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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過对解密美国档案的分析，运用传播学相关的理论知识，针对冷战早期杜鲁门政府对美国国内新闻媒体进行的操控手段进行分析，试图找出其成功的原因。
关键词：冷战宣传；媒介管理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3-0038-02
新闻报道和宣传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权力在意识形态的建构過程中当仁不让的具有最重要的作用。在新近解密的部分美国政府档案中揭示了杜鲁门政府在冷战早期是如何通過精心设计各种策略去操控美国国内的新闻媒体，进而通過它们来影响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内舆论的，使其能够符合美国政府的对外战略目标。按照美国法律，冷战时期针对外国的国际宣传内容是不能够在国内出现的，也就是说，美国公众不必担心自己也成为政府宣传活动的目标。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恰恰就是在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许多媒体或自愿或无意地充当了美国政府冷战宣传的马前卒，美国公众也就在无意识中接受了美国政府大量的宣传内容。在一贯奉“新闻自由”“客观报道”为圭臬的美国新闻界，为什么会自觉自愿地成为政府宣传机构的左膀右臂?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杜鲁门政府对媒介进行的操控。
在美国国内，公众一向对政府的宣传活动存有很强的戒心，战争结束后，大部分美国公众对于继续在和平时期进行宣传活动持反对态度，担心政府会利用手中的宣传机器来操控舆论。出人意料的是，一向对于限制新闻自由的任何举动都十分敏感的美国新闻界，在这一时期却对政府在和平时期继续进行宣传活动态度暧昧，更有甚者，当美国政府在酝酿通過史密斯一蒙特法案(the Smith-MundtAct)的過程中，新闻界不仅没有批评和抵制，反而对该法案十分认同，并积极支持和配合该法案的实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美国媒体从表面上看都是独立经营、不受政府干预的私人企业，但经济上的独立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避免受到政府的影响。美国学者Reese就曾指出“媒体从业者天生与权力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将使得他们看世界的角度与政府无限趋近，这也意味着在冷战初期，媒介在报道新闻时，不可避免地采用大量冷战的术语。由于新闻界必须大量依靠政府提供的信息，因此新闻界不愿或者不能对政府有真正的批评，这也使得媒体的报道与政府的口径相似，步调同一。新闻界对于政府的依赖，使得杜鲁门政府有可能通過种种公开和秘密的手段，来操控国内的舆论。这些操控行动的核心任务，是确保美国国内媒体对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所进行的大规模宣传活动的支持。
1.媒体与宣传机构之间人员的频繁交流，使得许多媒体从业者对美国进行的宣传活动的观念有所改变。相当数量的媒体从业者在战时投身政府的战时宣传活动，战后回到私人媒介后，由于在战时宣传机构中的耳濡目染，使之原先对政府宣传的敌意打消了。形象地说，这部分人就像“明矾”，起到了改变美国媒体这样“一池水”的“水质”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雇用了大量媒体从业者参加战时宣传活动，例如，埃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战时新闻局主任)曾经在《纽约时报》工作過十年，后投身广播界，在战前是CBS的王牌广播评论员之一。戴维斯的班底里也有大量的记者。威廉•佩利(William S.Paley，CBS总裁)在戰时也暂时离开了CBS，以无线电广播专家的身份成为了艾森豪威尔将军领导的心理战负责人之一。杰克逊(C.D.Jackson，《时代》和《生活》杂志海外版的发行人)在战时先后以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美国军队在北非、伦敦、法国、德国的心理战。正如汤普森所指出的一样，这些媒体从业者早先是对政府的宣传活动心存戒备，但当他们服役归来后，原有的观念有所改变，认为为了国家的利益，进行宣传活动是很有必要的。
媒体与宣传机构之间的人员交流无疑改变了记者对国家控制的宣传机构的看法。冷战，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战争，一种“言语的战争”，极大地提高了记者的社会地位，作为掌握了现代传播技术和手段的人，记者被要求为国效力。再加上许多媒体从业者在战时宣传机构里的经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前提无形中影响了记者对新闻的报道。
2.除了在人员的交流上下功夫外，美国政府还积极通過各种手段对媒体从业者施加积极的影响。这些手段五花八门，有些是公开的，例如，美国国务院给美国记者出国采访提供快捷的护照和签证服务，并且在食宿和外汇兑换上给予优惠威廉•本顿(WilliamBenton，时任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不时举办豪华晚宴邀请白宫记者团成员。有时，被邀请者还包括曾在战时隋报局任职的新闻记者，通過时常向他们“吹风”，通报美国政府海外宣传活动的最新动态，达到影响公众舆论的目的。本顿还不断向各个媒体的领袖寻求帮助。在事实上把他们变成了美国宣传活动的顾问。他在如何保持与媒介良好关系这一问题上先后得到過阿瑟•克罗克(Arthur Krock，《纽约时报》驻华盛顿首席政治记者)、爱德华多•巴雷特(Edward Ware Barrett，《新闻周刊》著名记者)、杰克逊等人的帮助。
有些手段则是秘密的。本顿曾经组建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试图影响公众舆论，确保媒体对史密斯•蒙特法案的支持。委员会的运作资金，是由本顿从亨利•鲁斯(Henry Luce，《时代》发行人)和加德纳•考尔斯(Gardner Cowles，Cowles出版公司总裁)对共和党的政治捐款中截留下来的。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通過联系分布在各媒体的前战时新闻局工作者，请求他们刊发对于通過法案有利的新闻报道。
在美国，对新闻生产的意识形态操控隐蔽得很深。受众很少意识到政府对新闻内容的影响，因为宣传的元素在这里已经被新闻形式和新闻自由的意识形态所掩盖。受众因此往往把新闻当成是绝对客观的报道，看不到政府对其影响。
本文中的“隐形”一词，就是指政府对于新闻内容的影响是看不见的。除了对于信息源进行控制以外，还以服务于国家为名，对信息进行管制，使得私有媒体依赖于国家，从而实现其冷战宣传的战略目标。
关键词：冷战宣传；媒介管理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3-0038-02
新闻报道和宣传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权力在意识形态的建构過程中当仁不让的具有最重要的作用。在新近解密的部分美国政府档案中揭示了杜鲁门政府在冷战早期是如何通過精心设计各种策略去操控美国国内的新闻媒体，进而通過它们来影响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内舆论的，使其能够符合美国政府的对外战略目标。按照美国法律，冷战时期针对外国的国际宣传内容是不能够在国内出现的，也就是说，美国公众不必担心自己也成为政府宣传活动的目标。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恰恰就是在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许多媒体或自愿或无意地充当了美国政府冷战宣传的马前卒，美国公众也就在无意识中接受了美国政府大量的宣传内容。在一贯奉“新闻自由”“客观报道”为圭臬的美国新闻界，为什么会自觉自愿地成为政府宣传机构的左膀右臂?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杜鲁门政府对媒介进行的操控。
在美国国内，公众一向对政府的宣传活动存有很强的戒心，战争结束后，大部分美国公众对于继续在和平时期进行宣传活动持反对态度，担心政府会利用手中的宣传机器来操控舆论。出人意料的是，一向对于限制新闻自由的任何举动都十分敏感的美国新闻界，在这一时期却对政府在和平时期继续进行宣传活动态度暧昧，更有甚者，当美国政府在酝酿通過史密斯一蒙特法案(the Smith-MundtAct)的過程中，新闻界不仅没有批评和抵制，反而对该法案十分认同，并积极支持和配合该法案的实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美国媒体从表面上看都是独立经营、不受政府干预的私人企业，但经济上的独立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避免受到政府的影响。美国学者Reese就曾指出“媒体从业者天生与权力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将使得他们看世界的角度与政府无限趋近，这也意味着在冷战初期，媒介在报道新闻时，不可避免地采用大量冷战的术语。由于新闻界必须大量依靠政府提供的信息，因此新闻界不愿或者不能对政府有真正的批评，这也使得媒体的报道与政府的口径相似，步调同一。新闻界对于政府的依赖，使得杜鲁门政府有可能通過种种公开和秘密的手段，来操控国内的舆论。这些操控行动的核心任务，是确保美国国内媒体对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所进行的大规模宣传活动的支持。
1.媒体与宣传机构之间人员的频繁交流，使得许多媒体从业者对美国进行的宣传活动的观念有所改变。相当数量的媒体从业者在战时投身政府的战时宣传活动，战后回到私人媒介后，由于在战时宣传机构中的耳濡目染，使之原先对政府宣传的敌意打消了。形象地说，这部分人就像“明矾”，起到了改变美国媒体这样“一池水”的“水质”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雇用了大量媒体从业者参加战时宣传活动，例如，埃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战时新闻局主任)曾经在《纽约时报》工作過十年，后投身广播界，在战前是CBS的王牌广播评论员之一。戴维斯的班底里也有大量的记者。威廉•佩利(William S.Paley，CBS总裁)在戰时也暂时离开了CBS，以无线电广播专家的身份成为了艾森豪威尔将军领导的心理战负责人之一。杰克逊(C.D.Jackson，《时代》和《生活》杂志海外版的发行人)在战时先后以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美国军队在北非、伦敦、法国、德国的心理战。正如汤普森所指出的一样，这些媒体从业者早先是对政府的宣传活动心存戒备，但当他们服役归来后，原有的观念有所改变，认为为了国家的利益，进行宣传活动是很有必要的。
媒体与宣传机构之间的人员交流无疑改变了记者对国家控制的宣传机构的看法。冷战，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战争，一种“言语的战争”，极大地提高了记者的社会地位，作为掌握了现代传播技术和手段的人，记者被要求为国效力。再加上许多媒体从业者在战时宣传机构里的经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前提无形中影响了记者对新闻的报道。
2.除了在人员的交流上下功夫外，美国政府还积极通過各种手段对媒体从业者施加积极的影响。这些手段五花八门，有些是公开的，例如，美国国务院给美国记者出国采访提供快捷的护照和签证服务，并且在食宿和外汇兑换上给予优惠威廉•本顿(WilliamBenton，时任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不时举办豪华晚宴邀请白宫记者团成员。有时，被邀请者还包括曾在战时隋报局任职的新闻记者，通過时常向他们“吹风”，通报美国政府海外宣传活动的最新动态，达到影响公众舆论的目的。本顿还不断向各个媒体的领袖寻求帮助。在事实上把他们变成了美国宣传活动的顾问。他在如何保持与媒介良好关系这一问题上先后得到過阿瑟•克罗克(Arthur Krock，《纽约时报》驻华盛顿首席政治记者)、爱德华多•巴雷特(Edward Ware Barrett，《新闻周刊》著名记者)、杰克逊等人的帮助。
有些手段则是秘密的。本顿曾经组建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试图影响公众舆论，确保媒体对史密斯•蒙特法案的支持。委员会的运作资金，是由本顿从亨利•鲁斯(Henry Luce，《时代》发行人)和加德纳•考尔斯(Gardner Cowles，Cowles出版公司总裁)对共和党的政治捐款中截留下来的。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通過联系分布在各媒体的前战时新闻局工作者，请求他们刊发对于通過法案有利的新闻报道。
在美国，对新闻生产的意识形态操控隐蔽得很深。受众很少意识到政府对新闻内容的影响，因为宣传的元素在这里已经被新闻形式和新闻自由的意识形态所掩盖。受众因此往往把新闻当成是绝对客观的报道，看不到政府对其影响。
本文中的“隐形”一词，就是指政府对于新闻内容的影响是看不见的。除了对于信息源进行控制以外，还以服务于国家为名，对信息进行管制，使得私有媒体依赖于国家，从而实现其冷战宣传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