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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基础教育的教学改革基于特定时代背景和区域背景，形成了具有较鲜明特征的北京模式，在改革领导与方式上坚持政治方向和首都定位，在改革目标上强调综合素质与全面发展，在改革资源上注重资源统整和丰富供给，在改革策略上依靠科技支撑力求专业科学，在推进路径上注重上下结合侧重自上而下，在内部结构上兼顾城乡两端促进优质均衡。北京模式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资源比较丰富、处于政治中心地位的区域教育的一种教学改革模式，是中国模式的一个具体版本。
关键词 教学改革；北京模式；首都教育；首善标准；首善模式；党的领导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編号1002-2384（2021）10-0042-05
改革开放40余年来，首都基础教育经历了普及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推进素质教育和首都基础教育现代化、开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高中特色多样化发展等不平凡历程，围绕课程与教学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等核心议题不断推进改革，基于首都的城市定位与资源禀赋以及教学改革的具体实践，形成了具有突出特点的教学改革北京模式。本文基于大量的文献数据与实证观察，对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首都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样态进行系统梳理，总结首都教学改革的基本经验，为未来教学改革的科学推进提供参考。
基础教育改革内容广泛，包括管理体制改革和课程教学改革等诸多方面，其中课程与教学改革是核心。本文所指的教学改革是广义的，包括培养目标、课程与学习资源、教学方法手段模式、教学评价考试等方面的改革，涉及培养人的主要因素和基本过程。
改革往往有不同的模式和方式，这是由特定时空造成的。就教学改革模式而言，其构成因素有六个方面：第一是改革的领导与方向，即谁领导改革，确立什么样的改革方向原则；第二是改革目标，即改什么、往哪里改；第三是改革的资源，即用什么资源来实现；第四是改革策略，即怎么改、用什么方法改；第五是改革的路径，即启动与推进，也就是谁发起、谁实施、沿什么路径改；第六是改革的内部结构，即内部各种关系的处理与平衡。这六个方面会有许多不同的模式。同样，由于地域亚文化的差异，不同地方也会产生不同的改革模式。教学改革模式往往是一定地域的亚文化特点在各个改革构成要素上的具体体现。
作为国家首都，北京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主要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对首都中小学生素质不断提出的新要求，与首都中小学教育教学的内容、方法、手段、评价以及学生实际素质水平之间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而实施的改革。北京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在特定时代背景和区域定位背景下，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和长期教学改革实践中形成了具有较鲜明特征的北京模式。这个模式可以表述为：在党的领导下，立足首都城市定位，为了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和全面发展的目标，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路径，依靠行政力量的统筹推动、专业力量的恰当介入和一线学校的创造性实践，充分整合利用首都丰富资源，不断改进和完善课程与教学方法手段及评价的一种模式。
我们可以把教学改革的北京模式命名为“共同体综合致优改革模式”。所谓共同体，是指上下结合、多方力量参与改革创新；所谓综合是指综合改革，既指综合了各方面丰富资源促进改革，又指对课程教学评价等多领域进行综合改革，还指通过改革力图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所谓致优，是指改革目标在于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体现首都首善标准的优质发展。这一模式也可称为“首善模式”。
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北京模式由改革领导与方向、改革目标、改革资源、改革策略、推进路径、内部结构等六个因素构成，这六个因素又呈现出各自的特征。
1. 改革领导与方式：坚持政治方向和首都定位
首都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城市定位和首都功能服务，强调学生思想政治与品德的培养，体现首都的首善高标准要求。党领导教育教学改革，这既是中国模式，也是北京模式，体现了北京讲政治性的鲜明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恢复教育教学秩序、普及义务教育、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中共北京市委多次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和部署教育教学改革。1979年召开的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若干问题的决定》，1983年召开的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主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办好中小学教育的问题。此后，1985年、1986年、1987年北京市都召开了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或教育工作会议。1993年和1994年北京市为贯彻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又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新世纪，2004年、2010年、2018年北京市委都召开了教育大会，通过了若干重要的教育改革文件。近20年，北京市几乎每年都召开基础教育工作干部会议，部署基础教育工作，落实党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领导，确保教学改革的正确方向。
此外，北京的教学改革更加强调首都的概念和首善的标准，并在2004年提出“首都教育”的概念。所谓首都教育是“与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功能地位相匹配，与弘扬先进文化、建设首善之区的要求相适应，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核心，以集成区域教育资源为优势，以优质、协调、开放、创新为特色的教育”。[1] 为推动首都教育发展，北京市还提出了“内涵发展、人才强教、资源统筹、开放创新”的方针。首都教育的概念集中体现了首都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模式特点。
2. 改革目标：强调综合素质与全面发展
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对人的具体素养目标的设计和落实问题。在首都教育和首善标准的理念引导下，北京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和课程内容注重紧跟时代变化，紧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突出综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在培养目标的规定上，北京市历次的改革文件不断修订完善，[2]特别是在课程设置方面，体现了综合素质和全面培养的要求。 首先，强调思想品德素养，加强德育工作，出台《北京市中小学德育指导纲要》和《北京市中小学学科德育指导纲要》，注重学生行为习惯养成，不断推进爱国主义教育、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
其次，不断完善课程设置，加强学生科技、艺术、体育等综合素养的培养。在20世纪90年代，北京增加美术和计算机课程，开展选修课，1994年艺术课作为必修课正式列入高中课表，2001年全市中学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此外，北京在艺术教育、科技教育、体育健康教育、综合实践教育、劳动教育等方面，通过设立诸如科技节、艺术节、展示活动、科技创新市长奖等方式大力推进，对提高学生综合素养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通过课程改革，提高学生的整体素养。2001年，北京启动“北京市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突出“培养一代具备可持续发展意识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新人，培养一代主动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3]2004年北京又参加到新世纪的义务教育课程改革中，2007年进入高中课程改革，强调三维目标。20多年来，北京中小学教学改革的大量工作就是学校在三级课程的体制下构建学校课程体系，开发校本课程，其根本动因就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当前，北京教学改革又聚焦核心素养和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特别是创新、合作、沟通等核心素养。从各高校对学生的评价看，北京学生综合素质强，视野比较开阔，实践能力比较强，具有大气和“有格局”的特点。
3. 改革资源：注重资源统整和丰富供给
改革的目标一定是通过一定的资源来实现的，改革的过程需要资源支撑和能量建构。北京由于其特定歷史、首都定位，蕴藏着丰富的政治、文化、科技、经济等资源，同时也是国际化大都市，具有开放包容的显著特点，这是北京独特的优势。这些资源优势为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关键是做好资源的整合和利用。
改革的资源有的需要创造筹集，有的需要汇集整合，有的需要统筹利用。北京在近几十年的教育教学改革中，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资源统筹利用，提高教育供给端的质量效率，构建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新供给侧结构，[4]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促进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也使得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的目标能够实现。比如：4000多家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是丰富的德育资源；初中科学实践活动资源单位，是丰富的科技资源；在北京举办的国际学校可以作为参观学习和培训的资源；翱翔计划利用了北京科研院所的专家资源，让专家学者指导中学生，让中学生进入科研实验室等，对创造性人才的培养产生了积极影响；城市学生学农活动、农村学生进城游学活动，充分利用了城乡各自的资源；[5]东城区建立青少年学院，提供区域内的科技、文化、体育等资源，强调由单体供给到整体供给。
此外，北京的名校优质教育资源也十分丰富，通过名校办分校、城乡一体化学校、学区制、集团化等改革措施，发挥了优质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教科研机构支持初中发展、高校支持中小学发展等项目，促进了教育的整体均衡。
4. 改革策略：依靠科技支撑力求专业科学
改革的决策和实施要遵循教育规律，依靠专业力量介入，发挥科学技术手段的作用。北京在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决策和实施中形成了鲜明特点。
一是在决策形成过程中，各种改革方案的出台，注重依靠专家力量，开展广泛前期调研，出台初步方案后，又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力求使改革方案符合教育规律和客观实际。这其中也包含运用不断发展的教育理论、心理理论对教学改革进行指导。
二是在推进教学改革过程中，中小学注重发挥大学、教科研培训等支持机构的学术和人力资源优势进行专业指导，力求严密科学的设计。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教育学院等机构发挥了重要的专业指导作用。
三是改革的基层学校强调通过开展行动研究、科学试验，通过教育科研和教育教学实践来检验改革方案和设计是否见效。“科研兴校”成为众多学校的办学策略，许多教学改革也往往通过申报市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特别是大规模立项校本课题）来推进，科研项目对教学改革形成了很好的支撑。
四是注重发挥信息技术手段在教育教学改革中的作用。许多教学改革项目是从信息技术的运用、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融合、开发名师同步课程资源、实现双师课堂、建立北京数字学校、推进“互联网+教育”、通过课堂全息记录进行分析改进（COP项目）、推进人工智能在教学中的运用等方面推进落实的。
5. 推进路径：上下结合侧重自上而下
北京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决策和推进路径总体上是上下结合但主要是自上而下。自上而下的模式主要与党的领导、统一的领导体制和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有关。通常是教育行政部门针对问题提出改革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改革方案，形成文件和改革的办法，而后再逐层落实。如北京市委市政府1999年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意见》，2013年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通知》，2014年发布《北京市基础教育部分学科教学改进意见》等，都体现了这种模式。
当然改革中也有自下而上的路径，一是体现民主决策的原则，决策中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二是体现人民的主体性创造性，人民是改革的推动力和创造者。自下而上的路径主要体现在教学模式和方法的改革上。一线校长和教师更了解实际存在的问题，更有自己的经验积累，又能够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创造出优质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如马芯兰的数学教学方法、孙维刚的数学教学实验、宁鸿彬的语言与思维结合的语文教学改革、崔孟明的结构教学法、郝又明的英语教学方法、中学JIP实验、吴正宪的数学教学方法等。这一类改革是大量的、发生在基层的，是由教师基于特定的情境和问题，通过思考、实践、总结所产生的。这些改革成果产生后，会上升到市级层面，加以总结、宣传、推广。 6. 内部结构：兼顾城乡两端促进优质均衡
基础教育教学改革要适应区域特点。北京的城乡地理特征、生态环境、功能分区等因素造成城乡在教育发展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所以在教育发展上一直强调均衡化，优质均衡成为新世纪以来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优先政策议题。[6]2002年北京市政府明确提出“优质均衡”的发展目标，2005年颁布新的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标准，2007年市委市政府颁布《北京市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均衡发展，首先是在学校建设、硬件条件、师资力量等方面的均衡发展，其次是在教育教学内涵方面的均衡发展。在推进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城乡面临着不同的基础、情况和问题，因此教学改革需要两头兼顾，既要针对城市和发达区域的问题进行改革，也要针对农村教育教学的实际条件和困难推进改革，并注重城乡之间的互动，实现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发展。
北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十分关注农村教育的改革发展，多次召开农村教育会议，除了不断改善办学条件，通过学校间牵手和名校办分校等方式推进城乡一体化学校建设外，更多地是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培训（绿色耕耘培训、农村教师城镇研修工作站），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开展农村学校支教活动，加强教研指导支持，推介农村学校教学改革先进典型，从内涵方面推进教学改革，不断缩小教育教学方面的城乡差距。相较于全国，北京市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选择更为丰富，体现在经费保障、师资交流、生源调配、资源共享、教育帮扶、质量监控和督导评估等多方面。[7]
形成北京模式的各种影响因素可以用圈层结构描述，分为两圈四层。首先是首都圈，分两层，一层是首都教育自身发展的因素，一层是教育外部因素，即首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地理等因素；其次是国际国内圈，也分两层，一层是国内的教育改革发展环境，一层是国际教育改革发展环境。
第一，首都地域环境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因素、各类资源禀赋因素、地理因素的影响。北京地域环境的突出特点有三。其一，北京是首都，這是与其他地方最大的不同，具体体现在讲政治、保稳定、讲首善、高标准上。所以北京在教学改革方面要确保方向是正确的，目标是高标准的，路径上是自上而下的，步骤上是稳妥的，准备是比较充分的。其二，首都各类资源丰富，首都作为政治、文化、科技、国际交往中心，富集相应的资源，同时在教学改革中又注意利用各方面资源，这些大环境和丰富资源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全面发展起着或潜移默化或显性影响的作用。其三，北京郊区占总面积的2/3，城乡差异较大，这造成了城乡教育的差距。所以，北京模式一直是兼顾城乡、不断改进乡村学校的模式。
第二，首都教育自身历史发展的影响。其一是原有的发展基础，这是改革的起点。首都基础教育讲政治方向、利用多方面资源、注重学生全面发展，都是有传统和历史的，而教育发展的历史具有一定的连贯性连续性，从而形成首都教学改革的模式和特点。其二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具有突出的政治站位、首都意识、改革意识、领导能力，在教育教学改革中发挥着发起、组织的作用。其三是首都吸引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小学校长和教师，他们有先进的教育思想、突出的改革意识、卓越的改革能力，在教育教学改革中勇于实践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第三，国家教育发展改革导向的影响。国家的教育改革为首都的教育改革指出方向，甚至提供具体方案，首都主要是结合自身实际落实方案推进改革，形成特色和经验。国家的导向主要体现在推进素质教育、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提出推进素质教育，北京也出台相关文件，进行学习讨论落实，召开素质教育研讨会。新世纪初，根据国家课程改革的部署，北京学习试点地区经验，开展干部教师培训，制定具体方案具体落实，开展具体项目实验，每年召开课程改革总结会。进入新时代，北京则根据国家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及教育评价、招生考试、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等各方面改革意见落地，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推进落实。首都的教育教学改革实际上是对国家教育教学改革的具体落实，由此，北京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是教育改革中国模式的具体体现，不过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和首都特点。
第四，国际教育改革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前，北京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和经验推进教育改革，后来也注意结合中国实际探索。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被大量引进国内，学习和借鉴西方教育思想对推进我国的教育改革，包括首都的教育教学改革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布鲁纳的结构教学思想、布卢姆的教育评价理论，以及心理学方面的认知科学特别是建构主义、脑科学对于教学方法和模式的改革起到了很大作用。 OECD在2008年开始PISA测试后，北京积极参与，许多校长教师去芬兰学习借鉴，对北京综合性的课程与教学改革产生了较多影响。如房山区根据参加PISA测试结果有针对性地进行阅读、数学、科学教学的改革，取得明显进步。[8]首都教育研究单位和学者众多，这对于借鉴国外教育思想和经验、增强改革的科学性专业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教学改革的北京模式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资源比较丰富、处于政治中心地位的地区进行教学改革的一种模式，是中国模式的一个具体版本。北京模式对其他地方教学改革的可借鉴之处，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坚持科学专业、坚持上下结合、坚持城乡兼顾等基本特点。当然，北京模式也需要不断完善。比如在专业力量的介入方面要处理好专业力量和实践力量的有机结合与平衡，在鼓励教育教学改革的创造性积极性方面要营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在教学改革内容上更加注重多样化发展而不是模式化统一化，在教学改革目标和着力点上要更加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更加注重爱国精神、社会责任感及担当意识的培养。
参考文献：
[1] 首都师范大学首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院.走向优质均衡的30年：首都基础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8[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1.
[2] 柴纯青，钟祖荣.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40年：历程与经验[J].教育科学研究，2021（8）：55-60.
[3] 文喆.素质教育与课堂教学改革[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4-35.
[4] 李奕.北京“深综改”：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性变革[J].中小学管理，2016（1）：4-7.
[5] 首都师范大学首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院.首都基础教育发展报告·2015[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85-205.
[6] 李奕.首都基础教育的战略转型与模型建构[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61.
[7] 张熙，拱雪，左慧.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北京模式”研究[J].课程教学研究，2012（12）：11-15.
[8] 首都师范大学首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院.首都基础教育发展报告·2016[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44-49.
（编辑 崔若峰）
注释：① 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重大课题“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北京模式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编号：AMAA18001）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教学改革；北京模式；首都教育；首善标准；首善模式；党的领导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編号1002-2384（2021）10-0042-05
改革开放40余年来，首都基础教育经历了普及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推进素质教育和首都基础教育现代化、开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高中特色多样化发展等不平凡历程，围绕课程与教学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等核心议题不断推进改革，基于首都的城市定位与资源禀赋以及教学改革的具体实践，形成了具有突出特点的教学改革北京模式。本文基于大量的文献数据与实证观察，对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首都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样态进行系统梳理，总结首都教学改革的基本经验，为未来教学改革的科学推进提供参考。
一、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北京模式的内涵
基础教育改革内容广泛，包括管理体制改革和课程教学改革等诸多方面，其中课程与教学改革是核心。本文所指的教学改革是广义的，包括培养目标、课程与学习资源、教学方法手段模式、教学评价考试等方面的改革，涉及培养人的主要因素和基本过程。
改革往往有不同的模式和方式，这是由特定时空造成的。就教学改革模式而言，其构成因素有六个方面：第一是改革的领导与方向，即谁领导改革，确立什么样的改革方向原则；第二是改革目标，即改什么、往哪里改；第三是改革的资源，即用什么资源来实现；第四是改革策略，即怎么改、用什么方法改；第五是改革的路径，即启动与推进，也就是谁发起、谁实施、沿什么路径改；第六是改革的内部结构，即内部各种关系的处理与平衡。这六个方面会有许多不同的模式。同样，由于地域亚文化的差异，不同地方也会产生不同的改革模式。教学改革模式往往是一定地域的亚文化特点在各个改革构成要素上的具体体现。
作为国家首都，北京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主要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对首都中小学生素质不断提出的新要求，与首都中小学教育教学的内容、方法、手段、评价以及学生实际素质水平之间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而实施的改革。北京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在特定时代背景和区域定位背景下，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和长期教学改革实践中形成了具有较鲜明特征的北京模式。这个模式可以表述为：在党的领导下，立足首都城市定位，为了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和全面发展的目标，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路径，依靠行政力量的统筹推动、专业力量的恰当介入和一线学校的创造性实践，充分整合利用首都丰富资源，不断改进和完善课程与教学方法手段及评价的一种模式。
我们可以把教学改革的北京模式命名为“共同体综合致优改革模式”。所谓共同体，是指上下结合、多方力量参与改革创新；所谓综合是指综合改革，既指综合了各方面丰富资源促进改革，又指对课程教学评价等多领域进行综合改革，还指通过改革力图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所谓致优，是指改革目标在于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体现首都首善标准的优质发展。这一模式也可称为“首善模式”。
二、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北京模式的结构与特点
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北京模式由改革领导与方向、改革目标、改革资源、改革策略、推进路径、内部结构等六个因素构成，这六个因素又呈现出各自的特征。
1. 改革领导与方式：坚持政治方向和首都定位
首都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城市定位和首都功能服务，强调学生思想政治与品德的培养，体现首都的首善高标准要求。党领导教育教学改革，这既是中国模式，也是北京模式，体现了北京讲政治性的鲜明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恢复教育教学秩序、普及义务教育、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中共北京市委多次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和部署教育教学改革。1979年召开的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若干问题的决定》，1983年召开的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主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办好中小学教育的问题。此后，1985年、1986年、1987年北京市都召开了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或教育工作会议。1993年和1994年北京市为贯彻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又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新世纪，2004年、2010年、2018年北京市委都召开了教育大会，通过了若干重要的教育改革文件。近20年，北京市几乎每年都召开基础教育工作干部会议，部署基础教育工作，落实党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领导，确保教学改革的正确方向。
此外，北京的教学改革更加强调首都的概念和首善的标准，并在2004年提出“首都教育”的概念。所谓首都教育是“与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功能地位相匹配，与弘扬先进文化、建设首善之区的要求相适应，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核心，以集成区域教育资源为优势，以优质、协调、开放、创新为特色的教育”。[1] 为推动首都教育发展，北京市还提出了“内涵发展、人才强教、资源统筹、开放创新”的方针。首都教育的概念集中体现了首都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模式特点。
2. 改革目标：强调综合素质与全面发展
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对人的具体素养目标的设计和落实问题。在首都教育和首善标准的理念引导下，北京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和课程内容注重紧跟时代变化，紧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突出综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在培养目标的规定上，北京市历次的改革文件不断修订完善，[2]特别是在课程设置方面，体现了综合素质和全面培养的要求。 首先，强调思想品德素养，加强德育工作，出台《北京市中小学德育指导纲要》和《北京市中小学学科德育指导纲要》，注重学生行为习惯养成，不断推进爱国主义教育、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
其次，不断完善课程设置，加强学生科技、艺术、体育等综合素养的培养。在20世纪90年代，北京增加美术和计算机课程，开展选修课，1994年艺术课作为必修课正式列入高中课表，2001年全市中学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此外，北京在艺术教育、科技教育、体育健康教育、综合实践教育、劳动教育等方面，通过设立诸如科技节、艺术节、展示活动、科技创新市长奖等方式大力推进，对提高学生综合素养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通过课程改革，提高学生的整体素养。2001年，北京启动“北京市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突出“培养一代具备可持续发展意识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新人，培养一代主动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3]2004年北京又参加到新世纪的义务教育课程改革中，2007年进入高中课程改革，强调三维目标。20多年来，北京中小学教学改革的大量工作就是学校在三级课程的体制下构建学校课程体系，开发校本课程，其根本动因就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当前，北京教学改革又聚焦核心素养和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特别是创新、合作、沟通等核心素养。从各高校对学生的评价看，北京学生综合素质强，视野比较开阔，实践能力比较强，具有大气和“有格局”的特点。
3. 改革资源：注重资源统整和丰富供给
改革的目标一定是通过一定的资源来实现的，改革的过程需要资源支撑和能量建构。北京由于其特定歷史、首都定位，蕴藏着丰富的政治、文化、科技、经济等资源，同时也是国际化大都市，具有开放包容的显著特点，这是北京独特的优势。这些资源优势为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关键是做好资源的整合和利用。
改革的资源有的需要创造筹集，有的需要汇集整合，有的需要统筹利用。北京在近几十年的教育教学改革中，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资源统筹利用，提高教育供给端的质量效率，构建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新供给侧结构，[4]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促进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也使得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的目标能够实现。比如：4000多家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是丰富的德育资源；初中科学实践活动资源单位，是丰富的科技资源；在北京举办的国际学校可以作为参观学习和培训的资源；翱翔计划利用了北京科研院所的专家资源，让专家学者指导中学生，让中学生进入科研实验室等，对创造性人才的培养产生了积极影响；城市学生学农活动、农村学生进城游学活动，充分利用了城乡各自的资源；[5]东城区建立青少年学院，提供区域内的科技、文化、体育等资源，强调由单体供给到整体供给。
此外，北京的名校优质教育资源也十分丰富，通过名校办分校、城乡一体化学校、学区制、集团化等改革措施，发挥了优质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教科研机构支持初中发展、高校支持中小学发展等项目，促进了教育的整体均衡。
4. 改革策略：依靠科技支撑力求专业科学
改革的决策和实施要遵循教育规律，依靠专业力量介入，发挥科学技术手段的作用。北京在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决策和实施中形成了鲜明特点。
一是在决策形成过程中，各种改革方案的出台，注重依靠专家力量，开展广泛前期调研，出台初步方案后，又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力求使改革方案符合教育规律和客观实际。这其中也包含运用不断发展的教育理论、心理理论对教学改革进行指导。
二是在推进教学改革过程中，中小学注重发挥大学、教科研培训等支持机构的学术和人力资源优势进行专业指导，力求严密科学的设计。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教育学院等机构发挥了重要的专业指导作用。
三是改革的基层学校强调通过开展行动研究、科学试验，通过教育科研和教育教学实践来检验改革方案和设计是否见效。“科研兴校”成为众多学校的办学策略，许多教学改革也往往通过申报市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特别是大规模立项校本课题）来推进，科研项目对教学改革形成了很好的支撑。
四是注重发挥信息技术手段在教育教学改革中的作用。许多教学改革项目是从信息技术的运用、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融合、开发名师同步课程资源、实现双师课堂、建立北京数字学校、推进“互联网+教育”、通过课堂全息记录进行分析改进（COP项目）、推进人工智能在教学中的运用等方面推进落实的。
5. 推进路径：上下结合侧重自上而下
北京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决策和推进路径总体上是上下结合但主要是自上而下。自上而下的模式主要与党的领导、统一的领导体制和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有关。通常是教育行政部门针对问题提出改革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改革方案，形成文件和改革的办法，而后再逐层落实。如北京市委市政府1999年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意见》，2013年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通知》，2014年发布《北京市基础教育部分学科教学改进意见》等，都体现了这种模式。
当然改革中也有自下而上的路径，一是体现民主决策的原则，决策中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二是体现人民的主体性创造性，人民是改革的推动力和创造者。自下而上的路径主要体现在教学模式和方法的改革上。一线校长和教师更了解实际存在的问题，更有自己的经验积累，又能够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创造出优质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如马芯兰的数学教学方法、孙维刚的数学教学实验、宁鸿彬的语言与思维结合的语文教学改革、崔孟明的结构教学法、郝又明的英语教学方法、中学JIP实验、吴正宪的数学教学方法等。这一类改革是大量的、发生在基层的，是由教师基于特定的情境和问题，通过思考、实践、总结所产生的。这些改革成果产生后，会上升到市级层面，加以总结、宣传、推广。 6. 内部结构：兼顾城乡两端促进优质均衡
基础教育教学改革要适应区域特点。北京的城乡地理特征、生态环境、功能分区等因素造成城乡在教育发展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所以在教育发展上一直强调均衡化，优质均衡成为新世纪以来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优先政策议题。[6]2002年北京市政府明确提出“优质均衡”的发展目标，2005年颁布新的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标准，2007年市委市政府颁布《北京市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均衡发展，首先是在学校建设、硬件条件、师资力量等方面的均衡发展，其次是在教育教学内涵方面的均衡发展。在推进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城乡面临着不同的基础、情况和问题，因此教学改革需要两头兼顾，既要针对城市和发达区域的问题进行改革，也要针对农村教育教学的实际条件和困难推进改革，并注重城乡之间的互动，实现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发展。
北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十分关注农村教育的改革发展，多次召开农村教育会议，除了不断改善办学条件，通过学校间牵手和名校办分校等方式推进城乡一体化学校建设外，更多地是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培训（绿色耕耘培训、农村教师城镇研修工作站），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开展农村学校支教活动，加强教研指导支持，推介农村学校教学改革先进典型，从内涵方面推进教学改革，不断缩小教育教学方面的城乡差距。相较于全国，北京市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选择更为丰富，体现在经费保障、师资交流、生源调配、资源共享、教育帮扶、质量监控和督导评估等多方面。[7]
三、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北京模式的形成因素
形成北京模式的各种影响因素可以用圈层结构描述，分为两圈四层。首先是首都圈，分两层，一层是首都教育自身发展的因素，一层是教育外部因素，即首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地理等因素；其次是国际国内圈，也分两层，一层是国内的教育改革发展环境，一层是国际教育改革发展环境。
第一，首都地域环境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因素、各类资源禀赋因素、地理因素的影响。北京地域环境的突出特点有三。其一，北京是首都，這是与其他地方最大的不同，具体体现在讲政治、保稳定、讲首善、高标准上。所以北京在教学改革方面要确保方向是正确的，目标是高标准的，路径上是自上而下的，步骤上是稳妥的，准备是比较充分的。其二，首都各类资源丰富，首都作为政治、文化、科技、国际交往中心，富集相应的资源，同时在教学改革中又注意利用各方面资源，这些大环境和丰富资源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全面发展起着或潜移默化或显性影响的作用。其三，北京郊区占总面积的2/3，城乡差异较大，这造成了城乡教育的差距。所以，北京模式一直是兼顾城乡、不断改进乡村学校的模式。
第二，首都教育自身历史发展的影响。其一是原有的发展基础，这是改革的起点。首都基础教育讲政治方向、利用多方面资源、注重学生全面发展，都是有传统和历史的，而教育发展的历史具有一定的连贯性连续性，从而形成首都教学改革的模式和特点。其二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具有突出的政治站位、首都意识、改革意识、领导能力，在教育教学改革中发挥着发起、组织的作用。其三是首都吸引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小学校长和教师，他们有先进的教育思想、突出的改革意识、卓越的改革能力，在教育教学改革中勇于实践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第三，国家教育发展改革导向的影响。国家的教育改革为首都的教育改革指出方向，甚至提供具体方案，首都主要是结合自身实际落实方案推进改革，形成特色和经验。国家的导向主要体现在推进素质教育、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提出推进素质教育，北京也出台相关文件，进行学习讨论落实，召开素质教育研讨会。新世纪初，根据国家课程改革的部署，北京学习试点地区经验，开展干部教师培训，制定具体方案具体落实，开展具体项目实验，每年召开课程改革总结会。进入新时代，北京则根据国家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及教育评价、招生考试、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等各方面改革意见落地，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推进落实。首都的教育教学改革实际上是对国家教育教学改革的具体落实，由此，北京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是教育改革中国模式的具体体现，不过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和首都特点。
第四，国际教育改革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前，北京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和经验推进教育改革，后来也注意结合中国实际探索。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被大量引进国内，学习和借鉴西方教育思想对推进我国的教育改革，包括首都的教育教学改革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布鲁纳的结构教学思想、布卢姆的教育评价理论，以及心理学方面的认知科学特别是建构主义、脑科学对于教学方法和模式的改革起到了很大作用。 OECD在2008年开始PISA测试后，北京积极参与，许多校长教师去芬兰学习借鉴，对北京综合性的课程与教学改革产生了较多影响。如房山区根据参加PISA测试结果有针对性地进行阅读、数学、科学教学的改革，取得明显进步。[8]首都教育研究单位和学者众多，这对于借鉴国外教育思想和经验、增强改革的科学性专业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教学改革的北京模式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资源比较丰富、处于政治中心地位的地区进行教学改革的一种模式，是中国模式的一个具体版本。北京模式对其他地方教学改革的可借鉴之处，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坚持科学专业、坚持上下结合、坚持城乡兼顾等基本特点。当然，北京模式也需要不断完善。比如在专业力量的介入方面要处理好专业力量和实践力量的有机结合与平衡，在鼓励教育教学改革的创造性积极性方面要营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在教学改革内容上更加注重多样化发展而不是模式化统一化，在教学改革目标和着力点上要更加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更加注重爱国精神、社会责任感及担当意识的培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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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奕.北京“深综改”：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性变革[J].中小学管理，2016（1）：4-7.
[5] 首都师范大学首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院.首都基础教育发展报告·2015[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85-205.
[6] 李奕.首都基础教育的战略转型与模型建构[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61.
[7] 张熙，拱雪，左慧.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北京模式”研究[J].课程教学研究，2012（12）：11-15.
[8] 首都师范大学首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院.首都基础教育发展报告·2016[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44-49.
（编辑 崔若峰）
注释：① 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重大课题“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北京模式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编号：AMAA1800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