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执政的八年，是中美确立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大国利益交融格局的八年。
　　据中国官方统计，2009年中美双边贸易额是2983亿美元，2015年达到5583亿美元。目前，中美仍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商务部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首次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
　　2016年8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从2006年至2015年，美国对华货物出口增长116%，超过其他10个主要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美国商务部预测，2022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进口国，届时美国对华出口将超过5300亿美元，产生超过334万个工作岗位。
　　截至2015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6.6万个，实际投入774.7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第六大外资来源地。中国官方统计，2008年前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存量不足10亿美元，2013年猛增至140亿美元。截至2015年底，中国企业在美累计直接投资466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四大目的地。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荣鼎集团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上半年中国企业赴美直接投资180多亿美元，超过了2015年全年，这还不包括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和老百姓在美购置的房产。
　　两国毫无疑问是全球经济双引擎，然而贸易摩擦也显著增多。美方对中方居高不下的对美顺差如梗在喉。美国商务部统计，在中美贸易中，中方顺差从2009年的2268亿美元扩大到2015年的3657亿美元，而2015年美国整体外贸赤字为5315亿美元。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指出，美国货物只占中国进口市场的6.5%，落后于欧盟与韩国。
　　从2009年6月的“轮胎特保案”至2016年5月的“白羽肉鸡案”，奥巴马任内美国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美国国内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以知识产权为对象的337调查等渠道对华发起的诉讼和调查超过以往。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5月，在美方正在执行中的“双反”关税征收命令中，对华征税令最多，达132条，其中反倾销99条、反补贴33条，而居第二的印度总量只有23条。从2009年至2016年中，美国对中国输美产品发起的337调查总数超过110宗。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借口政治敏感对中国赴美投资大型国企设限的行为时有发生，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国家安全审查成为横在两国经济合作通路上的一道障碍，多起并购案半途而废，比如中国三一重工的风电并购项目。CFIUS提交国会的报告承认，近几年美国以国家安全理由审核的外国投资案件数量一直在增加，来自中国的投资成了审查的头号目标。
　　导致摩擦的基本背景是全球产能过剩蔓延，中美同质性竞争因素增多。一般而言，一国对另一国经常项目收支逆差超过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就构成政治问题。奥巴马政府把降低失业率、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促进经济复苏当作首要的施政重点，从一开始对中国寄予厚望到后来转而失望甚至愤怒。而在美国社会上，抱怨中国“偷走美国就业机会”的声音延续不绝，美国商界在对华合作中获益趋减，为发展中美关系奔走游说的热情下降。
　　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商贸联委会等协调处理中美经济摩擦的主要管道，汇率问题始终是焦点议题。美国财政部多次威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虽没有一次真正实施，但美国国内认为中国通过“操纵汇率”获得对美贸易优势的情绪居高不下。
　　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两大诉求是停止“利用汇率手段”获取对美贸易优势，给予美国对华投资企业“国民待遇”；中国则要求美国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停止为中国赴美投资企业设置政治障碍。这相互之间的“两大诉求”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中国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的靶子，在贸易领域“妖魔化”中国的趋势在奥巴马任末达到极致，两党总统候选人谈及贸易问题言必责中国。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之一（美财政部数据显示，2016年8月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约1.18万亿美元，仍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在美元持续走强、全球流动性拐点在望以及美国“再工业化”意志更加明确的背景下，美国经济调整和货币、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日益引起中方关切。
　　出于两国不断增长的共同利益和责任，2008年启动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在搁置一段时间后在奥巴马任内重启，截至2016年6月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时，累计进行了28轮磋商，中方首次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用于同外国商谈双边投资协定。磋商在艰难的讨价还价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已基本完成协定文本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的谈判，正在核对“负面清单”并且不断缩短。两国政界、商界对它寄予厚望，甚至认为其具有“WTO2.0”式的意义，但也承认在奥巴马任期结束前完成谈判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