反抗心理”。［4］逆反心理的出现增强了人际传播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