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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夏园林一直是我国寺庙园林领域研究的一大盲区，而对西夏园林的了解将对我国敦煌学的研究大有帮助。本文就西夏国寺这一全国唯一的西夏少数民族宗教殿堂进行分析，从西夏园林的宏观特征出发，进而对西夏国寺这一园林进行具体而微的深入分析，填补我国西夏园林学研究的空白。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4-00-02
一、西夏王朝
（一）概述
西夏王朝（1038-1227）是由原居四川的党项族于1038年由李元昊建立，国号大夏，西夏在宋夏战争与辽夏战争中大致获胜，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夏景宗去世后，大权掌握在皇帝的太后与母党手中，史称母党专政时期。西夏因为皇党与母党的对峙而内乱，北宋趁机多次伐夏。西夏抵御成功并击溃宋军，但是横山的丧失让防线出现破洞。金朝崛起并灭辽、北宋后，西夏改臣服金朝，获得不少土地。两国建立金夏同盟而大致和平。夏仁宗期间发生天灾与任得敬分国事件，但经过改革后，到天盛年间出现盛世。然而漠北的蒙古帝国崛起，六次入侵西夏后拆散金夏同盟，让西夏与金朝自相残杀。西夏内部也多次发生弑君、内乱之事，经济也因战争而趋于崩溃。最后1227年，蒙古人第七次远征西夏，末帝开城投降，西夏王朝就此灭亡。[1]
（二）佛教王国
西夏时一个佛教王国，在其境内兴建有大量佛塔寺院，其中尤以承天寺塔、西夏国寺为代表，西夏佛教文化有着浓厚的西域特性。西夏王国政治体制采用蕃汉联合政治，以党项族为主，联合汉族、土蕃族、回纥族等少数民族进行共同统治，其政体及统治方式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官职亦效仿宋朝制度，西夏文化在夏毅宗——夏仁宗时期开始汉化，至仁宗末期已经由番汉同行转为普遍汉化，本文主要讨论的西夏国寺建于西夏崇宗永安元年，公元1098年，即是在西夏完成“中学西渐”这一时期的产物。
（三）西夏艺术
西夏艺术呈现多元化局面，绘画、雕刻、书法均有所成就，其中尤以绘画、雕刻为主，这也是如今敦煌学的主要考察对象，其中绘画多为宗教画，主要呈现在石窟与寺庙壁画之上，其中举世闻名的莫高窟中的壁画艺术堪称代表之作，早期西夏艺术效仿北宋，后受回纥、土蕃文化影响渐渐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二、西夏时期的园林特点
西夏园林建筑现存极少，实体木制建筑已不复存在，只能通过壁画这种艺术形式来想象，这主要是因为成吉思汗远征西夏暴死（一说被西夏人射箭命中），后党项族遭到蒙古族大范围报复，几乎党项人被全部杀光，党项族建立起的西夏文化几乎全部毁灭，针对西夏园林建筑的特点分析我们只能借助有限的史料记载来进行推测性分析。
（一）党项人的风水观念
党项人视“东”为“尾”，“西”为“本”，这从西夏文书《文海》可以看到“尾，末尾也，末尾也，日出处之谓也”又如“东也，末尾也，虎豹也，狐狸也，末尾也”。从其中可以看出，党项人把东方视为末尾端，东与西的对比关系在西夏文残书《圣立义海》有记载“西高东低”，而对于“西”的具体论述在《文海》中又有记载“西方也，本西也，极乐之谓”，本这个字实际上指的就是本源，根源，事物发起于本源，而终止于末尾，可以说党项人的风水观是按从西到东发生递降的顺序建立的。根据俄罗斯人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Кычанов考证的现存西夏文学诗集中《造字师颂》中所记述的：“西方升高番人国，番人国内番文字；东方降低汉人国，汉人国内汉文字”[2]也可以看出东西方的梯度关系。
关于南北的论述，现存的西夏文本对其解释较少，不过可以看出，党项人认为“北左南右”，《文海》中载“北者，左也。”南方也被看作温暖的象征，如“暖也，南之谓也。”，而北方亦有“房宿，此者，房宿七之谓，又北方之亦谓也。”（《文海研究》），对此在А.НEвскиǔ 的Tан 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 ги一书中注释为Большая Медведица，即大熊星座，也就是北斗七星，这样对于党项人的风水观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党项人住在西方，西方被认为是地势高的地方，东方是地势低的地方，南象征阳光，北象征北斗七星，这样的朴素认知对党项人的建筑设计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早期西夏园林的特点
早期的西夏建筑要追溯到隋朝，《隋书·列传第四十八》甲：“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獼猴种。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织犛牛尾及羯毛以为屋。”，《北史·宕昌传》、《旧唐书·卷二百一十》也有“织犛牛尾及羊毛覆屋”的说法，这表明早期的西夏建筑就地取材，以木头作为建筑骨架，用动物毛皮充填骨架实现御寒作用，是一种传统的游牧民族建筑方式。
西夏建国初期，多种文化交汇于此，造成了西夏园林建筑风格富于变化，多种宗教共同影响，例如西夏王陵陵园的设计既在形式上表现出对中原王朝帝陵设计的认同性，又显现出其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在早期的西夏政治地位对辽、宋、金均称臣，所以中原文化对西夏文化影响极大，而西夏的地理位置紧邻西域，西域文化同样作用于此，所以可以看到早期的西夏园林风格既有伊斯兰教的影响，又兼具儒家、佛教、道家文化的三重洗礼，看似四不像实则各有凸显。例如高庙集三教合一，体现出西夏文化在交流中走向成熟。
（三）中晚期西夏园林的特点[3]
中晚期西夏园林建筑以琉璃瓦为主，色彩较为夸张用以表现庄严，建筑装饰色彩鲜艳，多以大红大绿表现宫廷的庄严与佛寺的神圣。西夏陵园3号陵东碑亭出土有铺地砖，铺地砖为西夏建筑中较具特色的装饰物，在发掘简报中这样报道：
表面施绿琉璃，大都以莲花、忍冬、水草为题材，砖侧带状花纹，正面主體图案均为中心或轴对称图案。
这段话表明了党项人擅长用图案做建筑装饰，党项人喜欢使用琉璃做建筑装饰，而且在琉璃使用上等级分明，使用绿琉璃而非黄色也反映出来特定历史时期的西夏政治状况——对金、辽、宋称臣。 寺庙园林多以黄色为主，《护国寺歌》残本中记述有“一耀再耀，金柱堪比天上星。”以及“大梁美如凤凰胸，檩梁赛过孔雀尾。”，门前的门神装饰一般用红色渲染加以表现其神秘庄严，如“门前神身上红光地边闪，万火齐燃亦不及”。党项人非常擅长于做建筑装饰，也有着一批技术精妙的建筑师，在《凉州通感塔碑铭》有如下记述：
于是众匠率职，百工效技，朽者缋者，是墁是饰，丹镬具设，金碧相间，辉耀日月，焕然如新，丽矣壮矣，莫能铭状。
从中可以看出西夏多能工巧匠，可惜的是由于历史资料的残缺，这些人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太多名字，但我们从残存的历史记述中也能够想象彼时园林建筑的辉煌。
西夏园林的另一个特点是规模宏大，大多成群体分布，单独的小品建筑极少，一个建筑往往由多个庭院组成，整体建筑辉煌大气，这一特点从西夏的建国时期就一直延续保留下来，到了西夏后期建筑尤为突出。早期的西夏园林“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西夏书事>校正》），又如《宫廷诗集》中记述的“廊檐如翼赛鹫列，时时所见俱惊愕”。这种比喻更多见于汉民族文化中，例如《醉翁亭记》中“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这也说明了汉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影响之深，但是党项人又 恰到好处的对汉民族园林建筑依其地域形貌特征进行了改造，在《贺兰县拜沟寺西夏遗址调查》中对遗址有这样的描述：
方塔区内的高台遗址，高台是个高出地表约50厘米的倒“凸“字形建筑，高台建筑的总体布局采用传统的均衡对称方式。
上文所写的这种建筑方式自周王朝就是汉民族的常见景观设计方式，而党项人根据自己居于非平原地区平坦地势少的特点，因地制宜加以改造，这也反映出党项人多能工巧匠。
西夏建筑的朝向大多坐西向东，如前文所写的党项人的风水观念这很好的符合了由“本”及“末”的特点①，此外，西夏建筑师们在建筑设计上深受《周易》影响，按八卦进行宅门设计，宅门位于东南“巽”方向，这样万事大吉。
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特点是西夏文化依然保留着封建文化特有的等级森严的特性，这也是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园林建筑对于百姓与官宦材料与装饰是不同的，这也是不可僭越的，违者“匠人有官罚马一，庶人杖十三。”这也是封建园林的一大特点。
三、西夏国寺
西夏国寺是鲜有的一座没有被蒙古人毁掉的西夏园林建筑，这主要是因为元世祖忽必烈出生于此，才使得这座皇家宗教建筑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日渐兴旺，大批蒙古人前来于此参拜使得这座西夏建筑在元朝达到了一个历史巅峰期，下就西夏国寺这座建筑进行具体分析。
（一）西夏国寺的园林特征
西夏国寺宏伟异常，具有西夏风格建筑的大多数特点， 首先西夏国寺本身并非一个小品建筑，而是一个由多建筑综合聚集而成的庞大园林，包括大佛殿、藏经阁、土塔三处（这仅是现存建筑，仍有相当多的建筑因历史原因被破坏，例如：土塔旁边曾有金塔，但金塔顶被人盗取只剩金塔殿）。其中大佛殿内坐落着国内最大的佛像，仅仅是耳朵就可容纳八人并排而坐，足见其雄伟，表现出西夏园林的壮丽。从土塔中还可以看出西夏园林不仅单层建筑又高又大，而且还有高层建筑的楼，并且内部漆彩丰富，颇具艺术美感。土塔主要由砖和土坯搭建，塔基用毛石堆砌，在塔基上第一、二层还分布着四座小塔用以衬托修饰主塔，在塔基上有伸到塔顶的木杆，起支撑作用。佛塔表面也有雕塑装饰，造型简洁形象生动逼真。西夏国寺坐西向东，这也很好的印证了西夏人的风水观念。园林装饰上，西夏国寺内有水池装饰，现已改做喷泉，西夏园林大体呈矩形，水池位于对称轴侧来装饰园林，这是受到汉文化都城设计的影响，自周朝以来在中原大多城市也是这样的格局，即城市对称轴两侧多设市集，在西夏国寺园林中党项人因地制宜将市集换成了水池，用以装点寺庙园林，是对中原文化很好的运用改进。
大佛殿两侧廊坊塑有十八罗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台基上有石刻雕塑作为艺术处理，殿内壁画达700平方米，这些都体现出党项人的园林装饰能力之强，藏经阁内的色彩运用既庄严又有神秘感，西夏国寺的门柱楹联写到“张万里丝路大道有成开盛世，掖千年宝刹佛法无边渡慈航”将古刹一语点尽。
（二）西夏国寺的建筑用料
从西夏国寺园林中可以看出党项人尚未摆脱“弯曲应力”的概念，但通过大佛殿可以看出党项人已经知道使用斗拱使梁的跨度减少以减少弯曲应力的效果。从西夏国寺的小建筑中也可以看出党项人懂得将不同建筑材料的性能和材料结合应用，例如在土塔中使用有一种以草拌泥的建筑材料，这类似于今天的混凝土材料。此外可以看出西夏建筑有少量铁器的使用，塔心柱即使用的是铁管，但这在整体园林建筑中并不占据主要地位，砖木仍然是建筑的主体材料，这也印证了《文海》中所记述的“屋舍之木柱座是也”以及“屋舍之檐栿，大木之名也。”并且从房檐结构看党项人在筒瓦的近房檐处放瓦当，在板瓦的近房檐处放滴水，整体结构既美观又防雨，也足见党项人的智慧。
（三）西夏国寺的宗教内涵
西夏国寺是我国初演菩萨戒法的道场和涅磐宗的发祥地，出生于中天竺的高僧大德昙无谶在此翻译《大般涅磐经》，中国仅有此地出土过早期涅磐像，其余地区均无涅磐像的出土，这座寺院是涅磐学最初弘传的重要基地，也是涅磐宗师昙无谶的纪念寺院。[4]
西夏国寺位于张掖，张掖古称“甘州”，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明宣宗朱瞻基曾说：“甘州，古甘泉之地，居中国西鄙，佛法所从入中国者。”由此足见西夏国寺在宗教学领域的地位，西夏国寺本为迦叶如来寺，西夏王乾顺替母求冥福在原寺庙基础上建卧佛寺，由此演变成皇家寺庙。加之元朝两位皇帝出生于此得以保护，香火日渐兴隆，才有了今天这座历史悠久，宗教文化底蕴极深的寺院。
四、小结
本文从西夏园林整体出发进行分析，通过大量史料文献分析出西夏园林的风水认知特点、建筑设计特点，填补了我国园林史上对于西夏园林的研究的空白，之后进一步分析现仅存的西夏寺庙园林——西夏国寺，从其园林特征间接佐证了前文的论述，又对其建筑用材加以分析从中看出党项人的建筑设计天赋之高，设计技法之精妙，最后分析其宗教内涵得出了这座寺庙的宗教意义之深，这也说明了本文的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分析论证，间接为我国敦煌学研究提供很好的材料，对西夏历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帮助，并且本文在页脚处注明了前人及参考文献对西夏史以及西夏人风水观念认识的误区。文章参考文献除文章中提及的均在下文列出。
（注：甲处所有的文献对这段话的注释为《隋书·党项传》，这是不对的，在当时党项族只是一支规模不大的游牧民族，《隋书》中将其与龟兹，大食等国合并做传）
参考文献：
[1]僧人.西夏王国与东方金字塔〈第二章 党项羌历史的童年〉[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01：55-79
[2]克恰诺夫.献给西夏文字創造者的颂诗，中国民族史研究（二）[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3]梁松涛.西夏文诗歌所反映的西夏建筑特点及其文化特质[J].宋史研究论丛：2011.12
[4]吴正科.张掖迦叶如来寺考探[J].敦煌学期刊：2007.03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4-00-02
一、西夏王朝
（一）概述
西夏王朝（1038-1227）是由原居四川的党项族于1038年由李元昊建立，国号大夏，西夏在宋夏战争与辽夏战争中大致获胜，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夏景宗去世后，大权掌握在皇帝的太后与母党手中，史称母党专政时期。西夏因为皇党与母党的对峙而内乱，北宋趁机多次伐夏。西夏抵御成功并击溃宋军，但是横山的丧失让防线出现破洞。金朝崛起并灭辽、北宋后，西夏改臣服金朝，获得不少土地。两国建立金夏同盟而大致和平。夏仁宗期间发生天灾与任得敬分国事件，但经过改革后，到天盛年间出现盛世。然而漠北的蒙古帝国崛起，六次入侵西夏后拆散金夏同盟，让西夏与金朝自相残杀。西夏内部也多次发生弑君、内乱之事，经济也因战争而趋于崩溃。最后1227年，蒙古人第七次远征西夏，末帝开城投降，西夏王朝就此灭亡。[1]
（二）佛教王国
西夏时一个佛教王国，在其境内兴建有大量佛塔寺院，其中尤以承天寺塔、西夏国寺为代表，西夏佛教文化有着浓厚的西域特性。西夏王国政治体制采用蕃汉联合政治，以党项族为主，联合汉族、土蕃族、回纥族等少数民族进行共同统治，其政体及统治方式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官职亦效仿宋朝制度，西夏文化在夏毅宗——夏仁宗时期开始汉化，至仁宗末期已经由番汉同行转为普遍汉化，本文主要讨论的西夏国寺建于西夏崇宗永安元年，公元1098年，即是在西夏完成“中学西渐”这一时期的产物。
（三）西夏艺术
西夏艺术呈现多元化局面，绘画、雕刻、书法均有所成就，其中尤以绘画、雕刻为主，这也是如今敦煌学的主要考察对象，其中绘画多为宗教画，主要呈现在石窟与寺庙壁画之上，其中举世闻名的莫高窟中的壁画艺术堪称代表之作，早期西夏艺术效仿北宋，后受回纥、土蕃文化影响渐渐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二、西夏时期的园林特点
西夏园林建筑现存极少，实体木制建筑已不复存在，只能通过壁画这种艺术形式来想象，这主要是因为成吉思汗远征西夏暴死（一说被西夏人射箭命中），后党项族遭到蒙古族大范围报复，几乎党项人被全部杀光，党项族建立起的西夏文化几乎全部毁灭，针对西夏园林建筑的特点分析我们只能借助有限的史料记载来进行推测性分析。
（一）党项人的风水观念
党项人视“东”为“尾”，“西”为“本”，这从西夏文书《文海》可以看到“尾，末尾也，末尾也，日出处之谓也”又如“东也，末尾也，虎豹也，狐狸也，末尾也”。从其中可以看出，党项人把东方视为末尾端，东与西的对比关系在西夏文残书《圣立义海》有记载“西高东低”，而对于“西”的具体论述在《文海》中又有记载“西方也，本西也，极乐之谓”，本这个字实际上指的就是本源，根源，事物发起于本源，而终止于末尾，可以说党项人的风水观是按从西到东发生递降的顺序建立的。根据俄罗斯人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Кычанов考证的现存西夏文学诗集中《造字师颂》中所记述的：“西方升高番人国，番人国内番文字；东方降低汉人国，汉人国内汉文字”[2]也可以看出东西方的梯度关系。
关于南北的论述，现存的西夏文本对其解释较少，不过可以看出，党项人认为“北左南右”，《文海》中载“北者，左也。”南方也被看作温暖的象征，如“暖也，南之谓也。”，而北方亦有“房宿，此者，房宿七之谓，又北方之亦谓也。”（《文海研究》），对此在А.НEвскиǔ 的Tан 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 ги一书中注释为Большая Медведица，即大熊星座，也就是北斗七星，这样对于党项人的风水观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党项人住在西方，西方被认为是地势高的地方，东方是地势低的地方，南象征阳光，北象征北斗七星，这样的朴素认知对党项人的建筑设计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早期西夏园林的特点
早期的西夏建筑要追溯到隋朝，《隋书·列传第四十八》甲：“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獼猴种。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织犛牛尾及羯毛以为屋。”，《北史·宕昌传》、《旧唐书·卷二百一十》也有“织犛牛尾及羊毛覆屋”的说法，这表明早期的西夏建筑就地取材，以木头作为建筑骨架，用动物毛皮充填骨架实现御寒作用，是一种传统的游牧民族建筑方式。
西夏建国初期，多种文化交汇于此，造成了西夏园林建筑风格富于变化，多种宗教共同影响，例如西夏王陵陵园的设计既在形式上表现出对中原王朝帝陵设计的认同性，又显现出其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在早期的西夏政治地位对辽、宋、金均称臣，所以中原文化对西夏文化影响极大，而西夏的地理位置紧邻西域，西域文化同样作用于此，所以可以看到早期的西夏园林风格既有伊斯兰教的影响，又兼具儒家、佛教、道家文化的三重洗礼，看似四不像实则各有凸显。例如高庙集三教合一，体现出西夏文化在交流中走向成熟。
（三）中晚期西夏园林的特点[3]
中晚期西夏园林建筑以琉璃瓦为主，色彩较为夸张用以表现庄严，建筑装饰色彩鲜艳，多以大红大绿表现宫廷的庄严与佛寺的神圣。西夏陵园3号陵东碑亭出土有铺地砖，铺地砖为西夏建筑中较具特色的装饰物，在发掘简报中这样报道：
表面施绿琉璃，大都以莲花、忍冬、水草为题材，砖侧带状花纹，正面主體图案均为中心或轴对称图案。
这段话表明了党项人擅长用图案做建筑装饰，党项人喜欢使用琉璃做建筑装饰，而且在琉璃使用上等级分明，使用绿琉璃而非黄色也反映出来特定历史时期的西夏政治状况——对金、辽、宋称臣。 寺庙园林多以黄色为主，《护国寺歌》残本中记述有“一耀再耀，金柱堪比天上星。”以及“大梁美如凤凰胸，檩梁赛过孔雀尾。”，门前的门神装饰一般用红色渲染加以表现其神秘庄严，如“门前神身上红光地边闪，万火齐燃亦不及”。党项人非常擅长于做建筑装饰，也有着一批技术精妙的建筑师，在《凉州通感塔碑铭》有如下记述：
于是众匠率职，百工效技，朽者缋者，是墁是饰，丹镬具设，金碧相间，辉耀日月，焕然如新，丽矣壮矣，莫能铭状。
从中可以看出西夏多能工巧匠，可惜的是由于历史资料的残缺，这些人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太多名字，但我们从残存的历史记述中也能够想象彼时园林建筑的辉煌。
西夏园林的另一个特点是规模宏大，大多成群体分布，单独的小品建筑极少，一个建筑往往由多个庭院组成，整体建筑辉煌大气，这一特点从西夏的建国时期就一直延续保留下来，到了西夏后期建筑尤为突出。早期的西夏园林“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西夏书事>校正》），又如《宫廷诗集》中记述的“廊檐如翼赛鹫列，时时所见俱惊愕”。这种比喻更多见于汉民族文化中，例如《醉翁亭记》中“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这也说明了汉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影响之深，但是党项人又 恰到好处的对汉民族园林建筑依其地域形貌特征进行了改造，在《贺兰县拜沟寺西夏遗址调查》中对遗址有这样的描述：
方塔区内的高台遗址，高台是个高出地表约50厘米的倒“凸“字形建筑，高台建筑的总体布局采用传统的均衡对称方式。
上文所写的这种建筑方式自周王朝就是汉民族的常见景观设计方式，而党项人根据自己居于非平原地区平坦地势少的特点，因地制宜加以改造，这也反映出党项人多能工巧匠。
西夏建筑的朝向大多坐西向东，如前文所写的党项人的风水观念这很好的符合了由“本”及“末”的特点①，此外，西夏建筑师们在建筑设计上深受《周易》影响，按八卦进行宅门设计，宅门位于东南“巽”方向，这样万事大吉。
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特点是西夏文化依然保留着封建文化特有的等级森严的特性，这也是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园林建筑对于百姓与官宦材料与装饰是不同的，这也是不可僭越的，违者“匠人有官罚马一，庶人杖十三。”这也是封建园林的一大特点。
三、西夏国寺
西夏国寺是鲜有的一座没有被蒙古人毁掉的西夏园林建筑，这主要是因为元世祖忽必烈出生于此，才使得这座皇家宗教建筑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日渐兴旺，大批蒙古人前来于此参拜使得这座西夏建筑在元朝达到了一个历史巅峰期，下就西夏国寺这座建筑进行具体分析。
（一）西夏国寺的园林特征
西夏国寺宏伟异常，具有西夏风格建筑的大多数特点， 首先西夏国寺本身并非一个小品建筑，而是一个由多建筑综合聚集而成的庞大园林，包括大佛殿、藏经阁、土塔三处（这仅是现存建筑，仍有相当多的建筑因历史原因被破坏，例如：土塔旁边曾有金塔，但金塔顶被人盗取只剩金塔殿）。其中大佛殿内坐落着国内最大的佛像，仅仅是耳朵就可容纳八人并排而坐，足见其雄伟，表现出西夏园林的壮丽。从土塔中还可以看出西夏园林不仅单层建筑又高又大，而且还有高层建筑的楼，并且内部漆彩丰富，颇具艺术美感。土塔主要由砖和土坯搭建，塔基用毛石堆砌，在塔基上第一、二层还分布着四座小塔用以衬托修饰主塔，在塔基上有伸到塔顶的木杆，起支撑作用。佛塔表面也有雕塑装饰，造型简洁形象生动逼真。西夏国寺坐西向东，这也很好的印证了西夏人的风水观念。园林装饰上，西夏国寺内有水池装饰，现已改做喷泉，西夏园林大体呈矩形，水池位于对称轴侧来装饰园林，这是受到汉文化都城设计的影响，自周朝以来在中原大多城市也是这样的格局，即城市对称轴两侧多设市集，在西夏国寺园林中党项人因地制宜将市集换成了水池，用以装点寺庙园林，是对中原文化很好的运用改进。
大佛殿两侧廊坊塑有十八罗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台基上有石刻雕塑作为艺术处理，殿内壁画达700平方米，这些都体现出党项人的园林装饰能力之强，藏经阁内的色彩运用既庄严又有神秘感，西夏国寺的门柱楹联写到“张万里丝路大道有成开盛世，掖千年宝刹佛法无边渡慈航”将古刹一语点尽。
（二）西夏国寺的建筑用料
从西夏国寺园林中可以看出党项人尚未摆脱“弯曲应力”的概念，但通过大佛殿可以看出党项人已经知道使用斗拱使梁的跨度减少以减少弯曲应力的效果。从西夏国寺的小建筑中也可以看出党项人懂得将不同建筑材料的性能和材料结合应用，例如在土塔中使用有一种以草拌泥的建筑材料，这类似于今天的混凝土材料。此外可以看出西夏建筑有少量铁器的使用，塔心柱即使用的是铁管，但这在整体园林建筑中并不占据主要地位，砖木仍然是建筑的主体材料，这也印证了《文海》中所记述的“屋舍之木柱座是也”以及“屋舍之檐栿，大木之名也。”并且从房檐结构看党项人在筒瓦的近房檐处放瓦当，在板瓦的近房檐处放滴水，整体结构既美观又防雨，也足见党项人的智慧。
（三）西夏国寺的宗教内涵
西夏国寺是我国初演菩萨戒法的道场和涅磐宗的发祥地，出生于中天竺的高僧大德昙无谶在此翻译《大般涅磐经》，中国仅有此地出土过早期涅磐像，其余地区均无涅磐像的出土，这座寺院是涅磐学最初弘传的重要基地，也是涅磐宗师昙无谶的纪念寺院。[4]
西夏国寺位于张掖，张掖古称“甘州”，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明宣宗朱瞻基曾说：“甘州，古甘泉之地，居中国西鄙，佛法所从入中国者。”由此足见西夏国寺在宗教学领域的地位，西夏国寺本为迦叶如来寺，西夏王乾顺替母求冥福在原寺庙基础上建卧佛寺，由此演变成皇家寺庙。加之元朝两位皇帝出生于此得以保护，香火日渐兴隆，才有了今天这座历史悠久，宗教文化底蕴极深的寺院。
四、小结
本文从西夏园林整体出发进行分析，通过大量史料文献分析出西夏园林的风水认知特点、建筑设计特点，填补了我国园林史上对于西夏园林的研究的空白，之后进一步分析现仅存的西夏寺庙园林——西夏国寺，从其园林特征间接佐证了前文的论述，又对其建筑用材加以分析从中看出党项人的建筑设计天赋之高，设计技法之精妙，最后分析其宗教内涵得出了这座寺庙的宗教意义之深，这也说明了本文的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分析论证，间接为我国敦煌学研究提供很好的材料，对西夏历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帮助，并且本文在页脚处注明了前人及参考文献对西夏史以及西夏人风水观念认识的误区。文章参考文献除文章中提及的均在下文列出。
（注：甲处所有的文献对这段话的注释为《隋书·党项传》，这是不对的，在当时党项族只是一支规模不大的游牧民族，《隋书》中将其与龟兹，大食等国合并做传）
参考文献：
[1]僧人.西夏王国与东方金字塔〈第二章 党项羌历史的童年〉[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01：55-79
[2]克恰诺夫.献给西夏文字創造者的颂诗，中国民族史研究（二）[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3]梁松涛.西夏文诗歌所反映的西夏建筑特点及其文化特质[J].宋史研究论丛：2011.12
[4]吴正科.张掖迦叶如来寺考探[J].敦煌学期刊：2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