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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爵是青铜器中的重要一类，爵柱的定名和用途一直受到学者关注。通过梳理爵柱形制的演变，大概可以得知爵柱最初是铸造缺陷，也不具有实际功能，但是与爵的整体造型相配合而得以保留。
关键词：青铜器;爵;爵柱
爵是青铜器中的重要一类，铜爵始见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是目前所知出现最早的酒器，通行至西周，西周中期后基本不见。
“爵”的定名始于宋人，最早涉及到爵柱问题的就是为爵定名的宋人，且着重于将两柱置于青铜器这一整体来进行观察。
按《说文解字》的解释，爵是一种饮器，但此种器物有三足、较宽的长流，口缘上有双柱，并不便于饮酒。容庚指出爵是煮酒器，亦即温酒器，以其自藏父乙爵腹下有烟炱为证[1]，容庚的猜测在考古发掘出土的爵中亦有发现。另外郭宝钧曾指出“中商”的爵“为温酒时出烟透焰，下腹一段，空为圈足，并透数圆孔以扬火”[2]。不过并非所有出土的青铜爵都有烟炱痕迹，容先生据此推测，认为“两柱是当爵受热时，以便用手把持举起的，其作用和鼎的两直耳相近”[3]。但是从现存考古实物来看，杯底附有烟炱痕的爵并非都有爵柱，而大多數没有烟炱痕的爵却都有柱。
许多学者根据青铜爵是一种饮酒器或温酒器作为前提，认为青铜爵爵柱是用来挂肉的，这种假设下还分为两种情况。其一，爵柱是为了挂熟肉。但是早期爵柱较小且不锋利难以将肉刺穿，后期爵柱顶有帽更不方便将肉刺穿。其二，如果是为了兼顾温酒和烤肉两个功能，温酒与烤肉所需火候不同，很难达到这样的目的。其三，当时并不缺少盛放肉食的器皿。
也有人认为爵柱是用来承托青铜器的。早期爵柱在靠近流的一端，不合重心，如果用筷子夹取，爵内的液体很容易倾洒，更何况爵柱位置的移动经历了从二里头到西周早中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古人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爵柱放在一个方便夹取的位置？而且青铜爵出现之初，立柱相对整个青铜爵来说极为细小，且不具备后来出现的盖帽，西周时期甚至还出现单柱的青铜爵。
古人蓄须，或许爵柱是用来在喝酒时遮挡胡须的。但是如果古人通过爵的流来饮酒，爵柱与流距离很远，将胡子直接分拨在流的两边即可。
商人好饮酒，周人引以为戒，或许因此制造爵柱较大的爵，用爵柱抵触脸颊，防止人过量饮酒。但是若用流饮酒，流折处即为死角，爵腹底就会留有余酒，不需要通过爵柱来控制饮酒量。
傅晔先生的“滤酒说”亦有些牵强，以殷墟出土的爵为例，放于流上的滤袋中无法装入很多酒醪，每次所滤之酒量太少，若用此法先滤酒后饮用，需要重复多次才能蓄满一爵酒，效率太低且十分繁琐[4]。
青铜爵的铜柱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复杂的转变，在青铜爵出现的二里头文化二期，青铜爵立柱并不存在，到二里头文化三期才出现有柱的青铜爵。初期爵柱多在流上近口处，至早商偏晚以后移至流口交接处，晚商以后又向杯口后移，西周早期的后移更甚。爵柱初为矮柱状，商代早期为菌形，柱顶变为浅弧形，同时仍有矮柱状或接近矮柱状的。商代中期铜柱普遍发达，顶变圆，有些爵柱之上还有一小柱，至晚商这种做法更为普遍，且整体较高，西周早期，菌形顶端更圆，近似棒状。起初上面帽较小，其后小帽增大或消失，成为一个整体帽形。棱状柱初见于商代晚期，为帽形柱的变形。这种类型仅与四足方爵相配。棒形状初见于商代晚期，在爵中较少，而在斝中较多。有异形爵柱的爵在商代晚期也有出现，但是数量较少。
二里头时期的爵柱十分细小，因为同类器物的用途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所以可以推测出青铜爵在初始阶段就不具有夹取爵柱提起的使用方式，细小的爵柱与窄而短的流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爵柱与流配合使用以滤酒的用途很可能不存在。由此引出推测的第一部分：爵柱最初为铸造的缺陷。青铜爵是由陶爵演变而来的，因此在其最初被铸造成型时，由于流伸出的长度较大，使得此转折处用铜料较多或是初期时铸造工艺并不成熟等原因而留下过量的铜成为瑕疵。因而推测，这种可能性下形成的突出物就是爵柱的前身，人们为了器物的整体美观而索性将其发展改进，形成了短小的柱。
由成熟时期的爵和爵柱来看，引出推测的第二部分：爵上的专门部位，但实际功能并不大。一般而言，铜器大多仿自陶器，爵也不例外。陶爵最早出现于二里头文化二期[5]，与青铜爵在器物形态上相似，但是陶器上绝对无柱。而对比同时期作为明器的陶爵形制来看，陶爵上仍有鋬手有流有足，说明尽管相比作为实用器的青铜爵，陶爵的制作十分简单甚至简陋但是仍然严格保持了青铜爵的其它一些特点，而青铜爵的立柱没有得到严格的保留，这恰好说明立柱不具有特殊重要作用。“在殷墟时期，陶爵已成为明器”，但是唐锦琼先生在对于爵的“右手性”分析中提到，“到极度明器化时，为用手简单捏成，已完全失去了使用价值。即使是这样，陶爵仍顽固地保持‘右手’的传统”，并且列举了殷墟西区墓地、郭家庄墓地、花园庄东地的墓葬出土的大量陶爵，认为“一些十分明器化的陶爵仍在口沿上捏出小流，体侧接上小纽，形成“右手爵”[6]。这说明，陶爵虽然已经失去实际用途而成为明器，但是在制作时依然严守鋬在右侧等形制上的规定，从而表现出其本身作为明器依然延续了青铜爵的严谨性，也就是说陶爵的形制特征依然能够作为我们推测青铜爵相关问题的有力证据。结合杜金鹏先生的整理[7]，殷墟文化一至四期中，一期发现的陶爵数量有限，二期出土陶爵数量较多且相当一部分陶爵的流根处有泥钉，三期时陶爵基本不见泥钉。若“泥钉”本身有着实际用途等重要信息，那么就理应同爵的“右手性”特征一起保留下来，并且持续稳定的反映在陶爵上，而实际上“泥钉”的有无这一变化在殷墟文化二、三之间的短时间内就发上了，这从侧面体现出“泥钉”在一定程度上并无实际用途，因为对爵本身的使用来说并无太大影响。
但是即便青铜爵立柱没有实际的功用，它经过三、四百年的演进而被保留下来作为爵的固定造型之一，仅仅从外观的角度它便是不可或缺的，与青铜爵本身的形制一起产生调和的美感，起到调节器型口沿处视觉平衡的作用，至于爵柱位置的漫长变化也可能正是对古人审美渐变过程的呼应。
参考文献：
[1]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3页。
[2]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41页，
[3]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3页。
[4]傅晔：《金爵新论》，《文博》1992年8期。
[5]杜金鹏：《陶爵——中国古代酒器研究之一》，《考古》1990年6期。
[6]唐锦琼：《爵的“右手性”及其文化背景分析》，《三代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75页。
[7]杜金鹏：《陶爵——中国古代酒器研究之一》，《考古》1990年6期。
作者简介：姜伊（1995-），性别：女，民族：汉，籍贯：辽宁抚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考古学，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
关键词：青铜器;爵;爵柱
爵是青铜器中的重要一类，铜爵始见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是目前所知出现最早的酒器，通行至西周，西周中期后基本不见。
“爵”的定名始于宋人，最早涉及到爵柱问题的就是为爵定名的宋人，且着重于将两柱置于青铜器这一整体来进行观察。
按《说文解字》的解释，爵是一种饮器，但此种器物有三足、较宽的长流，口缘上有双柱，并不便于饮酒。容庚指出爵是煮酒器，亦即温酒器，以其自藏父乙爵腹下有烟炱为证[1]，容庚的猜测在考古发掘出土的爵中亦有发现。另外郭宝钧曾指出“中商”的爵“为温酒时出烟透焰，下腹一段，空为圈足，并透数圆孔以扬火”[2]。不过并非所有出土的青铜爵都有烟炱痕迹，容先生据此推测，认为“两柱是当爵受热时，以便用手把持举起的，其作用和鼎的两直耳相近”[3]。但是从现存考古实物来看，杯底附有烟炱痕的爵并非都有爵柱，而大多數没有烟炱痕的爵却都有柱。
许多学者根据青铜爵是一种饮酒器或温酒器作为前提，认为青铜爵爵柱是用来挂肉的，这种假设下还分为两种情况。其一，爵柱是为了挂熟肉。但是早期爵柱较小且不锋利难以将肉刺穿，后期爵柱顶有帽更不方便将肉刺穿。其二，如果是为了兼顾温酒和烤肉两个功能，温酒与烤肉所需火候不同，很难达到这样的目的。其三，当时并不缺少盛放肉食的器皿。
也有人认为爵柱是用来承托青铜器的。早期爵柱在靠近流的一端，不合重心，如果用筷子夹取，爵内的液体很容易倾洒，更何况爵柱位置的移动经历了从二里头到西周早中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古人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爵柱放在一个方便夹取的位置？而且青铜爵出现之初，立柱相对整个青铜爵来说极为细小，且不具备后来出现的盖帽，西周时期甚至还出现单柱的青铜爵。
古人蓄须，或许爵柱是用来在喝酒时遮挡胡须的。但是如果古人通过爵的流来饮酒，爵柱与流距离很远，将胡子直接分拨在流的两边即可。
商人好饮酒，周人引以为戒，或许因此制造爵柱较大的爵，用爵柱抵触脸颊，防止人过量饮酒。但是若用流饮酒，流折处即为死角，爵腹底就会留有余酒，不需要通过爵柱来控制饮酒量。
傅晔先生的“滤酒说”亦有些牵强，以殷墟出土的爵为例，放于流上的滤袋中无法装入很多酒醪，每次所滤之酒量太少，若用此法先滤酒后饮用，需要重复多次才能蓄满一爵酒，效率太低且十分繁琐[4]。
青铜爵的铜柱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复杂的转变，在青铜爵出现的二里头文化二期，青铜爵立柱并不存在，到二里头文化三期才出现有柱的青铜爵。初期爵柱多在流上近口处，至早商偏晚以后移至流口交接处，晚商以后又向杯口后移，西周早期的后移更甚。爵柱初为矮柱状，商代早期为菌形，柱顶变为浅弧形，同时仍有矮柱状或接近矮柱状的。商代中期铜柱普遍发达，顶变圆，有些爵柱之上还有一小柱，至晚商这种做法更为普遍，且整体较高，西周早期，菌形顶端更圆，近似棒状。起初上面帽较小，其后小帽增大或消失，成为一个整体帽形。棱状柱初见于商代晚期，为帽形柱的变形。这种类型仅与四足方爵相配。棒形状初见于商代晚期，在爵中较少，而在斝中较多。有异形爵柱的爵在商代晚期也有出现，但是数量较少。
二里头时期的爵柱十分细小，因为同类器物的用途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所以可以推测出青铜爵在初始阶段就不具有夹取爵柱提起的使用方式，细小的爵柱与窄而短的流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爵柱与流配合使用以滤酒的用途很可能不存在。由此引出推测的第一部分：爵柱最初为铸造的缺陷。青铜爵是由陶爵演变而来的，因此在其最初被铸造成型时，由于流伸出的长度较大，使得此转折处用铜料较多或是初期时铸造工艺并不成熟等原因而留下过量的铜成为瑕疵。因而推测，这种可能性下形成的突出物就是爵柱的前身，人们为了器物的整体美观而索性将其发展改进，形成了短小的柱。
由成熟时期的爵和爵柱来看，引出推测的第二部分：爵上的专门部位，但实际功能并不大。一般而言，铜器大多仿自陶器，爵也不例外。陶爵最早出现于二里头文化二期[5]，与青铜爵在器物形态上相似，但是陶器上绝对无柱。而对比同时期作为明器的陶爵形制来看，陶爵上仍有鋬手有流有足，说明尽管相比作为实用器的青铜爵，陶爵的制作十分简单甚至简陋但是仍然严格保持了青铜爵的其它一些特点，而青铜爵的立柱没有得到严格的保留，这恰好说明立柱不具有特殊重要作用。“在殷墟时期，陶爵已成为明器”，但是唐锦琼先生在对于爵的“右手性”分析中提到，“到极度明器化时，为用手简单捏成，已完全失去了使用价值。即使是这样，陶爵仍顽固地保持‘右手’的传统”，并且列举了殷墟西区墓地、郭家庄墓地、花园庄东地的墓葬出土的大量陶爵，认为“一些十分明器化的陶爵仍在口沿上捏出小流，体侧接上小纽，形成“右手爵”[6]。这说明，陶爵虽然已经失去实际用途而成为明器，但是在制作时依然严守鋬在右侧等形制上的规定，从而表现出其本身作为明器依然延续了青铜爵的严谨性，也就是说陶爵的形制特征依然能够作为我们推测青铜爵相关问题的有力证据。结合杜金鹏先生的整理[7]，殷墟文化一至四期中，一期发现的陶爵数量有限，二期出土陶爵数量较多且相当一部分陶爵的流根处有泥钉，三期时陶爵基本不见泥钉。若“泥钉”本身有着实际用途等重要信息，那么就理应同爵的“右手性”特征一起保留下来，并且持续稳定的反映在陶爵上，而实际上“泥钉”的有无这一变化在殷墟文化二、三之间的短时间内就发上了，这从侧面体现出“泥钉”在一定程度上并无实际用途，因为对爵本身的使用来说并无太大影响。
但是即便青铜爵立柱没有实际的功用，它经过三、四百年的演进而被保留下来作为爵的固定造型之一，仅仅从外观的角度它便是不可或缺的，与青铜爵本身的形制一起产生调和的美感，起到调节器型口沿处视觉平衡的作用，至于爵柱位置的漫长变化也可能正是对古人审美渐变过程的呼应。
参考文献：
[1]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3页。
[2]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41页，
[3]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3页。
[4]傅晔：《金爵新论》，《文博》1992年8期。
[5]杜金鹏：《陶爵——中国古代酒器研究之一》，《考古》1990年6期。
[6]唐锦琼：《爵的“右手性”及其文化背景分析》，《三代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75页。
[7]杜金鹏：《陶爵——中国古代酒器研究之一》，《考古》1990年6期。
作者简介：姜伊（1995-），性别：女，民族：汉，籍贯：辽宁抚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考古学，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