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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快下去！”发现有只狗躲在路边的灌木丛中，陈玉村忽然情绪激动地跺着脚厉声喝道，随手捡起脚下的小石子扔向灌木丛将狗惊走。“不能让其他动物接近大熊猫，这很容易传染疾病。”陈玉村念叨着。亲眼看着小狗跑下山后，他才安心地转过身来，继续领着记者参观海峡（福州）熊猫世界。
人前的陈玉村总是露出一脸暖暖的笑意，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辛酸。陈玉村今年71岁，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是他仍在岗位上。“并不是我把自己看得太重，我只是担心自己离开这里以后，就没有人这么日日夜夜地守着大熊猫了。”
从最初的3亩多地扩大到现在的3.5公顷，陈玉村见证了熊猫世界的成长，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似乎都倾注了他的心血。看到围墙边有几棵竹子种歪了，陈玉村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扶正；看到施工工具零散地放在墙角，他嘱咐工人把工具收起来，以免影响环境美观；看到小熊猫表演馆秩序混乱，他又担任起保安的角色，维持现场秩序。不出差的时候，陈玉村几乎每天都在熊猫世界里转悠，气喘吁吁地从大梦山的这一边爬到另一边，操心着这里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
除了照看熊猫世界和福州鼓岭大熊猫基地里的国宝们，陈玉村还要经常出差、开会，他最烦恼的就是时间不够用，连回趟家都成了“奢侈的浪费”。爱人王玉秀开玩笑说：“总统还有星期天，你连星期天都没有。”
不可能的存在
2014年4月29日，2只年轻的大熊猫来到熊猫世界，与原有的大熊猫们组成了一个“七口之家”，这是目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最大的熊猫家庭。
“其实，照我的话说，这里（指熊猫世界）是不该存在的存在，（在理论上）也是不可能存在的。”陈玉村解释说，大熊猫普遍生活在高海拔，低气温的地方，不适合低纬度下的生存，而福州的夏季炎热高温，与适宜大熊猫生活的气候相差甚远。
那么大熊猫是怎样奇迹般地来到福州的呢？
“我那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只知道大熊猫是国宝，国宝搞一个就行了，别的事情我也管不了那么多。”那是1977年，陈玉村当职福州动物园园长。“当时的动物园一共只有3亩多地，走来走去，就这么小个地方，又没有十分稀奇的动物资源，（发展前途）很有限，后来就想干脆搞一只大熊猫算了。”
于是，一时“头脑发热”的陈玉村决定向当时的国家林业部申请大熊猫。“写了很多申请理由，比如福建是海防前线，又是沿海地区，战士们和海外归来的华侨都看不到大熊猫等等。写了3次信之后，终于打动了国家林业部。”但是，大熊猫毕竟是国宝，要想成功得到国家的批准，并非仅仅写信申请那么容易。
“当时，林业部回信问我们有没有大熊猫的兽舍，我们说当然有，但其实那时的兽舍根本没建好。”陈玉村不好意思地笑道，“没办法，我们就到福州梅峰宾馆的角落拍了几张照片寄过去，那是当时福建省最好最大的宾馆。”
陈玉村说，其实当时国家也有意试验大熊猫是否能适应低纬度气候，所以才能顺利得到批准。“福建是侨乡，又与台湾一水之隔，应该照顾。另外福州的自然环境对人工饲养大熊猫更有科研价值。”这是当时国家林业部副部长给出的意见。
“说来也是巧合，当时是大熊猫受灾十分严重的几年。”陈玉村说。1974年到1976年，在川陕甘大熊猫分布的地方，箭竹大面积开花枯死，这让以箭竹为食的国宝们陷入了严重的饥荒状态。仅1975年，岷山地区就发现了138只大熊猫陈尸山林。情况紧急，为了抢救大熊猫，国家拨款80万元，从林业部到受灾地县都成立了抢救大熊猫领导小组，与此同时，各地相继开展大熊猫搜救活动，将病饿大熊猫送到动物园进行抢救。最多的时候，成都动物园接收到40多只受灾大熊猫。
1977年2月初，甘肃文县又搜救到8只受灾大熊猫，福州动物园趁此机会分到2只。得到通知后，陈玉村立即与同事赶赴甘肃，迎接他日思夜想的国宝。比起福州来说，北方的冬季干冷异常，再加上1977年甘肃遭遇了一场50年难遇的暴风雪，这让陈玉村一行人的运送行程更加艰难。
“气温零下40多度，海拔3500多米。一路爬坡，我们每一辆车都用铁链连着，上坡时车速不能太慢，否则车会倒退回来，下坡也不能快。一路上看到了好多车都滑到沟里，车翻人亡。”陈玉村感慨，“运送这2只大熊猫真是冒着生命危险。我们的车在路上也掉进了山沟，幸好没什么大碍，后来被拖了出来。”
“当时天空飘着大雪，我就穿了一件很普通的棉衣。吃饭的时候，拿着馒头，只能把馒头放在手心里，因为手指冻僵了弯不了，指关节也都冻肿了。”陈玉村低头捧着双手，示范着当时吃饭的姿势。不过，这些苦头对于陈玉村来说都不算什么，最让他担心的还是大熊猫强强和涛涛。
陈玉村说，当时的条件很艰苦，虽然他们专门雇了一辆车来运送大熊猫，但是由于车的顶部是空的，没有东西可以遮挡天空飘下的大雪，“大熊猫也只好跟着受冻”。陈玉村叹了口气，当年的辛酸再一次泛上心头。“那么远的路程，竹子早在路上吃光了，强强和涛涛就这么挨饿受冻。电报也打不通，想让地方送些竹子来都没办法。后来只好用铁线把它们拦起来，不要在路上跑掉了。”
那些天，陈玉村没有一天能睡个好觉。“当时天气不好，路又滑，我们根本就不敢走夜路。每到一个招待所，都是一夜没怎么合眼，轮班看护大熊猫。”陈玉村说，“为了不让大熊猫冻着，我们把招待所的被子都盖在铁笼上。”这样被子不仅会被弄脏，还会留下一股难闻的动物体味。这样一来，招待所当然很不乐意。“我们说可以赔偿，只要不冻着大熊猫就行。不过，后来他们看到我们这么心疼大熊猫，也就没让我们赔了。”
到达四川略阳之后，陈玉村与强强和涛涛换乘略阳到上海的火车。一路上，陈玉村担惊受怕，生怕臂力强大的大熊猫在途中会把笼子掰散。结果，陈玉村的担心还是发生了。强强和涛涛都从笼子里逃了出来，在行李箱里自由活动。由于每节车厢都是连通的，为了不让大熊猫在旅客上下车的时候趁机逃走和伤人，陈玉村只好请求火车工作人员帮忙。此时，一路上的行李不能上，也不能卸，给乘客造成了太多麻烦。 就这样，这列搭载着国宝的火车一路直抵上海。“到达上海后，我们就立刻联系上海动物园，换了两个结实的笼子。只是委屈了那些准备中途上下车的旅客们。”陈玉村满怀愧疚地说。1977年春节前一天，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奔波劳累，陈玉村终于带着强强和涛涛顺利抵达福州，时任副市长的陈益东亲自到机场迎接。
大熊猫“月嫂”
强强与涛涛来到福州的时候正值冬季，这时的气温对于长期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大熊猫来说还算正常。然而一到夏季，尤其是6、7月份的时候，2只大熊猫想要轻松地生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在四川，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海拔是1500～3500米，平均温度在4℃左右，而福州的海拔只有83米，夏季时间长，温度基本保持在30℃以上。炎热的天气让大熊猫吃不下任何东西，坐在地上直喘气。
眼看着大熊猫炎热难耐，陈玉村开始急了。他拉了一车车冰块去给大熊猫的宿舍降温，而强强和涛涛却伸着舌头趴在冰块上睡觉。“肚皮是凉的，后背是热的，这很容易引发感冒。后来又把它们送到地下防空洞，但地洞里空气潮湿，大熊猫又因此得了关节炎。”无奈之下，陈玉村只得四处寻找适合大熊猫生活的自然环境，最后选择在海拔高达千米的鼓岭建起了大熊猫避暑山庄，“这里还有成片鲜嫩的竹叶可提供给大熊猫”。1986年6月1日，刚搬到避暑山庄10天的青青便顺利产下了她的第一个宝宝，取名“榕榕”。
1994年，通过人工授精，18岁的青青又产下了幼崽青涛。野生大熊猫的平均寿命为12.5岁，按照这样算来，青青已经是一位大熊猫老奶奶。透过X光片也能看出，青青的脊柱已经僵硬，并伴有骨质增生，这样的身体条件根本不可能像年轻时坐着喂奶。“但如果青青躺着喂奶又很容易压死幼崽，而且这样的姿势也不方便幼崽找到奶头。一旦幼崽在开头24小时内没有吃到初乳，将会出现生命危险。
当时国内外统计，6只18岁以后生产的大熊猫，没有1只能把幼崽育活，不是母亲死，就是孩子死，或者母子俱殒。因此，青涛出生之后，如何借助人的帮助而吃到母乳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大熊猫在哺乳时很容易攻击靠近它的人。考虑到饲养员的安全问题，只能由我亲自上任来帮助青青喂奶。”陈玉村说，“青青知道我是那个帮她打针的人，但是青涛却很敏感，稍微碰一下它就开始大声尖叫，这样一来青青就叼着青涛四处奔跑。”后来，陈玉村只好一点一点地靠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这对母子适应了他的接触。
接下来喂奶的过程也不容易。青涛饿的时候会大声叫喊，但青青却误以为孩子冷，叼着它走来走去。之后，青青躺下来，把孩子夹在自己下颌位置用嘴巴舔舐。这时，陈玉村便趁机靠近，用一只手慢慢地将青涛的身体往下移动20厘米，让它的嘴巴靠近母亲的乳头。而陈玉村的另一只手的手指则用来代替被舔舐的青涛，让青青继续舔舐。“这其实很危险，如果青青发现她舔的并不是自己的孩子，咬下去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陈玉村说，大熊猫的咬合力很强，自己曾经被一只大熊猫咬过，整个中指都被它咬在嘴里，它这时只要稍微用力，这根中指可能就从此脱离“母体”。“幸好当时有其他人帮忙转移它的注意力，才脱离了险境。”
陈玉村就这样每两个小时一次帮青涛吃奶，直到青涛1岁多能够自己咬竹叶才结束喂奶。1995年，19岁的青青又产下一只幼崽。虽然看护“大龄产妇”消耗了陈玉村和同事们大量时间，但身为“月嫂”的他心里却美滋滋的。
陈玉村说，他最怕大熊猫生病。一次，正在鼓岭避暑的青青得了肠梗阻，吃进去东西无法正常排泄，肚子胀得鼓鼓的，嘴唇发紫，呼吸困难。陈玉村到山上看了之后，立马开车回熊猫世界购药取工具。鼓岭的大熊猫基地距离熊猫世界大概25公里。那天，陈玉村开着车山上山下来回跑了4趟。第4趟带着消毒锅上山时已经是半夜1点多，由于过度疲劳，陈玉村连人带车整个滑到山沟里。后来是部队用了1个排的人力才把车抬了出来。
陈玉村是从1996年开始自己开车。据统计，截至2002年底，陈玉村那辆车7年跑了65万公里，扣除市区的15万公里，在山上跑了50万公里，每趟来回以50公里计算，陈玉村山上山下跑了近万次。
驯化猛兽
自从开始研究大熊猫以来，陈玉村一直对自己有一个要求：不能只关心怎样让大熊猫吃好喝好，应该更关注它们的生命机理，把大熊猫的健康维护和疾病治疗作为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因为大熊猫是一个有生命的生物，它们跟人类一样的生活在地球上。人类存在的疾病它们应该也是会有的。”
大熊猫不是神，它们当然也会生病，但问题是大熊猫生病后不会像人类一样向医生表述自己的痛苦，而国内外有关大熊猫疾病的研究又非常少，那么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它们生病了呢？
最初，受到人类通过脉搏、体温诊断疾病的启发，陈玉村也想通过对大熊猫的日常生理指标与健康生理指标相对照的方法，来发现大熊猫生病的迹象。然而，当陈玉村查找了大量的资料，希望从中找到一些大熊猫的健康生理指标时，却什么也没找到。当时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我觉得既然要来大熊猫，就要非常认真地、真正做到去保护它，不是口头上把它养了会吃饭、养了好看这个样子，要随时有应急的措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科学研究。没有一个基础的数据，它们是生病还是健康都搞不清楚。”
于是，陈玉村决定从实践中获取这些数据。可是大熊猫看起来憨厚老实，实际上异常凶猛，想要在猛兽身上获取数据谈何容易。更何况测量大熊猫体温时，要把温度计插入它们的肛门里，这让野性十足的大熊猫如何忍受得了？
“动物不让你靠近，你量个体温那么简单的事都量不出来。我觉得首先要从驯化入手，先靠近它，使我们人类和熊猫的距离缩到最短。接下来就可以让你去摸，可以让你去听心跳，可以躺下来让你去做各种检查。”
为了缩短与大熊猫的距离，陈玉村开始着手组织驯化大熊猫。
1980年，通过科学驯化，福州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与大熊猫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而且，应用条件反射原理，研究中心实现了随时可提取大熊猫尿样，首次为我国获得了无干扰大熊猫的多项生理指标。 1986年，青青诞下第一胎幼崽之后，福州大熊猫研究中心在国内外最早拿到了大熊猫的初乳，第一次发现大熊猫的初乳是浅绿色，并测定了其中的主要营养含量。后来，他们又实现了在没有麻醉等无干扰情况下，为大熊猫做采血、输液、心电图、X光透射、B超等多项检查，获取了大量的大熊猫健康生理常数。
“一般情况下，大熊猫生病时需要输液，但最多只能给它们麻醉一两个小时，时间久了有一定风险。进行驯养之后，在不麻醉的情况下也可以输液一个多小时，输液量可达1000毫升左右。”陈玉村采集的这些有关血相、体温、血压、心率等数据，为大熊猫的疾病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有力支撑。
抢救“女神”巴斯
2003年盛夏的一个深夜，正在熊猫世界值班的陈玉村接到一通从鼓岭基地打来的十万火急的电话：大熊猫巴斯生命垂危！
接了电话之后，陈玉村就再也无法入睡。心急如焚的他一面指导鼓岭大熊猫基地的工作人员对巴斯进行简易抢救，一面连夜联系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的专家领导，准备天亮后进行急救。
“巴斯流了好多血，估计有1000多毫升，基本上就趴在那里不会动了。我当时心里非常着急，那天晚上一分钟都不得安宁。”陈玉村躺都躺不住，下床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
当时，巴斯已经20多岁，相当于人类的80多岁老人，陈玉村只能对抢救结果作最坏的打算。“还有一个要准备面对的，就是它的死亡。”陈玉村哽咽道，“没有办法，所以就通知了中科院，也通知了一些医院病理科做好解剖的准备。”陈玉村放下电话，心情依然无法平静，大熊猫巴斯的一生传奇经历，在他的脑海中一幕幕闪现。
巴斯被外界追捧为大熊猫明星，它是第十一届亚运会吉祥物“盼盼”的原型，对投篮、举重、骑自行车、打电话等20多个节目样样拿手；1987年7月至次年2月，巴斯远赴美国圣地亚哥展览，在全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91年它又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惹得观众爆笑连连。对于陈玉村来说，不管是长相还是聪明度，巴斯都是他从事大熊猫研究事业以来，难得碰到的近乎完美的大熊猫，在他眼里，巴斯就是大熊猫界的“女神”。
天刚蒙蒙亮，一夜没有合眼的陈玉村带上药品和器具，开车冲向鼓岭大熊猫基地。汽车行驶到海拔1000米左右时，车灯烧坏了，加上山道崎岖，大风夹杂着雨水一路扑面而来。“有那么多急转弯，你也得冲上去。再加上对面还有车来，自己的车没有灯光很容易出事情。但是为了抢救，也考虑不了自己。”忽然，一辆货车迎面而来，已经疲惫不堪的陈玉村被对面的强光闪了下眼，一下子失去了方向，汽车驶离车道，滚入山沟。多亏当地部队及时发现，陈玉村被送往医院急救，所幸只是些外伤，并无生命危险。几小时后，陈玉村觉得伤势稍有好转，立马拔掉针管，继续前往大熊猫基地组织抢救。
专家诊断，巴斯的病症是高血压引起的鼻腔黏膜血管破裂，导致大量出血。经过抢救，巴斯的鼻腔出血虽然止住，但由于失血过多，依然处于危险阶段，急需输血。但是问题是去哪里找血液给巴斯？大熊猫是不是也像人类一样讲究血型匹配原则？
“就目前来看，国内外对大熊猫的输血例数还是比较少的，因为它有许多困难。一个是大熊猫的数量比较少，第二个就是它的血型到现在还是个未知数。”陈玉村说。
科学家曾经做过研究，动物像人类一样，也有自己的血型系统。现在已知的是马有4种血型，牛有3种血型，猪也有4种血型。然而国内外关于大熊猫血型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根本无法临时进行血型测试。“动物输血没有像人类研究得那么细，研究血型也不是两只大熊猫拉来一做，或是几个动物一做就可以查出血型的，要用大量的样本从头到尾反复去做。”
巴斯的病情逐渐加重，虽然大夫们在它身上用了各种先进的设备，却无法使用最简单有效的手段——输血。更糟糕的是，血色素在不断下降，如果不马上补充血液，性命危在旦夕。
“这个时候如果再不输血，（巴斯）很快就会死亡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去做了一些尝试。这个输血，在没有血型（研究结果）的情况下，只能拿大熊猫本身的血进行试验。”陈玉村决定放手一搏，冒险进行同种输血。他马不停蹄地从鼓岭返回熊猫世界，寻求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输血科的帮助，进入大熊猫宿舍，挑选了几只年轻健康的大熊猫进行采血。
在输血过程中，两种不同血型的血液相遇后，如果发生溶血会导致受血者死亡。很多人担心陈玉村这样的做法会加速巴斯的死亡。不过陈玉村并不是蛮干，他也十分了解其中的风险。“大熊猫没有自己独立的一个抗体来测它的血型。”陈玉村说，他打算试用人的血型试剂测试大熊猫的血型，然后选出与巴斯相匹配的血型进行输血，但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全部都是形成O型。”陈玉村说，“都是O型，那如果按人的观点来看，它们互相都可以输血。”
陈玉村看着那些血型检测数据，越看越觉得可疑。怎么可能体质、产地都存在很大差异的大熊猫竟然都是同种血型？陈玉村不敢贸然行动，他必须要找一个更可靠的方法给巴斯输血。这时，已经过去了一天，巴斯的各项生理指标极速衰退，已被送到总院的手术室进行抢救。
陈玉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他要与企图夺走巴斯生命的死神赛跑。忽然，陈玉村联想到古人“滴血认亲”的场景。他立刻把想法告诉了总院输血科的专家，希望能够得到帮助。
“两份血样混合，如果经过化学试剂的各个方面作用能够凝集，就不能输了；如果不发生凝集，那就可以试着输。”陈玉村说。
几只大熊猫的血液再一次被送检。最后，几份血样中只有一份与巴斯的血样没有发生凝集，如同人类相同的血型一样。
这样的结果令陈玉村十分兴奋。他立即召集抢救小组人员开会，像布置一场战役一样分配任务，提醒大家注意手术过程中的各项关键点。随后，工作人员把提供血液的大熊猫诱入铁笼，然后开始注射麻醉药。
“麻醉并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分多次注射，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只大熊猫的麻药耐受量，只能逐渐加大麻药剂量，才能防止麻药过量致死。”陈玉村说。
选定一只可以配输的大熊猫，麻醉之后，工作人员把大熊猫抬出铁笼，放到笼舍内临时搭建的简易手术台上进行抽血。经过反复斟酌，陈玉村决定从这只大熊猫身上抽取400毫升血液。
手术非常成功，两天以后，巴斯就可以站起来走路。现在，巴斯已经34岁，依然健康地生活在福州。
在熊猫世界工作这么多年，陈玉村有过很多换岗的机会，但他始终没有离开。“有人说我想做科学家，其实我只是个管大熊猫的。”
人前的陈玉村总是露出一脸暖暖的笑意，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辛酸。陈玉村今年71岁，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是他仍在岗位上。“并不是我把自己看得太重，我只是担心自己离开这里以后，就没有人这么日日夜夜地守着大熊猫了。”
从最初的3亩多地扩大到现在的3.5公顷，陈玉村见证了熊猫世界的成长，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似乎都倾注了他的心血。看到围墙边有几棵竹子种歪了，陈玉村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扶正；看到施工工具零散地放在墙角，他嘱咐工人把工具收起来，以免影响环境美观；看到小熊猫表演馆秩序混乱，他又担任起保安的角色，维持现场秩序。不出差的时候，陈玉村几乎每天都在熊猫世界里转悠，气喘吁吁地从大梦山的这一边爬到另一边，操心着这里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
除了照看熊猫世界和福州鼓岭大熊猫基地里的国宝们，陈玉村还要经常出差、开会，他最烦恼的就是时间不够用，连回趟家都成了“奢侈的浪费”。爱人王玉秀开玩笑说：“总统还有星期天，你连星期天都没有。”
不可能的存在
2014年4月29日，2只年轻的大熊猫来到熊猫世界，与原有的大熊猫们组成了一个“七口之家”，这是目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最大的熊猫家庭。
“其实，照我的话说，这里（指熊猫世界）是不该存在的存在，（在理论上）也是不可能存在的。”陈玉村解释说，大熊猫普遍生活在高海拔，低气温的地方，不适合低纬度下的生存，而福州的夏季炎热高温，与适宜大熊猫生活的气候相差甚远。
那么大熊猫是怎样奇迹般地来到福州的呢？
“我那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只知道大熊猫是国宝，国宝搞一个就行了，别的事情我也管不了那么多。”那是1977年，陈玉村当职福州动物园园长。“当时的动物园一共只有3亩多地，走来走去，就这么小个地方，又没有十分稀奇的动物资源，（发展前途）很有限，后来就想干脆搞一只大熊猫算了。”
于是，一时“头脑发热”的陈玉村决定向当时的国家林业部申请大熊猫。“写了很多申请理由，比如福建是海防前线，又是沿海地区，战士们和海外归来的华侨都看不到大熊猫等等。写了3次信之后，终于打动了国家林业部。”但是，大熊猫毕竟是国宝，要想成功得到国家的批准，并非仅仅写信申请那么容易。
“当时，林业部回信问我们有没有大熊猫的兽舍，我们说当然有，但其实那时的兽舍根本没建好。”陈玉村不好意思地笑道，“没办法，我们就到福州梅峰宾馆的角落拍了几张照片寄过去，那是当时福建省最好最大的宾馆。”
陈玉村说，其实当时国家也有意试验大熊猫是否能适应低纬度气候，所以才能顺利得到批准。“福建是侨乡，又与台湾一水之隔，应该照顾。另外福州的自然环境对人工饲养大熊猫更有科研价值。”这是当时国家林业部副部长给出的意见。
“说来也是巧合，当时是大熊猫受灾十分严重的几年。”陈玉村说。1974年到1976年，在川陕甘大熊猫分布的地方，箭竹大面积开花枯死，这让以箭竹为食的国宝们陷入了严重的饥荒状态。仅1975年，岷山地区就发现了138只大熊猫陈尸山林。情况紧急，为了抢救大熊猫，国家拨款80万元，从林业部到受灾地县都成立了抢救大熊猫领导小组，与此同时，各地相继开展大熊猫搜救活动，将病饿大熊猫送到动物园进行抢救。最多的时候，成都动物园接收到40多只受灾大熊猫。
1977年2月初，甘肃文县又搜救到8只受灾大熊猫，福州动物园趁此机会分到2只。得到通知后，陈玉村立即与同事赶赴甘肃，迎接他日思夜想的国宝。比起福州来说，北方的冬季干冷异常，再加上1977年甘肃遭遇了一场50年难遇的暴风雪，这让陈玉村一行人的运送行程更加艰难。
“气温零下40多度，海拔3500多米。一路爬坡，我们每一辆车都用铁链连着，上坡时车速不能太慢，否则车会倒退回来，下坡也不能快。一路上看到了好多车都滑到沟里，车翻人亡。”陈玉村感慨，“运送这2只大熊猫真是冒着生命危险。我们的车在路上也掉进了山沟，幸好没什么大碍，后来被拖了出来。”
“当时天空飘着大雪，我就穿了一件很普通的棉衣。吃饭的时候，拿着馒头，只能把馒头放在手心里，因为手指冻僵了弯不了，指关节也都冻肿了。”陈玉村低头捧着双手，示范着当时吃饭的姿势。不过，这些苦头对于陈玉村来说都不算什么，最让他担心的还是大熊猫强强和涛涛。
陈玉村说，当时的条件很艰苦，虽然他们专门雇了一辆车来运送大熊猫，但是由于车的顶部是空的，没有东西可以遮挡天空飘下的大雪，“大熊猫也只好跟着受冻”。陈玉村叹了口气，当年的辛酸再一次泛上心头。“那么远的路程，竹子早在路上吃光了，强强和涛涛就这么挨饿受冻。电报也打不通，想让地方送些竹子来都没办法。后来只好用铁线把它们拦起来，不要在路上跑掉了。”
那些天，陈玉村没有一天能睡个好觉。“当时天气不好，路又滑，我们根本就不敢走夜路。每到一个招待所，都是一夜没怎么合眼，轮班看护大熊猫。”陈玉村说，“为了不让大熊猫冻着，我们把招待所的被子都盖在铁笼上。”这样被子不仅会被弄脏，还会留下一股难闻的动物体味。这样一来，招待所当然很不乐意。“我们说可以赔偿，只要不冻着大熊猫就行。不过，后来他们看到我们这么心疼大熊猫，也就没让我们赔了。”
到达四川略阳之后，陈玉村与强强和涛涛换乘略阳到上海的火车。一路上，陈玉村担惊受怕，生怕臂力强大的大熊猫在途中会把笼子掰散。结果，陈玉村的担心还是发生了。强强和涛涛都从笼子里逃了出来，在行李箱里自由活动。由于每节车厢都是连通的，为了不让大熊猫在旅客上下车的时候趁机逃走和伤人，陈玉村只好请求火车工作人员帮忙。此时，一路上的行李不能上，也不能卸，给乘客造成了太多麻烦。 就这样，这列搭载着国宝的火车一路直抵上海。“到达上海后，我们就立刻联系上海动物园，换了两个结实的笼子。只是委屈了那些准备中途上下车的旅客们。”陈玉村满怀愧疚地说。1977年春节前一天，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奔波劳累，陈玉村终于带着强强和涛涛顺利抵达福州，时任副市长的陈益东亲自到机场迎接。
大熊猫“月嫂”
强强与涛涛来到福州的时候正值冬季，这时的气温对于长期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大熊猫来说还算正常。然而一到夏季，尤其是6、7月份的时候，2只大熊猫想要轻松地生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在四川，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海拔是1500～3500米，平均温度在4℃左右，而福州的海拔只有83米，夏季时间长，温度基本保持在30℃以上。炎热的天气让大熊猫吃不下任何东西，坐在地上直喘气。
眼看着大熊猫炎热难耐，陈玉村开始急了。他拉了一车车冰块去给大熊猫的宿舍降温，而强强和涛涛却伸着舌头趴在冰块上睡觉。“肚皮是凉的，后背是热的，这很容易引发感冒。后来又把它们送到地下防空洞，但地洞里空气潮湿，大熊猫又因此得了关节炎。”无奈之下，陈玉村只得四处寻找适合大熊猫生活的自然环境，最后选择在海拔高达千米的鼓岭建起了大熊猫避暑山庄，“这里还有成片鲜嫩的竹叶可提供给大熊猫”。1986年6月1日，刚搬到避暑山庄10天的青青便顺利产下了她的第一个宝宝，取名“榕榕”。
1994年，通过人工授精，18岁的青青又产下了幼崽青涛。野生大熊猫的平均寿命为12.5岁，按照这样算来，青青已经是一位大熊猫老奶奶。透过X光片也能看出，青青的脊柱已经僵硬，并伴有骨质增生，这样的身体条件根本不可能像年轻时坐着喂奶。“但如果青青躺着喂奶又很容易压死幼崽，而且这样的姿势也不方便幼崽找到奶头。一旦幼崽在开头24小时内没有吃到初乳，将会出现生命危险。
当时国内外统计，6只18岁以后生产的大熊猫，没有1只能把幼崽育活，不是母亲死，就是孩子死，或者母子俱殒。因此，青涛出生之后，如何借助人的帮助而吃到母乳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大熊猫在哺乳时很容易攻击靠近它的人。考虑到饲养员的安全问题，只能由我亲自上任来帮助青青喂奶。”陈玉村说，“青青知道我是那个帮她打针的人，但是青涛却很敏感，稍微碰一下它就开始大声尖叫，这样一来青青就叼着青涛四处奔跑。”后来，陈玉村只好一点一点地靠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这对母子适应了他的接触。
接下来喂奶的过程也不容易。青涛饿的时候会大声叫喊，但青青却误以为孩子冷，叼着它走来走去。之后，青青躺下来，把孩子夹在自己下颌位置用嘴巴舔舐。这时，陈玉村便趁机靠近，用一只手慢慢地将青涛的身体往下移动20厘米，让它的嘴巴靠近母亲的乳头。而陈玉村的另一只手的手指则用来代替被舔舐的青涛，让青青继续舔舐。“这其实很危险，如果青青发现她舔的并不是自己的孩子，咬下去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陈玉村说，大熊猫的咬合力很强，自己曾经被一只大熊猫咬过，整个中指都被它咬在嘴里，它这时只要稍微用力，这根中指可能就从此脱离“母体”。“幸好当时有其他人帮忙转移它的注意力，才脱离了险境。”
陈玉村就这样每两个小时一次帮青涛吃奶，直到青涛1岁多能够自己咬竹叶才结束喂奶。1995年，19岁的青青又产下一只幼崽。虽然看护“大龄产妇”消耗了陈玉村和同事们大量时间，但身为“月嫂”的他心里却美滋滋的。
陈玉村说，他最怕大熊猫生病。一次，正在鼓岭避暑的青青得了肠梗阻，吃进去东西无法正常排泄，肚子胀得鼓鼓的，嘴唇发紫，呼吸困难。陈玉村到山上看了之后，立马开车回熊猫世界购药取工具。鼓岭的大熊猫基地距离熊猫世界大概25公里。那天，陈玉村开着车山上山下来回跑了4趟。第4趟带着消毒锅上山时已经是半夜1点多，由于过度疲劳，陈玉村连人带车整个滑到山沟里。后来是部队用了1个排的人力才把车抬了出来。
陈玉村是从1996年开始自己开车。据统计，截至2002年底，陈玉村那辆车7年跑了65万公里，扣除市区的15万公里，在山上跑了50万公里，每趟来回以50公里计算，陈玉村山上山下跑了近万次。
驯化猛兽
自从开始研究大熊猫以来，陈玉村一直对自己有一个要求：不能只关心怎样让大熊猫吃好喝好，应该更关注它们的生命机理，把大熊猫的健康维护和疾病治疗作为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因为大熊猫是一个有生命的生物，它们跟人类一样的生活在地球上。人类存在的疾病它们应该也是会有的。”
大熊猫不是神，它们当然也会生病，但问题是大熊猫生病后不会像人类一样向医生表述自己的痛苦，而国内外有关大熊猫疾病的研究又非常少，那么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它们生病了呢？
最初，受到人类通过脉搏、体温诊断疾病的启发，陈玉村也想通过对大熊猫的日常生理指标与健康生理指标相对照的方法，来发现大熊猫生病的迹象。然而，当陈玉村查找了大量的资料，希望从中找到一些大熊猫的健康生理指标时，却什么也没找到。当时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我觉得既然要来大熊猫，就要非常认真地、真正做到去保护它，不是口头上把它养了会吃饭、养了好看这个样子，要随时有应急的措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科学研究。没有一个基础的数据，它们是生病还是健康都搞不清楚。”
于是，陈玉村决定从实践中获取这些数据。可是大熊猫看起来憨厚老实，实际上异常凶猛，想要在猛兽身上获取数据谈何容易。更何况测量大熊猫体温时，要把温度计插入它们的肛门里，这让野性十足的大熊猫如何忍受得了？
“动物不让你靠近，你量个体温那么简单的事都量不出来。我觉得首先要从驯化入手，先靠近它，使我们人类和熊猫的距离缩到最短。接下来就可以让你去摸，可以让你去听心跳，可以躺下来让你去做各种检查。”
为了缩短与大熊猫的距离，陈玉村开始着手组织驯化大熊猫。
1980年，通过科学驯化，福州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与大熊猫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而且，应用条件反射原理，研究中心实现了随时可提取大熊猫尿样，首次为我国获得了无干扰大熊猫的多项生理指标。 1986年，青青诞下第一胎幼崽之后，福州大熊猫研究中心在国内外最早拿到了大熊猫的初乳，第一次发现大熊猫的初乳是浅绿色，并测定了其中的主要营养含量。后来，他们又实现了在没有麻醉等无干扰情况下，为大熊猫做采血、输液、心电图、X光透射、B超等多项检查，获取了大量的大熊猫健康生理常数。
“一般情况下，大熊猫生病时需要输液，但最多只能给它们麻醉一两个小时，时间久了有一定风险。进行驯养之后，在不麻醉的情况下也可以输液一个多小时，输液量可达1000毫升左右。”陈玉村采集的这些有关血相、体温、血压、心率等数据，为大熊猫的疾病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有力支撑。
抢救“女神”巴斯
2003年盛夏的一个深夜，正在熊猫世界值班的陈玉村接到一通从鼓岭基地打来的十万火急的电话：大熊猫巴斯生命垂危！
接了电话之后，陈玉村就再也无法入睡。心急如焚的他一面指导鼓岭大熊猫基地的工作人员对巴斯进行简易抢救，一面连夜联系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的专家领导，准备天亮后进行急救。
“巴斯流了好多血，估计有1000多毫升，基本上就趴在那里不会动了。我当时心里非常着急，那天晚上一分钟都不得安宁。”陈玉村躺都躺不住，下床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
当时，巴斯已经20多岁，相当于人类的80多岁老人，陈玉村只能对抢救结果作最坏的打算。“还有一个要准备面对的，就是它的死亡。”陈玉村哽咽道，“没有办法，所以就通知了中科院，也通知了一些医院病理科做好解剖的准备。”陈玉村放下电话，心情依然无法平静，大熊猫巴斯的一生传奇经历，在他的脑海中一幕幕闪现。
巴斯被外界追捧为大熊猫明星，它是第十一届亚运会吉祥物“盼盼”的原型，对投篮、举重、骑自行车、打电话等20多个节目样样拿手；1987年7月至次年2月，巴斯远赴美国圣地亚哥展览，在全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91年它又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惹得观众爆笑连连。对于陈玉村来说，不管是长相还是聪明度，巴斯都是他从事大熊猫研究事业以来，难得碰到的近乎完美的大熊猫，在他眼里，巴斯就是大熊猫界的“女神”。
天刚蒙蒙亮，一夜没有合眼的陈玉村带上药品和器具，开车冲向鼓岭大熊猫基地。汽车行驶到海拔1000米左右时，车灯烧坏了，加上山道崎岖，大风夹杂着雨水一路扑面而来。“有那么多急转弯，你也得冲上去。再加上对面还有车来，自己的车没有灯光很容易出事情。但是为了抢救，也考虑不了自己。”忽然，一辆货车迎面而来，已经疲惫不堪的陈玉村被对面的强光闪了下眼，一下子失去了方向，汽车驶离车道，滚入山沟。多亏当地部队及时发现，陈玉村被送往医院急救，所幸只是些外伤，并无生命危险。几小时后，陈玉村觉得伤势稍有好转，立马拔掉针管，继续前往大熊猫基地组织抢救。
专家诊断，巴斯的病症是高血压引起的鼻腔黏膜血管破裂，导致大量出血。经过抢救，巴斯的鼻腔出血虽然止住，但由于失血过多，依然处于危险阶段，急需输血。但是问题是去哪里找血液给巴斯？大熊猫是不是也像人类一样讲究血型匹配原则？
“就目前来看，国内外对大熊猫的输血例数还是比较少的，因为它有许多困难。一个是大熊猫的数量比较少，第二个就是它的血型到现在还是个未知数。”陈玉村说。
科学家曾经做过研究，动物像人类一样，也有自己的血型系统。现在已知的是马有4种血型，牛有3种血型，猪也有4种血型。然而国内外关于大熊猫血型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根本无法临时进行血型测试。“动物输血没有像人类研究得那么细，研究血型也不是两只大熊猫拉来一做，或是几个动物一做就可以查出血型的，要用大量的样本从头到尾反复去做。”
巴斯的病情逐渐加重，虽然大夫们在它身上用了各种先进的设备，却无法使用最简单有效的手段——输血。更糟糕的是，血色素在不断下降，如果不马上补充血液，性命危在旦夕。
“这个时候如果再不输血，（巴斯）很快就会死亡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去做了一些尝试。这个输血，在没有血型（研究结果）的情况下，只能拿大熊猫本身的血进行试验。”陈玉村决定放手一搏，冒险进行同种输血。他马不停蹄地从鼓岭返回熊猫世界，寻求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输血科的帮助，进入大熊猫宿舍，挑选了几只年轻健康的大熊猫进行采血。
在输血过程中，两种不同血型的血液相遇后，如果发生溶血会导致受血者死亡。很多人担心陈玉村这样的做法会加速巴斯的死亡。不过陈玉村并不是蛮干，他也十分了解其中的风险。“大熊猫没有自己独立的一个抗体来测它的血型。”陈玉村说，他打算试用人的血型试剂测试大熊猫的血型，然后选出与巴斯相匹配的血型进行输血，但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全部都是形成O型。”陈玉村说，“都是O型，那如果按人的观点来看，它们互相都可以输血。”
陈玉村看着那些血型检测数据，越看越觉得可疑。怎么可能体质、产地都存在很大差异的大熊猫竟然都是同种血型？陈玉村不敢贸然行动，他必须要找一个更可靠的方法给巴斯输血。这时，已经过去了一天，巴斯的各项生理指标极速衰退，已被送到总院的手术室进行抢救。
陈玉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他要与企图夺走巴斯生命的死神赛跑。忽然，陈玉村联想到古人“滴血认亲”的场景。他立刻把想法告诉了总院输血科的专家，希望能够得到帮助。
“两份血样混合，如果经过化学试剂的各个方面作用能够凝集，就不能输了；如果不发生凝集，那就可以试着输。”陈玉村说。
几只大熊猫的血液再一次被送检。最后，几份血样中只有一份与巴斯的血样没有发生凝集，如同人类相同的血型一样。
这样的结果令陈玉村十分兴奋。他立即召集抢救小组人员开会，像布置一场战役一样分配任务，提醒大家注意手术过程中的各项关键点。随后，工作人员把提供血液的大熊猫诱入铁笼，然后开始注射麻醉药。
“麻醉并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分多次注射，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只大熊猫的麻药耐受量，只能逐渐加大麻药剂量，才能防止麻药过量致死。”陈玉村说。
选定一只可以配输的大熊猫，麻醉之后，工作人员把大熊猫抬出铁笼，放到笼舍内临时搭建的简易手术台上进行抽血。经过反复斟酌，陈玉村决定从这只大熊猫身上抽取400毫升血液。
手术非常成功，两天以后，巴斯就可以站起来走路。现在，巴斯已经34岁，依然健康地生活在福州。
在熊猫世界工作这么多年，陈玉村有过很多换岗的机会，但他始终没有离开。“有人说我想做科学家，其实我只是个管大熊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