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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曾当选为《亚洲周刊》“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而她还有另一个重要身份——已故当代著名作家王小波的妻子。
1952年，李银河出生在一个普通干部家庭。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她在充满激情和梦想的少年时代被一列火车拉到内蒙古兵团，后又到了山西，度过了5年知青生活。1974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李银河被推荐到山西大学历史系。1977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光明日报》工作。一年以后，调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1979年，参与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的创建，并开始进行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1982年，30岁的李银河踏上了异国求学的旅程，最终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学成归国后，她成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弟子和中国第一位文科博士后。随后，李银河在北京大学工作。1992年调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一直至今。
和众多默默无闻的研究者不同，李银河似乎天生就是媒体的宠儿，她被媒体赋予种种荣誉，也被其妖魔化。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中国社会对“两性”问题的认识逐渐开放，性文化经历了巨大变革，但李银河关于同性恋、虐恋、换偶、性工作者、二奶、艳照门等的一些言论依然饱受争议。
从报社大院到内蒙古兵团
李银河出生时正值“三反”运动后期。“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是李银河学会的第一首歌谣。那时贪污犯被叫做“老虎”，各个单位都在抓“老虎”，而李银河哥哥的小名也叫老虎，于是，李银河和哥哥在公园玩的时候，有人就会说：“快看，‘三反’打‘老虎’了啊！”不过，对李银河而言，这场运动只是大人经历过的各种运动中的一个。
李银河的父亲是人民日报社理论部主任，母亲是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任。李银河从小在报社大院长大，小时候一直觉得报社就是家。
李银河的母亲当年怀着满腔热血奔赴延安，是最早参与《人民日报》创建的女编辑之一。她这辈子主要和农村问题打交道，感情都给了农民。李银河非常崇拜和敬重她，后来李银河搞社会学研究的启蒙可能就是母亲的农村调查研究。父亲的性格比较刚烈，经常仗义执言，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最严重的一件事就是报社斗彭德怀，父亲被拉去陪斗。有一次造反派来李银河的家，想抄家。李银河当时很激动，冲他们大声嚷：“你们为什么态度不能好一点儿！”1962年开“七千人大会”给父亲平反时，李银河年纪还小，所以父亲被批斗的这件事在李银河的记忆里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文革”期间，李银河家也受到一些冲击，但总的来说还算平稳。
因为父母都在报社工作，李银河从小就觉得绝对不能去干报纸。因为报纸就只有一天的生命，而她想做一个生命力比较长的事情，所以后来就去做学术研究。有段时间，受一部叫《军队的女儿》小说的影响，李银河的理想是做一名支援边疆建设的勘探队员。结果“文革”爆发后，李银河到内蒙古插队，成为了一名兵团战士。
在北京送站的时候，很多人都哭天抢地，李银河却对大漠生活很向往。但这却是李银河人生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第一次碰撞。李银河是带着一种献身精神去的，感觉和父母年轻时候投奔延安差不多，但事实上完全不是一回事。李银河写过一篇文章，叫《李银河的人生第一课》，就是讲在兵团的事情。兵团位于内蒙古河套地区，那里土质不好，亩产70斤就需要播30斤的种子，基本上是在做无用功；今天挖一个沟渠，明天就被大漠的风沙给填平了。而且，因为干活就会抢农民们的工分，一开始他们并不受欢迎。那时李银河觉得自己就像西西弗斯，无止境地做着没有意义的事情，有很强的挫折感。
不过，兵团的生活也让李银河学会了面对现实。他们这代人的共性就是不太关心个人利益。在兵团的时候，李银河身边的人考虑的不是个人前途，而是国家和社会的前途。大家都觉得社会出了问题，不知道中国将去往何处去，或许个人都会成为牺牲品。当时流行看《1984》《动物庄园》这样的政治小说，看完之后感觉很震惊，小说描写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苏联，但与李银河当时所处的社会处境惊人地相似。
从山西到北京
在内蒙古的山沟里，一想到可能会一辈子待在那个地方，李银河心里就感到恐慌。后来在家人的帮助下，李银河从内蒙古转到山西插队，那里知青相对比较少，机会多。李银河插队的县城是父亲的老家，舞文弄墨的他还算是那里的名人。李银河沾了父亲的光，被推荐到山西大学历史系。那时上大学不凭考分，只看推荐，所以读哪个系是很偶然的。李银河的父亲读书特别厉害，或许是遗传了良好的基因，李银河的兄弟姐妹几个学习成绩都特别好，姐姐和哥哥都考上了一流大学，所以李银河上大学的时候也没觉得特别兴奋。
大学毕业之后，李银河进入《光明日报》史学组做编辑记者，但这不是李银河真正想做的工作。当时李银河写过一篇《落后就要挨打》的文章，占了一整版，引用了大量数据和资料，这种报道方式在当时很少见。后来去上海出差时，发现很多地方都贴着这组数据。可能因为改革开放之初，各地都在积极地发展，地方宣传部门希望引用这些数字来说明发展经济的紧迫性。尽管那些资料后面并没有署李银河的名字，但自己的研究能够如此受重视，也让李银河体会到了小小的成就感。
李银河在报社待了一年后，在好友的介绍下，调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要工作是给领导人起草工作报告、发言稿等。当时研究室的领导是于光远，后来他带着一批人到中国社科院建马列所，李银河也跟着一起去了。
李银河在社科院马列所的时候，已经开始涉及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但是，李银河生平第一次接触社会学，是在中国恢复社会学学科以后。1979年，费孝通先生主持的社会学夏季讲习班上，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霍尔兹纳和聂尼瓦萨教授来华演讲。参加这次讲习班的人，被称作中国社会学的“黄埔一期”，他们后来带头恢复了全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社会学系。
从中国到美国
在1979年的社会学夏季讲习班上，李银河直接找到霍尔兹纳教授，请他为自己申请留学美国提供帮助。申请奖学金要通过一个考试，其他就看推荐信。李银河的3封推荐信分别是梁漱溟、于光远和黎树写的，他们都是中国思想界的重量级人物。匹兹堡大学一看推荐信，基本上就没什么意见了。 俗话说，三十不学艺，李银河恰恰反其道行之——去美国求学的时候刚好30岁。当时刚结婚两年，新婚燕尔，要一个人出国很困难，但因为中国社会学刚刚恢复，要学习只能留学，于是李银河和王小波商量后很快就做出决定。当时申请奖学金的时间很紧，签证和机票安排得也非常紧张。李银河记得到美国那天是9月13日，而14日就是奖学金截止日期。如果晚到一天，奖学金就作废了。
1984年，王小波到美国来陪读，虽然也打过工，但生活主要靠李银河一个人的奖学金。王小波是免学费的，如果交学费，他俩根本就读不起。当时的留学生和今天不一样，大部分人刚到美国时都很穷，就像生活在贫民窟一样。不过即便如此，他俩还是利用假期，买学生通票周游了全美，还到了欧洲七国旅游。不过旅游主要是走马观花，并没有太深入西方社会。在欧洲旅游的日子很美好，但经常被当作日本游客，因为那时欧洲人认为只有日本人有钱旅游。
李银河和王小波留学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还是一种做客和游学的心态，一般是通过电影等了解美国，接触的美国人仅限于教授和同学。但在这期间，李银河受到严格的社会学经验研究的训练，为回国之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李银河和王小波认真地讨论在哪边发展比较好，随后就决定回国。做这个选择并不难。如果是学理工科的，在哪里都一样。而李银河是搞社会学研究，对美国当地社会并不了解，也没有深厚的感情，王小波的写作离开了母语环境也很麻烦。于是他俩很自然地选择了回国。
从文科博士后到研究员
1988年，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流动站，需要找拿到美国名校的博士学位又愿意回国的学者，李银河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费老的博士后。
从美国回来以后，李银河才感到自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创造。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李银河的一生，直到1988年，也就是李银河36岁时，一直都在准备。就像一头牛，一直在吃草，而现在真到了产出奶的时候了。
凭着这股兴奋劲儿，李银河一口气报了10个研究题目，现在的博士后也就做一篇论文，可李银河当时做了10篇，包括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独身、婚前性行为规范、自愿不育、离婚、同性恋等。这些研究的文献准备工作都是在匹兹堡大学做的，有研究人员梳理中国社会学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成果，发现很多研究都是李银河第一个做的。
当时李银河在《北京晚报》上登广告，寻找离婚、单身、自愿不生育的研究对象，一般都有几十对应征，接受深度访谈。关于青春期恋爱的研究对象就到附近的中学去找。有一次，李银河要到北京市公安局进行户籍抽样，也不认识什么人，就拿着北京大学开的一封介绍信去了。根据抽样规则，民警帮李银河在装户籍卡的大盒子里一张一张地抽出卡片。那时候，填写问卷没有什么报酬，李银河就在信封里放两块钱的邮票。“有人还把这些邮票退回来，说这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难道没有报酬他们就不做了吗？现在看来，那时候的人真的很可爱。”李银河说。
1995年，李银河43岁，被评为研究员。这是李银河人生最后一个世俗的目标。随后，李银河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真正无欲无求的境界。在此之前，一个又一个的地平线渐次出现在李银河的生命之中，不论李银河往前走了多远，它们总是不断出现在李银河的眼前：出国、回国、硕士、博士、博士后、副研究员、研究员。无论李银河心里对这些世俗的目标持有积极追求还是被动无奈的态度，它们都曾是李银河的目标。而李银河心底的感觉是，到这一切都结束时，我的生命才真正开始。李银河曾怀着激动但怅然若失的心情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她曾经幻想：到自己真正自由之后，应当做些什么？当然，她只做那些真正值得用自己的生命去做的事情。
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1997年，45岁的王小波突发心脏病去世。此时，李银河也是45岁。许多人问过，如果有一个带着王小波基因的孩子留下来，是不是更能给她安慰？
李银河回答：“他的小说也是他的孩子呀。孩子这东西就看怎么看了。我可以没事翻翻他的小说，就是他精神上的孩子，跟肉体上的孩子有什么大区别呀！”
几年后，人们在李银河身边发现一个叫壮壮的小男孩儿。李银河在博客里写：“我睡不着觉，一想起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生命在想着我，眼泪就流个不停，一直流到耳朵里，凉凉的。”“我这个人原来好像没有什么母性，记得还有人说过我由于没有母性所以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波伏娃否认母性是天生来的，认为女人完全可以选择母性和非母性。但是可爱的小壮壮，这样一个小小的人，他话还说得不大清楚，就会对我有这样的感情，这样的依赖，这对我来说，真是世间难寻的一种情感体验。我不在乎因为有了母性就成了一个更完整的女人（完整不完整有那么重要吗），我只是陶醉在这种甘甜清醇的爱与被爱的情感之中。”
这个收养的漂亮小男孩儿长得不高，但给李银河带来了很多乐趣。“他发育特别晚吧，我就鼓励他呗。让他快乐、幸福就行了，又不指望他去挣钱来养我。呵呵。”李银河为他四处找好老师，记下他说过的好听句子：“美丽的妈妈开满山坡”“美丽的生命，奇异的生命，留下吧！”
有人问：“这样领养孩子会违背以前的丁克观念吗？”
“丁克也是一种很偶然的选择，不算什么信念。”李银河说，“只不过就是觉得有也行，没也行。正好就选择了没有。后来，想养了就养一个呗。这种决定都是偶然性的。并不是说像独身主义，我要去结个婚，就是一个很大改变，把原来信奉的东西改了。”
丁克论坛上，争吵声常常此起彼伏。非丁克们指责丁克们太奇怪，丁克们反击说这些非丁克们素质差。李银河说：“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生或不生。因为多数人都在习俗里，丁克被指责是很自然的。可是，这些选择不生的人，可能意识到自己是反传统的，有的人可能会有那种比较激越的感觉，把他的选择当作一种反习俗的作法，认为自己正确优越。一边是家庭本位，一边是个人本位。其实，文化和价值观这个东西，真不能说哪边对，哪边错，分不出好坏来的，谁也不比谁高明。”
（据《人物》《中国报道》《热道》相关资料整理）
1952年，李银河出生在一个普通干部家庭。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她在充满激情和梦想的少年时代被一列火车拉到内蒙古兵团，后又到了山西，度过了5年知青生活。1974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李银河被推荐到山西大学历史系。1977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光明日报》工作。一年以后，调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1979年，参与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的创建，并开始进行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1982年，30岁的李银河踏上了异国求学的旅程，最终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学成归国后，她成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弟子和中国第一位文科博士后。随后，李银河在北京大学工作。1992年调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一直至今。
和众多默默无闻的研究者不同，李银河似乎天生就是媒体的宠儿，她被媒体赋予种种荣誉，也被其妖魔化。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中国社会对“两性”问题的认识逐渐开放，性文化经历了巨大变革，但李银河关于同性恋、虐恋、换偶、性工作者、二奶、艳照门等的一些言论依然饱受争议。
从报社大院到内蒙古兵团
李银河出生时正值“三反”运动后期。“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是李银河学会的第一首歌谣。那时贪污犯被叫做“老虎”，各个单位都在抓“老虎”，而李银河哥哥的小名也叫老虎，于是，李银河和哥哥在公园玩的时候，有人就会说：“快看，‘三反’打‘老虎’了啊！”不过，对李银河而言，这场运动只是大人经历过的各种运动中的一个。
李银河的父亲是人民日报社理论部主任，母亲是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任。李银河从小在报社大院长大，小时候一直觉得报社就是家。
李银河的母亲当年怀着满腔热血奔赴延安，是最早参与《人民日报》创建的女编辑之一。她这辈子主要和农村问题打交道，感情都给了农民。李银河非常崇拜和敬重她，后来李银河搞社会学研究的启蒙可能就是母亲的农村调查研究。父亲的性格比较刚烈，经常仗义执言，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最严重的一件事就是报社斗彭德怀，父亲被拉去陪斗。有一次造反派来李银河的家，想抄家。李银河当时很激动，冲他们大声嚷：“你们为什么态度不能好一点儿！”1962年开“七千人大会”给父亲平反时，李银河年纪还小，所以父亲被批斗的这件事在李银河的记忆里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文革”期间，李银河家也受到一些冲击，但总的来说还算平稳。
因为父母都在报社工作，李银河从小就觉得绝对不能去干报纸。因为报纸就只有一天的生命，而她想做一个生命力比较长的事情，所以后来就去做学术研究。有段时间，受一部叫《军队的女儿》小说的影响，李银河的理想是做一名支援边疆建设的勘探队员。结果“文革”爆发后，李银河到内蒙古插队，成为了一名兵团战士。
在北京送站的时候，很多人都哭天抢地，李银河却对大漠生活很向往。但这却是李银河人生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第一次碰撞。李银河是带着一种献身精神去的，感觉和父母年轻时候投奔延安差不多，但事实上完全不是一回事。李银河写过一篇文章，叫《李银河的人生第一课》，就是讲在兵团的事情。兵团位于内蒙古河套地区，那里土质不好，亩产70斤就需要播30斤的种子，基本上是在做无用功；今天挖一个沟渠，明天就被大漠的风沙给填平了。而且，因为干活就会抢农民们的工分，一开始他们并不受欢迎。那时李银河觉得自己就像西西弗斯，无止境地做着没有意义的事情，有很强的挫折感。
不过，兵团的生活也让李银河学会了面对现实。他们这代人的共性就是不太关心个人利益。在兵团的时候，李银河身边的人考虑的不是个人前途，而是国家和社会的前途。大家都觉得社会出了问题，不知道中国将去往何处去，或许个人都会成为牺牲品。当时流行看《1984》《动物庄园》这样的政治小说，看完之后感觉很震惊，小说描写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苏联，但与李银河当时所处的社会处境惊人地相似。
从山西到北京
在内蒙古的山沟里，一想到可能会一辈子待在那个地方，李银河心里就感到恐慌。后来在家人的帮助下，李银河从内蒙古转到山西插队，那里知青相对比较少，机会多。李银河插队的县城是父亲的老家，舞文弄墨的他还算是那里的名人。李银河沾了父亲的光，被推荐到山西大学历史系。那时上大学不凭考分，只看推荐，所以读哪个系是很偶然的。李银河的父亲读书特别厉害，或许是遗传了良好的基因，李银河的兄弟姐妹几个学习成绩都特别好，姐姐和哥哥都考上了一流大学，所以李银河上大学的时候也没觉得特别兴奋。
大学毕业之后，李银河进入《光明日报》史学组做编辑记者，但这不是李银河真正想做的工作。当时李银河写过一篇《落后就要挨打》的文章，占了一整版，引用了大量数据和资料，这种报道方式在当时很少见。后来去上海出差时，发现很多地方都贴着这组数据。可能因为改革开放之初，各地都在积极地发展，地方宣传部门希望引用这些数字来说明发展经济的紧迫性。尽管那些资料后面并没有署李银河的名字，但自己的研究能够如此受重视，也让李银河体会到了小小的成就感。
李银河在报社待了一年后，在好友的介绍下，调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要工作是给领导人起草工作报告、发言稿等。当时研究室的领导是于光远，后来他带着一批人到中国社科院建马列所，李银河也跟着一起去了。
李银河在社科院马列所的时候，已经开始涉及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但是，李银河生平第一次接触社会学，是在中国恢复社会学学科以后。1979年，费孝通先生主持的社会学夏季讲习班上，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霍尔兹纳和聂尼瓦萨教授来华演讲。参加这次讲习班的人，被称作中国社会学的“黄埔一期”，他们后来带头恢复了全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社会学系。
从中国到美国
在1979年的社会学夏季讲习班上，李银河直接找到霍尔兹纳教授，请他为自己申请留学美国提供帮助。申请奖学金要通过一个考试，其他就看推荐信。李银河的3封推荐信分别是梁漱溟、于光远和黎树写的，他们都是中国思想界的重量级人物。匹兹堡大学一看推荐信，基本上就没什么意见了。 俗话说，三十不学艺，李银河恰恰反其道行之——去美国求学的时候刚好30岁。当时刚结婚两年，新婚燕尔，要一个人出国很困难，但因为中国社会学刚刚恢复，要学习只能留学，于是李银河和王小波商量后很快就做出决定。当时申请奖学金的时间很紧，签证和机票安排得也非常紧张。李银河记得到美国那天是9月13日，而14日就是奖学金截止日期。如果晚到一天，奖学金就作废了。
1984年，王小波到美国来陪读，虽然也打过工，但生活主要靠李银河一个人的奖学金。王小波是免学费的，如果交学费，他俩根本就读不起。当时的留学生和今天不一样，大部分人刚到美国时都很穷，就像生活在贫民窟一样。不过即便如此，他俩还是利用假期，买学生通票周游了全美，还到了欧洲七国旅游。不过旅游主要是走马观花，并没有太深入西方社会。在欧洲旅游的日子很美好，但经常被当作日本游客，因为那时欧洲人认为只有日本人有钱旅游。
李银河和王小波留学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还是一种做客和游学的心态，一般是通过电影等了解美国，接触的美国人仅限于教授和同学。但在这期间，李银河受到严格的社会学经验研究的训练，为回国之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李银河和王小波认真地讨论在哪边发展比较好，随后就决定回国。做这个选择并不难。如果是学理工科的，在哪里都一样。而李银河是搞社会学研究，对美国当地社会并不了解，也没有深厚的感情，王小波的写作离开了母语环境也很麻烦。于是他俩很自然地选择了回国。
从文科博士后到研究员
1988年，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流动站，需要找拿到美国名校的博士学位又愿意回国的学者，李银河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费老的博士后。
从美国回来以后，李银河才感到自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创造。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李银河的一生，直到1988年，也就是李银河36岁时，一直都在准备。就像一头牛，一直在吃草，而现在真到了产出奶的时候了。
凭着这股兴奋劲儿，李银河一口气报了10个研究题目，现在的博士后也就做一篇论文，可李银河当时做了10篇，包括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独身、婚前性行为规范、自愿不育、离婚、同性恋等。这些研究的文献准备工作都是在匹兹堡大学做的，有研究人员梳理中国社会学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成果，发现很多研究都是李银河第一个做的。
当时李银河在《北京晚报》上登广告，寻找离婚、单身、自愿不生育的研究对象，一般都有几十对应征，接受深度访谈。关于青春期恋爱的研究对象就到附近的中学去找。有一次，李银河要到北京市公安局进行户籍抽样，也不认识什么人，就拿着北京大学开的一封介绍信去了。根据抽样规则，民警帮李银河在装户籍卡的大盒子里一张一张地抽出卡片。那时候，填写问卷没有什么报酬，李银河就在信封里放两块钱的邮票。“有人还把这些邮票退回来，说这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难道没有报酬他们就不做了吗？现在看来，那时候的人真的很可爱。”李银河说。
1995年，李银河43岁，被评为研究员。这是李银河人生最后一个世俗的目标。随后，李银河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真正无欲无求的境界。在此之前，一个又一个的地平线渐次出现在李银河的生命之中，不论李银河往前走了多远，它们总是不断出现在李银河的眼前：出国、回国、硕士、博士、博士后、副研究员、研究员。无论李银河心里对这些世俗的目标持有积极追求还是被动无奈的态度，它们都曾是李银河的目标。而李银河心底的感觉是，到这一切都结束时，我的生命才真正开始。李银河曾怀着激动但怅然若失的心情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她曾经幻想：到自己真正自由之后，应当做些什么？当然，她只做那些真正值得用自己的生命去做的事情。
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1997年，45岁的王小波突发心脏病去世。此时，李银河也是45岁。许多人问过，如果有一个带着王小波基因的孩子留下来，是不是更能给她安慰？
李银河回答：“他的小说也是他的孩子呀。孩子这东西就看怎么看了。我可以没事翻翻他的小说，就是他精神上的孩子，跟肉体上的孩子有什么大区别呀！”
几年后，人们在李银河身边发现一个叫壮壮的小男孩儿。李银河在博客里写：“我睡不着觉，一想起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生命在想着我，眼泪就流个不停，一直流到耳朵里，凉凉的。”“我这个人原来好像没有什么母性，记得还有人说过我由于没有母性所以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波伏娃否认母性是天生来的，认为女人完全可以选择母性和非母性。但是可爱的小壮壮，这样一个小小的人，他话还说得不大清楚，就会对我有这样的感情，这样的依赖，这对我来说，真是世间难寻的一种情感体验。我不在乎因为有了母性就成了一个更完整的女人（完整不完整有那么重要吗），我只是陶醉在这种甘甜清醇的爱与被爱的情感之中。”
这个收养的漂亮小男孩儿长得不高，但给李银河带来了很多乐趣。“他发育特别晚吧，我就鼓励他呗。让他快乐、幸福就行了，又不指望他去挣钱来养我。呵呵。”李银河为他四处找好老师，记下他说过的好听句子：“美丽的妈妈开满山坡”“美丽的生命，奇异的生命，留下吧！”
有人问：“这样领养孩子会违背以前的丁克观念吗？”
“丁克也是一种很偶然的选择，不算什么信念。”李银河说，“只不过就是觉得有也行，没也行。正好就选择了没有。后来，想养了就养一个呗。这种决定都是偶然性的。并不是说像独身主义，我要去结个婚，就是一个很大改变，把原来信奉的东西改了。”
丁克论坛上，争吵声常常此起彼伏。非丁克们指责丁克们太奇怪，丁克们反击说这些非丁克们素质差。李银河说：“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生或不生。因为多数人都在习俗里，丁克被指责是很自然的。可是，这些选择不生的人，可能意识到自己是反传统的，有的人可能会有那种比较激越的感觉，把他的选择当作一种反习俗的作法，认为自己正确优越。一边是家庭本位，一边是个人本位。其实，文化和价值观这个东西，真不能说哪边对，哪边错，分不出好坏来的，谁也不比谁高明。”
（据《人物》《中国报道》《热道》相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