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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近现代眼光来看亚洲腹地这块广阔的地方，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作用几乎微不足道，特别是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等方面更是不值一提……（但在）过去一千多年的岁月里，由于中国、印度以及西方文明的交互影响，在这片天广地阔的历史舞台上曾经演出了无数重要的历史剧目和民间故事。”[1]斯坦因的这段叙述，概括了中亚在过去曾经扮演过的衔接与贯通欧亚文明及其交融互动的中介特质。而在如今“一带一路”倡议所构筑的新地缘背景下，作为欧亚板块地理中心区域的中亚，将在大国政治的外部环绕下扮演怎样的角色、获得怎样的认知甚至是世界历史书写地位？将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和思考的问题。
不管是从历史层面看，还是从认知内容上看，在中国对外部世界区域的认知中，中亚空间的呈现方式表现出更多的波动性。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欧亚大陆本身数千年来的历时性变迁，尤其是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前后所经历的世界地缘格局转变，长期以来作为世界历史舞台的欧亚-非大陆及其代表性的陆地文明逐渐被海洋力量超越，曾经作为欧亚大陆东西端文明交流中介区域的中亚也逐渐丧失其长期以来的中心性，世界历史的主角开始转向外围、海洋与西方，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然面临一个如何重新发现和认识中亚的问题
“中亚认知”的重新确立却并不是个简单的过程，在其背后存在着一些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困境，需要我们去分析和思考当代中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连带性问题。张蕴岭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历史上“长期积累和发展的这种区域性互动关系对于中国区域观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归纳它的重要性：一是区域的地缘视野，始终把周边地区作为基础;二是把周边地区作为利益攸关区;三是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一套相处的规则和行为方式。所谓‘君临天下’，其核心价值是要对与中国密切相连的周边国家负责。”[2]可以说，不管是从中国本身，还是从世界角度出发，中亚都在事实上成为中国区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方式影响甚至改变着中国。
《山海经》：中国古代的域外想象
中国古代对于中亚区域的认知有其历史记述层面上的丰富性，但同时也必然打上了历史和时代的烙印，存在着单一“中原”观的角度限制，因此在回望的时候有必要结合其他文明对中亚的叙述来综合分析和思考，才能对中亚本身有更为清晰的认识。而到了近代，随着中亚进入帝国主义争夺的舞台，这一区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也就更多地成为国际关系的关注议题。随着中亚大部分区域成为俄国以及后来苏联的组成部分，我们对于这一区域的看法又成为俄国研究和苏联研究的一部分。如今随着中亚各国的独立，我们在新的环境下重新认识这一地区，就有必要超越原先的历史叙述以及国际关系认知，以更为全面和连续性的视角去看待和认识，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新的“中亚认知”。[3]
一个國家对外认知框架的形成，需要时间的沉淀，更需要适应周边地缘环境的整体变迁，至少历经近百年的过程。它既是本国知识界域外视野日渐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该国与周边及域外邻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逐步推进的过程。作为一个具有众多邻国的东亚大国，中国在认识自身内部区域的同时，也逐渐形塑了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在古代，中国对于外域的认知较为有限，对域外世界的了解从总体上服从于国内政治与思想秩序的需要，存在一种内部秩序决定外部行为方式的传统。顾颉刚、童书业先生曾撰文指出：“战国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是非常狭小的，他们不大理会四边的情形;在那时只有一种空泛的‘九州’和渺茫的‘四方’的世界观念。到战国后才有具体的‘九州’和‘四极’说出现，这种‘九州’和‘四极’所包括的世界约同宋明两代的中国差不多大。直到战国晚年，才产生出理想的大世界说——‘大九州说’和‘大四极说’与‘海外三十六国’等记载——来，那是受了域外交通和哲学思想，以及天文学等的影响而成立的。古代的域外交通以东西两方为盛，因域外交通而构成了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里的地名，更因此而反映出上古西方交通的一件大故事——周穆王西游的故事——来。”[4]
但总体而言，由于中国在欧亚大陆东侧所处的独特环境因素，使得中国在域外认知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与传统。如邹振环先生所言：“中国古代关于域外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以《山海经》为代表的幻想系统和以《诸蕃志》为代表的藩属系统。《山海经》在海外南、西、北、东经中所罗列的交胫国、反舌国、三首国、三身国、一臂国、奇肱国、一目国、深目国、无肠国、大人国等，尽管国人深知该书属于幻想的产物，但对后代的创作影响深远。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堪称第一部较全面地反映世界地理的著作……而这一系统的关于域外的著述都是由国人根据道听途说的材料，在‘天朝中心主义’的‘虚幻环境’内完成的——是以中国为中心、周边藩属为边缘所形成的藩属系统的地理沿革考订和风土人情的记述。因此，在上述两个系统的文献中，很难找到一个真实和具体的‘异域’。”[5]而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历代正史的叙述中，对于域外的认知则主要服从于大一统秩序的现实需求，往往围绕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的相互关系展开。“现实关联性”构成了中原政权关注周边力量的最主要动力，并在正史叙述中得以展现。
这种“现实关联性”，在古代的周边地缘政治方面，还以其他的形式得以呈现。以唐朝-吐蕃关系为例，陈寅恪先生指出：
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又唐资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势，历经艰困，始克高丽，既克之后，复不能守，虽天时地势之艰阻有以致之，而吐蕃之盛强使唐无余里顾及东北，要为重大原因。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以构成。 可以说，唐代乃至之后历朝的西南、东北政策取向，都与其先前的西北（西域）政策有着直接的关联。
进入元代时期，随着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军事胜利，传统中原王朝在对外政策层面既有的这种“现实关联性”结构被彻底重置。中亚在蒙古力量的控制下，有效地扮演着欧亚之间人员、货物来往枢纽区域的角色：“在蒙古统治中亚这段时期里，商业和贸易发展的整体状态已经是经济全球化兴起的表现。丝绸之路再次复兴，沿途出现许多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边陲小镇也能够通过集市与遥远、陌生的外部世界建立联系。在蒙古宗主国的庇护下，各种各样的商业团体在亚洲、欧洲诸国设立营业点和代理商，沉浸在一片繁荣的商业活动之中。”[6]可以说，“亚洲和欧洲遥远的陆地上的货物交换为商人和他们的蒙古保护神带来了繁荣。蒙古这个游牧民族很快体验到城市定居生活的益处，并最终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最终，蒙古帝国分崩离析形成不同的新兴帝国，其中以乌兹别克斯坦、莫卧儿和奥斯曼帝国最为强盛。”[7]之后的明清时代，随着帖木儿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渐次崛起，欧亚大陆之间曾经的频繁互动逐渐消退，但与此同时，新的世界态势正在形成，乘着西方殖民帝国大扩张的步伐，传统的世界力量重心历史性地由内陆转向外围、从陆地转向海洋。它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中国视野下游牧与农耕力量之间的周期性关系框架，进而也影响到了以这种周期性关系框架为基础的外围想象和认知，其中就包括中亚区域。
所谓“旧中亚”，即苏联治下的中亚。
从作为现实地域存在的中亚本身，到中国视野下的“中亚问题”的凸显，19世纪是一个重大转折。正如笔者曾经撰文指出的，清朝后期经历了一个对西域认知的分化过程，即开始将囊括河西走廊以西直至欧洲的广大区域的广义西域认知，转变为更为明晰化的狭义西域（新疆地区）以及作为域外的中亚地区的认知，并最终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成型，关于疆域空间的理念日益深入，传统的“西域”认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逐渐消解，继而转变为关于作为国内组成部分的中国新疆地区和作为国外区域的中亚的分类认知。[8]在这个时代，曾经作为中国对外秩序基本结构的朝贡网络日趋解体，取而代之的则是在东南、西北、东北等各个地理方向上，经由政治、军事等博弈而被迫承认和接受的近代民族国家与国际关系框架。
在这过程中，一方面，中亚地区成为英、俄帝国力量的重要争夺区域，最终大部分区域被俄国吞并，成为俄国连贯性疆域版图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了近代中国周边区域的独特现象，即，中国的其他周边区域基本上都成为列强的殖民地，而中亚则成为与俄国本土连成一体的区域;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西北地区因阿古柏之乱等，处于政治与社会动荡当中;两相对照，就形成了更为明显的“彼”、“我”认识图景，中亚尽管已经退出了丝绸之路大辉煌的舞台，但在当时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却成为中国对外认知中的一面镜子，折射出近代中国在面对自身困境时，对周边区域历史走向的关注与思考。从这时起，“西域”话语退回到历史文献当中，“中亚问题”在现实政治中全面呈现。这是中国中亚认知过程中的第一次整体性断裂。
认知问题，本质上是一种分类问题。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播以及殖民探险的推进，人们对于世界各大区域内部空间的认知逐渐充实，在西方既有知识框架下那些曾经未知的“空白地带”被一块块填满。近代中国在域外认知上也逐渐受到这些西方“域外者”观念的影响，开始对周边和域外各国的情况有了更多基于西式分类的认知。这种情况，正如钟叔河先生在《走向世界丛书》总序中所写的那样：“林、魏之后，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访问和工作。容闳、王韬、郭嵩焘、黄遵宪和严复等人，要算是最早的。接着出国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而去的政府官员，但既然去了，就不会不接触近代——现代的科学文化和政治思想，也就不可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9]在这一过程中，受外部知识引介渠道的影响，国内近代知识界对外域的认知主要围绕当时的欧美列强展开，对于俄国主要关注其欧洲部分的情况，此外，在对于其他周边国家的国情介绍则主要集中于对朝鲜、日本、暹罗（泰国）、阿富汗等国，对于其他区域国家的认知还较为缺乏。
我们注意到，在殖民时代认知世界的过程中，一方面，西方殖民者逐渐形成了对于东方世界的认知，并确立起了“西方”高于“东方”的分类倾向。“东方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既被用来指称欧洲内部的巴尔干问题，也被用于指称俄国问题。由于俄国在整个近代都被看成是欧洲的一个“他者”，而富有连带性的是，在英俄争夺中亚的“大博弈”过程中，随着俄国逐渐掌握主导权并最终吞并中亚大部分区域，中亚也从一个历史意义上的“东方”转变为一个欧洲“他者”的边缘性组成部分。在当时中国的对外知识视野中，这一区域既附属于俄国，又与中国历史有紧密关联。对此，1894年至1895年间受命出使俄国的王之春就曾这样描述俄属中亚的情况：“其里海部地本膏腴，然陆地四塞，人民五方，鞑鞑里之遗孽今虽衰替，然蒙回情性易变，非绥之以德意，柔之以文教，未易治也。喀复喀斯部本匈奴遗种，即唐突厥之可薩部，颇长武力，亦如我中国之锡伯索伦，而部众顽梗，犹未尽洽于海米勒之治化……俄其尚知此意乎？”[10]可以说，这一区域对当时的近代中国而言形成了一种既与历史相连，同时又成为域外列强一部分的内在紧张，构成了一种所谓中国的“他者”形象。在这种欧洲对中亚、中国对中亚的对视中，作为“他者”的中亚成为既折射欧洲和西方，同时又衡量近代中国的重要对象。
“中亚”在“一带一路”规划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当国家代替文化而开始成为中国人关切的焦点时，要求废除科举制度（1905年终于被废除）的呼声也不断增长起来。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并使官吏不能获得保卫国家所需要的有用的专业知识的文学形式，八股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即从原来官绅文化繁荣时期的“天下”概念变成了一个民族的概念。随着国家概念的变化，官僚教育的目的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这意味着在韦伯看来与资本主义以及职业化取向相对立的美学价值和儒家君子“自我满足”时代的结束。[11]
由此而来的是，近代真正意义上处理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创立，并取代理藩院处理对俄事务，一批有过专门培训的官员开始进入对俄事务处理过程。
1917年相继爆发的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使中亚的这种“他者”角色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激变。作为俄国范围内被动反应的区域，包括民族-加盟共和国划界在内诸多新知识与新分类对包括欧洲和中国在内的外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后续影响甚至波及当时英法等国在亚洲的殖民地改革事务（如印巴分治等）。与此同时，中亚在苏联建设中的高速发展以及对苏联卫国战争的巨大支持，也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界广为关注的议题。这个急速变动的“他者”、令人纠结的“他者”，型塑着近代中国对中亚认知的基本图景。
中国总是在关注周边的过程中反观自身，也始终以周边的经验教训来回望自身的时代。美国著名学者孔飞力提醒我们：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代，这被我们视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结果，其背后的意义反而为我们所忽略了。尽管很多人谈到过“中国的分裂”或中国被列强所“瓜分”，然而，由中央政府统治的单一中国国家的现实和概念，却经历了军阀混战、外国侵略和内战而生存了下来。在早期地方自治实验的整个过程中，各省份和都市的许多政治活动家们是用民族危亡的语言来表述自己的行动的。甚至在军阀混战的动乱岁月中，从来没有什么将某一省份分离出去的行动或建立邦联的建议，能够同中国人民关于国家统一的压倒一切的向往相匹敌。[12]
这种对本国疆域与政治的统一性认知，使中国知识界在对20世纪以来中亚的社会与政治转变的认知中形成了自身的特性，并塑造了认识框架中的旧“中亚”与新“中亚”的断裂性格局。
所谓旧“中亚”，这里指的是俄国尤其是苏联治理时期的中亚，这是一种附属于苏联统一体的，具有内部联系畅通性的20世纪20年代至1991年的中亚结构。这种认知结构，附属于对苏联的认知，并以“苏联问题”的形式被囊括进来。在二战结束，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巨大变革和中苏关系的后续演变，“苏联问题”也从一个世界革命阵营的问题转变为有一个与“第三世界”问题相对的议题，与之相应地，中亚也从苏俄革命话语下链接俄国本土革命及远东被压迫民族与殖民地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转变为某种程度上影响中国西北局势的工具，更成为使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淖的跳板与通道。
1991年底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的相继独立，不仅折射着二战后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作为世界两强之一的苏联以联盟国家彻底解体的方式，将一个世纪之前英俄“大博弈”的胜利果实基本上全数吐出，并意味着原本从属于苏联内部秩序的中亚区域越出了国内秩序层面，开始进入世界秩序领域，成为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新周边国家的中亚议题，体现在中国的认知框架中，则形成了某种程度上依然在发展的新“中亚”。如果我们观察中亚五国庆祝独立的时间点（1991年底）和同样脱离自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庆祝独立的时间点（1917年或1918年），就可以发现，这种新“中亚”的出现，实际上代表着中亚五国国际政治时间“开始”于1991年底，而不是1917年或1918年，它是以中亚五国作为独立政治单元的正式出现以及统一中亚社会、经济和政治空间的瓦解为前提的，是以脱离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和内部分工格局进而全面参与全球分工体系为方向的。我们对中亚认知层面的连续性断裂，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得以显现。
对中国而言，中亚五国的独立，意味着原本附属于中苏关系的中国与苏联中亚地区的关系正式转变为新的对外关系，同时，由于中亚五国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存在漫长的边界线以及民族、宗教方面复杂微妙的联系。
因此，在原先的“苏联问题”基础上，形成了以中亚国家为主体和对象的新的“中亚问题”，可以说，这是中国在二战后所面临的一种全新的区域性周边态势，与原有的“东北亚问题”、“东南亚问题”、“南亚问题”等相区别，而折射到中国的对外认知领域，则形成了鲜明的特殊性：一方面，作为与中国西北边疆相邻的区域，在中国的历史认知层面曾被长期关注，甚至在某些阶段其部分区域还曾纳入过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范围，因此具有某种历时性的认知延续性与传统认知图景;而在另一方面，由于中亚古代、近代与现代的政权区域范围并不重合，也往往不存在一以贯之的延续性，尤其是苏联在中亚进行的民族划界，将原有的汗国结构彻底打碎，进而在区域民族语言文化基础上形成新的中亚各共同体认同。因此可以说，中亚区域的历时性变迁以及當代中亚各国本身历史（民族国家史）的历时性变迁无法形成一种具有整体连续性的叙述，进而使其在与中国关系的外部表现方面，呈现出一种复杂的表现形式，即其“在当代政治事务中的新生性与其在历史传统中的古老性并存，以此就不同于那些国名一直延续至今的老牌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也不同于二战之后摆脱被殖民状态，实现独立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非洲的诸多国家等，更不同于与中国长期共享历史并逐渐形成自身主体性的国家，如蒙古等国”，[13]从而在与中国古代历史的部分互嵌性[14]及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完全脱嵌性[15]之间形成了历史认识与现实认知之间的新“断裂”，这也成为我们如今在面对中亚五国的历史与现状时，在认知层面所出现的基本特征。[16] 中亚历史依旧在发展，未来的道路如何，取决于其外部环境与内部机制，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倡导的超越以往任何地缘和政治纽带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史无前例地影响了苏联解体后的中亚各国，并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看到了新“中亚”的新可能。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族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编号：17ZDA156）、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重点项目“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中亚诸国的认知观念流变”（编号：CCSIC2017-ZD03）的阶段性成果。
[1] 奥里尔·斯坦因：《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巫新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頁。
[2] 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
[3] 袁剑：《“一带一路”知识视野下的“中亚认知”》，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4] 顾颉刚、童书业：《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载《禹贡》1936年第5卷第3?4期。
[5] 邹振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6?287页。
[6][7] 古拉提：《蒙古帝国征服中亚史》，刘瑾玉译，魏曙光审校，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50页、164页。
[8] 袁剑：《“中亚”在哪里？——近代中国人笔端下的“中亚”范畴变化》，载《文化纵横》2017年第2期。
[9] 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序论集》，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4页。
[10] 王之春：《王之春使俄草》，鄢琨点校，载钟叔河等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121页。
[11] 列文森：《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12]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21页。
[13] 袁剑：《中国近代知识视野中的哈萨克斯坦——以清末民国时期国内报刊的记述为例》，载《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
[14] 所谓部分互嵌性，意指中国古代历史（1840年前）记述中所涉及的位于如今中亚五国区域的相关边疆治理与实践方面的内容，从历史空间上说，这些内容与中亚历史的部分内容形成了部分重合。
[15] 所谓完全脱嵌性，意指中国现当代历史中的中亚叙述在1991年之前实际上是对苏联这一整体叙述的组成部分，在1992年之后则是对中亚五国的叙述，因此从总体上看，这是对现当代外国区域及历史的叙述，为避免可能导致的争议，话语叙述中的中亚空间与中国空间是完全分隔开来的。
[16] 对于中国知识视野下的中亚区域及国家认知变迁状况，笔者已有部分文章发表，如《连续性与断裂性：近代中国知识视野下的“中亚”范畴流变》，载《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中国近代知识视野中的哈萨克斯坦——以清末民国时期国内报刊的记述为例》，载《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近代中国的吉尔吉斯斯坦认知：背景、过程与特征》，载《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国运的镜子：近代中国视野下的阿富汗形象变迁》，载《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可供参考。
不管是从历史层面看，还是从认知内容上看，在中国对外部世界区域的认知中，中亚空间的呈现方式表现出更多的波动性。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欧亚大陆本身数千年来的历时性变迁，尤其是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前后所经历的世界地缘格局转变，长期以来作为世界历史舞台的欧亚-非大陆及其代表性的陆地文明逐渐被海洋力量超越，曾经作为欧亚大陆东西端文明交流中介区域的中亚也逐渐丧失其长期以来的中心性，世界历史的主角开始转向外围、海洋与西方，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然面临一个如何重新发现和认识中亚的问题
“中亚认知”的重新确立却并不是个简单的过程，在其背后存在着一些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困境，需要我们去分析和思考当代中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连带性问题。张蕴岭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历史上“长期积累和发展的这种区域性互动关系对于中国区域观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归纳它的重要性：一是区域的地缘视野，始终把周边地区作为基础;二是把周边地区作为利益攸关区;三是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一套相处的规则和行为方式。所谓‘君临天下’，其核心价值是要对与中国密切相连的周边国家负责。”[2]可以说，不管是从中国本身，还是从世界角度出发，中亚都在事实上成为中国区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方式影响甚至改变着中国。
中国古代对于中亚区域的认知有其历史记述层面上的丰富性，但同时也必然打上了历史和时代的烙印，存在着单一“中原”观的角度限制，因此在回望的时候有必要结合其他文明对中亚的叙述来综合分析和思考，才能对中亚本身有更为清晰的认识。而到了近代，随着中亚进入帝国主义争夺的舞台，这一区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也就更多地成为国际关系的关注议题。随着中亚大部分区域成为俄国以及后来苏联的组成部分，我们对于这一区域的看法又成为俄国研究和苏联研究的一部分。如今随着中亚各国的独立，我们在新的环境下重新认识这一地区，就有必要超越原先的历史叙述以及国际关系认知，以更为全面和连续性的视角去看待和认识，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新的“中亚认知”。[3]
中国视域与“西域-中亚”框架
一个國家对外认知框架的形成，需要时间的沉淀，更需要适应周边地缘环境的整体变迁，至少历经近百年的过程。它既是本国知识界域外视野日渐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该国与周边及域外邻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逐步推进的过程。作为一个具有众多邻国的东亚大国，中国在认识自身内部区域的同时，也逐渐形塑了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在古代，中国对于外域的认知较为有限，对域外世界的了解从总体上服从于国内政治与思想秩序的需要，存在一种内部秩序决定外部行为方式的传统。顾颉刚、童书业先生曾撰文指出：“战国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是非常狭小的，他们不大理会四边的情形;在那时只有一种空泛的‘九州’和渺茫的‘四方’的世界观念。到战国后才有具体的‘九州’和‘四极’说出现，这种‘九州’和‘四极’所包括的世界约同宋明两代的中国差不多大。直到战国晚年，才产生出理想的大世界说——‘大九州说’和‘大四极说’与‘海外三十六国’等记载——来，那是受了域外交通和哲学思想，以及天文学等的影响而成立的。古代的域外交通以东西两方为盛，因域外交通而构成了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里的地名，更因此而反映出上古西方交通的一件大故事——周穆王西游的故事——来。”[4]
但总体而言，由于中国在欧亚大陆东侧所处的独特环境因素，使得中国在域外认知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与传统。如邹振环先生所言：“中国古代关于域外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以《山海经》为代表的幻想系统和以《诸蕃志》为代表的藩属系统。《山海经》在海外南、西、北、东经中所罗列的交胫国、反舌国、三首国、三身国、一臂国、奇肱国、一目国、深目国、无肠国、大人国等，尽管国人深知该书属于幻想的产物，但对后代的创作影响深远。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堪称第一部较全面地反映世界地理的著作……而这一系统的关于域外的著述都是由国人根据道听途说的材料，在‘天朝中心主义’的‘虚幻环境’内完成的——是以中国为中心、周边藩属为边缘所形成的藩属系统的地理沿革考订和风土人情的记述。因此，在上述两个系统的文献中，很难找到一个真实和具体的‘异域’。”[5]而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历代正史的叙述中，对于域外的认知则主要服从于大一统秩序的现实需求，往往围绕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的相互关系展开。“现实关联性”构成了中原政权关注周边力量的最主要动力，并在正史叙述中得以展现。
这种“现实关联性”，在古代的周边地缘政治方面，还以其他的形式得以呈现。以唐朝-吐蕃关系为例，陈寅恪先生指出：
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又唐资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势，历经艰困，始克高丽，既克之后，复不能守，虽天时地势之艰阻有以致之，而吐蕃之盛强使唐无余里顾及东北，要为重大原因。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以构成。 可以说，唐代乃至之后历朝的西南、东北政策取向，都与其先前的西北（西域）政策有着直接的关联。
进入元代时期，随着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军事胜利，传统中原王朝在对外政策层面既有的这种“现实关联性”结构被彻底重置。中亚在蒙古力量的控制下，有效地扮演着欧亚之间人员、货物来往枢纽区域的角色：“在蒙古统治中亚这段时期里，商业和贸易发展的整体状态已经是经济全球化兴起的表现。丝绸之路再次复兴，沿途出现许多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边陲小镇也能够通过集市与遥远、陌生的外部世界建立联系。在蒙古宗主国的庇护下，各种各样的商业团体在亚洲、欧洲诸国设立营业点和代理商，沉浸在一片繁荣的商业活动之中。”[6]可以说，“亚洲和欧洲遥远的陆地上的货物交换为商人和他们的蒙古保护神带来了繁荣。蒙古这个游牧民族很快体验到城市定居生活的益处，并最终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最终，蒙古帝国分崩离析形成不同的新兴帝国，其中以乌兹别克斯坦、莫卧儿和奥斯曼帝国最为强盛。”[7]之后的明清时代，随着帖木儿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渐次崛起，欧亚大陆之间曾经的频繁互动逐渐消退，但与此同时，新的世界态势正在形成，乘着西方殖民帝国大扩张的步伐，传统的世界力量重心历史性地由内陆转向外围、从陆地转向海洋。它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中国视野下游牧与农耕力量之间的周期性关系框架，进而也影响到了以这种周期性关系框架为基础的外围想象和认知，其中就包括中亚区域。
从作为现实地域存在的中亚本身，到中国视野下的“中亚问题”的凸显，19世纪是一个重大转折。正如笔者曾经撰文指出的，清朝后期经历了一个对西域认知的分化过程，即开始将囊括河西走廊以西直至欧洲的广大区域的广义西域认知，转变为更为明晰化的狭义西域（新疆地区）以及作为域外的中亚地区的认知，并最终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成型，关于疆域空间的理念日益深入，传统的“西域”认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逐渐消解，继而转变为关于作为国内组成部分的中国新疆地区和作为国外区域的中亚的分类认知。[8]在这个时代，曾经作为中国对外秩序基本结构的朝贡网络日趋解体，取而代之的则是在东南、西北、东北等各个地理方向上，经由政治、军事等博弈而被迫承认和接受的近代民族国家与国际关系框架。
在这过程中，一方面，中亚地区成为英、俄帝国力量的重要争夺区域，最终大部分区域被俄国吞并，成为俄国连贯性疆域版图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了近代中国周边区域的独特现象，即，中国的其他周边区域基本上都成为列强的殖民地，而中亚则成为与俄国本土连成一体的区域;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西北地区因阿古柏之乱等，处于政治与社会动荡当中;两相对照，就形成了更为明显的“彼”、“我”认识图景，中亚尽管已经退出了丝绸之路大辉煌的舞台，但在当时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却成为中国对外认知中的一面镜子，折射出近代中国在面对自身困境时，对周边区域历史走向的关注与思考。从这时起，“西域”话语退回到历史文献当中，“中亚问题”在现实政治中全面呈现。这是中国中亚认知过程中的第一次整体性断裂。
纠结的“他者”：近代语境下的中国中亚认知语境
认知问题，本质上是一种分类问题。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播以及殖民探险的推进，人们对于世界各大区域内部空间的认知逐渐充实，在西方既有知识框架下那些曾经未知的“空白地带”被一块块填满。近代中国在域外认知上也逐渐受到这些西方“域外者”观念的影响，开始对周边和域外各国的情况有了更多基于西式分类的认知。这种情况，正如钟叔河先生在《走向世界丛书》总序中所写的那样：“林、魏之后，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访问和工作。容闳、王韬、郭嵩焘、黄遵宪和严复等人，要算是最早的。接着出国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而去的政府官员，但既然去了，就不会不接触近代——现代的科学文化和政治思想，也就不可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9]在这一过程中，受外部知识引介渠道的影响，国内近代知识界对外域的认知主要围绕当时的欧美列强展开，对于俄国主要关注其欧洲部分的情况，此外，在对于其他周边国家的国情介绍则主要集中于对朝鲜、日本、暹罗（泰国）、阿富汗等国，对于其他区域国家的认知还较为缺乏。
我们注意到，在殖民时代认知世界的过程中，一方面，西方殖民者逐渐形成了对于东方世界的认知，并确立起了“西方”高于“东方”的分类倾向。“东方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既被用来指称欧洲内部的巴尔干问题，也被用于指称俄国问题。由于俄国在整个近代都被看成是欧洲的一个“他者”，而富有连带性的是，在英俄争夺中亚的“大博弈”过程中，随着俄国逐渐掌握主导权并最终吞并中亚大部分区域，中亚也从一个历史意义上的“东方”转变为一个欧洲“他者”的边缘性组成部分。在当时中国的对外知识视野中，这一区域既附属于俄国，又与中国历史有紧密关联。对此，1894年至1895年间受命出使俄国的王之春就曾这样描述俄属中亚的情况：“其里海部地本膏腴，然陆地四塞，人民五方，鞑鞑里之遗孽今虽衰替，然蒙回情性易变，非绥之以德意，柔之以文教，未易治也。喀复喀斯部本匈奴遗种，即唐突厥之可薩部，颇长武力，亦如我中国之锡伯索伦，而部众顽梗，犹未尽洽于海米勒之治化……俄其尚知此意乎？”[10]可以说，这一区域对当时的近代中国而言形成了一种既与历史相连，同时又成为域外列强一部分的内在紧张，构成了一种所谓中国的“他者”形象。在这种欧洲对中亚、中国对中亚的对视中，作为“他者”的中亚成为既折射欧洲和西方，同时又衡量近代中国的重要对象。
当国家代替文化而开始成为中国人关切的焦点时，要求废除科举制度（1905年终于被废除）的呼声也不断增长起来。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并使官吏不能获得保卫国家所需要的有用的专业知识的文学形式，八股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即从原来官绅文化繁荣时期的“天下”概念变成了一个民族的概念。随着国家概念的变化，官僚教育的目的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这意味着在韦伯看来与资本主义以及职业化取向相对立的美学价值和儒家君子“自我满足”时代的结束。[11]
由此而来的是，近代真正意义上处理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创立，并取代理藩院处理对俄事务，一批有过专门培训的官员开始进入对俄事务处理过程。
1917年相继爆发的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使中亚的这种“他者”角色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激变。作为俄国范围内被动反应的区域，包括民族-加盟共和国划界在内诸多新知识与新分类对包括欧洲和中国在内的外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后续影响甚至波及当时英法等国在亚洲的殖民地改革事务（如印巴分治等）。与此同时，中亚在苏联建设中的高速发展以及对苏联卫国战争的巨大支持，也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界广为关注的议题。这个急速变动的“他者”、令人纠结的“他者”，型塑着近代中国对中亚认知的基本图景。
连续性断裂：从旧“中亚”到新“中亚”
中国总是在关注周边的过程中反观自身，也始终以周边的经验教训来回望自身的时代。美国著名学者孔飞力提醒我们：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代，这被我们视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结果，其背后的意义反而为我们所忽略了。尽管很多人谈到过“中国的分裂”或中国被列强所“瓜分”，然而，由中央政府统治的单一中国国家的现实和概念，却经历了军阀混战、外国侵略和内战而生存了下来。在早期地方自治实验的整个过程中，各省份和都市的许多政治活动家们是用民族危亡的语言来表述自己的行动的。甚至在军阀混战的动乱岁月中，从来没有什么将某一省份分离出去的行动或建立邦联的建议，能够同中国人民关于国家统一的压倒一切的向往相匹敌。[12]
这种对本国疆域与政治的统一性认知，使中国知识界在对20世纪以来中亚的社会与政治转变的认知中形成了自身的特性，并塑造了认识框架中的旧“中亚”与新“中亚”的断裂性格局。
所谓旧“中亚”，这里指的是俄国尤其是苏联治理时期的中亚，这是一种附属于苏联统一体的，具有内部联系畅通性的20世纪20年代至1991年的中亚结构。这种认知结构，附属于对苏联的认知，并以“苏联问题”的形式被囊括进来。在二战结束，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巨大变革和中苏关系的后续演变，“苏联问题”也从一个世界革命阵营的问题转变为有一个与“第三世界”问题相对的议题，与之相应地，中亚也从苏俄革命话语下链接俄国本土革命及远东被压迫民族与殖民地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转变为某种程度上影响中国西北局势的工具，更成为使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淖的跳板与通道。
1991年底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的相继独立，不仅折射着二战后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作为世界两强之一的苏联以联盟国家彻底解体的方式，将一个世纪之前英俄“大博弈”的胜利果实基本上全数吐出，并意味着原本从属于苏联内部秩序的中亚区域越出了国内秩序层面，开始进入世界秩序领域，成为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新周边国家的中亚议题，体现在中国的认知框架中，则形成了某种程度上依然在发展的新“中亚”。如果我们观察中亚五国庆祝独立的时间点（1991年底）和同样脱离自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庆祝独立的时间点（1917年或1918年），就可以发现，这种新“中亚”的出现，实际上代表着中亚五国国际政治时间“开始”于1991年底，而不是1917年或1918年，它是以中亚五国作为独立政治单元的正式出现以及统一中亚社会、经济和政治空间的瓦解为前提的，是以脱离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和内部分工格局进而全面参与全球分工体系为方向的。我们对中亚认知层面的连续性断裂，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得以显现。
结语
对中国而言，中亚五国的独立，意味着原本附属于中苏关系的中国与苏联中亚地区的关系正式转变为新的对外关系，同时，由于中亚五国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存在漫长的边界线以及民族、宗教方面复杂微妙的联系。
因此，在原先的“苏联问题”基础上，形成了以中亚国家为主体和对象的新的“中亚问题”，可以说，这是中国在二战后所面临的一种全新的区域性周边态势，与原有的“东北亚问题”、“东南亚问题”、“南亚问题”等相区别，而折射到中国的对外认知领域，则形成了鲜明的特殊性：一方面，作为与中国西北边疆相邻的区域，在中国的历史认知层面曾被长期关注，甚至在某些阶段其部分区域还曾纳入过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范围，因此具有某种历时性的认知延续性与传统认知图景;而在另一方面，由于中亚古代、近代与现代的政权区域范围并不重合，也往往不存在一以贯之的延续性，尤其是苏联在中亚进行的民族划界，将原有的汗国结构彻底打碎，进而在区域民族语言文化基础上形成新的中亚各共同体认同。因此可以说，中亚区域的历时性变迁以及當代中亚各国本身历史（民族国家史）的历时性变迁无法形成一种具有整体连续性的叙述，进而使其在与中国关系的外部表现方面，呈现出一种复杂的表现形式，即其“在当代政治事务中的新生性与其在历史传统中的古老性并存，以此就不同于那些国名一直延续至今的老牌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也不同于二战之后摆脱被殖民状态，实现独立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非洲的诸多国家等，更不同于与中国长期共享历史并逐渐形成自身主体性的国家，如蒙古等国”，[13]从而在与中国古代历史的部分互嵌性[14]及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完全脱嵌性[15]之间形成了历史认识与现实认知之间的新“断裂”，这也成为我们如今在面对中亚五国的历史与现状时，在认知层面所出现的基本特征。[16] 中亚历史依旧在发展，未来的道路如何，取决于其外部环境与内部机制，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倡导的超越以往任何地缘和政治纽带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史无前例地影响了苏联解体后的中亚各国，并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看到了新“中亚”的新可能。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注释：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族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编号：17ZDA156）、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重点项目“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中亚诸国的认知观念流变”（编号：CCSIC2017-ZD03）的阶段性成果。
[1] 奥里尔·斯坦因：《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巫新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頁。
[2] 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
[3] 袁剑：《“一带一路”知识视野下的“中亚认知”》，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4] 顾颉刚、童书业：《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载《禹贡》1936年第5卷第3?4期。
[5] 邹振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6?287页。
[6][7] 古拉提：《蒙古帝国征服中亚史》，刘瑾玉译，魏曙光审校，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50页、164页。
[8] 袁剑：《“中亚”在哪里？——近代中国人笔端下的“中亚”范畴变化》，载《文化纵横》2017年第2期。
[9] 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序论集》，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4页。
[10] 王之春：《王之春使俄草》，鄢琨点校，载钟叔河等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121页。
[11] 列文森：《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12]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21页。
[13] 袁剑：《中国近代知识视野中的哈萨克斯坦——以清末民国时期国内报刊的记述为例》，载《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
[14] 所谓部分互嵌性，意指中国古代历史（1840年前）记述中所涉及的位于如今中亚五国区域的相关边疆治理与实践方面的内容，从历史空间上说，这些内容与中亚历史的部分内容形成了部分重合。
[15] 所谓完全脱嵌性，意指中国现当代历史中的中亚叙述在1991年之前实际上是对苏联这一整体叙述的组成部分，在1992年之后则是对中亚五国的叙述，因此从总体上看，这是对现当代外国区域及历史的叙述，为避免可能导致的争议，话语叙述中的中亚空间与中国空间是完全分隔开来的。
[16] 对于中国知识视野下的中亚区域及国家认知变迁状况，笔者已有部分文章发表，如《连续性与断裂性：近代中国知识视野下的“中亚”范畴流变》，载《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中国近代知识视野中的哈萨克斯坦——以清末民国时期国内报刊的记述为例》，载《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近代中国的吉尔吉斯斯坦认知：背景、过程与特征》，载《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国运的镜子：近代中国视野下的阿富汗形象变迁》，载《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