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流行于上世纪前半叶的《东方》杂志如今被商务印书馆以数字出版的方式重新推出，在时下已强大而自信的中国，还有谁会去阅读这陈旧的刊物以了解历史的源流?
1904年3月，中国还处于大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在东北，日俄战争正炽，当时生意兴隆的商务印书馆笼络了一批江浙知识分子，在上海办起一本名为《东方》的小杂志，刊载中国知识分子对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种种议论，没有人想到，这本小杂志，自此开始一直到1948年，一口气办了45年，书写了中国期刊界最辉煌的一段历史。
《东方》杂志的作者从梁启超、严复、蔡元培到鲁迅、胡适，再到钱穆、冯友兰、朱光潜、费孝通等等，几乎囊括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卓越的一批知识分子。其议题涉及那40多年间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军事改革、教育改革、经济改革、科学进步、公路铁路建设，文化软实力建设以及外交关系等方方面面，其影响力更是无需赘述。
百余年后，在数字出版的大潮中，依然生意兴隆的商务印书馆将这本一个世纪前的老杂志重新翻检，当超过一亿字的老杂志被数字技术全部呈现在互联网上时，仍然备受读者好评，陈旧的历史被数字技术整合出一股鲜活之气，除《东方》杂志外，商务印书馆还计划将112年来的历史出版物全部数字化，超过100亿字的出版量听起来相当庞大，且耗资颇巨。
但是，越来越习惯了互联网阅读的年轻一代读者，谁还会对这些陈旧而严肃的历史读物感兴趣呢?在互联网传播的新时代，那些刻板严肃的读物已经越来越难以赢得受众的青睐，“《东方》杂志只是一个小小的试验。”商务印书馆数字出版中心主任刘成勇说，希望能够为这些有巨大传播价值却看起来不合时宜的历史读物，在数字出版的新时代找到一个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兼具的新形式。
杂志里的国家历史
不管是历史教科书，还是流行的影视剧、畅销书，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都被描述成一段革命的历史、戰争的历史，国共两党从主义之争到军事斗争，贯穿始终。但是，《东方》杂志里呈现的国家历史，却是另外一种风貌。战争和革命之外，那些贫苦百姓、社会精英是怎样在生活，思考；筑路、纺织、冶炼等等工业技术如何一点点艰难进步?国家的法律、经济、文化、娱乐等等事务如何在行进?这些革命之外的议题占据了这本杂志的主要版面。
“凡所谓民权宪法，皆为浮光掠影之虚谈，而不足为馈民之粮，起沉疴之药饵，全国民应尽绝从事政治之心，而专心致志以营生业不可。”类似的论述，在《东方》杂志上反复出现，如此保守的杂志，与那个暴风骤雨般革命的年代，看起来是如此格格不入，毫无疑问，它也遭到了那个时代的先锋媒体，诸如《新青年》、《新潮》之类杂志的多次炮轰。
整个办刊期间，《东方》杂志几乎与每个历史阶段的先锋媒体以及那些在中国近代史上挺立潮头的著名知识分子和革命者都进行过激烈的辩论，而每次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奇怪的是，他却成了寿命最长的杂志，屹立近半个世纪不倒，始终在传媒一线，保持着强大的舆论影响力，多年的平均发行量远远超过同类杂志。
在后来研究者的视野里，《东方》杂志被誉为当之无愧的“民国第一刊”，但大多数时候，这本杂志总是扮演那种保守的、反动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不管哪个时期，他们几乎总是在夹缝中挣扎，在困境中生存，他们的思想主张总是要受到来源于或左或右，或激进或顽固的双重力量的夹攻，显得不合时宜。他们的传播和思想价值很少在即时即刻的社会活动中显现出来，更多的是在过后的社会反思与经验总结中被重新回味。
比如，在1919年五月号杂志中，正是五四运动高潮时期，杂志的编者们丝毫不提五四运动，只是花费大量文章笔墨在论述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困境，认为数十年来中国振兴民族工业呼声虽高，但经营不善，成效不高，核心技术落后，其根源在于从事者事事模仿，急功近利，因此还提出一种“消极实业主张”，要求政府注重对国内实业状况的调查研究，“以养智识与经验”，维护中小企业主的生存利益，不能徒求规模之宏大，而忽视实际效果；而中国之资本阶层，“当守其勤朴之素风，毋役芬华而希图侥幸”，中国社会存在着徒慕西方物质昌盛之末，而漠视其商业精神之本的现象，奢侈之风，游荡之习遍行，“故道德信义，日渐堕落”。
此外，他们还认为，中国实业不振的一大原因是政府干预和扰乱过多，“捐税之繁多，关卡之林立，税章之凌杂，胥吏之留难，实为商业之大害”，认为中国各类实业，“大抵含有官僚臭味”，“官僚实业”压制着民间实业的生存，逼使商家不得不接近官僚，也沾染了不少官臭味，“此种趋势，足使实业界空气日就腐败，不加铲除，而欲实业之兴盛，不可得也”。
这些论述在那个五四高涨的时期，可谓冷门生僻，乏人问津，如果不是杂志的记录，历史也没有给这批人留下应有的记载和位置。但在今天的阅读者面前，对照今日之中国社会，这些近百年前的媒体文章依然光彩熠熠，毫无过时之感。皇皇过亿字的老杂志中，这样的闪光点绝非一处两处，而是比比皆是，不仅涉及经济改革如此，在宪政民主制度的设计中、对西方文明的警惕和对中华传统的自省中、在教育改革、发展工业化等等诸多议题无不如此。
虽然今日读来光彩，但在历史情境中，这本知识分子杂志却处境凄凉，其拳拳之心、皇皇之论，丝毫没有影响革命席卷一切，最终，它所极力抨击的“共产革命”一统中国，开创了崭新的历史，《东方》杂志也于1948年彻底停刊。
老杂志，新时代
一直到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为往事，中国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了改良主义的道路上，数字技术的进步才让我们有机会得以窥探这本老杂志的全貌，人们也才惊讶地发现，那些前人已经争论了无数次的问题，到今天依然深深困扰着我们，而不得其解。于是，那一代曾被认为“保守而腐朽”的知识分子群体和他们打造的公共刊物，又重新焕发出迷人的光彩。
对照前人关于国家建设、民族未来的思考和探索，今天的传媒和知识分子群体，看起来一点也不比前辈们高明。比之百年前，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于，强大的中央政府已经有能力将知识分子们提出的种种设想变为现实，这其实也正是《东方》杂志几十年“文人论政”式的办刊生涯中，所孜孜以求的一个目标，他们一直在呼唤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但历史的吊诡在于，当同家能力逐渐强大时，这些一直呼唤国家能力的媒体人，自身却面临惨淡之境，这大约是中国媒体的宿命。
一直以来，对于清末以及民国那段传媒史，研究者都有着深深的怀念情结，认为那是中国传媒业的黄金时代，但是传媒业的黄金时代却是以整个国家的混乱和惨淡为背景的。中国百余年的传媒史清晰地昭示这一点：当同家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时，就一定是传媒业的乏善可陈时，《东方》杂志所处的20世纪上半叶如此，而今，我们所处的21世纪亦如此。所谓传媒业的黄金时代，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有一整套规范政权与传媒关系的法统，而是政权无力也无暇管制媒体所致。
刘成勇说，现在中国强大了，自信心有了，所以才能够更加宽容地对待那段历史和那些争论，但是，还有谁会来阅读这些陈旧的刊物呢?数字版的《东方》杂志已初步建设完成，商务印书馆的定价是8万元一套，用户索取密码后，即可在网上全文浏览，目前的用户大都是全球各地的图书馆，真正的个人用户还很少。“我们的目标是5年之内卖出去400套。”刘成勇说，这个目标完全可以完成，计算下来，投入只需200万，而盈利将会有3000多万。
对于商务印书馆这样一家中国最古老的现代出版集团而言，这些只是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出版计划的一小部分，先将经济效益能够做到良性循环的资源拿来数字化，也是为更庞大的同类出版资源数字化做一个试验。
如今，出版业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革命，一方面是技术革新，从2008年开始，数字阅读率已经超过了传统阅读率，新的传播技术将从根本上颠覆文化生产的方式；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文化软实力”的阶段，中央政府号称要投入近500亿来打造文化软实力，出版业将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在汹涌的数字出版浪潮中，这本小杂志，看起来是如此微不足道，但对于大多数掌握着国家文化生产资源和权力的传统出版机构而言，它的试验意义却不可忽视。出版业所面临的技术革命承载的绝不仅仅是经济价值那么简单，未来的文化传播、思想传播，将会以怎样的形态呈现，技术、资本和内容供应商，谁又会占据主导地位?
毫无疑问，技术革命将会让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更加开放，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生产将会是主动的生产，而不再是被动的、单向的传播。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改者的需求将会更加直接地决定文化的生产，在这一轮文化战略中，很多尘封多年的出版资源，只要有市场、有受众，或许都将会被用新形式呈现出来。但另一方面，当毫无价值信仰的技术和资本机构主宰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后，将会是怎样一个局面?我们也许不得不面对满世界的肤浅和浮躁的阅读产品，而重新将那些真正有营养的文化资源淹没。
“如何让那些严肃的有价值的读物在数字传播的新时代转化为受众喜闻乐见的新产品?”刘成勇说，这将是件艰苦而漫长的工作，对于我们这样的传统出版机构来说，只能是一点一滴从一个个产品试验做起。
1904年3月，中国还处于大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在东北，日俄战争正炽，当时生意兴隆的商务印书馆笼络了一批江浙知识分子，在上海办起一本名为《东方》的小杂志，刊载中国知识分子对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种种议论，没有人想到，这本小杂志，自此开始一直到1948年，一口气办了45年，书写了中国期刊界最辉煌的一段历史。
《东方》杂志的作者从梁启超、严复、蔡元培到鲁迅、胡适，再到钱穆、冯友兰、朱光潜、费孝通等等，几乎囊括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卓越的一批知识分子。其议题涉及那40多年间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军事改革、教育改革、经济改革、科学进步、公路铁路建设，文化软实力建设以及外交关系等方方面面，其影响力更是无需赘述。
百余年后，在数字出版的大潮中，依然生意兴隆的商务印书馆将这本一个世纪前的老杂志重新翻检，当超过一亿字的老杂志被数字技术全部呈现在互联网上时，仍然备受读者好评，陈旧的历史被数字技术整合出一股鲜活之气，除《东方》杂志外，商务印书馆还计划将112年来的历史出版物全部数字化，超过100亿字的出版量听起来相当庞大，且耗资颇巨。
但是，越来越习惯了互联网阅读的年轻一代读者，谁还会对这些陈旧而严肃的历史读物感兴趣呢?在互联网传播的新时代，那些刻板严肃的读物已经越来越难以赢得受众的青睐，“《东方》杂志只是一个小小的试验。”商务印书馆数字出版中心主任刘成勇说，希望能够为这些有巨大传播价值却看起来不合时宜的历史读物，在数字出版的新时代找到一个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兼具的新形式。
杂志里的国家历史
不管是历史教科书，还是流行的影视剧、畅销书，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都被描述成一段革命的历史、戰争的历史，国共两党从主义之争到军事斗争，贯穿始终。但是，《东方》杂志里呈现的国家历史，却是另外一种风貌。战争和革命之外，那些贫苦百姓、社会精英是怎样在生活，思考；筑路、纺织、冶炼等等工业技术如何一点点艰难进步?国家的法律、经济、文化、娱乐等等事务如何在行进?这些革命之外的议题占据了这本杂志的主要版面。
“凡所谓民权宪法，皆为浮光掠影之虚谈，而不足为馈民之粮，起沉疴之药饵，全国民应尽绝从事政治之心，而专心致志以营生业不可。”类似的论述，在《东方》杂志上反复出现，如此保守的杂志，与那个暴风骤雨般革命的年代，看起来是如此格格不入，毫无疑问，它也遭到了那个时代的先锋媒体，诸如《新青年》、《新潮》之类杂志的多次炮轰。
整个办刊期间，《东方》杂志几乎与每个历史阶段的先锋媒体以及那些在中国近代史上挺立潮头的著名知识分子和革命者都进行过激烈的辩论，而每次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奇怪的是，他却成了寿命最长的杂志，屹立近半个世纪不倒，始终在传媒一线，保持着强大的舆论影响力，多年的平均发行量远远超过同类杂志。
在后来研究者的视野里，《东方》杂志被誉为当之无愧的“民国第一刊”，但大多数时候，这本杂志总是扮演那种保守的、反动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不管哪个时期，他们几乎总是在夹缝中挣扎，在困境中生存，他们的思想主张总是要受到来源于或左或右，或激进或顽固的双重力量的夹攻，显得不合时宜。他们的传播和思想价值很少在即时即刻的社会活动中显现出来，更多的是在过后的社会反思与经验总结中被重新回味。
比如，在1919年五月号杂志中，正是五四运动高潮时期，杂志的编者们丝毫不提五四运动，只是花费大量文章笔墨在论述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困境，认为数十年来中国振兴民族工业呼声虽高，但经营不善，成效不高，核心技术落后，其根源在于从事者事事模仿，急功近利，因此还提出一种“消极实业主张”，要求政府注重对国内实业状况的调查研究，“以养智识与经验”，维护中小企业主的生存利益，不能徒求规模之宏大，而忽视实际效果；而中国之资本阶层，“当守其勤朴之素风，毋役芬华而希图侥幸”，中国社会存在着徒慕西方物质昌盛之末，而漠视其商业精神之本的现象，奢侈之风，游荡之习遍行，“故道德信义，日渐堕落”。
此外，他们还认为，中国实业不振的一大原因是政府干预和扰乱过多，“捐税之繁多，关卡之林立，税章之凌杂，胥吏之留难，实为商业之大害”，认为中国各类实业，“大抵含有官僚臭味”，“官僚实业”压制着民间实业的生存，逼使商家不得不接近官僚，也沾染了不少官臭味，“此种趋势，足使实业界空气日就腐败，不加铲除，而欲实业之兴盛，不可得也”。
这些论述在那个五四高涨的时期，可谓冷门生僻，乏人问津，如果不是杂志的记录，历史也没有给这批人留下应有的记载和位置。但在今天的阅读者面前，对照今日之中国社会，这些近百年前的媒体文章依然光彩熠熠，毫无过时之感。皇皇过亿字的老杂志中，这样的闪光点绝非一处两处，而是比比皆是，不仅涉及经济改革如此，在宪政民主制度的设计中、对西方文明的警惕和对中华传统的自省中、在教育改革、发展工业化等等诸多议题无不如此。
虽然今日读来光彩，但在历史情境中，这本知识分子杂志却处境凄凉，其拳拳之心、皇皇之论，丝毫没有影响革命席卷一切，最终，它所极力抨击的“共产革命”一统中国，开创了崭新的历史，《东方》杂志也于1948年彻底停刊。
老杂志，新时代
一直到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为往事，中国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了改良主义的道路上，数字技术的进步才让我们有机会得以窥探这本老杂志的全貌，人们也才惊讶地发现，那些前人已经争论了无数次的问题，到今天依然深深困扰着我们，而不得其解。于是，那一代曾被认为“保守而腐朽”的知识分子群体和他们打造的公共刊物，又重新焕发出迷人的光彩。
对照前人关于国家建设、民族未来的思考和探索，今天的传媒和知识分子群体，看起来一点也不比前辈们高明。比之百年前，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于，强大的中央政府已经有能力将知识分子们提出的种种设想变为现实，这其实也正是《东方》杂志几十年“文人论政”式的办刊生涯中，所孜孜以求的一个目标，他们一直在呼唤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但历史的吊诡在于，当同家能力逐渐强大时，这些一直呼唤国家能力的媒体人，自身却面临惨淡之境，这大约是中国媒体的宿命。
一直以来，对于清末以及民国那段传媒史，研究者都有着深深的怀念情结，认为那是中国传媒业的黄金时代，但是传媒业的黄金时代却是以整个国家的混乱和惨淡为背景的。中国百余年的传媒史清晰地昭示这一点：当同家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时，就一定是传媒业的乏善可陈时，《东方》杂志所处的20世纪上半叶如此，而今，我们所处的21世纪亦如此。所谓传媒业的黄金时代，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有一整套规范政权与传媒关系的法统，而是政权无力也无暇管制媒体所致。
刘成勇说，现在中国强大了，自信心有了，所以才能够更加宽容地对待那段历史和那些争论，但是，还有谁会来阅读这些陈旧的刊物呢?数字版的《东方》杂志已初步建设完成，商务印书馆的定价是8万元一套，用户索取密码后，即可在网上全文浏览，目前的用户大都是全球各地的图书馆，真正的个人用户还很少。“我们的目标是5年之内卖出去400套。”刘成勇说，这个目标完全可以完成，计算下来，投入只需200万，而盈利将会有3000多万。
对于商务印书馆这样一家中国最古老的现代出版集团而言，这些只是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出版计划的一小部分，先将经济效益能够做到良性循环的资源拿来数字化，也是为更庞大的同类出版资源数字化做一个试验。
如今，出版业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革命，一方面是技术革新，从2008年开始，数字阅读率已经超过了传统阅读率，新的传播技术将从根本上颠覆文化生产的方式；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文化软实力”的阶段，中央政府号称要投入近500亿来打造文化软实力，出版业将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在汹涌的数字出版浪潮中，这本小杂志，看起来是如此微不足道，但对于大多数掌握着国家文化生产资源和权力的传统出版机构而言，它的试验意义却不可忽视。出版业所面临的技术革命承载的绝不仅仅是经济价值那么简单，未来的文化传播、思想传播，将会以怎样的形态呈现，技术、资本和内容供应商，谁又会占据主导地位?
毫无疑问，技术革命将会让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更加开放，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生产将会是主动的生产，而不再是被动的、单向的传播。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改者的需求将会更加直接地决定文化的生产，在这一轮文化战略中，很多尘封多年的出版资源，只要有市场、有受众，或许都将会被用新形式呈现出来。但另一方面，当毫无价值信仰的技术和资本机构主宰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后，将会是怎样一个局面?我们也许不得不面对满世界的肤浅和浮躁的阅读产品，而重新将那些真正有营养的文化资源淹没。
“如何让那些严肃的有价值的读物在数字传播的新时代转化为受众喜闻乐见的新产品?”刘成勇说，这将是件艰苦而漫长的工作，对于我们这样的传统出版机构来说，只能是一点一滴从一个个产品试验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