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宗朝的一年春天，台州城的市民一觉睡醒，忽然发现“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也这就是说，台州城闹“钱荒”了，市面上几乎找不到一枚铜钱流通了。这是何故？原来，市面流通的钱都被日本商船收购走了。这些日本商船“先过温（州）、台（州）之境，摆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与之交易。倭所酷好者铜钱而止，海上民户所贪嗜者，倭船多有珍奇，凡值一百贯文者，止可十贯文得之；凡值千贯文者，止可百贯文得之。”（包恢《敝帚稿略》）
　　日本看中宋朝的铜钱，低价出售日货，大量回收铜钱，“以高大深广之船，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难怪台州一日之间发生“钱荒”。
　　宋朝是历史上一个经常闹“钱荒”的朝代。从北宋到南宋，“钱荒”闹个不停，老百姓常常发现，市面上的钱用着用着就不见了，不知流到哪里去了。许多宋朝人认为，是铜钱的大量外流造成了“钱荒”。宋朝经济发达，与日本、东南亚、阿拉伯乃至非洲开展密切的国际贸易，宋钱差不多成了这一贸易区的国际货币，有点接近今日美元的货币地位。这些与宋朝通商的国家，“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为阻止铜钱外泄，当时有人提议：干脆关闭贸易港，中断与外商的贸易。认为这才是“拔本塞源”之道。这当然是一种很愚蠢的想法，幸亏宋朝政府并没有听从。
　　今人的研究表明，宋代“钱荒”并不是因为铜钱短缺，因为宋代政府投入市场的货币总量是非常庞大的。北宋时，宋政府每年的铸币量高达一两百万贯、两三百万贯，宋神宗元丰元年间还创下年铸币量超过500万贯的纪录。这还不包括四川的铁钱、交子（纸币）以及货币化的金银。而唐代的年铸币量，最高也不到33万贯，明代近300年的铸币总量，还不及北宋元丰年间一年所铸的货币。
　　那么为什么宋朝还要时常闹“钱荒”？钱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很大部分“沉淀”下来了。换成最近流行的说法，“‘钱荒’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钱没有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大量的铜钱，在流动性非常低的地方躺下来不动弹了。这里的“铜钱沉淀”，包括政府的货币化税收将大量钱币回笼，也包括民间的储蓄风气。
　　因为钱币被大量贮藏，致使流通领域的货币短缺，南宋时，朝廷便出台了一个法令，要求“命官之家存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其他的铜钱必须变换成金银、钞引之类。但以宋朝松弛的社会控制，这样的法令肯定是无法执行的。
　　宋朝富室又为什么热衷于收储铜钱？因为铜钱能够保值。北宋和南宋都有发行纸币，北宋时叫交子，南宋时叫会子，尤以会子的流通范围更广。但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如果国家超发，就会迅速贬值，南宋后期的会子就贬值得厉害，第一界会子可以兑换近800文铜钱，发行到第十八界时，每贯会子只可兑换铜钱不到200文。这便出现了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市民拼命花掉纸币，积储铜钱。而铜钱超发，钱的面值会贬值，但铜本身的价值却是稳定的，宋代大量铸造铜钱，导致铜钱的面值低于材值，一贯钱价值一千文，但如果将一贯钱熔成铜器出卖的话，其值将超过一千文。这就使得“毁钱铸器”成为有利可图之事，于是，“江浙之民，销毁钱宝，习以成风”，“奸民竞利，靡所不铸，一岁之间，计所销毁，无虑数十万缗”。而江浙正是“钱荒”的重灾区。
　　面对反复出现的“钱荒”，宋朝政府的对策是实行“钱禁”，即严厉禁止商人携带铜钱出境贸易，禁止民间私自毁钱铸器。这一思路有点像楼价高企不下了就采取“限购”措施，看起来是对症下药，实际上经不起经济学的考驗。宋朝的“钱荒”并不是因为货币总量供应不够，而是货币循环过程中出现的“短缺假象”，货币总量既然充足，“钱禁”不但毫无必要，而且破坏了市场本身的调节功能。
　　宋朝的领导人虽然有非常明显的“重商主义”倾向，可惜经济学知识却很欠缺，而且比较迷信行政调控的力量，于是将市场的调节机制当成了造成“钱荒”的因素加以严厉限制，一边厉行“钱禁”，一边铸币放水，加大流动性的供应。结果导致铜钱的购买力下降，而“钱荒”却一直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