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到近代,中国社会应对疫病的重点基本上经历了从避疫、治疗到防疫的转变,即在认识上,由消极内敛的个人行为转变成了积极主动的国家行政介入的公共行为。近代的防疫除了更强调预防以外,也确立了清洁、检疫、隔离和消毒等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模式,同时还将种痘等免疫行为纳入到防疫的范畴之中。在这一转变中,传统的一些有关防疫的认识并未与近代防疫观念直接相抵触,而且有些还对近代防疫观念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铺垫作用。晚清的社会精英们对西方防疫举措的认识不尽相同,而且对其中不同行为的态度也有明显的差异,但到了清末,这些举措基本均作为科学、文明和进步的象征成为了主流的近代防疫的基本内容。他们在接受这些观念时,往往是将西方的制度当作了救治中国社会和种族贫病的灵丹妙药,而很少去考虑其实际的必要性和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