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安泰（1902-1967），字祝南，号无庵，广东饶平人。古典文学家、书法家。先后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大学。1938年，由陈中凡教授推荐，以名士身份，被中山大学破格聘为中文系教授。在中山大学执教近30年，历任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主任等。詹安泰一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尤以词学研究和词创作享誉学界。在词学研究方面，著有《宋词散论》《詹安泰词学论稿》，诗词集有《无庵词》《滇南挂瓢集》《鹪鹩巢诗》《詹安泰诗词集》等，被称为“岭南词宗”，并与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并称“现代中国词学四大家”。
　　詹安泰自幼酷爱古典诗词，10岁学写诗，13岁学填词。1936年9月，詹安泰在《词学季刊》上发表《论寄托》一文，阐明我国词坛向来重视“寄托”艺术手法，为当年词学界所瞩目。40年代初，撰写《词学研究》，从论声韵、论音律、论调谱、论音句、论意格、论修辞、论境界、论寄托、论起源、论派别、论批评、论编纂等12个方面全面阐述词学问题。1945年，在《文史杂志》上发表了词学研究论文《论填词可不必严守声韵》，至今仍有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詹安泰的词学创作及理论发生转变，他开始从实际出发，尝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他首先于1953年在“诗”“骚”研究上，发表了《<诗经>里所表现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接着相继发表《屈原》《离骚笺疏》等文章。这些研究紧贴时代，并且密切结合当时社会大背景、大环境，力图从中国古代文学中挖掘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
　　詹安泰曾被错划为“右派”。1961年11月20日，詹安泰脱去“右派”帽70身份的恢复，使詹安泰重新看到了曙光，因此他对党和国家充满着感恩之情。此时詹安泰词有《临江仙·党生日》：“星火燎原谁见信？风风雨雨山山。翻掀蹴蹋去无边。驿邮通万国，鼓乐奏钧天。笛弄南楼花弄影，而今不上新篇。红旗招展遍瀛寰。追风看骥子，坠地记当年。”
　　从这一阶段起，毛主席词中的“星火燎原”“风雨”“红旗”等意象，开始在詹安泰的词中大量出现——这与他之前大都以自然万物、历史风物等为描写对象不同，由此看出社会环境对其影响。同时，词作内容句句言之有物，不作过多的铺垫与含蓄表达，直抒胸臆。而这也符合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特有的思想演变发展规律——经过年轻时期的满怀理想、建功立业、报效国家、成就个人等所体现的自由浪漫、雄心壮志，到个人随着岁月、经历磨练而逐渐成熟、积淀、回归。
　　1963年6月，《中山大学学报》第一二期合刊刊登了詹安泰《读毛主席诗词——有关艺术特征的一些体会》一文，指出：“毛主席这些诗词的发表，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一桩特大事件。它不但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旧诗词所具有的最优秀的传统，也给我们创造出前所未有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毛主席诗词是最高度的革命政治内容和最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作品。”詹安泰不仅高度赞扬了毛主席的词学成就，而且将其运用到自己的词学研究和书法创作之中。
　　思想上的变化必然对其书法创作产生影响，以创作于1966年5月、6月的两幅作品——毛主席《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念奴娇·昆仑》为例，较之前作品相比，如《黄山谷题郭熙画卷》（作于1945年），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两者于传统扎实的基本功之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糅合。詹安泰早年在楷書“二爨”、隶书《西狭颂》《礼器碑》上用功较勤，晚年这两件作品，在点画的起、行、收上带有浓郁的二爨用笔以及“蚕头雁尾”的隶味。“一”“雷”“尤”“棒”的大部分横画，以从左向右下的“内切”笔为起笔动作，在行笔过程中调至中锋铺毫，提着运笔，按着行笔，在收笔之处，蓄力下压，再顺势向右上角挑出，沉着痛快，爽利清奇。而在此过程中，较于同时代秦号生的“二爨”又不尽相同。秦号生以饱满的笔墨，极尽笔肚之能，线条粗壮，把控不好略显呆滞。而詹安泰却融入《礼器碑》横画中一波三折的变化以及线条左右拉伸的劲道来“破”，形成了独具自我特色的线形，可以说是篆籀用笔的另一种表现手法，将碑的线条“激活”。
　　毛主席《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有着似楷非楷的结字和用笔。其中“愚”“可”“宇”等，开始有了“二爨”以及魏楷中的用笔提按、线条轻重、结字方正、欹侧等特点。而他又将其与隶书横平竖直以及宽扁的特点结合，亦隶亦楷，如“奋”“钧”“圣”等，奇趣横生，“里”更是加入行书笔意。这完全符合书法审美中寓动于静、动静结合的美学理念。
　　书法创作既是制造矛盾，又是解决矛盾，最后达到和谐统一。将詹安泰两件行书作品——早年的《从苏公登后楼》《（倏作三年》）与晚年的《念奴娇·昆仑》相比，我们发现前者在笔画的营造中，仍有着过多的连带、牵丝，部分笔画过于轻佻，有着较为明显的明快、张扬的特点，粗细、大小、虚实对比虽然十分强烈，表现出激情澎湃之气势，但同时略显生硬，字与字之间的协调性仍欠缺，结体亦较为平常，四平八稳。而后者，其线条的厚重、拙朴以及行笔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波三折，点到即止，如鼓点般，方寸之劲，恰到好处，有“秋毫粗劲，霜素凝鲜”之美感。作品在结体上亦值得玩味，如第二行的“得”“横”，第三行的“谁”“说”等，左右结构，取消行草书中常规的牵丝、连带，左收右放或左放右收，互让相依，字态优美。第三行的“高”将上半部分拉伸，下半部分横向拉伸，同时上、下两部分错位，形成一种“畸形”造型，营造“陌生感”;而第三行的“这”、第五行的“还”，半包围字形，中间部分稳如泰山，而“走之底”则向左上、右下对角拉开，宛如两股张力在较劲，但又有中间部分在调和，动静、松紧形成强烈对比，力量感倍生。特别指出的是，第三行的“不”、第五行的“同”“此”，不以一般行书去表现，而是掺入篆隶的结字——篆籀本身就以气息高古、拙朴为世人所称道，这就大大增加了整体画面的古朴感，气韵生动、清雅温润。在结体的处理方法上，詹安泰以碑体人行书，熔铸古今，无形中表现出一股脱俗之气。
　　詹安泰晚年作品线条老辣、干净、遒劲，结字通透、简洁、奇趣，整体一任自然，不事雕琢，冶真草隶篆为一炉，虽然在章法上没有大起大落、大刀阔斧，但是他大胆把碑与帖在康氏的基础上，进行了用笔及结体上的探索，为岭南书风的丰富与探索做出了积极的推动，可视为岭南新时期文人书法的代表之一。
　　（作者为广东书法院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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