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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刚搬进新家的时候，我的岳父送了我一些花草，都是诸如吊兰这样比较容易养活的植物。有一天我回到家时，发现他已经把这些栽着植物的花盆摆在了我阳台的新窗台上——新家总要有点新气象。
尽管我心地柔软，但我还是对植物缺乏必要的耐性，在白天和晚上，我几乎很少想起这些花草。
过了些天我岳父又来到我家，他看到那些花草有些叶尖已经泛黄了。他一边为它们浇水，一边和慢慢踱过来的我说（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看着我）：“每周还是想着定期浇浇水，毕竟它们也是生命。”
这种不经意说出的话，往往令人印象深刻。
二
我倒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或者说明白点，我对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都不以为然，如果说两者都是唯心的话，我更乐意选择后者——我觉得我这种思维方式特别中国人。
小说是另一码事。写小说是演戏，你得说点假话，当一个小说需要一个悲伤的故事时，你就要让自己显得似乎是个悲观主义者。
应该是小说要求作者该怎么做，而不是反过来作者强迫小说。小说里你既要明目张胆说假话，但又要仿佛剖开自己的胸膛把自己的真心掏出来——写小说就是这么件拧巴的活儿。每一次都是。
三
女人更好相处，和男性在一起我总是感到不舒服。男人和男人之间的交流无论是调侃、闲聊或者辩论的，总是隐含着相互攻击和攀比;假使男人彼此之间给予对方最大程度的友好，交谈就会流于漫无目的的胡扯。
但和女性在一起就好得多。和女性在一起，彼此不说话就挺舒服的，如果她很健谈，你只需要听着就行了，这非常适合我。我当然没说每个女人都是完美的（我有一次和一个女同事出差时恨不得从飞机上跳下去），但从更大的角度而言，我觉得女性更值得尊重——毕竟我们每个人至少都还有一个妈妈。
这是个人感受，我不要求别人也这么看待女性。
女人身上自带“奉献”赋能。“奉献”、“牺牲”，这些词的分量并非我们读到它们时那么简单。
它们在每个女人身上存在着，要激活它们只需要一种东西，那就是“爱”。真正的毫无保留的爱。
但如果一个女人所爱的人还没准备好接受这份爱呢？如果女人所爱的人是个恶棍呢？
四
这篇小说其实写的不是女人，女人首先是人，但这个小说的主人公不是人。
她是个怪物。
而另一个主人公“我”是人类，但他不算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好人，他是个有道德缺陷、非常自私的人。
我喜欢写一个非正面的主人公，我喜欢写一个道德上有问题的人，因为这更有挑战性。
我可以写任何体裁的文体，我也能写类型小说，可我也有短板，我似乎从没写过一个坏女人。我只能写坏的男人。
这个坏男人他必须接受一个必须接受的麻烦、秘密。他和他的父母是合谋者，他要处理这个秘密。
“秘密”是有重量的，一个人如何背负一个巨大的秘密，如何承受它，和它一起毁灭，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文学母题。
我喜欢秘密的感觉。我喜欢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屋子，喜欢里面藏着别人都不知道的东西。
但内心的秘密让人不寒而栗，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想过背叛自己的亲人。一个世界上最忠诚的人也随时准备着抛弃。我在小说里让主人公随时面对这种困境。他既想拥抱一份爱，但又随时期盼着这份爱离自己能有多远就多远。
这并非不正常。生活里这种隐秘的事情很常见。什么是希望？什么是绝望？我觉得它们只是一体两面。希望也是一种新的负累，它也将带来新的绝望。
五
小说不追求“极端的真实”，而追求“合理的真实”。生活才是极端的真实，现实世界存在任何巧合，低概率事件无所不在，但小说没有现实那么离奇，小说追求的美德是逻辑上的恰当，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才是最好。但在这个小说里，我想让它保持一部分“极端的真实”。
换个角度说，很多人谈到现实和小说的关系，首先讲到的都是小说不完全是真实的，小说会把生活里的几个人物身上的事挪用在一个人物身上以增加这个人物的典型性。我觉得这些都没错，但这些是说法还是来自于具体的技术层面，首先我觉得有必要提醒的一点就是，小说这个文体，它最核心的文体特点就是“虚构”。永远要牢记这一点。在我看到的关于“小说”的定义里，都没有提到这一点，这是不对的。虚构是小说最重要的手段。
当你真正深刻地体会了这一点，那么无论你在小说里写修仙，或者写现实生活里的家庭琐事，它们都会更有力，更向艺术的角度靠近。这就像是信佛的人經常提到的“不着相”，你不着相了，你往哪个方向的努力都是正确并且更加大胆。
此外，小说的目的，也绝不像教科书上所说的，是为了“反映社会生活”，长篇小说的目的可以是为了讲一个故事，而短篇小说则更像是为了提出一个谜题。
利用虚构的手法，给出一个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谜题——这是我对短篇小说的定义。在这个基础上，我在写作里常常发现，我写幻想型的小说，里面往往藏着更多的关于我内心的真相;而写现实题材的小说，它们则离我的秘密更远一点，保持着和真相的距离。
六
这个小说是从1996年开始动笔，而写完它是在2017年，中间被搁置的时间差不多有整整二十年。
和自己年轻时奋力创作的很多作品一样，小说搁浅了，我当时没有能力处理这个小说留给我的谜题。
但如果一个小说的想法放了二十年仍然能写得下去，那它还是值得一写。
这么多年来，我渐渐意识到，“得不到爱”不是人生以及小说意义上的悲剧，那只是一种自然的饥渴。
真正的悲剧，是得到真正的爱。
义无反顾，全部奉献，毫无自私可言的爱，才是最大的悲剧。才是可怕的。因为这种爱不仅会烧毁爱人的人，也会把被爱的人拖进这个漩涡。当我想到这个时，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小说写完了。
七
“毕竟它们也是生命。”
多年前当我岳父说起这句话时，和这个小说有关的一切都还没发生，它还停留在我二十岁时写在草稿本上的那个开头。
我当时没说什么，我总是拙于言辞，我只是看着他把那几盆花浇完了。
那几盆花到今天都还活着。
我刚搬进新家的时候，我的岳父送了我一些花草，都是诸如吊兰这样比较容易养活的植物。有一天我回到家时，发现他已经把这些栽着植物的花盆摆在了我阳台的新窗台上——新家总要有点新气象。
尽管我心地柔软，但我还是对植物缺乏必要的耐性，在白天和晚上，我几乎很少想起这些花草。
过了些天我岳父又来到我家，他看到那些花草有些叶尖已经泛黄了。他一边为它们浇水，一边和慢慢踱过来的我说（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看着我）：“每周还是想着定期浇浇水，毕竟它们也是生命。”
这种不经意说出的话，往往令人印象深刻。
二
我倒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或者说明白点，我对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都不以为然，如果说两者都是唯心的话，我更乐意选择后者——我觉得我这种思维方式特别中国人。
小说是另一码事。写小说是演戏，你得说点假话，当一个小说需要一个悲伤的故事时，你就要让自己显得似乎是个悲观主义者。
应该是小说要求作者该怎么做，而不是反过来作者强迫小说。小说里你既要明目张胆说假话，但又要仿佛剖开自己的胸膛把自己的真心掏出来——写小说就是这么件拧巴的活儿。每一次都是。
三
女人更好相处，和男性在一起我总是感到不舒服。男人和男人之间的交流无论是调侃、闲聊或者辩论的，总是隐含着相互攻击和攀比;假使男人彼此之间给予对方最大程度的友好，交谈就会流于漫无目的的胡扯。
但和女性在一起就好得多。和女性在一起，彼此不说话就挺舒服的，如果她很健谈，你只需要听着就行了，这非常适合我。我当然没说每个女人都是完美的（我有一次和一个女同事出差时恨不得从飞机上跳下去），但从更大的角度而言，我觉得女性更值得尊重——毕竟我们每个人至少都还有一个妈妈。
这是个人感受，我不要求别人也这么看待女性。
女人身上自带“奉献”赋能。“奉献”、“牺牲”，这些词的分量并非我们读到它们时那么简单。
它们在每个女人身上存在着，要激活它们只需要一种东西，那就是“爱”。真正的毫无保留的爱。
但如果一个女人所爱的人还没准备好接受这份爱呢？如果女人所爱的人是个恶棍呢？
四
这篇小说其实写的不是女人，女人首先是人，但这个小说的主人公不是人。
她是个怪物。
而另一个主人公“我”是人类，但他不算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好人，他是个有道德缺陷、非常自私的人。
我喜欢写一个非正面的主人公，我喜欢写一个道德上有问题的人，因为这更有挑战性。
我可以写任何体裁的文体，我也能写类型小说，可我也有短板，我似乎从没写过一个坏女人。我只能写坏的男人。
这个坏男人他必须接受一个必须接受的麻烦、秘密。他和他的父母是合谋者，他要处理这个秘密。
“秘密”是有重量的，一个人如何背负一个巨大的秘密，如何承受它，和它一起毁灭，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文学母题。
我喜欢秘密的感觉。我喜欢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屋子，喜欢里面藏着别人都不知道的东西。
但内心的秘密让人不寒而栗，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想过背叛自己的亲人。一个世界上最忠诚的人也随时准备着抛弃。我在小说里让主人公随时面对这种困境。他既想拥抱一份爱，但又随时期盼着这份爱离自己能有多远就多远。
这并非不正常。生活里这种隐秘的事情很常见。什么是希望？什么是绝望？我觉得它们只是一体两面。希望也是一种新的负累，它也将带来新的绝望。
五
小说不追求“极端的真实”，而追求“合理的真实”。生活才是极端的真实，现实世界存在任何巧合，低概率事件无所不在，但小说没有现实那么离奇，小说追求的美德是逻辑上的恰当，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才是最好。但在这个小说里，我想让它保持一部分“极端的真实”。
换个角度说，很多人谈到现实和小说的关系，首先讲到的都是小说不完全是真实的，小说会把生活里的几个人物身上的事挪用在一个人物身上以增加这个人物的典型性。我觉得这些都没错，但这些是说法还是来自于具体的技术层面，首先我觉得有必要提醒的一点就是，小说这个文体，它最核心的文体特点就是“虚构”。永远要牢记这一点。在我看到的关于“小说”的定义里，都没有提到这一点，这是不对的。虚构是小说最重要的手段。
当你真正深刻地体会了这一点，那么无论你在小说里写修仙，或者写现实生活里的家庭琐事，它们都会更有力，更向艺术的角度靠近。这就像是信佛的人經常提到的“不着相”，你不着相了，你往哪个方向的努力都是正确并且更加大胆。
此外，小说的目的，也绝不像教科书上所说的，是为了“反映社会生活”，长篇小说的目的可以是为了讲一个故事，而短篇小说则更像是为了提出一个谜题。
利用虚构的手法，给出一个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谜题——这是我对短篇小说的定义。在这个基础上，我在写作里常常发现，我写幻想型的小说，里面往往藏着更多的关于我内心的真相;而写现实题材的小说，它们则离我的秘密更远一点，保持着和真相的距离。
六
这个小说是从1996年开始动笔，而写完它是在2017年，中间被搁置的时间差不多有整整二十年。
和自己年轻时奋力创作的很多作品一样，小说搁浅了，我当时没有能力处理这个小说留给我的谜题。
但如果一个小说的想法放了二十年仍然能写得下去，那它还是值得一写。
这么多年来，我渐渐意识到，“得不到爱”不是人生以及小说意义上的悲剧，那只是一种自然的饥渴。
真正的悲剧，是得到真正的爱。
义无反顾，全部奉献，毫无自私可言的爱，才是最大的悲剧。才是可怕的。因为这种爱不仅会烧毁爱人的人，也会把被爱的人拖进这个漩涡。当我想到这个时，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小说写完了。
七
“毕竟它们也是生命。”
多年前当我岳父说起这句话时，和这个小说有关的一切都还没发生，它还停留在我二十岁时写在草稿本上的那个开头。
我当时没说什么，我总是拙于言辞，我只是看着他把那几盆花浇完了。
那几盆花到今天都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