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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北京798艺术区成立的第十年。从开始有艺术家入驻到成为北京的文化名片，这里举办了许多为业界称颂的展览，类似伊门道夫展、85新潮回顾展，都曾画下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重要一笔。而今年3月3日，在这里举办的一场聚焦女性生存状态的联展《秃头戈女》，则以其先锋色彩与社会关怀饱受关注。
其中，曾因1989年枪击事件拉开中国当代艺术序幕的女艺术家肖鲁也以作品《什么是女权？》参展。
很多年以后，当肖鲁站在自己举枪的背影前，一定会想起1989年除夕那个遥远的上午。
1989年2月5日，农历大年三十，辞旧迎新的好日子。北京冬日的阳光打亮了中国美术馆金黄的琉璃顶，广场上五条印有红色“不许掉头”标志，让这个中国现代艺术的首次大展以决不妥协的符号开始。
11点19分，黑衣长发的肖鲁，右手握枪举至齐肩，对准自己的装置艺术《对话》“砰——砰”两枪。这两枪，让周围孵蛋、卖鱼虾、扔避孕套的艺术家黯然失色，并直接导致了展览的中断。这两枪，也让肖鲁本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自此她从艺术界消失，沉寂多年。
2006年11月，肖鲁的作品《对话》突然惊现嘉德秋拍中国当代艺术专场。这件被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最有影响的、装置与行为相结合的作品，以231万的高价成交，成为首个超过百万成交价的中国当代装置艺术作品；2007年9月，美国纽约苏富比秋拍，行为照片《对话》以6.7万美元成交；2009年12月，泓盛秋拍会，肖鲁的行为照片《15枪……从1989到2003》以17万元成交；2010年6月，她的《精子》行为照片在上海泓盛 2010春拍会上拍到了10.92万。
肖鲁回归了么？其作品还在拍卖会上拍到了不俗的价格！
当我们向肖鲁本人问及此事时，这位人生阅历颇丰的艺术家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不太关注市场，不过能拍出去总归还是高兴的。”
1962年出生的肖鲁已经不再年轻，走过巅峰，也熬过低谷，她用生命去感受、体验、做艺术的心似乎从未改变。“我是一个活在自己状态里的人”，她说，“我做的作品，只要对得起我自己。我不害怕危险，更不害怕袒露自己。”
所以当你看到她穿着白色婚纱，从黑色的棺材中站起身来时，一种无法逃避的直率与坦诚扑面而来。
“请问你，肖鲁女士，你是否愿意嫁给自己为妻，忠于自己的想法，无论海枯石烂，无论沧海桑田，永远和自己在一起。你愿意吗？大声告诉我！”
“我愿意。”
肖鲁把婚戒分别戴在自己左右手的无名指上，她的声音并不大，却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她嘴角微抿的线条，携带着一个女人的坚定与倔强。
“我现在主要在做女性主义的一些题材，最近刚做完《秃头戈女》的联合展。”肖鲁说。
“操戈动武以代
歌舞升平”
3月3日下午，《秃头戈女》的开幕式上。忘不了三个女人在那一刻的默契——肖鲁、李心沫、蓝镜一同完成了剃发行为，及腰长发落了一地，换来三人脸上饱含油光的大笑。
肖鲁说：“《秃头戈女》策展人庸现，是在德国生活多年的华裔，两三年前她回国时，《非诚勿扰》的电视征婚节目正好风靡全国。当她听到‘宁可在宝马车上哭，也不肯坐在自行车上笑’的名言时，感到中国社会极度荒诞可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大学时曾出演过的一部尤里斯库的荒诞剧《秃头歌女》。而这次展览的名字‘秃头戈女’，实际是取此谐音，隐喻中国当下各种状态同时并存、荒诞而尴尬的生存现状。女性问题和弱势群体应该得到关注。”
《秃头戈女》联展在北京798艺术区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举行，策展人为德国华裔女艺术家庸现，而德国女权代表Christa Stolle、意大利女性主义艺术家兼策展人Sandra Miranda Pattin、纽约时报撰稿人Didi Kirsten Tatlow等嘉宾的到来，则让这场女性主义题材的展览颇具国际意味。
展厅里作品并不算多，主厅是肖鲁的作品《什么是女权？》，透露出沉闷的压制和尖锐的矛盾。这是由三根三米长的槽钢焊接而成的巨大人字结构，暗示着“女权即人权”。作品旁边放置着打开的册页“什么是女权”，观众可在上面留言，写下对于女权的理解。
肖鲁还特意为此次展览创作了《恶之花》。作品取材于一个巨大的千年香樟树根，树根形状奇特，盘根错节，像一朵奇异的花，又好似女性骨盆的形状。在树根中间部位，有一个深邃的开口，就像女性的阴门。
“女阴在父权文化里总是作为丑恶，隐蔽，禁忌而存在的，但它实际上不过是自然的神奇产物，我以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命名，是要将赞美之词献给这世界所谓的丑陋与邪恶。”她说。
“我们之所以要取《秃头戈女》之名，其实是以‘秃头’的形象暗示反叛，用‘戈女’之身份寓意斗士，而以‘戈’代‘歌’，就是要以操戈动武替代歌舞升平。”她顿了顿，缓缓地说，“操戈动武才是现阶段中国女人们急需的，不能平等对话的时候，就是该有所行动。女人自己都不做，还等什么时候呢？”
女权不只是讳莫如深的笑
如果说1989年创作装置作品《对话》时，肖鲁还停留在自我意识觉醒的阶段，那2003年的《15枪……从1989到2003》则是对这段懵懂历程的决绝表态，没有与往事干杯的浪漫情怀，只有悲壮与笃定，即使已无处告别。
2006年5月，在延安举办的一次名为“长征计划”的艺术研讨会上，肖鲁创作了装置行为作品《精子》，迈出了她在女性主义道路上坚实的一步。
十二个空瓶子和一个冷藏柜，她的行为是向与会者和参观者的男性征集精子，并将这些精子放在特定的温度下冷藏，在她每月排卵期间，将所捐献的精子与自己进行人工受孕。
在作品方案中，她写道：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毛泽东）
生命孕育：一个男人精子与一个女人卵子相遇。字为精。
情感孕育：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精神奇遇，字为神。
精与神和谐，人间绝境，字为气。
精，气，神合一，人生之道也。求其三者，时间不及，年龄不及，机缘不及。退而求其一，择字为精。” 这是一次对社会通行的伦理结构与异性恋模式的反叛，但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男性愿意奉献他们的精子。
显然，这个充满女权主义色彩的作品，把到场的男性都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无论男性是否捐献精子，他们都已被置于“播种机”的处境。
当有男性质疑道：“以这样的方式要一个孩子，孩子就没有父亲了？”肖鲁的回答是，“我只想要一个孩子。”
“这是我的真实心理，不过是借助行为艺术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意愿而已。我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孩子，不期待情感的交流，无需对话，甚至不必相识，不需身体的接触，排除了异性恋的所有程序，我只需要人工受精的方法使一个孩子出生。”肖鲁回忆说。
肖鲁还补充道：“最有意思的，是在延安跟那些男性的对话。当时很多人说愿意在跟我发生关系后给我精子，我就跟他们说，女人要在有感情的情况下才会跟男人发生关系，而我这个作品的前提恰恰是我对男人压根就没感觉，所以我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在两性关系中，男人总要掌握主动，但在我这个作品中，他们是被动的，这会让他们不舒服，实际上是把男人当作一个生育工具了。这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测试男人的心理状态。所以后来有人说89年那一枪是明枪，这一枪是暗枪，挺厉害，打得男人挺不舒服的。”说到这里她忍不住笑了。
2009年2月，肖鲁创作了行为《婚》，大大方方地拥抱艺术道路上更加独立的自己。
那是一个人的婚礼，只有新娘，没有新郎，她为自己戴上婚戒，也第一次穿上婚纱。
这一次的婚礼，以葬礼开始。在中国传统的送葬声中，四位年轻男子，从车上抬出一具黑色的棺材。一名男子用斧子砸开了棺材上的铜锁，哀悼曲变声婚礼乐曲，穿着婚纱的肖鲁，被两名男子从棺材扶出。
妹妹肖戈无疑是理解姐姐的，她在致辞中说：“亲爱的姐姐，我祝福你，今天你终于结婚了，这么多年之后，你找到最适合你自己的生活，嫁给你自己。我祝你幸福，祝你美满。”
肖鲁坦言，女权主义让她从人生、爱情、创作的瓶颈中找到出路，而对于女权主义艺术，她才刚刚踏进半只脚。
谈到女权主义在国内的现状，肖鲁挺沮丧：“女权主义在中国还是非常弱势的，一谈女权，男人不喜欢，女人也不喜欢，看得最多的就是讳莫如深的笑。从大的概念上讲，中国与西方的女性觉醒意识相比，差得很远很远。其实女权就是人权，就是呼唤男女平等。”
她还谈到，“有一次，一位女朋友告诉我，一个挺有名的中国男理论家跟她说，他在西方开会，看到外国的男理论家跟女理论家争得面红耳赤的，他说要是在中国讨论的话，才不跟女人争呢。”说到这里她有点无奈，“他以为不跟女人争就是对女人的尊重，其实这恰恰相反。骨子里反映的其实是他根本不屑于跟你对话。”
她透露说，之后每年的3月3日，“秃头戈女”团队都会邀请国外女性艺术家来华，让她们来分享国外女权主义的发展经验。明年3月3日，她们将迎来德国78岁的女权主义鼻祖Mary Baumeister女士。
一声枪响 半生对话
2011年2月，《新周刊》情人节专刊，一篇题为《有时醉倒在爱情里也危险》的文章，把肖鲁冠为“为爱痴狂的女艺术家”。
有朋友戏谑她，“这位从自身经验走向女权的艺术家，不过也是一位爱情的奴隶”，当时肖鲁大笑，笑声在小阁楼里回荡，融浸茶香，甘苦自知。
2010年，一本名为《对话》的自传性小说以中英文双语形式在香港出版，肖鲁在书中披露了大量的历史细节，讲述了一路成长的风风雨雨。其中，也包括1989年枪击事件的原委以及之后的故事。
80年代初期，那是一个压抑的年代。性教育是没有的，谈恋爱是偷偷的，“乱搞男女关系”却是经常听到、极其贬义的。
然而即使男女同学之间基本不说话，青春期的状态却是无法回避的。反叛、懵懂、渴望、敏感、骚动、好奇、无知，那是一种复杂又难以言说的状态。
25岁的肖鲁经历了情感的失败，失语的性侵害，内心压抑的澎湃感情找不到一个宣泄口。
1988年，肖鲁为内心激烈的情感寻找到了一个出口，她完成了装置作品《对话》：两个铝合金电话亭，一对男女的背影照片贴在里边，似乎正在打电话。而两个电话亭中间的台子上，放着一部红色的电话机，听筒悬垂在半空，“对话”显然并不畅通。
在工艺系的宋建明老师看来，这一作品似乎过于完整，“需要破一破。”。
至于用什么来“破”——既不能打碎玻璃，又要留下“破”的痕迹，肖鲁想到了枪。
“宋老师走了，但这个‘破’字和用枪的想法，咬住我的中枢神经，枪声的震撼力，挥之不去的枪声，魔鬼与天使的欲望，积压于内心的情仇相撞……”肖鲁在《对话》一书中写道。
1989年1月，肖鲁得知，《对话》入选了即将在北京开幕的“中国现代艺术展”。杭州的方舟酒吧，她偶遇了唐宋。唐宋是肖鲁的校友，浙江美院国画系山水专业学生，他听肖鲁说起打枪的想法，立刻兴奋起来：“这个想法好啊！你敢不敢到北京去打一枪？” “这有什么不敢的！”肖鲁回答。
2月，肖鲁带着作品来到北京，找到当年在中央美院附中上学时认识的哥们儿李松松。肖鲁知道，李松松有枪。
1989年2月5日，农历大年三十。展览一开始，艺术家们就万分活跃。李山在画有里根头像的盆里洗脚；张念坐在二楼展厅的地上，身披白纸，上书“孵蛋期间，拒绝理论，以免影响下一代”，旁边放着18个鸡蛋；吴山则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在叫卖对虾……
11点10分，肖鲁走到《对话》前，望着镜子里自己的身影，仅仅是瞬间的凝视。顷刻间，她扣动了扳机，紧接着，又是一枪。
她没有料想到，这两声枪枪响，改变了她的整个人生。
开枪之后，一切处于慌乱之中。肖鲁与唐宋迅速相爱了，他们出国去了澳大利亚。而在没有人为装置行为创作权正名的情况下，这一装置行为作品变成了唐宋与肖鲁的共同创作。
自传体小说《对话》里有这样一段话：“女人的神经既敏感又麻木，既清醒又糊涂，她总是不愿意看清眼前的事实。她天生就是一个上帝的信徒，她需要相信一个神。但是，在上帝和男人之间，她错把男人当作神，她以为爱上一个男人，其实，她在爱一个自己心中的神。为此，她包容一切，忍受一切。因为她不愿意把心中的神像给毁了。她毁了他，就是毁了她自己。”这曾是肖鲁多少年的心声。 2003年，肖鲁与唐宋分手，她心碎了。“这15年来，他不要婚姻，不要孩子，我都接受了，我曾把爱情当做一种人生理想去实现。”
在极度的痛苦中，肖鲁寻回了自我。2003年10月19日，肖鲁推出了新作《十五枪……从1989-2003》。她像一个愤怒女神，朝着15张当年她向《对话》开枪时的正面照片，开了15枪，子弹打在照片中的她的脸上、额头上、眼睛上……
在对此的阐述中，她说：“15年前，当我在中国美术馆打了那两枪之后，我和他从北京东城区看守所出来，一种无形的力量吸引着我，从1989年到2003年，我们整整走过了15年。今天，我又一次举起枪，面对着我自己，一年一枪，整整打了15枪。我们结束了。”
2004年2月，她写了第一份“关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说出当年枪击事件的详情、她开枪的原始动机。向外界公布，自己是枪击事件的唯一作者。
至此，《对话》的故事完整铺开。而它，也凝聚了肖鲁对自己生命和情感的全部专挚，成为她前半生的写照。
我是一个用生命做作品的艺术家
大起大落之后尘埃落定，肖鲁的生活并没什么大变化。她仍喜欢穿宽松的衣裙，趿着拖鞋，将趾甲涂成绛红色。
去年冬天，她住在杭州龙井山下的小别墅，习惯了一大清早起床做早饭。一份白粥配了四碟咸菜，一杯橙汁，一个咸鸭蛋，面包、酸奶和小馒头。一个在饮食上懂得细细调养，颇具风味的人，通常生活也不会乏味。
在2010年的新作《情书》中，她以中药作为媒材，每天在宣纸上书写“情书”。与以往的作品相比，这次她少了几分锋利， 多了几分温情。
至于为什么要选择中药做材料，她笑着说，“因为中药有一种苦涩在里面，这个作品中，苦和美是并存的。我当时觉得自己的状态跟中药挺相似，就觉得这种材料特别亲切。”
她常常在早晨用中药抄写唐诗，“我觉得需要学学古人的那种状态，心需要少一点浮躁，静下来，做很多事情时就能做得好一些。”
对于目前当代艺术提倡回归“东方精神”的现象，她说，“现在一谈到东方精神，就很容易把它‘符号化’，其实东方精神可能是更加内在的、复杂的东西，简单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
结合自身经验，她谈到了去年在杭州吴山上的“药王庙”，接受道家气脉推拿的经历。
“我以前对中国传统的东西没什么切身的体会，但这一年多，通过气脉排毒，打通气结，身体的变化直接影响我的思维状态，我变得理性了。从纠结个人情感到关注女权的这个转变，是否与道家气脉推拿有关？我始终觉得有某种内在的关联。东方与西方精神的互相渗透，也许在这个过程中内化了。我最新的作品《毒素》，就是用从我体内排出的毒素做的。”
回顾肖鲁的艺术创作，枪、婚纱、中药、毒素……这些关键元素的运用都与她的自身情感息息相关，与她渴望的沟通有关，与解决问题的希望有关，也与希望受阻带来的伤害有关。
“在生命体验方面，我确实比较敏感。在创作时，我也不喜欢拘泥于形式。表现形式对我来说只是一种内心的需要，它可以是一幅画，也可以是一首诗，或者一把枪。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你在特定状态下的心理走向。我曾把艺术比作沙袋，因为在我最需要释放的时候，艺术是一个靶子，一个出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感谢艺术，是它拯救了我。可惜做艺术作品有时跟幸福是一个悖论，没有经过情绪的痛苦和洗礼，有时候很难做出真正好的作品。”
从女性艺术家的角度出发，她谈到了女性艺术家的创作特质，“在我眼里，她们很真实，很自我，很自然，做作品会更纯粹一点，而男性则更重视从政治、社会角度来创作，有些时候难免功利。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个男权话语权主导的批评圈，女性创作经验并不被重视。”
她补充道，“就好像我当时说《对话》是因为情感做的作品，却遭到很多人的反对，说我把一件伟大的作品说小了。但我认为艺术创作源于私人化的个体经验，有时那些宏大话语下的艺术创作倒是容易让人怀疑其动机。”说到这里她有点忿然。
采访将末，肖鲁顿了顿，有一点腼腆地总结，“其实我不善于理论阐释，更无从谈论艺术，我就知道真实地生活着。没别的，我只是一个用生命做作品的艺术家。”
其中，曾因1989年枪击事件拉开中国当代艺术序幕的女艺术家肖鲁也以作品《什么是女权？》参展。
很多年以后，当肖鲁站在自己举枪的背影前，一定会想起1989年除夕那个遥远的上午。
1989年2月5日，农历大年三十，辞旧迎新的好日子。北京冬日的阳光打亮了中国美术馆金黄的琉璃顶，广场上五条印有红色“不许掉头”标志，让这个中国现代艺术的首次大展以决不妥协的符号开始。
11点19分，黑衣长发的肖鲁，右手握枪举至齐肩，对准自己的装置艺术《对话》“砰——砰”两枪。这两枪，让周围孵蛋、卖鱼虾、扔避孕套的艺术家黯然失色，并直接导致了展览的中断。这两枪，也让肖鲁本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自此她从艺术界消失，沉寂多年。
2006年11月，肖鲁的作品《对话》突然惊现嘉德秋拍中国当代艺术专场。这件被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最有影响的、装置与行为相结合的作品，以231万的高价成交，成为首个超过百万成交价的中国当代装置艺术作品；2007年9月，美国纽约苏富比秋拍，行为照片《对话》以6.7万美元成交；2009年12月，泓盛秋拍会，肖鲁的行为照片《15枪……从1989到2003》以17万元成交；2010年6月，她的《精子》行为照片在上海泓盛 2010春拍会上拍到了10.92万。
肖鲁回归了么？其作品还在拍卖会上拍到了不俗的价格！
当我们向肖鲁本人问及此事时，这位人生阅历颇丰的艺术家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不太关注市场，不过能拍出去总归还是高兴的。”
1962年出生的肖鲁已经不再年轻，走过巅峰，也熬过低谷，她用生命去感受、体验、做艺术的心似乎从未改变。“我是一个活在自己状态里的人”，她说，“我做的作品，只要对得起我自己。我不害怕危险，更不害怕袒露自己。”
所以当你看到她穿着白色婚纱，从黑色的棺材中站起身来时，一种无法逃避的直率与坦诚扑面而来。
“请问你，肖鲁女士，你是否愿意嫁给自己为妻，忠于自己的想法，无论海枯石烂，无论沧海桑田，永远和自己在一起。你愿意吗？大声告诉我！”
“我愿意。”
肖鲁把婚戒分别戴在自己左右手的无名指上，她的声音并不大，却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她嘴角微抿的线条，携带着一个女人的坚定与倔强。
“我现在主要在做女性主义的一些题材，最近刚做完《秃头戈女》的联合展。”肖鲁说。
“操戈动武以代
歌舞升平”
3月3日下午，《秃头戈女》的开幕式上。忘不了三个女人在那一刻的默契——肖鲁、李心沫、蓝镜一同完成了剃发行为，及腰长发落了一地，换来三人脸上饱含油光的大笑。
肖鲁说：“《秃头戈女》策展人庸现，是在德国生活多年的华裔，两三年前她回国时，《非诚勿扰》的电视征婚节目正好风靡全国。当她听到‘宁可在宝马车上哭，也不肯坐在自行车上笑’的名言时，感到中国社会极度荒诞可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大学时曾出演过的一部尤里斯库的荒诞剧《秃头歌女》。而这次展览的名字‘秃头戈女’，实际是取此谐音，隐喻中国当下各种状态同时并存、荒诞而尴尬的生存现状。女性问题和弱势群体应该得到关注。”
《秃头戈女》联展在北京798艺术区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举行，策展人为德国华裔女艺术家庸现，而德国女权代表Christa Stolle、意大利女性主义艺术家兼策展人Sandra Miranda Pattin、纽约时报撰稿人Didi Kirsten Tatlow等嘉宾的到来，则让这场女性主义题材的展览颇具国际意味。
展厅里作品并不算多，主厅是肖鲁的作品《什么是女权？》，透露出沉闷的压制和尖锐的矛盾。这是由三根三米长的槽钢焊接而成的巨大人字结构，暗示着“女权即人权”。作品旁边放置着打开的册页“什么是女权”，观众可在上面留言，写下对于女权的理解。
肖鲁还特意为此次展览创作了《恶之花》。作品取材于一个巨大的千年香樟树根，树根形状奇特，盘根错节，像一朵奇异的花，又好似女性骨盆的形状。在树根中间部位，有一个深邃的开口，就像女性的阴门。
“女阴在父权文化里总是作为丑恶，隐蔽，禁忌而存在的，但它实际上不过是自然的神奇产物，我以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命名，是要将赞美之词献给这世界所谓的丑陋与邪恶。”她说。
“我们之所以要取《秃头戈女》之名，其实是以‘秃头’的形象暗示反叛，用‘戈女’之身份寓意斗士，而以‘戈’代‘歌’，就是要以操戈动武替代歌舞升平。”她顿了顿，缓缓地说，“操戈动武才是现阶段中国女人们急需的，不能平等对话的时候，就是该有所行动。女人自己都不做，还等什么时候呢？”
女权不只是讳莫如深的笑
如果说1989年创作装置作品《对话》时，肖鲁还停留在自我意识觉醒的阶段，那2003年的《15枪……从1989到2003》则是对这段懵懂历程的决绝表态，没有与往事干杯的浪漫情怀，只有悲壮与笃定，即使已无处告别。
2006年5月，在延安举办的一次名为“长征计划”的艺术研讨会上，肖鲁创作了装置行为作品《精子》，迈出了她在女性主义道路上坚实的一步。
十二个空瓶子和一个冷藏柜，她的行为是向与会者和参观者的男性征集精子，并将这些精子放在特定的温度下冷藏，在她每月排卵期间，将所捐献的精子与自己进行人工受孕。
在作品方案中，她写道：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毛泽东）
生命孕育：一个男人精子与一个女人卵子相遇。字为精。
情感孕育：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精神奇遇，字为神。
精与神和谐，人间绝境，字为气。
精，气，神合一，人生之道也。求其三者，时间不及，年龄不及，机缘不及。退而求其一，择字为精。” 这是一次对社会通行的伦理结构与异性恋模式的反叛，但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男性愿意奉献他们的精子。
显然，这个充满女权主义色彩的作品，把到场的男性都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无论男性是否捐献精子，他们都已被置于“播种机”的处境。
当有男性质疑道：“以这样的方式要一个孩子，孩子就没有父亲了？”肖鲁的回答是，“我只想要一个孩子。”
“这是我的真实心理，不过是借助行为艺术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意愿而已。我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孩子，不期待情感的交流，无需对话，甚至不必相识，不需身体的接触，排除了异性恋的所有程序，我只需要人工受精的方法使一个孩子出生。”肖鲁回忆说。
肖鲁还补充道：“最有意思的，是在延安跟那些男性的对话。当时很多人说愿意在跟我发生关系后给我精子，我就跟他们说，女人要在有感情的情况下才会跟男人发生关系，而我这个作品的前提恰恰是我对男人压根就没感觉，所以我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在两性关系中，男人总要掌握主动，但在我这个作品中，他们是被动的，这会让他们不舒服，实际上是把男人当作一个生育工具了。这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测试男人的心理状态。所以后来有人说89年那一枪是明枪，这一枪是暗枪，挺厉害，打得男人挺不舒服的。”说到这里她忍不住笑了。
2009年2月，肖鲁创作了行为《婚》，大大方方地拥抱艺术道路上更加独立的自己。
那是一个人的婚礼，只有新娘，没有新郎，她为自己戴上婚戒，也第一次穿上婚纱。
这一次的婚礼，以葬礼开始。在中国传统的送葬声中，四位年轻男子，从车上抬出一具黑色的棺材。一名男子用斧子砸开了棺材上的铜锁，哀悼曲变声婚礼乐曲，穿着婚纱的肖鲁，被两名男子从棺材扶出。
妹妹肖戈无疑是理解姐姐的，她在致辞中说：“亲爱的姐姐，我祝福你，今天你终于结婚了，这么多年之后，你找到最适合你自己的生活，嫁给你自己。我祝你幸福，祝你美满。”
肖鲁坦言，女权主义让她从人生、爱情、创作的瓶颈中找到出路，而对于女权主义艺术，她才刚刚踏进半只脚。
谈到女权主义在国内的现状，肖鲁挺沮丧：“女权主义在中国还是非常弱势的，一谈女权，男人不喜欢，女人也不喜欢，看得最多的就是讳莫如深的笑。从大的概念上讲，中国与西方的女性觉醒意识相比，差得很远很远。其实女权就是人权，就是呼唤男女平等。”
她还谈到，“有一次，一位女朋友告诉我，一个挺有名的中国男理论家跟她说，他在西方开会，看到外国的男理论家跟女理论家争得面红耳赤的，他说要是在中国讨论的话，才不跟女人争呢。”说到这里她有点无奈，“他以为不跟女人争就是对女人的尊重，其实这恰恰相反。骨子里反映的其实是他根本不屑于跟你对话。”
她透露说，之后每年的3月3日，“秃头戈女”团队都会邀请国外女性艺术家来华，让她们来分享国外女权主义的发展经验。明年3月3日，她们将迎来德国78岁的女权主义鼻祖Mary Baumeister女士。
一声枪响 半生对话
2011年2月，《新周刊》情人节专刊，一篇题为《有时醉倒在爱情里也危险》的文章，把肖鲁冠为“为爱痴狂的女艺术家”。
有朋友戏谑她，“这位从自身经验走向女权的艺术家，不过也是一位爱情的奴隶”，当时肖鲁大笑，笑声在小阁楼里回荡，融浸茶香，甘苦自知。
2010年，一本名为《对话》的自传性小说以中英文双语形式在香港出版，肖鲁在书中披露了大量的历史细节，讲述了一路成长的风风雨雨。其中，也包括1989年枪击事件的原委以及之后的故事。
80年代初期，那是一个压抑的年代。性教育是没有的，谈恋爱是偷偷的，“乱搞男女关系”却是经常听到、极其贬义的。
然而即使男女同学之间基本不说话，青春期的状态却是无法回避的。反叛、懵懂、渴望、敏感、骚动、好奇、无知，那是一种复杂又难以言说的状态。
25岁的肖鲁经历了情感的失败，失语的性侵害，内心压抑的澎湃感情找不到一个宣泄口。
1988年，肖鲁为内心激烈的情感寻找到了一个出口，她完成了装置作品《对话》：两个铝合金电话亭，一对男女的背影照片贴在里边，似乎正在打电话。而两个电话亭中间的台子上，放着一部红色的电话机，听筒悬垂在半空，“对话”显然并不畅通。
在工艺系的宋建明老师看来，这一作品似乎过于完整，“需要破一破。”。
至于用什么来“破”——既不能打碎玻璃，又要留下“破”的痕迹，肖鲁想到了枪。
“宋老师走了，但这个‘破’字和用枪的想法，咬住我的中枢神经，枪声的震撼力，挥之不去的枪声，魔鬼与天使的欲望，积压于内心的情仇相撞……”肖鲁在《对话》一书中写道。
1989年1月，肖鲁得知，《对话》入选了即将在北京开幕的“中国现代艺术展”。杭州的方舟酒吧，她偶遇了唐宋。唐宋是肖鲁的校友，浙江美院国画系山水专业学生，他听肖鲁说起打枪的想法，立刻兴奋起来：“这个想法好啊！你敢不敢到北京去打一枪？” “这有什么不敢的！”肖鲁回答。
2月，肖鲁带着作品来到北京，找到当年在中央美院附中上学时认识的哥们儿李松松。肖鲁知道，李松松有枪。
1989年2月5日，农历大年三十。展览一开始，艺术家们就万分活跃。李山在画有里根头像的盆里洗脚；张念坐在二楼展厅的地上，身披白纸，上书“孵蛋期间，拒绝理论，以免影响下一代”，旁边放着18个鸡蛋；吴山则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在叫卖对虾……
11点10分，肖鲁走到《对话》前，望着镜子里自己的身影，仅仅是瞬间的凝视。顷刻间，她扣动了扳机，紧接着，又是一枪。
她没有料想到，这两声枪枪响，改变了她的整个人生。
开枪之后，一切处于慌乱之中。肖鲁与唐宋迅速相爱了，他们出国去了澳大利亚。而在没有人为装置行为创作权正名的情况下，这一装置行为作品变成了唐宋与肖鲁的共同创作。
自传体小说《对话》里有这样一段话：“女人的神经既敏感又麻木，既清醒又糊涂，她总是不愿意看清眼前的事实。她天生就是一个上帝的信徒，她需要相信一个神。但是，在上帝和男人之间，她错把男人当作神，她以为爱上一个男人，其实，她在爱一个自己心中的神。为此，她包容一切，忍受一切。因为她不愿意把心中的神像给毁了。她毁了他，就是毁了她自己。”这曾是肖鲁多少年的心声。 2003年，肖鲁与唐宋分手，她心碎了。“这15年来，他不要婚姻，不要孩子，我都接受了，我曾把爱情当做一种人生理想去实现。”
在极度的痛苦中，肖鲁寻回了自我。2003年10月19日，肖鲁推出了新作《十五枪……从1989-2003》。她像一个愤怒女神，朝着15张当年她向《对话》开枪时的正面照片，开了15枪，子弹打在照片中的她的脸上、额头上、眼睛上……
在对此的阐述中，她说：“15年前，当我在中国美术馆打了那两枪之后，我和他从北京东城区看守所出来，一种无形的力量吸引着我，从1989年到2003年，我们整整走过了15年。今天，我又一次举起枪，面对着我自己，一年一枪，整整打了15枪。我们结束了。”
2004年2月，她写了第一份“关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说出当年枪击事件的详情、她开枪的原始动机。向外界公布，自己是枪击事件的唯一作者。
至此，《对话》的故事完整铺开。而它，也凝聚了肖鲁对自己生命和情感的全部专挚，成为她前半生的写照。
我是一个用生命做作品的艺术家
大起大落之后尘埃落定，肖鲁的生活并没什么大变化。她仍喜欢穿宽松的衣裙，趿着拖鞋，将趾甲涂成绛红色。
去年冬天，她住在杭州龙井山下的小别墅，习惯了一大清早起床做早饭。一份白粥配了四碟咸菜，一杯橙汁，一个咸鸭蛋，面包、酸奶和小馒头。一个在饮食上懂得细细调养，颇具风味的人，通常生活也不会乏味。
在2010年的新作《情书》中，她以中药作为媒材，每天在宣纸上书写“情书”。与以往的作品相比，这次她少了几分锋利， 多了几分温情。
至于为什么要选择中药做材料，她笑着说，“因为中药有一种苦涩在里面，这个作品中，苦和美是并存的。我当时觉得自己的状态跟中药挺相似，就觉得这种材料特别亲切。”
她常常在早晨用中药抄写唐诗，“我觉得需要学学古人的那种状态，心需要少一点浮躁，静下来，做很多事情时就能做得好一些。”
对于目前当代艺术提倡回归“东方精神”的现象，她说，“现在一谈到东方精神，就很容易把它‘符号化’，其实东方精神可能是更加内在的、复杂的东西，简单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
结合自身经验，她谈到了去年在杭州吴山上的“药王庙”，接受道家气脉推拿的经历。
“我以前对中国传统的东西没什么切身的体会，但这一年多，通过气脉排毒，打通气结，身体的变化直接影响我的思维状态，我变得理性了。从纠结个人情感到关注女权的这个转变，是否与道家气脉推拿有关？我始终觉得有某种内在的关联。东方与西方精神的互相渗透，也许在这个过程中内化了。我最新的作品《毒素》，就是用从我体内排出的毒素做的。”
回顾肖鲁的艺术创作，枪、婚纱、中药、毒素……这些关键元素的运用都与她的自身情感息息相关，与她渴望的沟通有关，与解决问题的希望有关，也与希望受阻带来的伤害有关。
“在生命体验方面，我确实比较敏感。在创作时，我也不喜欢拘泥于形式。表现形式对我来说只是一种内心的需要，它可以是一幅画，也可以是一首诗，或者一把枪。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你在特定状态下的心理走向。我曾把艺术比作沙袋，因为在我最需要释放的时候，艺术是一个靶子，一个出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感谢艺术，是它拯救了我。可惜做艺术作品有时跟幸福是一个悖论，没有经过情绪的痛苦和洗礼，有时候很难做出真正好的作品。”
从女性艺术家的角度出发，她谈到了女性艺术家的创作特质，“在我眼里，她们很真实，很自我，很自然，做作品会更纯粹一点，而男性则更重视从政治、社会角度来创作，有些时候难免功利。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个男权话语权主导的批评圈，女性创作经验并不被重视。”
她补充道，“就好像我当时说《对话》是因为情感做的作品，却遭到很多人的反对，说我把一件伟大的作品说小了。但我认为艺术创作源于私人化的个体经验，有时那些宏大话语下的艺术创作倒是容易让人怀疑其动机。”说到这里她有点忿然。
采访将末，肖鲁顿了顿，有一点腼腆地总结，“其实我不善于理论阐释，更无从谈论艺术，我就知道真实地生活着。没别的，我只是一个用生命做作品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