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了解的人是不忍心去碰的，就好像刀子刚刚插进去，你是不能断然把刀子马上抽出来的。”
　　过去一个月，武汉人的声音夹杂着叹息、消沉、焦虑和恐慌。他们的求助电话打向四面八方。至少十条热线、数千位咨询师为他们提供心理援助。
　　最多的一天，王静接了37个电话。经验丰富的心理治疗师能从声音中判断对方的内心处境。在一个女孩急切的哭泣中，王静听到对方已在山西老家确诊，而留在武汉的男友发烧39度，仍一次次往返于协和医院与家之间等待检查机会。他们居住的万松园，距离华南海鲜市场并不远，到协和医院也只有半站路。那几天武汉阴雨绵绵，王静听到了那个男孩的焦虑与绝望。
　　有时，一些声音是麻木的。社区咨询师潘兰接过很多这样的电话，起初很平静，但当咨询师开始说话，他们会急切地打断——“你先听我说”，说着说着就哭了——能够哭出来，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已是幸事，“哭是一种释放”。
　　在一间为火神山施工人员提供服务的酒店里，一位中年女服务员留守下来。她没有回乡和家人团聚，几天后，她发烧咳嗽、头昏无力，成了疑似患者。她排不上核酸检测和床位，独自在出租屋里隔离。夜里，王静接到了她的电话，那是一个“虚弱、孤单、非常绝望”的声音。
　　王静答应，每天用私人号码打给她，查看她的情况——她称之为“生死约定”。这种一次性的心理援助以十到二十分钟居多，私下联系很罕见。连续通话一周后，对方渐渐退烧、好转，能自己出门买药吃饭了。
　　武汉人喜欢说“烦死人了”。学者易中天曾写道，这是武汉人的口头禅，不管要表达真正的不满还是高兴的嗔怪，他们总是嘀咕烦。
　　但在封城的一个多月里，留守的九百万武汉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生长于此的心理医生卢林说，武汉的市井文化灵活、乐天、包容，虽然大家很愤怒也很哀伤，但仍没有添乱，“我们的人民是非常好的人民”。
　　作家方方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生活在武汉的人几乎人人心里都有创伤，她自己也打算寻求心理帮助。未来武汉解封时，必定几家欢喜几家愁——人们终于自由了，“但那些病亡家属，必然格外悲伤，灯火万家，独少一人。这种家破人亡的痛感只有自己知道”。

“每天就在等，等什么时候发作”

　　封城的消息公布时，大多数武汉人还在沉睡。1月23日凌晨四点，电影导演王启明醒得早，他事后记录下当时的感受：身体越来越沉，呼吸变得急促，“心里最后的那道防线完全垮掉了”。他叫醒爱人，对方迷迷糊糊地问：这是你做的梦吗？
　　肖劲松所在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提早三周就流传开，出现了一种和SARS类似的传染病，甚至更狡猾。肖是神经内科医生，他接到的第一个求助电话来自医院内部同事，对方感染后，感到孤立无援。那时大家都很迷茫，不知道即将面对的是什么，也根本想不到，很快他们将见到几十、上百位医护人员接连感染，“都是我们的同事，一个一个地倒下”。
　　23岁的女孩张梓铨陪母亲去医院，发热门诊早已人满为患，母亲咳嗽发烧，但不肯做CT检查，坚信自己“不会那么容易中招”。
　　封城之后不久，父亲也开始咳嗽。张梓铨最好的朋友是定点医院护士，父母也接连感染。这种被包围的感觉，让两个年轻女孩觉得，“每天就在等，等什么时候发作，发作以后是严重还是不严重，你不知道哪一天会死掉”。
　　她坚决不肯去爷爷家过年，给爷爷打电话：“我肯定被感染了，不要传染给你们。”母亲怪她，大过年的，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爷爷说：“不要紧的，你别哭。”爷爷跟著哭了起来。
　　有人感到被抛弃，有人打算离婚，有人得了其它病不知该去哪里看，有些重疾病人没有了药。肖劲松的心理病人也面临药物短缺，他建议一位抑郁症患者减半药量，用7天的药撑满14天，不够就再减半，吃28天，“这样你这一个月就可以挺过去”。
　　最初那些天，武汉一直阴雨。由于机动车禁行，李想和高烧不退的父亲骑着两辆自行车，从一家医院跑到另一家，穿梭在排队的、哭闹的、喊着“快不行了”的人群里。一个中年女人无法入院，家属甚至带来一张床，搁在缴费台旁边，让她睡下。
　　在持续高烧中排了12天，李想的父亲才等到这张床。这期间，父亲独自在卧室隔离，门口摆着一张凳子，饭好了就摆上去，人走开了才拿。但86岁的奶奶不听劝，总是半夜爬起来，去父亲的房间摸他的额头，看他有没有退烧。父亲住进医院的第二天，奶奶也发烧了。

“哀伤是我们的权利”

　　即便在武汉，感染者和非感染者也仿佛置身两个世界。母亲高烧、咳血，张梓铨求助无门，同在武汉的大学辅导员打来电话，“难道你们没去定点医院检查？”“定点医院？”她感到不可思议，“你知道多厉害的人才能去吗？”
　　在一个雨夜，张梓铨的父母再次赶往医院，她看见那两个穿雨衣奔跑的背影，歇斯底里地崩溃了。她哭到嗓子哑，想到了死亡。她打了无数电话求医问诊，一度拨通了心理热线，不过无人接听。
　　父母赶在零点前回到家，CT结果显示母亲确诊。那一刻，张梓铨竟感觉“放下心来了”——“突然就觉得平静了，真的是平静了”。
　　未知和不确定几乎把她逼疯，现在好歹确定了。一家人商量，既然已经待在一起那么多天，之后索性不再隔离了，在家不戴口罩，也没有消毒。
　　医护人员的情绪也陷入了异样的平静。最初，肖劲松每天都会接到四五个医生的求助电话，随着疫情加重，反而变少了。他分析，大家要么处在“应激抵抗期”，来不及收拾情绪;要么就是选择了默默忍受。他给同事们设定“硬杠杆”——当工作效率下降或不能正常生活，一定要给他打电话。当天，这个方法短暂地奏效了，之后又恢复了平静。 　　一线救援人员常见的情况是出现“替代性创伤”——目击他人遭受苦难，产生共情，把别人的创伤当作自己的创伤。肖劲松在汶川为救灾人员提供过心理辅导，救援时，大家生龙活虎，结束后回到部队，早晨起床号吹响，没人起床，“心理出问题了”。
　　一位护士经历了父母先后离世。肖劲松形容那种痛苦——“难以言状，就像是眼睁睁看着亲人死在自己怀里的感觉”。
　　这位护士继续工作，维持在创伤应激反应的“抵抗期”——在这个阶段，交感神经处于兴奋状态，仍然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被崇高的事业笼罩着，来不及哀伤”。如果进入下一个阶段“衰竭期”，创伤体验就会出现。
　　肖劲松问她是否愿意回家休息，她说，回家之后，面对那个房子、父母用过的东西，“我能干什么？我还不如上班。我在帮助病人的时候，感觉我在做点什么”。
　　2月6日晚，李文亮医生抢救、离世的消息传来，肖劲松所在的医生同事群里鸦雀无声，完全“静默了”。由于气氛太过压抑，职工心理指导小组的成员悄悄问他：该怎么办？肖劲松在群里说：让我们哀痛一下，让我们宣泄一下。
　　沉默是医生的宣泄方式。“想说，但是又怕给李医生添乱。”肖劲松说，“医护人员就是这样一群人，当受到委屈的时候，大家就这样承受着。我们是医护工作者，你一发牢骚，就会影响一大批人。”
　　哀痛停留只此一晚，第二天，群里活跃如常，“谈工作、谈一些正能量的事”。

“别把他们当作病人”

　　寻死的念头会在某些极端的时刻找上门。张梓铨的母亲被确诊后，医院让她回家隔离，“就感觉是让我在家里自生自灭”。母亲连续发烧九天，她不想吃药，说想死，活着没意思。张梓铨没什么反应，父亲也没说话，就像对一切已经习以为常。
　　2003年SARS期间，台北市和平医院封院后，一名年近五旬的男性患者在病房浴室上吊自杀。“人在过于绝望的情况下，可能会实施自杀，也可能用一种‘及时行乐’‘最后的狂欢’来防御这种绝望感。”心理咨询师于玲娜说。
　　1月30日下午，感染科主任向肖劲松求助，一位患者喊着要自杀。肖劲松穿上防护服，紧急进入病房。患者很激动，打针的时候一直挣扎，胳膊都肿了。她不知道自己患病，把父母、丈夫、六个月大的孩子全都传染了。她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罪人，再没有活下去的意义。
　　“那个滋味是很难受的，她不用开口，我们都感同身受。”肖劲松说。
　　她不敢和家人联系，肖劲松就劝她联系亲戚、同学，为她找回情感支持。肖劲松改变她的自责认知：“你不是罪人，你和家人都是受害者。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是整个鸟巢翻了，我们都是这场大疫的受害者。”
　　但肖劲松也感叹，被家人怪罪、埋怨的传染者“太多了”。
　　地震是突如其来的天灾，疾病则缓缓侵蚀人体，一旦有亲人确诊，家属可能陷入纠结，想靠近又不敢靠近。于玲娜说：“这种痛苦可能是公共性、传染性疾病特有的心理创伤，可能是挺复杂的创伤。”
　　一位方舱医院的主任告诉肖劲松：“我们70%的工作都在处理心理问题。”
　　在另一家定点医院里，有位老人坚持要出院，拒不配合，撕烂了护士的防护服，警察也趕来了。一位医生上前安抚，聊天之后才得知，老人有老年痴呆的前期症状，认知功能已经退化。相处一段时间后，老人和护士们熟起来，逐渐有了安全感。
　　这位医生问肖劲松：“我们这样处理适合吗？”肖劲松告诉他：病人反应好，就是适合的。

“给他一个满意的结局，否则永远也过不去”

　　疫情之下，生死忽然变得稀松平常。一位律师失去了七十多岁的父亲，生前，父亲被救护车拉着辗转多家医院，都没有床位，到一处检查、打针，两天后又被拉去另一处，再打一针。
　　在这个特殊时期，尸体不能在殡仪馆停放，当场就得火化。王静说，这会给家人留下创伤，需要“完形治疗”——等疫情过去，她建议律师带着父亲的骨灰，回老家办一场体面的葬礼，“给他一个满意的结局，否则永远也过不去”。
　　潘兰的一位朋友向她求助——六十多岁的父亲感染了，在医院上了呼吸机。潘兰为她纾解情绪。三天后她再打过去，对方说，父亲已经走了，上次通完话，次日夜里没挺过去。
　　“爸爸走的时候，我连摸都不能摸他。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挂掉这个电话，潘兰痛哭了一场。
　　一对年轻夫妻育有十岁的龙凤胎，丈夫感染新冠肺炎，突然去世。妻子把自己关起来，闭门不出，不接任何亲友的电话。社区妇联主任找到鄢群，向她求助。鄢群回答：她现在的自闭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把菜送好、孩子看好，“让她在自己的世界里待一段时间吧”。
　　卢林在汶川见到很多人，事发一个月后创伤才开始浮现。有人离开了四川，外出流浪;有人看透了生死，再难获得安全感。
　　某种程度上，张梓铨是幸运的，母亲渐渐退烧，精神也好起来了，社区安排她去酒店隔离。但这个女孩身上的一些东西已经永远被改变了——她发现过去所知的常识全都失效了，“原来你之前的生活是那么脆弱”。
　　最初的几天，她还盘算着封城结束之后可以去喜欢的电视台实习，“还在想‘前途’这种很高等的需求”。现在，这个爱打扮、爱吃喝玩乐的女孩每天躺着，不洗头、不洗澡，父亲做点饭，她就吃一点。张梓铨觉得自己已经不是“正常人”。
　　托尔斯泰的一句话也许可作为参照：“把死置诸脑后的生活，和时时刻刻都意识到人在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生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
　　因为在网上求援，有记者采访张梓铨，问她是否需要帮助。她回答：希望你们多关心那些更底层的人——“不会上网、没有关系、无车无房无亲戚无任何保证的人，他们怎么办呢？”
　　每当张梓铨在微博上表达武汉人的痛苦，就有人来和她辩论，指责她传播恐慌。“好像打破了谁的美梦一样。我不说的话，那些人不就白死了吗？”她说，“他们好像不是一个病人，也不是一个人，他们就是恐慌的源头。”
　　“他们都是我每天擦肩而过的人，一起排队买奶茶的人，买菜闲拌两句嘴的人，现在，我们、他们，都成了‘灾民’，甚至成了‘死者’，成了追着殡仪车哭嚎叫喊的人，我如何去接受？”张梓铨说。
　　2月15日，武汉下了一场大雪，雪花覆盖在空荡荡的街道与很久无人开动的汽车上。往常这样的时候，鄢群会很高兴，因为可以去梅园赏雪了。这一天她待在家里接求助热线，担忧着外头值守的警察、工作人员，太冷了，“千万不能感冒啊”。
　　张梦琳平复了下来，母亲终于住院了。她祈求命运的方式是“行善积德”，很多志愿者给她送了药，她打算等14天隔离结束，就去报名给老人送菜。
　　“他们开始懂得，死亡时刻威胁着每个人……”托尔斯泰写道，“他们也开始懂得，疾病不应该把人们分开，恰恰相反，它应该为人类相爱提供机会。”
　　王静总是描述武汉有多美，来宽慰热线咨询者。她邀请外地人在疫情结束后来看武大的樱花。她对武汉人会说：让我们春暖花开时，相约在东湖绿道，相约在黄鹤楼。
　　所有心理援助者都清楚，疫情终会结束，但武汉人内心的安宁不知何时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