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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审视省区旅游业发展的差异，是实现中国旅游业科学发展的基本前提。文章通过选取国内旅游人数、入境旅游人数、国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旅游总收入相当于GDP百分比、旅游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等表征旅游业发展水平的6大统计指标，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评估了中国2000年与2010年旅游化指数的省区差异，发现近10年来中国旅游业发展仍然呈现出显著的区域非均衡性，一些中西部后发优势的省区旅游化程度在明显上升。其中，区位与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基础设施、节庆事件等是导致各地旅游化程度差异及其变化的主导因素。
[关键词]区域旅游化；区域旅游化指数；省区差异；变化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1-0031-08
1 引言
中国正加快推进旅游发展方式转型，努力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各省区积极发挥区位与旅游资源赋存的比较优势，进一步促进旅游业发展呈现出典型的非均衡性或区域性。揭示中国旅游发展的省区分异规律，对促进旅游业区域统筹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于旅游业发展的区域差异，是旅游地理长期关注的热点命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集中在一些特定区域范围或省域范围内城市之间的旅游发展水平差异的研究，二是采用单一指标或入境旅游指标，讨论单一年份省区旅游发展差异。对于采用多指标综合研究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省区差异的文献尚不多见。
实践表明，区域旅游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所发生的又一重要的现代化途径，甚至是一个国家或地方后工业化、后城镇化的重要标志。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省区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各省区的旅游化程度。本文通过选取国内旅游人数、入境旅游人数、国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旅游总收入相当于GDP百分比、旅游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等表征旅游业发展水平的6大统计指标，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评估了中国2000年与2010年旅游业发展水平的省区差异，揭示中国各省区旅游化发育程度及变化，为推进中国区域旅游化进程提供科学依据。2省区旅游化指数及其评价
2.1 区域旅游化及其测度方法
区域旅游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而发生的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休闲旅游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居民生活方式转型(户外活动或外出度假旅游成为重要的生活方式和环节)、三大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遗产与资源及生态环境游憩化等复合变化过程。这种变化过程所表现出的断面特征，总是可以通过特定标志年份的旅游业发展水平所显示。
测度区域旅游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命题，也是一个伴随“可观测、可度量、可持续”的区域旅游统计指标建立与完善的过程。区域旅游化发育程度，可以通过选取国内旅游人数、入境旅游人数、国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旅游总收入相当于GDP的百分比、旅游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等表征区域旅游业发展水平的6个统计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原理，求得区域旅游化指数，以刻画和测度中国各省区旅游化的发育程度。
较之层次分析法、因素分析法、偏离一份额分析等计量方法，主成分分析法对多指标问题的处理比较方便且实用，它是将表示事物的众多指标综合成几个公共因子，并将公共因子按重要程度(贡献率)排序，以找出数量较少的能够反映原来多个指标所代表的主要信息的互不相关的公共因子，这就将原始数据进行了化简，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这里定义区域旅游化指数为：
其中P为主成分贡献率；Z为各区域在主成分上的得分值。
运用SPSS统计分析工具对各省区国内旅游人数、入境旅游人数、国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旅游总收入相当于GDP的百分比、旅游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等6个统计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处理，可求得各省区旅游化水平指数。
2.2 标志年份的选择及省区原始数据采集
旅游业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是中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后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1999年中国实施了黄金周假日制度，推动旅游业跨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2000年是中国“九五”发展的目标水平年，也是中国“十五”发展阶段的初始水平年，还是中国许多省区将旅游业列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发展的起始年，具有识别中国各省区旅游化程度进入新千年第一个10年发展期的初始水平年特征。
2008年中国遭遇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随后又受到由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旅游业再度表现出其在自然灾害、金融危机冲击下的脆弱性和应对危机与扩大消费需求的战略前缘性和高端性。为此，2009年底国家确立了“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战略，随后旅游业跨入了科学发展、融合发展的转型发展新阶段。2010年是中国“十一五”发展的目标水平年、“十二五”发展阶段的初始水平年，也是许多省区响应国家战略将旅游业列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发展的起始年，具有识别中国各省区旅游化程度进人新千年第二个10年发展期的初始水平年特征。
为此，本文以2000年和2010年为标志年份，以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自治区(因为统计制度的特殊性，暂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数据)为区域样本单元，建立了31个各省区旅游发展6大指标的原始数据集(表1)。
2.3 各省区旅游化指数及10年跨度变化
由主成分分析法及相应的平移、归一化处理等工具，求得2000年和2010年中国各省区旅游化指数的分值(表2)。
2000年中国各省区旅游发展程度表现出较大的区域差异。旅游化指数最高的北京市为14.40，最低的甘肃省为1.00，二者极差为13.40。各省区旅游化指数标准差为2.91。极差和标准差均反映了各省区间旅游化程度的区域差异明显。旅游化指数位于前10位的省区是北京、广东、上海、福建、天津、江苏、海南、浙江、湖北、辽宁；中间10位的省区是云南、广西、山东、陕西、四川、河南、重庆、河北、吉林、黑龙江；位于后11位的分别是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湖南、青海、新疆、贵州、宁夏、西藏、甘肃。
2010年，旅游化指数最高的广东省为20.52，最低的青海省为0.77，极差是19.75，各省区间标准差为4.41，中国各省区旅游化程度的区域差异进一步显现。旅游化指数排在前10位的省区是：广东、江苏、上海、北京、浙江、辽宁、山东、河南、四川、湖北；中间10位的省区是：福建、湖南、云南、天津、山西、贵州、安徽、广西、重庆、陕西；后11位的省区是黑龙江、河北、江西、海南、内蒙古、吉林、西藏、甘肃、新 疆、宁夏、青海。
新千年的第一个10年期间，中国各省区旅游化程度有明显变化：一是2010年与2000年相比，各省区旅游化指数均相应提高，2000年中国各省区旅游化指数平均值为3.23，2010年则为5.96，提高了2.73个水平点；二是各省区旅游化指数的位序格局有明显变化，山西、辽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四川、贵州、西藏等13个省市区旅游业化指数在全国排序呈上升态势，尤以湖南、贵州、河南上升明显，相应地，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福建、湖北、广西、海南、重庆、云南、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等16个省区旅游化指数排名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海南、天津、吉林、福建等省区下降明显。总体上，各省区旅游化程度表现为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的趋势，2010年西藏地区旅游化指数有显著提高(图1)。
3 引起省区差异变化的原因分析
3.1 区位与资源禀赋的差异
区位决定旅游接近需求市场的便捷性与可进入性。旅游资源的特色、丰度、分布及开发和保护的力度，直接影响着其旅游客流的流量、流向、旅游业经营规模、效益及发展前景，区位及旅游资源禀赋好的地区具有发展旅游业的优势。中国地域辽阔，各省的区位及其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底蕴与资源禀赋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国家级品牌景区为例(包括国家4A级以上景区数量，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等品牌景区)，数量较多的10个省区分别是河北、浙江、江苏、辽宁、河南、福建、四川、黑龙江、安徽、广东。10个省区中的广东、浙江、江苏、辽宁、河南、福建、四川旅游化指数位序均比较靠前；而旅游化指数排序靠后的宁夏、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古、吉林等省区，其高级别景区的数量也相对较少。北京、上海国家级品牌景区数量在全国虽然不占优势，但其首都城市或国家级枢纽型大都市的区位地位，使得其旅游化程度水平较高。
3.2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旅游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旅游消费需求的释放，更是一个地区现代休闲旅游经济发展的标志。因此，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旅游化程度的重要因素。受区位条件及国家发展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以各省区相关人均指标与全国对应指标的平均水平相比所计算的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图2)。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呈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趋势，这与区域旅游化程度的省区差异呈现出较大的相似性和相关性。
3.3 地方旅游发展政策的力度差异
中国旅游业发展走过了而立之年，但各省区旅游化尚处初级发育阶段。各省区对中央旅游发展政策的响应程度以及结合本地特色发展区域旅游业的政策举措及其力度，是有明显差异的。新千年第一个1O年，经历着涵盖2个五年发展期的规划调整，各省区对其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旅游产业的发展目标的表述各异，其中，绝大多数省区将旅游业列为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受各省发展政策驱动，以10年期间各省区国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人数、入境旅游人数的年均增长率及其与全国对应指标的年平均增长率作对比而计算的发展指数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全国可划分“显著领先发展地区、领先发展地区、快速发展地区、较快发展地区、发展滞后地区”等5个类型(图3)。其中，一些中西部后发优势显著的省份，例如湖南、贵州，其旅游化程度的区域排序上升较明显，与其结合本省文化资源、生态资源、红色资源优势，大力推进红色旅游、生态旅游，迅速提升其旅游业产业地位，有着很大的相关性。
3.4 基础设施的差异
旅游产品的不可转移性决定了游客必须要进入旅游目的地才能获得旅游体验。因此，旅游目的地的交通、邮电通信、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条件对地方旅游业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便利的交通条件能弥补区位条件的约束，提高游客的可进人性。西藏得益于青藏铁路，10年期间国内旅游人数上升到660万人，翻了14倍。从旅游化指数的排名可以看出。排名靠前的省区如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省市都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现代化基础设施条件(机场、高铁、高速公路、港口码头等)较为完善；排名靠后的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等地区正处在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及完善阶段，地区可进入性以及目的地之间旅游的便捷性有待于进一步提升。近几年，随着个性化旅游的兴起，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旅游市场形成了以散客为主的市场特征，这一变化对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省区旅游化程度的提升，与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现代化关系更密切。
3.5 节庆事件的影响
旅游发展关联性强，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重大事件、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节赛事活动对区域旅游化程度也会发生明显关联影响。北京、上海、广州的旅游化程度，与其大都市举办具有国际性影响活动的影响力有着密切相关性。广州成功举办的亚运会、上海成功举办的世博会，显然对测度2010年区域旅游化程度有着重大影响。
负面的重大事件影响也很明显。2003年的SARS导致全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对比2002年下降14.6％，旅游总收入同比下降1.2％；2008年“5·12”汶川地震造成四川省入境旅游人数对比2007年下降59.06％，国内旅游人数也下降了6％。金融危机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的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需求的变动。
4 结论与讨论
区域旅游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而发生的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居民生活方式转型、三大文明遗产与资源及生态环境游憩化等复合变化过程。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发展阶段，通过对2000年和2010年中国各省区旅游化指数的测度研究，中国各省区旅游化程度有明显提升，各省区之间旅游化程度的差距依然显著，呈现出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空间差异规律。
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发展阶段，也是中国新型工业化、新城镇化、信息化快速推进的10年，旅游化过程总体上表现出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跟进的态势，但直接受到国家公共发展政策的高端关注还是在2009年底。“十二五”发展宏图已经展现，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全面提升民生质量和幸福指数，应该关注区域旅游化过程，促进区域旅游互动与合作，全面提升各省区旅游发展质量。
测度区域旅游化，是一个建构“可观测、可度量、可持续”的区域旅游统计指标体系及其完善的过程。本文所采用的区域旅游化6个测度指标，还比较单薄，并明显受到年度旅游抽样统计数据不确定性的明显影响，其所测度的旅游化指数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海南省应该是一个旅游化程度较高的省区，但结果却偏低，这可能与海南在2000年与2010年两个标志年份数据的特殊性相关联。为此，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旅游业统计指标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区域旅游化；区域旅游化指数；省区差异；变化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1-0031-08
1 引言
中国正加快推进旅游发展方式转型，努力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各省区积极发挥区位与旅游资源赋存的比较优势，进一步促进旅游业发展呈现出典型的非均衡性或区域性。揭示中国旅游发展的省区分异规律，对促进旅游业区域统筹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于旅游业发展的区域差异，是旅游地理长期关注的热点命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集中在一些特定区域范围或省域范围内城市之间的旅游发展水平差异的研究，二是采用单一指标或入境旅游指标，讨论单一年份省区旅游发展差异。对于采用多指标综合研究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省区差异的文献尚不多见。
实践表明，区域旅游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所发生的又一重要的现代化途径，甚至是一个国家或地方后工业化、后城镇化的重要标志。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省区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各省区的旅游化程度。本文通过选取国内旅游人数、入境旅游人数、国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旅游总收入相当于GDP百分比、旅游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等表征旅游业发展水平的6大统计指标，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评估了中国2000年与2010年旅游业发展水平的省区差异，揭示中国各省区旅游化发育程度及变化，为推进中国区域旅游化进程提供科学依据。2省区旅游化指数及其评价
2.1 区域旅游化及其测度方法
区域旅游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而发生的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休闲旅游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居民生活方式转型(户外活动或外出度假旅游成为重要的生活方式和环节)、三大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遗产与资源及生态环境游憩化等复合变化过程。这种变化过程所表现出的断面特征，总是可以通过特定标志年份的旅游业发展水平所显示。
测度区域旅游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命题，也是一个伴随“可观测、可度量、可持续”的区域旅游统计指标建立与完善的过程。区域旅游化发育程度，可以通过选取国内旅游人数、入境旅游人数、国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旅游总收入相当于GDP的百分比、旅游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等表征区域旅游业发展水平的6个统计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原理，求得区域旅游化指数，以刻画和测度中国各省区旅游化的发育程度。
较之层次分析法、因素分析法、偏离一份额分析等计量方法，主成分分析法对多指标问题的处理比较方便且实用，它是将表示事物的众多指标综合成几个公共因子，并将公共因子按重要程度(贡献率)排序，以找出数量较少的能够反映原来多个指标所代表的主要信息的互不相关的公共因子，这就将原始数据进行了化简，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这里定义区域旅游化指数为：
其中P为主成分贡献率；Z为各区域在主成分上的得分值。
运用SPSS统计分析工具对各省区国内旅游人数、入境旅游人数、国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旅游总收入相当于GDP的百分比、旅游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等6个统计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处理，可求得各省区旅游化水平指数。
2.2 标志年份的选择及省区原始数据采集
旅游业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是中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后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1999年中国实施了黄金周假日制度，推动旅游业跨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2000年是中国“九五”发展的目标水平年，也是中国“十五”发展阶段的初始水平年，还是中国许多省区将旅游业列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发展的起始年，具有识别中国各省区旅游化程度进入新千年第一个10年发展期的初始水平年特征。
2008年中国遭遇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随后又受到由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旅游业再度表现出其在自然灾害、金融危机冲击下的脆弱性和应对危机与扩大消费需求的战略前缘性和高端性。为此，2009年底国家确立了“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战略，随后旅游业跨入了科学发展、融合发展的转型发展新阶段。2010年是中国“十一五”发展的目标水平年、“十二五”发展阶段的初始水平年，也是许多省区响应国家战略将旅游业列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发展的起始年，具有识别中国各省区旅游化程度进人新千年第二个10年发展期的初始水平年特征。
为此，本文以2000年和2010年为标志年份，以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自治区(因为统计制度的特殊性，暂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数据)为区域样本单元，建立了31个各省区旅游发展6大指标的原始数据集(表1)。
2.3 各省区旅游化指数及10年跨度变化
由主成分分析法及相应的平移、归一化处理等工具，求得2000年和2010年中国各省区旅游化指数的分值(表2)。
2000年中国各省区旅游发展程度表现出较大的区域差异。旅游化指数最高的北京市为14.40，最低的甘肃省为1.00，二者极差为13.40。各省区旅游化指数标准差为2.91。极差和标准差均反映了各省区间旅游化程度的区域差异明显。旅游化指数位于前10位的省区是北京、广东、上海、福建、天津、江苏、海南、浙江、湖北、辽宁；中间10位的省区是云南、广西、山东、陕西、四川、河南、重庆、河北、吉林、黑龙江；位于后11位的分别是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湖南、青海、新疆、贵州、宁夏、西藏、甘肃。
2010年，旅游化指数最高的广东省为20.52，最低的青海省为0.77，极差是19.75，各省区间标准差为4.41，中国各省区旅游化程度的区域差异进一步显现。旅游化指数排在前10位的省区是：广东、江苏、上海、北京、浙江、辽宁、山东、河南、四川、湖北；中间10位的省区是：福建、湖南、云南、天津、山西、贵州、安徽、广西、重庆、陕西；后11位的省区是黑龙江、河北、江西、海南、内蒙古、吉林、西藏、甘肃、新 疆、宁夏、青海。
新千年的第一个10年期间，中国各省区旅游化程度有明显变化：一是2010年与2000年相比，各省区旅游化指数均相应提高，2000年中国各省区旅游化指数平均值为3.23，2010年则为5.96，提高了2.73个水平点；二是各省区旅游化指数的位序格局有明显变化，山西、辽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四川、贵州、西藏等13个省市区旅游业化指数在全国排序呈上升态势，尤以湖南、贵州、河南上升明显，相应地，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福建、湖北、广西、海南、重庆、云南、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等16个省区旅游化指数排名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海南、天津、吉林、福建等省区下降明显。总体上，各省区旅游化程度表现为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的趋势，2010年西藏地区旅游化指数有显著提高(图1)。
3 引起省区差异变化的原因分析
3.1 区位与资源禀赋的差异
区位决定旅游接近需求市场的便捷性与可进入性。旅游资源的特色、丰度、分布及开发和保护的力度，直接影响着其旅游客流的流量、流向、旅游业经营规模、效益及发展前景，区位及旅游资源禀赋好的地区具有发展旅游业的优势。中国地域辽阔，各省的区位及其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底蕴与资源禀赋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国家级品牌景区为例(包括国家4A级以上景区数量，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等品牌景区)，数量较多的10个省区分别是河北、浙江、江苏、辽宁、河南、福建、四川、黑龙江、安徽、广东。10个省区中的广东、浙江、江苏、辽宁、河南、福建、四川旅游化指数位序均比较靠前；而旅游化指数排序靠后的宁夏、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古、吉林等省区，其高级别景区的数量也相对较少。北京、上海国家级品牌景区数量在全国虽然不占优势，但其首都城市或国家级枢纽型大都市的区位地位，使得其旅游化程度水平较高。
3.2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旅游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旅游消费需求的释放，更是一个地区现代休闲旅游经济发展的标志。因此，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旅游化程度的重要因素。受区位条件及国家发展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以各省区相关人均指标与全国对应指标的平均水平相比所计算的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图2)。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呈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趋势，这与区域旅游化程度的省区差异呈现出较大的相似性和相关性。
3.3 地方旅游发展政策的力度差异
中国旅游业发展走过了而立之年，但各省区旅游化尚处初级发育阶段。各省区对中央旅游发展政策的响应程度以及结合本地特色发展区域旅游业的政策举措及其力度，是有明显差异的。新千年第一个1O年，经历着涵盖2个五年发展期的规划调整，各省区对其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旅游产业的发展目标的表述各异，其中，绝大多数省区将旅游业列为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受各省发展政策驱动，以10年期间各省区国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人数、入境旅游人数的年均增长率及其与全国对应指标的年平均增长率作对比而计算的发展指数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全国可划分“显著领先发展地区、领先发展地区、快速发展地区、较快发展地区、发展滞后地区”等5个类型(图3)。其中，一些中西部后发优势显著的省份，例如湖南、贵州，其旅游化程度的区域排序上升较明显，与其结合本省文化资源、生态资源、红色资源优势，大力推进红色旅游、生态旅游，迅速提升其旅游业产业地位，有着很大的相关性。
3.4 基础设施的差异
旅游产品的不可转移性决定了游客必须要进入旅游目的地才能获得旅游体验。因此，旅游目的地的交通、邮电通信、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条件对地方旅游业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便利的交通条件能弥补区位条件的约束，提高游客的可进人性。西藏得益于青藏铁路，10年期间国内旅游人数上升到660万人，翻了14倍。从旅游化指数的排名可以看出。排名靠前的省区如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省市都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现代化基础设施条件(机场、高铁、高速公路、港口码头等)较为完善；排名靠后的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等地区正处在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及完善阶段，地区可进入性以及目的地之间旅游的便捷性有待于进一步提升。近几年，随着个性化旅游的兴起，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旅游市场形成了以散客为主的市场特征，这一变化对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省区旅游化程度的提升，与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现代化关系更密切。
3.5 节庆事件的影响
旅游发展关联性强，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重大事件、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节赛事活动对区域旅游化程度也会发生明显关联影响。北京、上海、广州的旅游化程度，与其大都市举办具有国际性影响活动的影响力有着密切相关性。广州成功举办的亚运会、上海成功举办的世博会，显然对测度2010年区域旅游化程度有着重大影响。
负面的重大事件影响也很明显。2003年的SARS导致全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对比2002年下降14.6％，旅游总收入同比下降1.2％；2008年“5·12”汶川地震造成四川省入境旅游人数对比2007年下降59.06％，国内旅游人数也下降了6％。金融危机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的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需求的变动。
4 结论与讨论
区域旅游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而发生的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居民生活方式转型、三大文明遗产与资源及生态环境游憩化等复合变化过程。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发展阶段，通过对2000年和2010年中国各省区旅游化指数的测度研究，中国各省区旅游化程度有明显提升，各省区之间旅游化程度的差距依然显著，呈现出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空间差异规律。
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发展阶段，也是中国新型工业化、新城镇化、信息化快速推进的10年，旅游化过程总体上表现出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跟进的态势，但直接受到国家公共发展政策的高端关注还是在2009年底。“十二五”发展宏图已经展现，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全面提升民生质量和幸福指数，应该关注区域旅游化过程，促进区域旅游互动与合作，全面提升各省区旅游发展质量。
测度区域旅游化，是一个建构“可观测、可度量、可持续”的区域旅游统计指标体系及其完善的过程。本文所采用的区域旅游化6个测度指标，还比较单薄，并明显受到年度旅游抽样统计数据不确定性的明显影响，其所测度的旅游化指数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海南省应该是一个旅游化程度较高的省区，但结果却偏低，这可能与海南在2000年与2010年两个标志年份数据的特殊性相关联。为此，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旅游业统计指标体系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