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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文化是受中国大陆文明的启迪而发展起来的。明朝与日本的交流主要通过“勘合贸易”的形式来实现，明朝自明太祖开始就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往来，勘合贸易中赐多收少，通过中日勘合贸易，一方面促进了日本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传播了中国的古代文明。在交流中僧人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明代以前的中日交流中，总体的格局是中国在输出，日本片面输入文化。从明朝开始，这一现象逐渐改变，本论文从佛教、汉学、艺术、戏剧以及工艺技术和制造业领域的交流着手，分析明日间的这种互润现象的状况、产生的原因以及对我们的启发。
【关键词】明朝 日本 文化交流 互润现象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20）20-0004-02
1.文化领域的互润现象
1.1佛教领域的交流
明朝中日间佛教交流的盛况延续了前代，这一时期佛教交流最显著的特点是日僧作为勘合贸易的使者前来明朝以朝贡的方式进行交流，根据史料记载，在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日本入明僧共有114人，有人甚至入明几次。明太祖于1368年建立明朝，为了解决倭寇问题和告知四夷君长，于是派遣使者前往日本，但初次派遣遭到了怀良亲王的拒绝并遣返，前两次以失败告终，直到1370年才成功派遣趙秩前往日本，返回时亲王派日僧随行，这是明建立以来日僧第一次来华，1372年，明使者仲猷祖阐和无逸克勤受朝廷派遣，第四次来到日本，这次才了解到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对立时期，通过中日之间互派僧人使者，在文化层面本质上是中日之间佛教的互相交流和影响。这一时期入明僧来华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进行明日之间的外交活动;其次入明僧来华后与中国僧人切磋、研究佛理。朕三遣使于日本者，意在见其持明天皇，今关西亲王之来，非朕本意。
以上内容见于《善邻国宝记》，这是无逸克勤的书信中的内容，由此可见这次明谴使的目的实际想与日本北朝通交，其次才是给南朝的怀良亲王送明朝的大统历。
在明朝与日本缔结勘合制度之前的入明僧来华主要是沿袭前代的求法僧和游历僧，大多数僧侣为了修行禅宗和钻研诗文;其中最有名的是绝海中津和汝霖良佐。勘合贸易制度建立后的入明僧大多作为使节僧来华，比较有名的有天龙寺的僧人坚中圭密和东福寺僧人庵桂悟;入明僧不管基于何种目的来华，中日僧侣之间的来往直接促进了两国佛教的交流和互相学习。
1.2汉学领域的交流
日本一直以来作为汉文化圈的一份子在汉学领域比较活跃，入明日僧中的多数人汉学积淀较为丰富，在这一时期汉学领域比较有名的日僧有绝海中津和汝霖良佐。绝海中津是日本室町幕府初期的临济宗禅师，擅长汉诗，于1368年到中国，应明太祖之召，应勅赋诗，代表性的汉诗有“熊野峰前徐福祠”之句，是千古流传下来的佳句。同时著有汉诗集《蕉坚集》，这部汉诗集作为五山文学中很有文学分量的一部作品。
中天竺的如兰为《蕉坚集》做跋，大加赞赏，如下：
虽我中州之士老于文学者不是过也，且无日东语言气习，而深得全室之所传也。
汝霖良佐于1368年与绝海中津相伴入明，汝霖在明除学佛事外，善于诗文，曾在苏州承天寺和南京钟山同中国僧人一起点校《大藏经》，返日后在传播汉文化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明朝时期去日明僧也不少，其中，祖阐、克勤等先后出使日本。为明朝和日本的外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日期间积极与五山僧人交往，进行学术方面的交流。中日僧侣的往来，有力的推进了日本汉诗文等的发展，14世纪末以五山禅僧为主体掀起了汉诗文的创作热潮，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五山文学。同时通过互相切磋交流作品，日僧创作的具有异域风情的诗文开拓了日本文人的眼界，明代文人的作品也相应的刺激了日本禅林的进一步创作。
1.3艺术的交流
1386年，日僧鄂隐慧藏入明，其擅长书法，在华期间访遍各地的禅寺。在书法方面比较有名的是1401年来华的日僧仲芳中正，其擅长楷书，明成祖命其写了“永乐通宝”四字，深受欢迎并传为佳话。
在作画方面比较有名的是1467年随遣明使来华的日僧雪舟等杨，俗姓小田，是日本汉画、山水画的集大成者。被尊为“日本画圣人”。雪舟来华时住在宁波的天童寺，他尤其钟爱南宋山水画家马远、夏圭等的作品。在宁波期间雪舟等杨常与文人结识交往，临摹绘画。通过这些学习积累，对雪舟返日后作画风格方面的影响很大，使得后来雪舟创作的作品画风巨变。在此基础上他进行再次的创作研究，创造出颇具日本式的水墨山水，开日本之一代画风。
1.4书籍的交流
在唐宋时期中日就有频繁的图书资料交流，在明朝延续了前代的交流形式，遣明僧返日时，会带回大量的佛经和中国儒学典籍等。这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和移植。除此之外，还有汉诗集、小说、绘画作品等。另外，五山寺院还雇中国的刻工前往日本刻印各种书籍，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进一步传播。与遣明使来华时也带来了一些书籍，使得当时的明朝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人文地理、风俗传统等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交流。书籍往来对日本的作用，镰仓幕府的歌人兼好法师有如下说法：
唐物者药，外物虽无之于我常足矣，书籍之类，多弘于斯土，则当书写之而可也。
由此可见在当时，中国书籍输出对日本的重要性。书籍的传播伴随着文化的传播和互相交流。
2.工艺技术及制造业领域的互润交流
在工艺技术方面的交流，突出的表现在印刷技术和陶瓷制作方面，北宋的庆历年间中国人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这项技术后来传到日本，日本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开始使用活字印刷，后来又发展为铜活字。在陶瓷制作方面，在明以前，陶瓷就大量传入日本，同时由于日本茶道盛行，需要大量的陶瓷器。当时遣明使来中国积极学习烧瓷器的技艺，回国后利用在中国学到的技艺开设瓷窑，在当时很有名。
在制造业方面，日本刀很有名，锻造技艺精良，刀刃锋利、首屈一指;在明朝时很多人向遣明使中熟悉刀艺制作的人学习日本刀的制作方法，切磋交流，在当时比较盛行。
3.互润交流产生的背景
首先，这是勘合贸易带来的必然结果。当时日本对明朝称臣纳贡，对明朝抱有比较敬畏的心态，室町时期足利义满下定决心想跟明朝互通往来，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想极力改善当时幕府财政匮乏的状态，这也是当时日本社会商品经济盛行的必然要求;其次，这是时代背景发展的必然趋势，彼此学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中日勘合贸易中受惠更多的是日本，促进了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汉学儒学的发展，同时对日本政治力量的变化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总结
佛教的发展为日本文化的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源泉。明朝时日本僧侣对中国文化非常崇拜，日本人纷纷来到明朝求学取经，同时把明代优秀的文化成果带回日本，以勘合贸易的方式来到中国的入明僧也积极主动的将日本国内的文化输入中国。在佛教、汉学、书法、绘画、工艺制造业等方面均有交流，虽然这一时期中国在文化方面尤其是汉学方面对日本影响深远，但是当时在刀具制造等方面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可小觑。文化的交流和影响都是彼此的，跟前代相比，中日交流的这种互润现象从明朝开始逐渐明显起来。中华文明固然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精髓，但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姿态去接受、吸收先进的他国文化。
参考文献：
[1]冯佐哲.《中日文化交流史话》，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 2011年10月
[2]滕军.《中日文化交流史考察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2011年10月
[3]陈小法.《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1年2月
[4]韦立新.《日本中世文化研究》，中国出版集团 2014年1月
【关键词】明朝 日本 文化交流 互润现象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20）20-0004-02
1.文化领域的互润现象
1.1佛教领域的交流
明朝中日间佛教交流的盛况延续了前代，这一时期佛教交流最显著的特点是日僧作为勘合贸易的使者前来明朝以朝贡的方式进行交流，根据史料记载，在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日本入明僧共有114人，有人甚至入明几次。明太祖于1368年建立明朝，为了解决倭寇问题和告知四夷君长，于是派遣使者前往日本，但初次派遣遭到了怀良亲王的拒绝并遣返，前两次以失败告终，直到1370年才成功派遣趙秩前往日本，返回时亲王派日僧随行，这是明建立以来日僧第一次来华，1372年，明使者仲猷祖阐和无逸克勤受朝廷派遣，第四次来到日本，这次才了解到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对立时期，通过中日之间互派僧人使者，在文化层面本质上是中日之间佛教的互相交流和影响。这一时期入明僧来华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进行明日之间的外交活动;其次入明僧来华后与中国僧人切磋、研究佛理。朕三遣使于日本者，意在见其持明天皇，今关西亲王之来，非朕本意。
以上内容见于《善邻国宝记》，这是无逸克勤的书信中的内容，由此可见这次明谴使的目的实际想与日本北朝通交，其次才是给南朝的怀良亲王送明朝的大统历。
在明朝与日本缔结勘合制度之前的入明僧来华主要是沿袭前代的求法僧和游历僧，大多数僧侣为了修行禅宗和钻研诗文;其中最有名的是绝海中津和汝霖良佐。勘合贸易制度建立后的入明僧大多作为使节僧来华，比较有名的有天龙寺的僧人坚中圭密和东福寺僧人庵桂悟;入明僧不管基于何种目的来华，中日僧侣之间的来往直接促进了两国佛教的交流和互相学习。
1.2汉学领域的交流
日本一直以来作为汉文化圈的一份子在汉学领域比较活跃，入明日僧中的多数人汉学积淀较为丰富，在这一时期汉学领域比较有名的日僧有绝海中津和汝霖良佐。绝海中津是日本室町幕府初期的临济宗禅师，擅长汉诗，于1368年到中国，应明太祖之召，应勅赋诗，代表性的汉诗有“熊野峰前徐福祠”之句，是千古流传下来的佳句。同时著有汉诗集《蕉坚集》，这部汉诗集作为五山文学中很有文学分量的一部作品。
中天竺的如兰为《蕉坚集》做跋，大加赞赏，如下：
虽我中州之士老于文学者不是过也，且无日东语言气习，而深得全室之所传也。
汝霖良佐于1368年与绝海中津相伴入明，汝霖在明除学佛事外，善于诗文，曾在苏州承天寺和南京钟山同中国僧人一起点校《大藏经》，返日后在传播汉文化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明朝时期去日明僧也不少，其中，祖阐、克勤等先后出使日本。为明朝和日本的外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日期间积极与五山僧人交往，进行学术方面的交流。中日僧侣的往来，有力的推进了日本汉诗文等的发展，14世纪末以五山禅僧为主体掀起了汉诗文的创作热潮，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五山文学。同时通过互相切磋交流作品，日僧创作的具有异域风情的诗文开拓了日本文人的眼界，明代文人的作品也相应的刺激了日本禅林的进一步创作。
1.3艺术的交流
1386年，日僧鄂隐慧藏入明，其擅长书法，在华期间访遍各地的禅寺。在书法方面比较有名的是1401年来华的日僧仲芳中正，其擅长楷书，明成祖命其写了“永乐通宝”四字，深受欢迎并传为佳话。
在作画方面比较有名的是1467年随遣明使来华的日僧雪舟等杨，俗姓小田，是日本汉画、山水画的集大成者。被尊为“日本画圣人”。雪舟来华时住在宁波的天童寺，他尤其钟爱南宋山水画家马远、夏圭等的作品。在宁波期间雪舟等杨常与文人结识交往，临摹绘画。通过这些学习积累，对雪舟返日后作画风格方面的影响很大，使得后来雪舟创作的作品画风巨变。在此基础上他进行再次的创作研究，创造出颇具日本式的水墨山水，开日本之一代画风。
1.4书籍的交流
在唐宋时期中日就有频繁的图书资料交流，在明朝延续了前代的交流形式，遣明僧返日时，会带回大量的佛经和中国儒学典籍等。这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和移植。除此之外，还有汉诗集、小说、绘画作品等。另外，五山寺院还雇中国的刻工前往日本刻印各种书籍，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进一步传播。与遣明使来华时也带来了一些书籍，使得当时的明朝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人文地理、风俗传统等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交流。书籍往来对日本的作用，镰仓幕府的歌人兼好法师有如下说法：
唐物者药，外物虽无之于我常足矣，书籍之类，多弘于斯土，则当书写之而可也。
由此可见在当时，中国书籍输出对日本的重要性。书籍的传播伴随着文化的传播和互相交流。
2.工艺技术及制造业领域的互润交流
在工艺技术方面的交流，突出的表现在印刷技术和陶瓷制作方面，北宋的庆历年间中国人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这项技术后来传到日本，日本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开始使用活字印刷，后来又发展为铜活字。在陶瓷制作方面，在明以前，陶瓷就大量传入日本，同时由于日本茶道盛行，需要大量的陶瓷器。当时遣明使来中国积极学习烧瓷器的技艺，回国后利用在中国学到的技艺开设瓷窑，在当时很有名。
在制造业方面，日本刀很有名，锻造技艺精良，刀刃锋利、首屈一指;在明朝时很多人向遣明使中熟悉刀艺制作的人学习日本刀的制作方法，切磋交流，在当时比较盛行。
3.互润交流产生的背景
首先，这是勘合贸易带来的必然结果。当时日本对明朝称臣纳贡，对明朝抱有比较敬畏的心态，室町时期足利义满下定决心想跟明朝互通往来，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想极力改善当时幕府财政匮乏的状态，这也是当时日本社会商品经济盛行的必然要求;其次，这是时代背景发展的必然趋势，彼此学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中日勘合贸易中受惠更多的是日本，促进了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汉学儒学的发展，同时对日本政治力量的变化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总结
佛教的发展为日本文化的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源泉。明朝时日本僧侣对中国文化非常崇拜，日本人纷纷来到明朝求学取经，同时把明代优秀的文化成果带回日本，以勘合贸易的方式来到中国的入明僧也积极主动的将日本国内的文化输入中国。在佛教、汉学、书法、绘画、工艺制造业等方面均有交流，虽然这一时期中国在文化方面尤其是汉学方面对日本影响深远，但是当时在刀具制造等方面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可小觑。文化的交流和影响都是彼此的，跟前代相比，中日交流的这种互润现象从明朝开始逐渐明显起来。中华文明固然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精髓，但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姿态去接受、吸收先进的他国文化。
参考文献：
[1]冯佐哲.《中日文化交流史话》，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 2011年10月
[2]滕军.《中日文化交流史考察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2011年10月
[3]陈小法.《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1年2月
[4]韦立新.《日本中世文化研究》，中国出版集团 201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