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遽然而至，使世界陷入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转眼这一年已接近尾声，尽管中国已经率先走出疫情，世界经济的复苏却远非乐观。疫情引起的跨国产业链断裂、跨国投资的大幅下降、地缘政治风险的急速加剧，以及各国经济刺激政策背后隐藏的各类风险，都进一步挤压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空间。如何快速调整经济发展方向以应对全球经济衰退，需要对中国经济当前所处的环境及未来的发展空间进行深度理论探讨。
　　张明在《疫情、衰退与冲突下的中国经济新发展》一文中指出，不平衡复苏是疫后经济的主要特征。在国际层面，不平衡复苏可能使得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差距、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国内层面，不平衡复苏则反映在消费复苏滞后于投资，需求端复苏滞后于生产端等现象上。经济政策需要及时回应这样的不均衡复苏现状。
　　疫情导致的国际局势震荡，以及不平衡复苏给全球经济带来的隐患，使得加快“向内”调整经济成为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必要之举。张平和严鹏指出，制度改革和新型举国体制可以为实现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转开拓新的空间。张平在《创建“消费-创新”新循环》一文中指出，过去三十多年来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发展模式已无法继续维持，转向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是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战略选择。但要真正完成从出口导向工业化到“消费-创新”循环的转型，必须建立起与转型目标相匹配的制度激励和宏观资源配置体系。严鹏的《培育制造业生態体系：工业史视角下的“双循环”》一文则从工业史的角度指出，全球化具有周期性特征，在本轮全球化扩张周期难以维持的当下，中国应该正视逆全球化威胁，重构经济发展模式。在当前环境下，构建制造业生态体系对发展“国内大循环”意义重大：完善的工业体系一方面可以创造更多的产业内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应对发达国家可能发起的技术封锁。新型举国体制应该在产业生态的培育和关键技术的创新上发挥引领作用。
　　打通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外部需求下降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瓶颈，但已经深度卷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国同样需要对国际环境进行积极管理。在2016年特朗普上台以及2018年美国发起贸易战之后，高柏在本刊发表文章分析了出现逆全球化趋势的政治经济机制，以及中国为了应对内外变化所需要采取的国内调整。在本期中，高柏的《走出萨缪尔森陷阱——打造后全球化时代的开放经济》一文则提醒我们进行国际调整的必要性。高柏认为，冷战结束后，中国极大地发挥了比较优势，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仅从比较优势角度理解国际贸易，容易忽视国际贸易秩序和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变化，以及其对各国国内政治及对外政策的影响。未来中国应该学习如何通过调整贸易利益的分配，实现减少国际冲突、增强合作的目标，进而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在后冷战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动、全球经济进入新的动荡期的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空前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学科的认知和解释框架。中国经济该如何逆风而上，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发展学问题，而成为一个横跨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关系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问题。回答这一复杂、全新而急迫的问题，需要中国社会科学界创建新视角、新理论、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