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金文在青铜器上被大量铸制，是篆书在文化领域中称雄的第一个显赫标志，那么，随着篆书的进一步发展，战国时期秦国“石鼓文”的出现可以说是一种向巧过渡的信号。
　　石鼓文是刻在鼓形石上的籀文，也是我国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刻石文字，被称为“石刻之祖”。唐初在陕西凤翔出土了十个石鼓。它们的发现引起了人们的不同看法。唐代张怀瓘、韩愈、韦应物等认为是周代石刻，宋代郑樵与近代人则认为是秦代的。目前，关于石鼓文的确切年限仍有秦文公、穆公、襄公、献公诸说。从石鼓文属于大篆体系的书体和秦国诅楚石刻的印证，以及《史记·秦本纪》等文献来看，似应属于秦惠文王三年至十三年（前335—前325）之后。因为石鼓文上赞颂功绩的颂辞要以一定的客观现实生活为素材方能写出，而秦惠文王统治时期，由于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力大增，对外战争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东收河西之地，北取上郡诸县，灭巴蜀，取楚汉中、召陵，由君称“王”，连横诸国，跃登盟主，连周天子也派人前去祝贺，致胙示重。所以在这一时期产生铭功纪事的石鼓文是比较合乎现实的。
　　每个石鼓文上面刻着一首体裁像《诗经》那样的四言诗，主要内容是歌颂田原之美、游猎之盛、将士之猛、耕战之悦、君民之和、政事之明、秦国之昌等。像《马荐篇》描述秦地河泉源长，水草丰美，是适合畜牧的地方;《吾车篇》记叙秦国车马弓矢之精良，是慑服百姓与邻国的重要条件;《銮车篇》夸耀君主巡行时将士的勇武善搏，是秦国获土分封的强盛景象;《吴人篇》颂扬吴阳黎民对秦君的敬爱之J隋，预示着秦人必昌的命运;《田车篇》从司事、法网、刑罚、优待、训导，以及树立“嘉石”来记录秦抚治新拓地区百姓的过程;《吾水篇》赞扬秦国治理清平之政绩，是会诸侯、朝天子的必要条件;《而师篇》追叙先秦事迹，借用天子致賀致胙的声威，对内鼓舞卿士的斗志，对外威慑邻国。与其说石鼓文是为祭天地社稷而铭刻秦国的丰功伟绩，毋宁说它是一幅反映秦国社会生活的风俗画。石鼓文记载的攻城略地、将士勇猛、为政清平、车马畜牧等事，充分表现了秦人重视实际的文化精神。

　　石鼓文是秦国的文字。它的字体比较扁平，虽然有些字的结构十分繁复，但文字的象形图画因素已基本消失。它已经朝抽象化的方块字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有着方便、实用的效果，表现出直观质朴、雄浑超人的特色。特别是石鼓文严谨端庄，大小一致，笔画的粗细、线条的走向和布局的疏密都有着严格的法度，方正舒展的结构中神态平实，转折处化圆为方，偏旁部首的位置和写法已基本固定，更显得圆劲挺拔，柔中带刚。它近于小篆而又没有小篆的拘谨。多数字从笔画结构到用笔写法与小篆没有差别或差别很小。之后，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即以石鼓文这一派秦系文字作为基础，所谓“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说文解字叙》）中的“秦文”，就是指石鼓文。因此，人们常把秦系文字的风格称为“西土风格”，其他六国的文字概称为“东土风格”。
　　当其他各国沿着修长秀丽、飘逸俊美的东土风格发展时，秦国文字则改变着西周金文疏放壮实的风貌，而另开质朴雄浑的新风，更讲究工整圆润、厚实壮美，并带有纯熟遒丽的灵巧。这并不是秦人缺乏丰富的想象或缺少浪漫的形象思维，而是因为秦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的鲜明差异。如果说齐鲁文化表现为重礼仪、重宗法等级和重人的道德完善的伦理主义，那么它的文字造型就追求温雅醇厚、风流韵美的感情基调;如果说吴楚文化的特征突出表现为重想象、重情感抒发和重大胆渲染夸张的浪漫主义，那么它的文字造型就以鸟书和虫书形成怪异的审美情趣;而秦文化的特征则表现为重现实的实用主义，它的文字造型既没有图腾崇拜的神秘主义束缚，也没有光怪陆离的形态夸张，更没有惊人荒诞的玄想，而是在既大又多的字体章法中显示出简便、实用、无需装饰的特点。这比那些龙书、鸟书、穗书、鸾凤书等纯粹描绘的字体更具有书法美。秦人石鼓文中博大雄浑的意境，是秦文化的产物。

　　当我们置身于石鼓文作品面前的时候，马上会感到一股震慑心灵的魅力，它的体态既堂皇大度、圆活奔放，又雄强浑厚、朴实自然;它的气质圆中见方，刚柔相济;在章法布局上，虽字字独立，但又注意纵横向背的关系，疏朗若晴空星月，字距若阡陌开阔，在古文字书法中称得上是别有奇彩、独具风韵。正因如此，历来许多文人墨客都有诗篇对它进行歌咏，如韦应物的“刻石表功兮炜煌煌”（《石鼓歌》）;韩愈的“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石鼓歌》）;苏东坡的“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上追轩颉相唯诺，下揖冰斯同觳彀”（《石鼓歌》）。许多书法理论家也非常推崇石鼓文，唐代张怀璀《史籀籀文赞》说：“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清代康有为说：“石鼓文如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这些评价虽有夸张，但石鼓文对后世篆书书法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简单地把石鼓文的产生归结于秦文化的实用主义精神，当然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制作这样大、这么多的“石刻”文字，要用比范铸金文的青铜刀更坚韧锐利的铁器工具，才能真实地保存书写笔意，避免钟鼎铭文多有弧度、参差不齐、字形不一等问题。至于从秦文化的传统来看，石鼓文的出现更离不开相应的文化土壤。秦人从襄公以前落后的文化一跃而突飞猛进，短时期内便进入文化较为发达的先进诸侯国行列，在客观条件方面，是秦国建立在过去西周统治的中心——雍城，有着比东方各国更为稳定的环境，汲取着周文化的遗产。石鼓文中十分典雅的诗句与《诗经》中许多诗句极为类似，甚至完全相同。这说明秦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周文化的很大影响。在主观努力方面，地处西边的秦国必须要迅速巩固国家政权，这迫切需要它打破封闭的状态，吸收一切外来的文化——不仅吸收东方先进的文化，而且对于周围戎、狄的文化也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在秦国商鞅变法之后，关中的周文化、陇东的秦文化与商鞅等人带来的中原文化进一步融合，形成了新的秦文化。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人在战场上金鼓大振、军威赫赫，但在文字构建上却不是尚武而充满刚猛之气了。正像穆公自诩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一样，石鼓文的书法格调是刚柔相济、张弛兼顾的。表面上是东方风格的整饬、温雅、平匀、柔和，字中流溢的却是秦国方正威严、字大逾寸的威猛气势，仿佛一部柔中寓刚、表弛里张的辩证法史书，显示出秦文化的性格与特征，也体现出它与东方诸国大异其趣的独特的西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