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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则“觅童年”的一分多钟的视频在朋友圈里频转,那应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欢乐农家情景。公鸡啼鸣圈里肥猪哼哼,村口有锔大缸的伯伯,田里有甩尾的牛,女孩子飞燕一样够着皮筋,小子们滚着圈,一群妇女摇着大绳一个两个跳进去,欢声笑语中男人挑着水桶去水渠打水,马车拉着一群人去赶集……孩子们骑着狗看着小小的电视,戏台上演着香港戏曲……色彩浓郁,像一幅长长的年画。
很多农村出来的朋友感慨:此情此景不再有。
对我这个城里长大的人来说,最可追忆的却是绿皮火车,几十年的岁月,绿皮火车带给我太多细碎的记忆。
我记事起第一次与绿皮火车亲密接触还是懵懂孩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刚四五岁,几位父亲的同事带着我去固镇县新马桥五七干校找我父亲。母亲把我托付给省文联办公室的阿姨,坐上了大火车,蒸汽机车昂扬的黑色火车头动力十足,喷着浓烈的白烟,不时“昂、昂”地轰鸣着,火车“咣当、咣当”地往前开。我兴奋地在车厢里跑来跑去,东瞅瞅西瞧瞧上摸摸下挠挠,对啥都好奇。一会儿趴在车窗边,等着火车转弯时看大火车头带动着庞大的身躯像青绿色的巨蟒轰隆隆地前进。到了吃饭时,阿姨给我买了一份盒饭,香喷喷的,我吃得可香了,一会儿工夫就把一大盒盒饭吃得干干净净,再用别在衣襟前的花格子小手帕擦了擦嘴,甭提有多美了。
有一年,我上高中时的暑假,父亲带我去皖南见识彩墨画廊般的徽州山水。坐的自然是绿皮火车,经过裕溪口过长江时,火车也是要轮渡的。如今芜湖长江大桥建成了,长江上再也不用火车轮渡了(中国的火车轮渡首次出现于1933年,使京沪铁路在南京浦口实现了跨越长江天堑),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后,这套火车轮渡设备移至芜湖,也就是我们乘坐的这套设备。
我和父亲不用下火车,就能看到车窗外浩浩荡荡的长江。我吃着面包、茶叶蛋当午餐,父亲也吃,还拿出周末到野外钓鱼时才随身带的小酒壶,就着一小包花生米,惬意地品着。长长的一列火车,依靠火车头反复牵引推移,变成了几排车厢的组合,上了渡船。那是很神奇的,渡船过江,火车就过了长江。我们就这样坐着火车过了长江。
后来当兵探亲时,往返都是绿皮火车。从秦皇岛到合肥,没有直达的火车,只能在天津站到蚌埠站之间的站点任意改签中转。我选择的是天津,换乘之际,还能见识见识大城市的风采。
我拎着两个军用帆布大提包,除了烟酒,还有些海米木耳,以及成串的贝壳和美丽的大海螺。若是把大海螺贴近耳朵,能听见大海的喧嚣与涌潮。
我在部队干的是文书,每天早上要打扫卫生打开水拿报纸书刊,那是规矩。我一次要打八瓶开水,左右手各抓着四个八磅重的热水瓶,走上百十米,从没觉得重过。尽管练出了好臂力,在天津转车时,两个大提包依然把我累得不輕。因为,不是站内换乘,还要从天津站乘坐拥挤不堪的公交车到天津西站。而且,包很重很重。
那个年代市面上流行的香烟排名是“一云二贵三中华”,“云烟”排在“中华”牌香烟之前,我带的其中就有两条“云烟”,还带了七瓶白酒,有“全兴大曲”“西凤酒”“竹叶青”“洋河”等名酒。烟还好点,往大提包里一塞,别挤坏了就成。带酒就得小心翼翼,拿报纸一层一层包好,再用带的食品挡在其间,生怕碰碎了。那可是托关系找战友以内供价格搞来的,硬是攒了两年时间,才整了这七条烟七瓶酒,老不容易了。
拎着这份沉重从合肥站出来,远行的游子回到了家乡,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迫不及待地要回家。没有直达的公交车,索性下定决心打车回家,谈了好大一会儿的价钱,又用合肥土话和司机叙了叙亲,才算谈妥。不到四公里,车费十二元,八十年代末的十二元,放在今天,该有百十元以上了吧。也算是难得奢侈一回。
等到家之后我放下行李,才算平复下激动的心情。父亲吸着烟,看着我笑。倒是母亲一个劲地责怪我——带那么多那么重的东西干吗,人回来就好!直到许多年之后,等我经风沥雨渐渐长大心性成熟,才能够一点点地体味到母亲看似平常话语里爱的意蕴。
父亲一生随性,抽烟喝酒品茶写诗编稿钓鱼种菜。父亲不喜应酬,在家喝点小酒,有菜没菜皆可,油炸花生米必备,偶有稿费时便让我去买些卤菜,中午晚上各一两多,极少多喝。印象中,我就从没见过父亲醉过酒。说来也怪,我居然崇拜无权无势的父亲,也向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生境界,所以,我就想着给父亲带些烟和酒。
在我们家,归来探亲大包小包带足了东西回来,还真是有历史的。我记得大约1975年左右的时候,我还小,穿着空军军装的二哥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家探亲了,从驻地济南带了两大军用提包的水果,一包是大红枣,一包是大苹果。还有一条“牡丹”牌香烟,一条“凤凰”牌香烟。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那可是了不得的。把我高兴得围着两大包苹果和大枣团团转悠半天。
其实,二哥和我带回来的,哪里只是烟酒食物大包小包,更多的是亲情的牵挂与无尽的思念。
在绿皮火车上,我坐过硬座站座,睡过硬卧软卧,以及两次“地铺”——当然不是卧铺的下铺啦,是普通座位下面垫上两张报纸,我就睡在报纸上面。不只是我,还有很多陌生的旅客迫不得已时只能像我一样,把地铺当成卧铺享用。那是我当兵期间发生的事,又赶上春运。
绿皮火车不仅仅是车厢外面漆成绿色,内里的硬座上蒙着的塑胶皮也是绿色的。硬座的三人座上挤着四个人,双人座上坐三个人,硬座的靠背和行李架上偶尔也会有人,过道里厕所旁满满当当都是人,再就是像我这样不管不顾打地铺的人。大冷的天,硬是把人挤出一身臭汗。记得有位小伙子内急要上厕所,可人挤人即便转身都费事,哪里能挤得过去啊,小伙子索性仗着身轻如燕,扶着行李架脚踩靠背,一步步往厕所挪去。眼见着就要到了,就见一位老汉一把薅住那小伙的脚踝,大喝一声——哪里跑!你踩到我脑袋瓜啦!
车厢里顿时笑声连连。
十年前,我和同事坐火车前往蚌埠搞杂志的发行工作,坐的也是绿皮火车。当晚我俩住在如家宾馆一间十二三平方的小标间,狭隘,局促。第二天午饭后急急乘绿皮火车返程。正是盛夏,天气预报报的三十八九度,室外温度实际更高。绿皮火车里温度和室外阳光下的温度差不多,嗡嗡作响的固定摇头电扇顽强地工作着,貌似也没能起到啥作用,整个车厢就像个大桑拿房。火车慢慢吞吞走走停停,见站就停,后来居然发展到没站也停,真拿它没辙。
我用力打开车窗,期待旷野里的风能吹去些焦躁与烦闷。很多大老爷们干脆光起了膀子,照样汗流浃背,唯有默默等待着火车的再次开行。
两个小时的行程,开开停停的,硬是走了足足五个多小时。
后来与同事出行多次,唯独从蚌埠返回合肥这一趟风尘仆仆的绿皮火车之旅,记忆犹新。
火车带我去远方,让我欢喜着在路上的感觉,像歌手许巍歌唱的那样——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去新疆去西藏去黑龙江去内蒙古去云南去广东去福建,我都坐火车,有绿皮火车有动车有高铁。
每次乘车的那一刻,我就像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火车开往陌生遥远的天际,遇山爬山,遇河过河,旅途中有时烈日暴晒,有时雷电交加暴雨倾盆……无论窗外如何风云变化,每当坐上车我的心就会神奇地一点点宁静下来。
无论出差还是旅行,我都喜欢带上一本新买的小说,看累了书,再看车窗外的风景。代表中国速度的是高铁,近几年的出行,我虽也多是乘坐高铁,但我心中怀念的还是绿皮火车。
那是因为,绿皮火车就仿佛以往的四合院或筒子楼,人情味十足烟火气缭绕,市井百态烟火气满满,火车开起来,原本陌生的旅客说笑间就能凑成一场精彩的扑克大战。而今的高铁和动车就有些像高层公寓了,即便相邻却少有交集。
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的日子越过越精致,可我还怀念着过去的老房子,绿皮火车,我想念的,是那烟火气和幸福的尘世生活。
编辑/周六
很多农村出来的朋友感慨:此情此景不再有。
对我这个城里长大的人来说,最可追忆的却是绿皮火车,几十年的岁月,绿皮火车带给我太多细碎的记忆。
我记事起第一次与绿皮火车亲密接触还是懵懂孩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刚四五岁,几位父亲的同事带着我去固镇县新马桥五七干校找我父亲。母亲把我托付给省文联办公室的阿姨,坐上了大火车,蒸汽机车昂扬的黑色火车头动力十足,喷着浓烈的白烟,不时“昂、昂”地轰鸣着,火车“咣当、咣当”地往前开。我兴奋地在车厢里跑来跑去,东瞅瞅西瞧瞧上摸摸下挠挠,对啥都好奇。一会儿趴在车窗边,等着火车转弯时看大火车头带动着庞大的身躯像青绿色的巨蟒轰隆隆地前进。到了吃饭时,阿姨给我买了一份盒饭,香喷喷的,我吃得可香了,一会儿工夫就把一大盒盒饭吃得干干净净,再用别在衣襟前的花格子小手帕擦了擦嘴,甭提有多美了。
有一年,我上高中时的暑假,父亲带我去皖南见识彩墨画廊般的徽州山水。坐的自然是绿皮火车,经过裕溪口过长江时,火车也是要轮渡的。如今芜湖长江大桥建成了,长江上再也不用火车轮渡了(中国的火车轮渡首次出现于1933年,使京沪铁路在南京浦口实现了跨越长江天堑),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后,这套火车轮渡设备移至芜湖,也就是我们乘坐的这套设备。
我和父亲不用下火车,就能看到车窗外浩浩荡荡的长江。我吃着面包、茶叶蛋当午餐,父亲也吃,还拿出周末到野外钓鱼时才随身带的小酒壶,就着一小包花生米,惬意地品着。长长的一列火车,依靠火车头反复牵引推移,变成了几排车厢的组合,上了渡船。那是很神奇的,渡船过江,火车就过了长江。我们就这样坐着火车过了长江。
后来当兵探亲时,往返都是绿皮火车。从秦皇岛到合肥,没有直达的火车,只能在天津站到蚌埠站之间的站点任意改签中转。我选择的是天津,换乘之际,还能见识见识大城市的风采。
我拎着两个军用帆布大提包,除了烟酒,还有些海米木耳,以及成串的贝壳和美丽的大海螺。若是把大海螺贴近耳朵,能听见大海的喧嚣与涌潮。
我在部队干的是文书,每天早上要打扫卫生打开水拿报纸书刊,那是规矩。我一次要打八瓶开水,左右手各抓着四个八磅重的热水瓶,走上百十米,从没觉得重过。尽管练出了好臂力,在天津转车时,两个大提包依然把我累得不輕。因为,不是站内换乘,还要从天津站乘坐拥挤不堪的公交车到天津西站。而且,包很重很重。
那个年代市面上流行的香烟排名是“一云二贵三中华”,“云烟”排在“中华”牌香烟之前,我带的其中就有两条“云烟”,还带了七瓶白酒,有“全兴大曲”“西凤酒”“竹叶青”“洋河”等名酒。烟还好点,往大提包里一塞,别挤坏了就成。带酒就得小心翼翼,拿报纸一层一层包好,再用带的食品挡在其间,生怕碰碎了。那可是托关系找战友以内供价格搞来的,硬是攒了两年时间,才整了这七条烟七瓶酒,老不容易了。
拎着这份沉重从合肥站出来,远行的游子回到了家乡,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迫不及待地要回家。没有直达的公交车,索性下定决心打车回家,谈了好大一会儿的价钱,又用合肥土话和司机叙了叙亲,才算谈妥。不到四公里,车费十二元,八十年代末的十二元,放在今天,该有百十元以上了吧。也算是难得奢侈一回。
等到家之后我放下行李,才算平复下激动的心情。父亲吸着烟,看着我笑。倒是母亲一个劲地责怪我——带那么多那么重的东西干吗,人回来就好!直到许多年之后,等我经风沥雨渐渐长大心性成熟,才能够一点点地体味到母亲看似平常话语里爱的意蕴。
父亲一生随性,抽烟喝酒品茶写诗编稿钓鱼种菜。父亲不喜应酬,在家喝点小酒,有菜没菜皆可,油炸花生米必备,偶有稿费时便让我去买些卤菜,中午晚上各一两多,极少多喝。印象中,我就从没见过父亲醉过酒。说来也怪,我居然崇拜无权无势的父亲,也向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生境界,所以,我就想着给父亲带些烟和酒。
在我们家,归来探亲大包小包带足了东西回来,还真是有历史的。我记得大约1975年左右的时候,我还小,穿着空军军装的二哥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家探亲了,从驻地济南带了两大军用提包的水果,一包是大红枣,一包是大苹果。还有一条“牡丹”牌香烟,一条“凤凰”牌香烟。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那可是了不得的。把我高兴得围着两大包苹果和大枣团团转悠半天。
其实,二哥和我带回来的,哪里只是烟酒食物大包小包,更多的是亲情的牵挂与无尽的思念。
在绿皮火车上,我坐过硬座站座,睡过硬卧软卧,以及两次“地铺”——当然不是卧铺的下铺啦,是普通座位下面垫上两张报纸,我就睡在报纸上面。不只是我,还有很多陌生的旅客迫不得已时只能像我一样,把地铺当成卧铺享用。那是我当兵期间发生的事,又赶上春运。
绿皮火车不仅仅是车厢外面漆成绿色,内里的硬座上蒙着的塑胶皮也是绿色的。硬座的三人座上挤着四个人,双人座上坐三个人,硬座的靠背和行李架上偶尔也会有人,过道里厕所旁满满当当都是人,再就是像我这样不管不顾打地铺的人。大冷的天,硬是把人挤出一身臭汗。记得有位小伙子内急要上厕所,可人挤人即便转身都费事,哪里能挤得过去啊,小伙子索性仗着身轻如燕,扶着行李架脚踩靠背,一步步往厕所挪去。眼见着就要到了,就见一位老汉一把薅住那小伙的脚踝,大喝一声——哪里跑!你踩到我脑袋瓜啦!
车厢里顿时笑声连连。
十年前,我和同事坐火车前往蚌埠搞杂志的发行工作,坐的也是绿皮火车。当晚我俩住在如家宾馆一间十二三平方的小标间,狭隘,局促。第二天午饭后急急乘绿皮火车返程。正是盛夏,天气预报报的三十八九度,室外温度实际更高。绿皮火车里温度和室外阳光下的温度差不多,嗡嗡作响的固定摇头电扇顽强地工作着,貌似也没能起到啥作用,整个车厢就像个大桑拿房。火车慢慢吞吞走走停停,见站就停,后来居然发展到没站也停,真拿它没辙。
我用力打开车窗,期待旷野里的风能吹去些焦躁与烦闷。很多大老爷们干脆光起了膀子,照样汗流浃背,唯有默默等待着火车的再次开行。
两个小时的行程,开开停停的,硬是走了足足五个多小时。
后来与同事出行多次,唯独从蚌埠返回合肥这一趟风尘仆仆的绿皮火车之旅,记忆犹新。
火车带我去远方,让我欢喜着在路上的感觉,像歌手许巍歌唱的那样——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去新疆去西藏去黑龙江去内蒙古去云南去广东去福建,我都坐火车,有绿皮火车有动车有高铁。
每次乘车的那一刻,我就像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火车开往陌生遥远的天际,遇山爬山,遇河过河,旅途中有时烈日暴晒,有时雷电交加暴雨倾盆……无论窗外如何风云变化,每当坐上车我的心就会神奇地一点点宁静下来。
无论出差还是旅行,我都喜欢带上一本新买的小说,看累了书,再看车窗外的风景。代表中国速度的是高铁,近几年的出行,我虽也多是乘坐高铁,但我心中怀念的还是绿皮火车。
那是因为,绿皮火车就仿佛以往的四合院或筒子楼,人情味十足烟火气缭绕,市井百态烟火气满满,火车开起来,原本陌生的旅客说笑间就能凑成一场精彩的扑克大战。而今的高铁和动车就有些像高层公寓了,即便相邻却少有交集。
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的日子越过越精致,可我还怀念着过去的老房子,绿皮火车,我想念的,是那烟火气和幸福的尘世生活。
编辑/周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