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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崇佛的国良，其佛教建筑在等级上虽然不及宫殿建筑，但在建筑规模和建筑艺术上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数量、规模和材料可与宫殿建筑媲美，而且综合了多种造型艺术手段，较之宫殿建筑具有更加广泛、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更加珍贵的审美价值。佛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理论以及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教化，融合了古代哲学智慧，不仅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形成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且对于处在统治地位的帝王和士大夫安定社会秩序、维护政治利益也极为有利。建筑是文化的载体，在漫长历史岁月里，随着佛教文化的弘扬与传布，佛教建筑艺术异彩纷呈，彪炳千秋。
世界各国的佛教建筑因地域文化的不同而有别，但像中国佛教建筑一样将信仰寓于佛寺、佛塔、经幢、石窟等建筑形制，借助多种艺术形式表达宗教感情的文化特征是具有共性的。佛寺作为僧侣供奉佛像、舍利进行宗教活动和日常居住的处所，是佛教文化的载体。印度佛寺的形制是以四方式宫塔供奉佛骨和遗物的舍利塔为中心，四周建房舍，且均系砖石结构。佛寺传到中国后受到营造法式和礼制规范的影响，宫塔式逐渐被楼阁式所取代并演化成以供奉佛像的殿宇为中心，同时结合中国木构建筑的特殊性，出现了廊院佛寺，形成殿塔楼阁族群多元化，佛教文化完全适应了中国僧侣和礼佛者的心理需要。
印度式佛塔称为率堵波，由台座、覆钵、宝匣、相轮构成。率堵波演化为中国的佛塔不仅表现在形式演变，而且反映在内容的延伸。中国佛塔一改印度佛塔形制成为楼阁式、密檐式、亭阁式、金刚塔、喇嘛塔、花塔、燃灯塔、祖师塔、双塔、三塔、塔林等，并将率堵波演化改作塔刹置于塔顶之上，使中国的锦塔既有宗教功能，又有观赏功能。按照结构和材质划分，中国佛塔可分为石塔、砖塔、木塔、铜塔、琉璃塔等。塔的平面也由印度原有的四角形发展为六角形、八角形、十二角形、十六角形等多种形式佛塔，可谓千姿百态。
佛教建筑艺术像其他艺术门类一样，除外在的造型与建构之外，均孕育着审美价值，形象地展示了佛教的文化内涵和发展历史。佛教教义贯穿的信仰属于抽象意识，佛教建筑艺术将这种抽象意识具象化，通过对苦海无边的现实人生和观念中的极乐世界以及佛界众生相的描绘，把佛的悲愿智慧、佛法的真理和佛教经论形象地展示出来，引导礼佛者在感受佛教内容的渐进过程中领悟佛教的真谛。在佛教建构的宇宙世界里，佛和菩萨、罗汉、诸天组成一个庞大的造像阵容，诸佛菩萨及天龙护法普度众生的弘愿和降魔赐福也都借助佛寺建筑空间的组合与烘托得到充分喂示。如中国的四大佛教圣地的寺群分别供奉文珠、普贤、观音、地藏，正是体现了大乘佛教“智”“行”“悲”“愿”的理想。佛教建筑大都坐落在廓大的高臺上，由梁架、立柱承重，宽厚墙体围合，墙呈收分之势，开间主次分明，外观形象严谨对称、端庄典雅。立柱与梁枋之间以斗拱承托，层层叠叠，其上冠以飞檐翘角的琉璃瓦大屋顶，整座建筑雄伟壮丽、气势恢宏。这些佛教建筑不仅拥有大量的殿、堂、楼、阁、廊、庑等建筑类型，而且屋顶造型也有硬山、悬山、歇山、庑殿、攒尖、卷棚等多种样式。当中国明清以前地面上的绝大部分古代建筑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化为烟尘的时候，唯有佛教建筑至今还保存着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遗构。
从美学的角度审视佛教建筑，欣赏到的不单纯是其个体外观形象，而且还包括内部空间和建筑群体构成的外部空间形象以及由这些空间艺术形象所表现的文化意味。无论是佛寺、佛塔，还是经幢、石窟，尽管它们的外观形象各自有鲜明的性格特征和耐人寻味的韵律，但是却一律采用中轴对称的均衡造型，同时巧妙地运用适当的比例关系和强烈的对比手法，使得整个建筑形体典雅_主重、和谐统一，形成特定的视觉美感。佛教建筑单体内部空间和建筑群体构成的外部空间形象的美学特征，是运用连续空间分隔组合的艺术手法，在空间序列展开中刨造曲折变化以形成跌宕起伏的优美韵律。佛教建筑艺术追求的不仅仅是建筑形式的美，而且是形神兼备，并以直观的形式显示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水平，借以达到传神与传心的艺术效果。这正是佛教建筑艺术的审美意义之所在。佛教建筑艺术的职能是运用人们所能普遍接受的空间造型，感之以美，动之以情，最终引导人们进人信印境界。这一切的渊源何在？
追根溯源，佛教建筑最早的形制是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的石刻法敕。主要有两类，一是唪崖法敕，即刻在崖壁上;另一类是石柱法敕，即刻好后埋没在土地里。摩崖法敕所刻敕文也称为十四章法敕，内容是提倡佛法，推行佛教，劝导行善布施，没有佛法的哲理说教，仅是行善的伦理道德。主要内容是宣扬不杀生。十四章法分布在印度阿育王时代的边境地区，使用当地的文字，共有吉纳尔、卡西尔、沙巴兹加希、曼塞拉、道利、乔加达、索帕拉等地。石柱法敕，又称阿育王石柱。现存完整的阿育王石柱在劳里亚南丹加尔，石柱没有台基或础石，直接埋在土中。柱面刻有敕文，柱身断面为圆形，下粗上细，上端有柱头。柱头上下分为三段，下为钟形覆莲，上托一圆形平盘，盘上是一个圆雕蹲狮，柱高达12米，底部直径0.9米。阿育王石柱通常用的是贝拿勒斯附近产的灰黄色岩石，石柱雕成后表面全部磨光。柱头下部钟形莲花的花瓣圆润饱满，有弹性和力度感，圆平盘侧面浮雕植物、动物以及法轮，相互交替。顶部圆雕动物有狮子、瘤牛、象、马等。动物的形象写实，有活力、有生命感。阿育王石柱所刻法敕有七章法敕和普通法敕两种。石柱都分布在印度佛教流行地或佛教四大圣地，即佛陀诞生、成道、初转法轮以及涅槃的地点，分别是蓝毗尼、佛陀伽耶、鹿野苑和拘尸城。其中鹿野苑的阿育王石柱大约最负盛名。鹿野苑所在地古代名为波罗奈（现称萨尔纳特），位于瓦拉纳西。阿育王石柱柱身表面刻有敕文，石柱根部埋在原地。柱头最高处是有32根幅条的法轮，法轮由四头背合的狮子承托，狮子神态威严。圆平盘侧面浮雕狮子、牛、象和马四神兽，象征大地的四个方向，其间各以一个法轮隔开。四只神兽都是动态的，马在奔腾，前腿抬高悬空，后腿用力后蹬。象的肢体浑圆，正蹒跚前行。瘤牛正向前走，前后腿错开。狮子头部硕大，胸部饱满，两腿粗壮，双爪粗大有力。四只神兽的体表全都打磨光滑。平盘之下是钟形覆莲，莲瓣也全部光洁明净。鹿野苑阿育王石柱刻有面向四方的雄狮和法轮象征佛法威震四方。 佛教建筑最早的形制除摩崖法敕和石柱法敕外，另一重要的形制是佛塔，即覆钵塔。塔在古代印度是坟墓，塔下埋有死者的遗骨，也是礼拜的对象，旨在“由塔威德，庄严世间”。考古发掘印度现存最早的覆钵塔是孔雀王朝时期的桑奇的第一塔、塔克西拉的达摩吉卡塔以及斯瓦特的布卡拉塔等历史遗构。这种覆钵塔的中心是覆钵丘，周围有环道、栏楣和双柱石门，在栏楣和石门上刻有大量的浮雕以及相关的纹饰。南印度东海岸克里希纳河下游阿马拉瓦蒂塔和克里希纳河上游那伽尔朱纳康达塔久负盛名。最为著名的当属巴尔胡特塔和桑奇大塔。
巴尔胡特塔位于中印度的科沙姆西南190公里处的拘啖弥，大约建于公元前150至公元前100年。巴尔胡特塔覆钵丘是用砖砌筑的，平面直径约为22米，环道宽2.5米，圆环形栏楣总长85米，栏楣柱共有80多个，栏楣东西南北四方均开口，并安有双柱石门。栏楣由三部分组成，栏楣柱下端埋人地中。栏楣柱之间是横放的贯石，它的横断面是菱形，两端插人栏楣柱侧面的卯孔中。栏楣柱顶端架着横放的笠石，笠石十分粗大。栏楣各部分的主要外露面都有浮雕。每个塔门有两个粗门柱，门柱柱身是四个八角柱合并的样式，柱身向上是莲花柱头，再向上是顶板，板上是两只圆雕蹲狮，再向上依次有三根粗大的横梁在两根门柱上，上梁之上立有石刻法轮和三宝标。石门的形状仿民间木刻围栏门。在栏楣和塔门上刻有200多条记事铭文，在东门门柱上刻有施主用印度古代北方方言表明的发愿文。巴尔胡特塔浮雕题材涉及药叉、天王、人物、莲花与蔓草纹饰、当地信仰的神像以及佛传、本生故事等内容。佛雕中有关佛教的内容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是礼拜对象，有塔、菩提树、佛座、法轮、佛足迹和三宝标，其中塔表示佛涅槃，菩提树表示佛成道，法轮表示佛法或转法轮，三宝标表示佛、法、僧三宝。第二种是本生，这是释迦牟尼在印度降生前世世代代的故事，意在宣扬佛的善行。巴尔胡特塔佛的故事浮雕是后来大量故事浮雕的开创，表明佛教弟子对佛陀人格的推崇。佛教认为人和一切生灵都处于轮回之中。本生故事表现的就是人的轮回的图景。第三种是象征性地表现佛传故事的多种情节，有托胎灵梦、帝释窟说法、祗园布施、佛发供养、佛祖成道、龙王礼佛、佛自忉利天下凡等等。布局采用透视法的一图一景或一图多景。
桑奇塔位于中印度比尔萨附近，建于公元前271至公元前235年的阿育王时期。桑奇的覆钵塔主要有三个，其中第一塔最大。现存的第一塔的覆钵塔台基直径为36.6米，覆钵顶高16.5米，覆钵顶有平头和伞盖。地面栏楯高3.1米，栏楯四面有直角钩形门道，栏楯表面有浮雕。覆钵台基四周建有低矮的栏楯，栏楯表面的浮雕是简单的动物与莲花纹饰。栏楣采用榫卯的方法连接，明显是木构件的连接方法，表明原来的栏楣是木制的。外栏楣的四个塔门体形高大，建筑结构与巴尔胡特塔相近，石材表面都有浮雕。石材表面刻有施主的姓名，总计有900多人。第二塔在第一塔西面，覆钵塔丘较第一塔小，台基直径为14.3米。第三塔在第一塔北面，规模与第二塔相同，不同的是塔丘中心有一个放置舍利的地宫有舍利罐。桑奇三塔的浮雕，第二塔栏楯为最早，作于公元前2世纪末的巽伽时期。栏楣柱中心的圆幅面和上下两端的半圆幅面以纹饰为主。纹饰的题材有莲花、花蕾、蔓草、满瓶以及象、牛、马、鹿、狮、孔雀、摩羯鱼、蛇等动物，同时也涉及佛塔、法轮、三宝标、圣树、法轮柱等礼拜对象，此外也有佛传和本生故事。第二塔浮雕浅，表面较平，形状与木板画接近，所雕出的人体简单，这是印度早期覆钵塔浮雕的特点。古代印度的造塔技术和浮雕工艺经过孔雀王朝时期和巽伽王朝时期的发展到萨塔瓦哈纳时期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吸收了希腊和西亚的技艺以及相关的题材。桑奇第一塔的塔门浮雕题材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纹饰，以莲花纹为主，也有摩羯鱼、水鸭、蕉叶、狮子、独角兽、法轮及法轮柱等。第二类是守护神，它来源于民间信仰的药叉女圆雕像。守护神的雕塑技法比巴尔胡特塔有进步，浮雕上表面不再是平整的，而是随形体的变化高低错落，显得更为生动、逼真，动态静态的姿势都比较自然，肢体丰满圆润。第三类是佛陀的象征物，有象征佛法僧的三宝、象征佛法的法轮以及象征佛传四象的二象灌水莲花女、菩提树、法轮、塔等，分别表示佛之诞生、成道、初转法轮以及涅槃等情境。第四类是佛教故事，采用象征的表达方法表现，以示对佛的敬畏。
石窟是早期印度佛教建筑又一个重要类型，后来发展成石窟寺。按照开凿的年代，印度石窟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石窟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相当于萨塔瓦哈纳时期;晚期石窟从公元5世纪到公元8世纪，相当于笈多朝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萨塔瓦哈纳和笈多朝时期国力强盛而支持造窟。这些石窟大半集中在西印度德干高原山中坚硬的岩石里，只有少量石窟在比哈尔邦以及东海岸的奥里萨邦和安德拉邦。具有代表意义的石窟地點有巴雅、贝德萨、纳西克、卡尔拉、奥兰伽巴德的阿旃陀等处。
印度佛教石窟按照性质和用途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礼拜塔的塔堂窟，音译为支提或支提窟;一类是僧人居住的僧房窟，音译为毗诃罗或毗诃罗窟。原始的塔堂窟和僧房窟都是在自然岩石中凿出简单的纳身的空间，后来的石窟寺院则是这两类窟的组成。印度的许多石窟通常是成群地排布在中西部拥有大片岩石的偏僻的高原地段，石窟所在地石质坚硬，所以能够精雕细刻而得以完整长期保存下来，流传至今。一个石窟的凿成要耗费100-200年的时间，而当时印度人的平均寿命仅有30-44岁左右，因此印度的石窟寺建造要前后几代人承接完成。在自然地理环境和人为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的情状下，印度石窟时刻得以形成并延续下去，靠的是对宗教的信仰力量，没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几代印度人前赴后继地凿刻已难以想象。
塔堂窟是仿木结构建筑的样式与结构建造的。标准形制的塔堂窟平面形状是里端为半圆形，向前是圆塔，再向前是长方形的厅，平面呈马蹄形，侧壁与后壁前均有列柱。标准的塔堂窟形制前部为列柱分割而成的正厅与两侧廊，后部为半圆形后殿，后殿中心有塔，圆形塔堂与长方形的礼拜堂，以及长条形的侧廊组合成—整体，石窟内在的正厅与后殿联结为一体。 巴雅石窟第12窟是最早的标准的塔窟堂。窟内最宽处宽7.9米，进深18米，人口处是大拱门，上方是大的尖顶拱楣，拱楣两侧垂直向下，拱券顶是仿木结构将岩石雕造成檩和椽的行状。塔的台基仅有一层，覆钵丘是低矮的半球形。正门两侧是高浮雕门神，前室正壁的上半部的中心部位是一个大明窗，明窗外沿为拱楣形，上方中心有尖头，拱楣两侧翼下端向内微弯曲，整个拱楣外沿向前方突出，明窗外两侧有浮雕列柱，柱面有繁缛的纹饰。柱头雕刻有动物，柱与柱之间有浮雕小塔。前室正壁最上方有一列拱楣明窗浮雕，明窗中部雕以仿木结构的放射状支架。窟内正厅两侧各有一列素面的八角柱，柱身直立，下有壶形柱础。
早期僧房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的多在巴雅，典型的形制是窟中心有方形的中厅，中厅人口的一壁开门，其他三壁开居室，中厅和居室的面积都比较小，形状也不规则。以巴雅第19窟为例，中厅两壁共开居室四个，居室门上有尖拱楣，各门之间有龛。中厅是平顶，地坪为不规则的方形。前廊平面为横长方形，在一端壁开一个居室，门外两侧分别有浮雕，采用粗犷的表现手法。前廊顶是半拱券以及仿木椽。前期后端的僧房窟的中厅面积扩大，前壁以外的三壁各开相同数目的居室，位置和形状都比以前的整齐。阿旃陀第12窟可为印度早期僧房窟后段的典型代表实例。较之早期前段的僧房窟，早期后段的僧房窟具有华丽繁复的浮雕纹饰，追求富丽堂皇气派。
印度5-8世纪开启了后期石窟建造的高潮。后期仍然继续建造塔堂窟和僧房窟两类洞窟，但形制及相互数量对比却有很大的变化。由于寺院房屋类别组合制度的变化而带来塔堂的比例减少的新情状。僧房的形制也有较大变化，在中厅的正壁开佛堂，并供奉佛像。僧房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僧尼的居住地，同时也具有了礼拜佛像的功能。在窟内装饰方面，前期僧房因为注重实用而装饰比较朴素，后期僧房则装饰与实用并重，因而僧房内浮雕与壁画增多，越往后越来越富丽堂皇。后期塔堂窟也是同样的追求富丽堂皇的装饰效果的趋势。
后期洞窟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当属阿旃陀石窟，开凿时期大约在四五世纪。以阿旃陀石窟第29窟为例，窟的平面形状与前期相似，仍然是马蹄形以及两侧有列柱，但前廊面积扩大成前庭，并增设露台门，在前庭的正壁正厅的柱问和两侧壁雕处或画出许多单身佛像或佛三尊像。塔基大为升高，以便在正面开大龛，龛内刻有主尊大佛像，主尊佛像和塔身连为一体，佛像占去正面大部分面积。这种在塔正面设龛像的做法是从中亚犍陀罗传人的，前期是没有的。窟内仿木结构的做法已经大为减少，这是后期明显特点。塔堂窟内前后期最重要的变化的是主要礼拜对象由以往的覆钵塔改变为现在的主尊佛像和所依附的覆钵塔。后期的阿旃陀洞窟僧房窟形制的突出变化是在中厅正壁的正中增开一间佛堂。佛堂通常为前后两进，里间有庞大的石刻佛三尊像，即佛两侧各有一个胁侍像，佛像居中而占据里间大部分面积。两侧壁有浮雕的伎乐和天人像。中厅四面有列柱，柱外是回廊，再向外是在三壁开居室。大部分僧房都有许多装饰，中厅的顶部和回廊的外侧布满了壁画，正门里外和回廊列柱都有浮雕。阿旃陀石窟雕刻题材不外乎造像和故事浮雕、纹饰浮雕两类，分布在门厅、列柱上。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阿旃陀石窟的壁画有印度古代绘画艺术宝库之声誉。阿旃陀石窟保存着壁画的洞窟有13个，即第1，2，4，6，7，9，10，11，16，17，19，22，26等洞窟。洞窟中壁画的题材有本生故事，如睒子本生、六牙象本生等。壁画分布在前廊正壁和廊柱以及中厅四壁、天花、列柱等处。壁画题材分布通常是前廊正壁和列柱画佛像和菩萨像，中厅四壁主要画佛传和本生故事，天花是各种纹饰。纹饰的主题有人物、动物、植物以及几何图形，各种主题形象多变，显示出画工丰富的想象力。这些纹饰画在中心圆环和周围的方形藻井中。藻井方幅中所画的动物有象、水牛、鹅，其间穿插多种花卉和蔓草，陪衬的题材有侏儒、伎乐和飞天。这些纷繁的纹饰显示出生气勃勃的景象，增加了洞窟中厅的华丽气氛。
印度贵霜帝国时期（公元1-3世纪），由于举国笃信佛教而使得佛教倡行，大量兴建寺院，以佛塔、佛堂、僧房各自独立的建构从此而聚合为一体，这是佛教建筑由单体走向综合的明显的标志，以至于到处都有可以礼拜的佛教寺院。这时期的寺院按照所在的位置和地形不同主要有平原寺院和山地寺院两种类型。平原寺院多在城镇居民集中的地区，大多是为传教方面而建造的。山地寺院大多位于远离村镇和城市的山区而建构在叢林中，环境幽静而便于修习。塔夫提拜寺院在高处建塔院，向下建中庭，再向下设僧院，僧院与塔院隔中庭而相对。此后寺院室内空间布置的壁画、佛塑像以及伎乐浮雕等佛教造像艺术逐渐定型。
由印度发端的佛教塔、佛堂、僧房综合为一体的佛教建筑形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向东亚、东南亚的传播过程中，结合各国的实际情况又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塔、堂、僧房建制，最后形成典范化的伽蓝七堂制的佛教建筑格局，即在以殿为中心的佛寺布局中，殿堂楼舍有前殿、正殿、后殿、配殿的七堂之分。前殿包括山门、天王殿、钟楼与鼓楼一组建筑;正殿由建在中轴线上的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藏经楼等建筑组成;后殿由三佛殿、伽蓝殿或毗庐殿等建筑组成;配殿则是指位于中轴线两侧的伽蓝殿、祖师殿、观音殿、地藏殿等殿堂。由于佛教宗派供奉的佛和菩萨不尽相同，因此各个佛教寺院在前殿、正殿、后殿、配殿的种类配置上也是千变万化的，但万变不离其宗。伽蓝七堂制佛教建筑格局又因各国情况不同而形成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缅甸、不丹、日本、朝鲜、中国等各国不同的风貌。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韩少玄
世界各国的佛教建筑因地域文化的不同而有别，但像中国佛教建筑一样将信仰寓于佛寺、佛塔、经幢、石窟等建筑形制，借助多种艺术形式表达宗教感情的文化特征是具有共性的。佛寺作为僧侣供奉佛像、舍利进行宗教活动和日常居住的处所，是佛教文化的载体。印度佛寺的形制是以四方式宫塔供奉佛骨和遗物的舍利塔为中心，四周建房舍，且均系砖石结构。佛寺传到中国后受到营造法式和礼制规范的影响，宫塔式逐渐被楼阁式所取代并演化成以供奉佛像的殿宇为中心，同时结合中国木构建筑的特殊性，出现了廊院佛寺，形成殿塔楼阁族群多元化，佛教文化完全适应了中国僧侣和礼佛者的心理需要。
印度式佛塔称为率堵波，由台座、覆钵、宝匣、相轮构成。率堵波演化为中国的佛塔不仅表现在形式演变，而且反映在内容的延伸。中国佛塔一改印度佛塔形制成为楼阁式、密檐式、亭阁式、金刚塔、喇嘛塔、花塔、燃灯塔、祖师塔、双塔、三塔、塔林等，并将率堵波演化改作塔刹置于塔顶之上，使中国的锦塔既有宗教功能，又有观赏功能。按照结构和材质划分，中国佛塔可分为石塔、砖塔、木塔、铜塔、琉璃塔等。塔的平面也由印度原有的四角形发展为六角形、八角形、十二角形、十六角形等多种形式佛塔，可谓千姿百态。
佛教建筑艺术像其他艺术门类一样，除外在的造型与建构之外，均孕育着审美价值，形象地展示了佛教的文化内涵和发展历史。佛教教义贯穿的信仰属于抽象意识，佛教建筑艺术将这种抽象意识具象化，通过对苦海无边的现实人生和观念中的极乐世界以及佛界众生相的描绘，把佛的悲愿智慧、佛法的真理和佛教经论形象地展示出来，引导礼佛者在感受佛教内容的渐进过程中领悟佛教的真谛。在佛教建构的宇宙世界里，佛和菩萨、罗汉、诸天组成一个庞大的造像阵容，诸佛菩萨及天龙护法普度众生的弘愿和降魔赐福也都借助佛寺建筑空间的组合与烘托得到充分喂示。如中国的四大佛教圣地的寺群分别供奉文珠、普贤、观音、地藏，正是体现了大乘佛教“智”“行”“悲”“愿”的理想。佛教建筑大都坐落在廓大的高臺上，由梁架、立柱承重，宽厚墙体围合，墙呈收分之势，开间主次分明，外观形象严谨对称、端庄典雅。立柱与梁枋之间以斗拱承托，层层叠叠，其上冠以飞檐翘角的琉璃瓦大屋顶，整座建筑雄伟壮丽、气势恢宏。这些佛教建筑不仅拥有大量的殿、堂、楼、阁、廊、庑等建筑类型，而且屋顶造型也有硬山、悬山、歇山、庑殿、攒尖、卷棚等多种样式。当中国明清以前地面上的绝大部分古代建筑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化为烟尘的时候，唯有佛教建筑至今还保存着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遗构。
从美学的角度审视佛教建筑，欣赏到的不单纯是其个体外观形象，而且还包括内部空间和建筑群体构成的外部空间形象以及由这些空间艺术形象所表现的文化意味。无论是佛寺、佛塔，还是经幢、石窟，尽管它们的外观形象各自有鲜明的性格特征和耐人寻味的韵律，但是却一律采用中轴对称的均衡造型，同时巧妙地运用适当的比例关系和强烈的对比手法，使得整个建筑形体典雅_主重、和谐统一，形成特定的视觉美感。佛教建筑单体内部空间和建筑群体构成的外部空间形象的美学特征，是运用连续空间分隔组合的艺术手法，在空间序列展开中刨造曲折变化以形成跌宕起伏的优美韵律。佛教建筑艺术追求的不仅仅是建筑形式的美，而且是形神兼备，并以直观的形式显示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水平，借以达到传神与传心的艺术效果。这正是佛教建筑艺术的审美意义之所在。佛教建筑艺术的职能是运用人们所能普遍接受的空间造型，感之以美，动之以情，最终引导人们进人信印境界。这一切的渊源何在？
追根溯源，佛教建筑最早的形制是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的石刻法敕。主要有两类，一是唪崖法敕，即刻在崖壁上;另一类是石柱法敕，即刻好后埋没在土地里。摩崖法敕所刻敕文也称为十四章法敕，内容是提倡佛法，推行佛教，劝导行善布施，没有佛法的哲理说教，仅是行善的伦理道德。主要内容是宣扬不杀生。十四章法分布在印度阿育王时代的边境地区，使用当地的文字，共有吉纳尔、卡西尔、沙巴兹加希、曼塞拉、道利、乔加达、索帕拉等地。石柱法敕，又称阿育王石柱。现存完整的阿育王石柱在劳里亚南丹加尔，石柱没有台基或础石，直接埋在土中。柱面刻有敕文，柱身断面为圆形，下粗上细，上端有柱头。柱头上下分为三段，下为钟形覆莲，上托一圆形平盘，盘上是一个圆雕蹲狮，柱高达12米，底部直径0.9米。阿育王石柱通常用的是贝拿勒斯附近产的灰黄色岩石，石柱雕成后表面全部磨光。柱头下部钟形莲花的花瓣圆润饱满，有弹性和力度感，圆平盘侧面浮雕植物、动物以及法轮，相互交替。顶部圆雕动物有狮子、瘤牛、象、马等。动物的形象写实，有活力、有生命感。阿育王石柱所刻法敕有七章法敕和普通法敕两种。石柱都分布在印度佛教流行地或佛教四大圣地，即佛陀诞生、成道、初转法轮以及涅槃的地点，分别是蓝毗尼、佛陀伽耶、鹿野苑和拘尸城。其中鹿野苑的阿育王石柱大约最负盛名。鹿野苑所在地古代名为波罗奈（现称萨尔纳特），位于瓦拉纳西。阿育王石柱柱身表面刻有敕文，石柱根部埋在原地。柱头最高处是有32根幅条的法轮，法轮由四头背合的狮子承托，狮子神态威严。圆平盘侧面浮雕狮子、牛、象和马四神兽，象征大地的四个方向，其间各以一个法轮隔开。四只神兽都是动态的，马在奔腾，前腿抬高悬空，后腿用力后蹬。象的肢体浑圆，正蹒跚前行。瘤牛正向前走，前后腿错开。狮子头部硕大，胸部饱满，两腿粗壮，双爪粗大有力。四只神兽的体表全都打磨光滑。平盘之下是钟形覆莲，莲瓣也全部光洁明净。鹿野苑阿育王石柱刻有面向四方的雄狮和法轮象征佛法威震四方。 佛教建筑最早的形制除摩崖法敕和石柱法敕外，另一重要的形制是佛塔，即覆钵塔。塔在古代印度是坟墓，塔下埋有死者的遗骨，也是礼拜的对象，旨在“由塔威德，庄严世间”。考古发掘印度现存最早的覆钵塔是孔雀王朝时期的桑奇的第一塔、塔克西拉的达摩吉卡塔以及斯瓦特的布卡拉塔等历史遗构。这种覆钵塔的中心是覆钵丘，周围有环道、栏楣和双柱石门，在栏楣和石门上刻有大量的浮雕以及相关的纹饰。南印度东海岸克里希纳河下游阿马拉瓦蒂塔和克里希纳河上游那伽尔朱纳康达塔久负盛名。最为著名的当属巴尔胡特塔和桑奇大塔。
巴尔胡特塔位于中印度的科沙姆西南190公里处的拘啖弥，大约建于公元前150至公元前100年。巴尔胡特塔覆钵丘是用砖砌筑的，平面直径约为22米，环道宽2.5米，圆环形栏楣总长85米，栏楣柱共有80多个，栏楣东西南北四方均开口，并安有双柱石门。栏楣由三部分组成，栏楣柱下端埋人地中。栏楣柱之间是横放的贯石，它的横断面是菱形，两端插人栏楣柱侧面的卯孔中。栏楣柱顶端架着横放的笠石，笠石十分粗大。栏楣各部分的主要外露面都有浮雕。每个塔门有两个粗门柱，门柱柱身是四个八角柱合并的样式，柱身向上是莲花柱头，再向上是顶板，板上是两只圆雕蹲狮，再向上依次有三根粗大的横梁在两根门柱上，上梁之上立有石刻法轮和三宝标。石门的形状仿民间木刻围栏门。在栏楣和塔门上刻有200多条记事铭文，在东门门柱上刻有施主用印度古代北方方言表明的发愿文。巴尔胡特塔浮雕题材涉及药叉、天王、人物、莲花与蔓草纹饰、当地信仰的神像以及佛传、本生故事等内容。佛雕中有关佛教的内容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是礼拜对象，有塔、菩提树、佛座、法轮、佛足迹和三宝标，其中塔表示佛涅槃，菩提树表示佛成道，法轮表示佛法或转法轮，三宝标表示佛、法、僧三宝。第二种是本生，这是释迦牟尼在印度降生前世世代代的故事，意在宣扬佛的善行。巴尔胡特塔佛的故事浮雕是后来大量故事浮雕的开创，表明佛教弟子对佛陀人格的推崇。佛教认为人和一切生灵都处于轮回之中。本生故事表现的就是人的轮回的图景。第三种是象征性地表现佛传故事的多种情节，有托胎灵梦、帝释窟说法、祗园布施、佛发供养、佛祖成道、龙王礼佛、佛自忉利天下凡等等。布局采用透视法的一图一景或一图多景。
桑奇塔位于中印度比尔萨附近，建于公元前271至公元前235年的阿育王时期。桑奇的覆钵塔主要有三个，其中第一塔最大。现存的第一塔的覆钵塔台基直径为36.6米，覆钵顶高16.5米，覆钵顶有平头和伞盖。地面栏楯高3.1米，栏楯四面有直角钩形门道，栏楯表面有浮雕。覆钵台基四周建有低矮的栏楯，栏楯表面的浮雕是简单的动物与莲花纹饰。栏楣采用榫卯的方法连接，明显是木构件的连接方法，表明原来的栏楣是木制的。外栏楣的四个塔门体形高大，建筑结构与巴尔胡特塔相近，石材表面都有浮雕。石材表面刻有施主的姓名，总计有900多人。第二塔在第一塔西面，覆钵塔丘较第一塔小，台基直径为14.3米。第三塔在第一塔北面，规模与第二塔相同，不同的是塔丘中心有一个放置舍利的地宫有舍利罐。桑奇三塔的浮雕，第二塔栏楯为最早，作于公元前2世纪末的巽伽时期。栏楣柱中心的圆幅面和上下两端的半圆幅面以纹饰为主。纹饰的题材有莲花、花蕾、蔓草、满瓶以及象、牛、马、鹿、狮、孔雀、摩羯鱼、蛇等动物，同时也涉及佛塔、法轮、三宝标、圣树、法轮柱等礼拜对象，此外也有佛传和本生故事。第二塔浮雕浅，表面较平，形状与木板画接近，所雕出的人体简单，这是印度早期覆钵塔浮雕的特点。古代印度的造塔技术和浮雕工艺经过孔雀王朝时期和巽伽王朝时期的发展到萨塔瓦哈纳时期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吸收了希腊和西亚的技艺以及相关的题材。桑奇第一塔的塔门浮雕题材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纹饰，以莲花纹为主，也有摩羯鱼、水鸭、蕉叶、狮子、独角兽、法轮及法轮柱等。第二类是守护神，它来源于民间信仰的药叉女圆雕像。守护神的雕塑技法比巴尔胡特塔有进步，浮雕上表面不再是平整的，而是随形体的变化高低错落，显得更为生动、逼真，动态静态的姿势都比较自然，肢体丰满圆润。第三类是佛陀的象征物，有象征佛法僧的三宝、象征佛法的法轮以及象征佛传四象的二象灌水莲花女、菩提树、法轮、塔等，分别表示佛之诞生、成道、初转法轮以及涅槃等情境。第四类是佛教故事，采用象征的表达方法表现，以示对佛的敬畏。
石窟是早期印度佛教建筑又一个重要类型，后来发展成石窟寺。按照开凿的年代，印度石窟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石窟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相当于萨塔瓦哈纳时期;晚期石窟从公元5世纪到公元8世纪，相当于笈多朝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萨塔瓦哈纳和笈多朝时期国力强盛而支持造窟。这些石窟大半集中在西印度德干高原山中坚硬的岩石里，只有少量石窟在比哈尔邦以及东海岸的奥里萨邦和安德拉邦。具有代表意义的石窟地點有巴雅、贝德萨、纳西克、卡尔拉、奥兰伽巴德的阿旃陀等处。
印度佛教石窟按照性质和用途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礼拜塔的塔堂窟，音译为支提或支提窟;一类是僧人居住的僧房窟，音译为毗诃罗或毗诃罗窟。原始的塔堂窟和僧房窟都是在自然岩石中凿出简单的纳身的空间，后来的石窟寺院则是这两类窟的组成。印度的许多石窟通常是成群地排布在中西部拥有大片岩石的偏僻的高原地段，石窟所在地石质坚硬，所以能够精雕细刻而得以完整长期保存下来，流传至今。一个石窟的凿成要耗费100-200年的时间，而当时印度人的平均寿命仅有30-44岁左右，因此印度的石窟寺建造要前后几代人承接完成。在自然地理环境和人为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的情状下，印度石窟时刻得以形成并延续下去，靠的是对宗教的信仰力量，没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几代印度人前赴后继地凿刻已难以想象。
塔堂窟是仿木结构建筑的样式与结构建造的。标准形制的塔堂窟平面形状是里端为半圆形，向前是圆塔，再向前是长方形的厅，平面呈马蹄形，侧壁与后壁前均有列柱。标准的塔堂窟形制前部为列柱分割而成的正厅与两侧廊，后部为半圆形后殿，后殿中心有塔，圆形塔堂与长方形的礼拜堂，以及长条形的侧廊组合成—整体，石窟内在的正厅与后殿联结为一体。 巴雅石窟第12窟是最早的标准的塔窟堂。窟内最宽处宽7.9米，进深18米，人口处是大拱门，上方是大的尖顶拱楣，拱楣两侧垂直向下，拱券顶是仿木结构将岩石雕造成檩和椽的行状。塔的台基仅有一层，覆钵丘是低矮的半球形。正门两侧是高浮雕门神，前室正壁的上半部的中心部位是一个大明窗，明窗外沿为拱楣形，上方中心有尖头，拱楣两侧翼下端向内微弯曲，整个拱楣外沿向前方突出，明窗外两侧有浮雕列柱，柱面有繁缛的纹饰。柱头雕刻有动物，柱与柱之间有浮雕小塔。前室正壁最上方有一列拱楣明窗浮雕，明窗中部雕以仿木结构的放射状支架。窟内正厅两侧各有一列素面的八角柱，柱身直立，下有壶形柱础。
早期僧房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的多在巴雅，典型的形制是窟中心有方形的中厅，中厅人口的一壁开门，其他三壁开居室，中厅和居室的面积都比较小，形状也不规则。以巴雅第19窟为例，中厅两壁共开居室四个，居室门上有尖拱楣，各门之间有龛。中厅是平顶，地坪为不规则的方形。前廊平面为横长方形，在一端壁开一个居室，门外两侧分别有浮雕，采用粗犷的表现手法。前廊顶是半拱券以及仿木椽。前期后端的僧房窟的中厅面积扩大，前壁以外的三壁各开相同数目的居室，位置和形状都比以前的整齐。阿旃陀第12窟可为印度早期僧房窟后段的典型代表实例。较之早期前段的僧房窟，早期后段的僧房窟具有华丽繁复的浮雕纹饰，追求富丽堂皇气派。
印度5-8世纪开启了后期石窟建造的高潮。后期仍然继续建造塔堂窟和僧房窟两类洞窟，但形制及相互数量对比却有很大的变化。由于寺院房屋类别组合制度的变化而带来塔堂的比例减少的新情状。僧房的形制也有较大变化，在中厅的正壁开佛堂，并供奉佛像。僧房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僧尼的居住地，同时也具有了礼拜佛像的功能。在窟内装饰方面，前期僧房因为注重实用而装饰比较朴素，后期僧房则装饰与实用并重，因而僧房内浮雕与壁画增多，越往后越来越富丽堂皇。后期塔堂窟也是同样的追求富丽堂皇的装饰效果的趋势。
后期洞窟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当属阿旃陀石窟，开凿时期大约在四五世纪。以阿旃陀石窟第29窟为例，窟的平面形状与前期相似，仍然是马蹄形以及两侧有列柱，但前廊面积扩大成前庭，并增设露台门，在前庭的正壁正厅的柱问和两侧壁雕处或画出许多单身佛像或佛三尊像。塔基大为升高，以便在正面开大龛，龛内刻有主尊大佛像，主尊佛像和塔身连为一体，佛像占去正面大部分面积。这种在塔正面设龛像的做法是从中亚犍陀罗传人的，前期是没有的。窟内仿木结构的做法已经大为减少，这是后期明显特点。塔堂窟内前后期最重要的变化的是主要礼拜对象由以往的覆钵塔改变为现在的主尊佛像和所依附的覆钵塔。后期的阿旃陀洞窟僧房窟形制的突出变化是在中厅正壁的正中增开一间佛堂。佛堂通常为前后两进，里间有庞大的石刻佛三尊像，即佛两侧各有一个胁侍像，佛像居中而占据里间大部分面积。两侧壁有浮雕的伎乐和天人像。中厅四面有列柱，柱外是回廊，再向外是在三壁开居室。大部分僧房都有许多装饰，中厅的顶部和回廊的外侧布满了壁画，正门里外和回廊列柱都有浮雕。阿旃陀石窟雕刻题材不外乎造像和故事浮雕、纹饰浮雕两类，分布在门厅、列柱上。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阿旃陀石窟的壁画有印度古代绘画艺术宝库之声誉。阿旃陀石窟保存着壁画的洞窟有13个，即第1，2，4，6，7，9，10，11，16，17，19，22，26等洞窟。洞窟中壁画的题材有本生故事，如睒子本生、六牙象本生等。壁画分布在前廊正壁和廊柱以及中厅四壁、天花、列柱等处。壁画题材分布通常是前廊正壁和列柱画佛像和菩萨像，中厅四壁主要画佛传和本生故事，天花是各种纹饰。纹饰的主题有人物、动物、植物以及几何图形，各种主题形象多变，显示出画工丰富的想象力。这些纹饰画在中心圆环和周围的方形藻井中。藻井方幅中所画的动物有象、水牛、鹅，其间穿插多种花卉和蔓草，陪衬的题材有侏儒、伎乐和飞天。这些纷繁的纹饰显示出生气勃勃的景象，增加了洞窟中厅的华丽气氛。
印度贵霜帝国时期（公元1-3世纪），由于举国笃信佛教而使得佛教倡行，大量兴建寺院，以佛塔、佛堂、僧房各自独立的建构从此而聚合为一体，这是佛教建筑由单体走向综合的明显的标志，以至于到处都有可以礼拜的佛教寺院。这时期的寺院按照所在的位置和地形不同主要有平原寺院和山地寺院两种类型。平原寺院多在城镇居民集中的地区，大多是为传教方面而建造的。山地寺院大多位于远离村镇和城市的山区而建构在叢林中，环境幽静而便于修习。塔夫提拜寺院在高处建塔院，向下建中庭，再向下设僧院，僧院与塔院隔中庭而相对。此后寺院室内空间布置的壁画、佛塑像以及伎乐浮雕等佛教造像艺术逐渐定型。
由印度发端的佛教塔、佛堂、僧房综合为一体的佛教建筑形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向东亚、东南亚的传播过程中，结合各国的实际情况又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塔、堂、僧房建制，最后形成典范化的伽蓝七堂制的佛教建筑格局，即在以殿为中心的佛寺布局中，殿堂楼舍有前殿、正殿、后殿、配殿的七堂之分。前殿包括山门、天王殿、钟楼与鼓楼一组建筑;正殿由建在中轴线上的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藏经楼等建筑组成;后殿由三佛殿、伽蓝殿或毗庐殿等建筑组成;配殿则是指位于中轴线两侧的伽蓝殿、祖师殿、观音殿、地藏殿等殿堂。由于佛教宗派供奉的佛和菩萨不尽相同，因此各个佛教寺院在前殿、正殿、后殿、配殿的种类配置上也是千变万化的，但万变不离其宗。伽蓝七堂制佛教建筑格局又因各国情况不同而形成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缅甸、不丹、日本、朝鲜、中国等各国不同的风貌。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韩少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