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一次与作家盛可以微信沟通时，得知她刚刚完成了一个被她自己命名为“子宫三部曲”的系列长篇小说的创作，三部曲的名称分别是《锦灰》《子宫》《女佣手记》，并希望我能够对此有所关注。但不知道是由于道德禁忌抑或政治禁忌的缘故，《子宫》这个标题，在发表出版时更换为《息壤》（载《收获》杂志2018年第5期）这一明显带有象征色彩的一个标题。尽管在微信时，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盛可以对于小说标题被迫修改的不满，但“子宫”与“息壤”这两个小说标题到底哪一个更好一些，结论恐怕也没有那么简单。如果说“子宫”特别直截了当，本身就带有某种突出的个性化叛逆意味，那么，与中国古老的传说紧密相关的“息壤”二字，就因了其本身的象征性而拥有了更加开阔同时也更具弹性的理解与阐释空间。所谓“息壤”，来自于中国古代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岛。”晋郭璞《山海经注》：“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 鲧是大禹的父亲，承担着治理洪水的重任。为了达到治水的目的，鲧从天帝那里偷偷地拿了息壤这样一块可以自己成长的土壤。没想到，就在鲧用息壤治水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的时候，这个秘密却被天帝发现了。恼怒异常的天帝，很快派祝融诛杀了鲧。所幸的是，鲧的儿子大禹，子承父业，不仅继续承担治水的重要使命，而且还改“堵”的方法为“疏”，最终完成了治水的神圣使命。毫无疑问，盛可以之所以要以“息壤”取代“子宫”，正因为“息壤”是一块可以自己无限生长的土壤。很大程度上，“息壤”的自我无限生长，非常类似于子宫可以不断地繁殖孕育生命的功能。盛可以之所以在被迫无奈之际择定“息壤”一词来取代“子宫”，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既然小说的原标题是“子宫”，那么，子宫这样一个女性独有之器官，自然会成为盛可以《息壤》的聚焦中心所在。由这样一个题目，我们便不难做出猜想，其中势必少不了身为女性作家的盛可以关于女性生存境遇的真切思考与表达。但不管怎么说，《息壤》却终非不是一部社会学著作，而是一部长篇小说。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作家所欲表达的思想意旨哪怕再丰富再深刻，也只能够潜藏在足称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之中，以一种形象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具体来说，在《息壤》中，盛可以把自己以子宫为聚焦中心的关于女性的思考，委托给了一种家族小说的方式，借助于湖南益阳初氏家族四代女性的故事来承载表达这种思考。初氏家族的四代女性分别是，第一代祖母戚念慈，第二代母亲吴爱香，第三代长女初云、次女初月、三女初冰、四女初雪、小女初玉，第四代初秀。正如同你已经判断出的，作家的书写重心毫无悬念地落脚到了第三代的初氏五姐妹身上。关于她们五姐妹，作家曾经巧妙地借助于奶奶戚念慈的角度给出过相应的评价：“戚念慈又聊到初月，十年前的那壶开水既然已经浇到她的头上，不能改变事实，那就努力给他说门好亲，多配嫁妆，初月心地善，会有好命。接下来她又将其他几个丫头评说一番，比如说初云慢性子，初冰有心计，初雪胆子大，初玉天赋高。”以我愚见，小说开始不久盛可以的这段叙事话语，其实带有非常突出的预叙意味。很大程度上，盛可以的如此一种设定，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那一回。如果说曹雪芹主要是借助于贾宝玉睡梦中在太虚幻境看到的那些个判词来完成一种预叙工作的话，那么，盛可以很显然也就是在借助于不仅心机极深而且洞察力同样惊人的戚念慈，在巧妙揭示几位女性性格特征的同时，也在预言着她们未来可能的一种命运遭际。
　　首先，是长期鼎力支撑着初家生活的长女初云。很大程度上，初云命运的不幸，取决于她嫁给了那个除了阉鸡之外可以说一无是处的男人阎真清。由于阎真清精神上过于依赖母亲，初云一直处于被严重忽略的状态之中。事实上，也正因为她长期缺乏正常夫妻情感的慰藉，才会一度鬼迷心窍地执意跑到北京去找小妹初玉，刻意要在完成所谓的输卵管复通术之后，为另一位男人生一个孩子：“她摘掉花枝上的黄叶，像评价盆中植物似的努力压低嗓门，音调平平地说 我想跟另一个男人生孩子。我想这么做。她说起她跟那个男人有多好，复通输卵管后她就去跟阎真清离婚。过去三十八年，她一直为别人活，现在她要为自己活一把。”毫无疑问，初云的決定会遭到业已在北京生活多年，已然接受了诸多现代生活观念的小妹初玉的坚决反对：“你吃过那么多苦 现在可以轻轻松松地为自己活。对自己好。你应该出去旅行，去看看外面的风景，可你居然还要复通输卵管生孩子。你结扎十几年了，又想着找生育的苦。我从小看了那么作为女人遭受的罪，尤其是妈妈，像牲口一样生育，因为恩妈要孙子，因为父亲要儿子，最后还要忍受一个钢圈的折磨。还有初月，差点难产死掉，没有谁会记住这些危险。男人们也真的当生育是瓜熟蒂落的自然结果，也不想想医院产科每天为什么那么多不肯瓜熟蒂落的。你现在居然还要冒几重危险去干这件事，我真的不明白。”这段话语所凸显出的，便是初云和初玉她们之间那堪称巨大的观念差异。在初云的理解中，怀孕生育是一个拥有子宫的女人天经地义的事情，或者干脆说是一种无可推却的义务。既然已经和一个男人相爱，那么，不管他是否明确提出过相关的要求，自己都应该以生育的方式给予相应的回报。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为这个男人生育的念头，是初云一个人自发生成的。如此一种情形，所充分说明的一点，就是女性的生育已然长期积淀成为如同初云这样传统女性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初云试图复通输卵管以重获生育能力的所作所为，正是这种早已深入骨髓的集体无意识作祟的缘故。但在早已充分接受了现代观念影响的初玉看来，初云的这些观念其实早已陈腐不堪。此时此刻的初玉，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位意志立场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也因此，小说中的这样一段叙事话语，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女权主义在生育问题上的坚定宣言：“不知道弗洛伊德是否说过，男人热爱生产的女人，是对子宫的迷恋，崇拜子宫，类似于小女孩的阳具嫉妒。男人们一边要女人生孩子，一边骨子里嫌弃生过孩子的女人，一旦她们这儿松了那儿垮了，他们便掉头转向到处紧致不曾生育甚至不曾被人动过的年轻女孩。人们骂女人母猪、母狗，因为生育使这些雌性动物奶子拖地又脏又丑，没有人对它们的贡献表示一点尊重，它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到头来还说它们的肉不好吃，太硬嚼不动。很多人找对象将生过孩子的女人摆在残疾人级别，生育过在婚恋中简直就是一种原罪，甚至未婚姑娘做过人工流产，也将成为致命的污点。一切道德的、生育的、痛苦的责任由谁来承担，完全取决于谁是子宫携带者。男人和女人同时在获取感官享乐，然而仅仅因为子宫的缘故，男人逍遥法外，女人困在网中。” 　　事实上，由于对盛可以既往小說写作的了解，早在具体进入《息壤》这一文本之前，我就已经预料到其中一定会有女权主义立场的激烈体现与表达。果不其然，立基于初玉角度的这种强烈感觉，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在由子宫而带来的女性生育问题上的一篇女权主义檄文。尽管从客观现实来说，女性的生存困境将会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但其中最重要也最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无疑是女性所特有的生育功能。很大程度上，正是借助于女性生育这一问题，盛可以不无尖锐地提出了男性一种突出的两面性特质。一方面，他们只能够依靠女性的子宫完成生育的使命，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又近乎本能地厌恶在生育过程中备受伤害的女性身体，竞相去追逐那些未曾经历过生育困扰的年轻女性的身体。在虑及男性的如此一种双面性特质的同时，初玉也实在无法忘却她在大姐初云与二姐初月那里亲眼目睹过的女性生育之苦，以上两个方面，再加上初玉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对相关女权主义思想的了解与把握，三者共同发生作用的一种直接后果，就是初玉如上一种激进女权主义思想的发酵与最终形成。唯其如此，她才会把这些拥有子宫的女性与小时候所看到的阉鸡场景联系在一起：“这让她想起小时候看阉鸡。妇女们拥挤在过道里，像鸡群在笼子里伸着脑袋，看电子屏幕排序或听广播喊号，阎真清伸手往里随便逮住一只鸡，三两下处置干净，眼睛盯住阉割的部位，不管鸡长什么模样。他当然不会看着鸡的眼睛对它说别紧张很快就好，当他把那两粒东西挑出来之后，将鸡随地一抛，伸手去抓另一只。”实际上，也只有在读到初玉这段联想的时候，我们方才可以明白，盛可以为什么要在小说开头处以很大一段文字绘声绘色地描写还是小女孩的初玉细致观看阎真清阉鸡的那样一个场景。究其根本，把育龄女性与阉鸡场景联系在一起如此一种天才的联想，与其说是初玉的，莫如干脆说就是作家盛可以自己的：“医院最忙的是妇产科，门口常年被那些等着做流产的‘育龄女性’充塞——她同样反感‘育龄女性’这个称呼，感觉好像在描述一群通过遴选等待配种的牲口——她们和笼子里的鸡是一回事，只不过鸡是公鸡，人是雌人。”不管怎么说，当盛可以天才地把育龄女性与阉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作家那样一种坚定异常的女权主义思想立场，就已经溢于言表了。
　　更进一步说，盛可以的激进女权主义思想在《息壤》中并不仅仅通过大姐初云与初玉这两个女性形象体现出来。初云和初玉之外，这一方面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者，乃是她们的母亲吴爱香。初出场时的吴爱香，可以说只是一架生育机器。丈夫初安运意外去世时，吴爱香虽然只是三十出头，但却已经育有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从十八岁嫁给初安运，到三十岁出头时守寡，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二年时间，但吴爱香却一连生了七个孩子（其中一个不幸夭折），是一架毫无疑义的生育机器。吴爱香之所以会无休无止地处于生育状态，只因为她一直没有生下一个儿子。受到所谓传宗接代观念严重影响的缘故，只要生不下带把儿的儿子来，吴爱香就不可能自行终止她的生育过程。儿子是带把儿的，女儿所携带的标志性器官，却是子宫。初氏家族尤其是身为一家之主的恩妈也即祖母戚念慈对于子宫或者说女性的性别歧视，首先就突出不过地表现在吴爱香那简直就是无休无止的生育过程中（行文至此，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尽管吴爱香拼尽九牛二虎之力在连生六个女儿之后，终于生下了唯一一个带把儿的儿子初来宝，并因此而讨得了婆婆戚念慈的欢心，但带有明显反讽意味的一种结果却是，这个初来宝竟然是一个智力不健全的痴呆者。五个拥有子宫的女儿活色生香，唯一的带把儿的儿子却是精神痴呆，二者之间的强烈对比，其实已经构成了对那位望孙心切的戚念慈最大的嘲讽）。关键的问题在于，尽管吴爱香的生育过程伴随着丈夫初安运的突然去世而宣告中止，但这却并不就意味着身为女性的她性别劫难的终结。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她性权力的被剥夺上。新寡时的吴爱香根本就没有预料到，丈夫去世后留下的情欲真空，竟然会对自己构成一种如此这般难以承受的精神痛苦折磨：“她尤其没想到孤枕难眠与情欲搏斗的辛苦漫长。肉欲——那头非理性的猛兽会将人的灵魂撕咬得血淋淋的，白天灵魂恢复原状，晚上再被撕咬，如此反反复复，让人心力交瘁，苦不堪言。”正因为难以自控的情欲作祟，等到守寡第八个年头，实在按捺不住的吴爱香终于与一家杂货店老板有了一次肉体出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次肉体解放的经历。先是在肉体交合前：“她嗅到他公牛般的气息，这气息像八爪鱼一样追上来，缠住了她。逃离这条街，她感到恐惧仍然紧攥她的心并没松开，同时意识到身体某处湿漉漉的，羞耻感让她呼吸更加困难。”等到事情终于不可遏制地发生之后：“她永远记得那一瞬间，当那不知名的男人压上她的身体，她感觉自己被一场大火彻底消融吞噬，有时像一场冲进村庄的洪水四处漫漶，有时如一片羽毛在轻风中徐徐飞翔。”
　　某种意义上，盛可以之所以一定要安排村妇吴爱香遭遇一次肉体出轨或者说解放的经历，正是为了通过这种解放感的描写，对比映衬出这一女性形象被迫长期禁欲的巨大精神苦楚。从丈夫去世的一九七六年，一直到她自己弃世的二〇一六年，长达四十年的漫长时间里，除了这唯一的一次出轨或解放，吴爱香那本来骚动不安的肉体一直处于被禁欲的可怕状态之中。唯其因为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切身的体验，所以本来没有多少文化的吴爱香，也才会生发出如此一种真切的感受：“如果允许她从棺材里爬起来做一次发言，让她谈一谈自己这辈子的感受，她一定会说如果没有‘肉体’活着是一件十分轻松的差事——她不知道说‘情欲’这个词，‘情欲’是文化人说的，村里人通常说‘发骚’，对牲口就说‘发草’这样的语言过于粗俗，她也说不出口，她只知道说‘肉体’这个词就像一个人穿得老老实实，没有可以让人指手划脚的地方。但即便这个世界跟她没有关系了，她也难以启齿无数的夜晚，她体内的渴望与冲动。她认为她自己并没有情欲，是她的‘肉体’在提醒她，催促她，好像她欠它的，因为它的生活规律被破坏了，而她无视于它的反应，没有采取任何弥补措施。”对于如此一种强烈的生理感受，盛可以紧接着又用女性学的相关著作予以更深入的阐释和表达：“如果她读过一点关于女性的著作，她会深深赞同‘欲望是一颗关于全身性的化学性的炸弹’并且进一步去理解‘女人的自信 解放’‘自我觉醒’ 都是通过阴道系统来传达的观点，只要启动私处那八十根神经末梢制造的快感，欲望就会时时突袭，像狼袭击羊群，措手不及。”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巨大力量潜在地控制着类似于吴爱香这样普通女性的肉体或者说是情欲。一方面，我们固然可以把责任推到她那位有着强大操控力的婆婆戚念慈身上，但在另一方面，更主要地恐怕还应该是吴爱香自己，以及她置身于其中的那样一种集体文化土壤。这一点上，有两个象征性细节不容轻易忽视。其一，是吴爱香的裹头巾：“吴爱香裹头巾是守寡一年之后的事。有人认为，把头发包起来表示她对男人断了念想，暗示别人不要对她有什么想法，虽然她才三十出头……”尽管说接下来，作者也还给出了借此而怀念丈夫初安运这样一种说法，但我们却更倾向于在拒绝其他男人骚扰的这个角度来理解吴爱香的裹头巾这一看似非常突然的行为。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作家才会特别安排她一直坚持到二〇一六年即将弃世的时候才最后一个摘下了头巾。其二，则是她身上那个最终嵌入到身体中无法剥离的节育环（以钢圈的形式出现）。按照吴爱香自己的意愿，早在丈夫初安运去世不久，她就曾经试图将这个以钢圈形式现身的节育环取出。没想到的是，她的如此一种想法，竟然遭到了婆婆戚念慈的强力阻止：“一个寡妇去医院去摘坏，这会逗别个说闲话的。小脚奶奶这么回答儿媳妇，她的声音平淡清晰，像做任何一次决策一样。 那东西就让它放着 不碍么子事。”尽管说吴爱香后来也曾经违逆婆婆戚念慈的意志，一个人偷偷地去医院试图取过环，但她的这种努力却因为取环的艰难程度以及时间和费用等多种原因而最终没有成功。等到戚念慈终于去世，吴爱香再次到医院试图取环，试图取出那个钢圈的时候，医生的检查结果是这个钢圈早已长到了肉里，如果一定要开刀取环，将会冒极大的风险。就这样，这只以钢圈形式现身的节育环，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地留在了吴爱香的体内。面对着备受这个钢圈折磨的吴爱香，初玉曾经在母亲去世后生成过这样的一种想法：“当她握着母亲那一双因劳作变形的树瘤般粗糙的手，眼泪落下来。世上再也不会有这样苦命的女人了。她想，她冷清的子宫里那个该死的钢圈将被大地腐蚀，再也无法折磨她了。”请注意，在这里，这个以钢圈形式呈现的节育环，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孕的器具，而是一个富有明确象征意味的物事。究其根本，它所象征隐喻的，乃是一种集合了包括男性权力，包括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在内的以戕害女性身体和精神为能事的巨大隐在力量。吴爱香一生悲剧的酿成，与这样一个强行盘踞在其体内不复脱离的物事存在着格外紧密的内在关联。很大程度上，正是面对着如此一种强悍异常的外在巨大社会力量，子宫们才被迫发出了无声的呐喊：“想一想女人们交出子宫的样子，肯定有什么东西听见了它们朝向天空的无声呐喊，不是金属器械的碰击声捶打撕扯能掩盖的。”质言之，这无声的呐喊中所凝聚着的，正是包括吴爱香、初云等在内的众多女性难以排解的精神痛苦。
　　王春林，1966年生，山西文水人。现供职于山西大学。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著有《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思想在人生边上》《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等。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9届优秀成果奖、山西新世纪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