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峰山刻石是一组北朝书法刻石，分布于莱州市南部山区的云峰山、大基山和平度市的天柱山以及青州的玲珑山，是北魏郑道昭出任光州和青州刺史所为。全部刻石共有74处，其中分布在云峰山的17处，大基山14处，天柱山7处，玲珑山2处。这些刻石的主要内容一是为郑道昭的父亲及其郑氏家族歌功颂德，二是游览题记。因为该刻石是北朝时期比较少见的摩崖书法，所以深受历代文人墨客推崇，并被誉为北朝书圣级别的书法艺术，是可以和王羲之相提并论的艺术珍品。
　　
　　云峰山刻石缘起
　　
　　云峰山刻石开始于北魏永平三年（公元510年），系郑道昭出任光州（治所在今山东莱州）、青州刺史所为。此后，郑道昭的儿子郑述祖在北齐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又一次出镇光州，在故地留下了一块《重登云峰山记》后，结束了北朝在此刻石的历史。
　　云峰山刻石从内容上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郑文公碑》，二是郑道昭诗文，三是郑道昭及其幕僚游览题记。《郑文公碑》有两块，分别设置在平度的天柱山和莱州的云峰山，因为天柱山刻碑在先，所以那块《郑文公碑》被称为上碑，云峰山的则被呼之为下碑。一块碑刻何以分为上下两块？下碑碑文称：“永平四年岁在辛卯，刊上碑在直南四十里天柱山之阳，此下碑也，以石好，故于此刊之。”理由是因为石头好所以再刻一碑，实际情况则是有不便明说的隐情。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社会上提倡薄丧，所以一般人死后没有墓碑，实在想流芳千古的话，就刻一块墓志，和亡者一同埋葬在墓穴。墓是不希望被盗掘开棺的，墓志也就永远不想让他人知道了。但是，像郑道昭这样的世家大族，有势力有地位也有文化，自己家族的辉煌历史又实在不想默默无闻，怎么着都得想个办法和天地相侔，日月共存。社会潮流不可违，自家墓地不敢树碑立传，在远离首都的管辖范围内刻一块象征性纪念碑还是可行的。这应该是郑道昭为其父、为其家族在光州治下刻碑立传的初衷。
　　为什么《郑文公碑》刻了一块又刻一块？这其中除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情绪问题。荥阳郑家是北朝望族，其家族成员世世代代都是朝廷命官，郑道昭的父亲郑羲曾是北魏王朝的秘书监，郑道昭的岳父李冲做过中书令，郑道昭的妹妹是孝文帝的妃子，郑道昭本人也一直在朝廷中央当差，并担任过中书侍郎、秘书监、司州大中正等高级官职。但是，因为郑道昭的父亲为官有些污点，所以在其死后受封的谥号为“文灵”。按照官方的解释，“博闻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其盖棺论定的评语是“虽宿有文业，而治阙（缺）清廉”。一个名门贵族的高官，死后得到这样的评价，对其后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一大心病。因此，当主持评价郑羲的皇帝去世10年后，郑道昭有权利在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光州发号施令的时候，他就公然把朝廷赐给其父的谥号进行了修改，将那个不怎么光彩的“灵”字去掉，单以“文公”称道，并且在碑刻中只说朝野上下如何为郑羲的去世而悲痛哀悼，只字不提朝廷的中肯评价。所以这样做，其实就是对朝廷的结论不满意。因此连刻两块功德碑，就是希望给自己的父亲及其家族平反昭雪、扬名显世，如同碑文所述，要“刊石铭德，与日永扬。”
　　
　　云峰山刻石的价值
　　
　　云峰山刻石的第一个价值是艺术——书法艺术。这也是云峰山刻石所以扬名古今中外、倍受人们崇拜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文字从其诞生以来，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而是一种和图画一样可以赏心悦目的艺术。云峰山刻石之所以被历代书家看重，并被推崇为北朝书法艺术的泰斗、典范，是可以和王羲之书法相媲美的大家之作，是因为它大面积、完好无损地保存了北魏时期有明确年号记载的摩崖书法刻石，让后人能够借助这一批刻石认识和了解北魏时期真实的书法面貌，并以此为标准，认识和理解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风格及其水准。同时，通过这一批刻石，了解由汉代隶书向隋唐楷书演化转变、承上启下的书法脉络，了解北朝少数民族文化“汉化”后在文字书法方面的融合和创造。
　　云峰山刻石就其书法风格分析，大体有两种流派，一是以《论经书诗》为代表的洒脱、粗犷、豪放气派；一是以《郑文公碑》为代表的严谨、精致、清秀、端庄风格。两种书风实际上代表了北魏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面貌。《论经书诗》书法是北魏尚未汉化以前的作风，表现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向汉族文化学习演变时期的特点，而《郑文公碑》则是完全汉化以后的结果，是十分成熟的“魏碑”书体。它在整体布局和每一个字的结体方面的四平八稳、严谨规矩以及由此而生发出的端庄雍容气度，可以说代表了魏碑的最高水平。通过《论经书诗》，我们似乎可以窥见到北魏早期文化的风采，一睹拓拔民族叱咤北方草原的豪情壮怀；通过《郑文公碑》则可以领略到孝文帝入主中原后那种和平安定、自足自豪的心态，可以细细品位其成功的喜悦和矜持。
　　云峰山刻石的第二个价值是历史。它通过一个封疆大吏的家族自传及其游览诗文，为我们提供了史书不曾记载的重要资料，如当时社会的时尚追求、学术趣味，南北朝时期国家之间的交往交流，北朝文官们的心态、理想，山东半岛地区的信仰崇拜等等。
　　
　　云峰山刻石之谜
　　
　　云峰山刻石至今已存在了1400多年，由于年代久远，其刻石的初始面貌无法了解，所以也就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待解之谜。
　　第一个谜是书法作者之谜。因为云峰山刻石是郑道昭出任光州和青州刺史时为自己家族树立的纪念碑，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刻石的书法作者是郑道昭，有的人并因此而把郑道昭誉为中国的“书圣”，是可以和王羲之相提并论的“北方书圣”。但是，仔细考察云峰山42块北朝刻石，除去郑述祖的《重登云峰山记》外，可以认定为郑道昭时期的刻石至少存在着四、五种不同的书法风格。一种是《论经书诗》，第二种是《郑文公碑》，第三种是《九仙题名》，第四种是《白驹谷》，第五种是《大基山题字》。如果说郑道昭是云峰山刻石书法的作者，其书法风格不可能会有如此多的变化。
　　关于《郑文公碑》的作者，上下碑文都有明确的记载，是郑道昭父亲的“故吏主簿程天赐等六十人”发起刊刻的，目的是将郑羲的光辉一生“铭之玄石，以扬非世之美。”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表明是谁书丹，但碑文为其属吏所为则十分明确。根据南北朝时期的规矩，没有儿子给老子写碑的先例，而且这样做既不符合当时的习俗，也有违世家大族的身份地位。另外，从山野的环境以及上碑所处的险要位置和上下碑书丹工作量之大等因素分析，似乎也不大可能是郑道昭所为。因为，郑道昭出任光州刺史时已年近六十，他在完成了最后一块刻石的主持工作后不到一年就暴病而死，说明他的身体状况不可能允许他长时间停留在山里书写碑文，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地方最高长官，一个出身名门望族有着豪华奢侈生活经历的世家子弟。另外，如《九仙题名》等刻石所处位置也很奇险，有一些还需要侧躺着身子才可以书写雕刻上去，一个花甲之年的高官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顾体面，匍匐在岩石的缝隙中去题写书丹的。
　　虽然如此，在云峰山刻石中还应该有郑道昭的笔迹，那就是像《论经书诗》一类的诗文题记等。判断这些书法是郑道昭手书的理由是该书法风格比较朴拙粗犷，有北魏早期书法特征，而郑道昭书法风格的养成也正好是在北魏早期，是北魏汉化以前文化熏陶教育的一代文官。
　　第二个谜是“海童”之谜。这是和《论经书诗》一样署名郑道昭的诗作题刻，叫做《观海童诗》。关于“海童”史无记载。因为不知道“海童”是何方仙人，什么身份，后人不能理解，于是就有人将其改为“海岛”，诗的题目也成了《观海岛诗》。但是，从文字上辨别，刻在石头上的字是“海童”而不是“海岛”。
　　“海童”究竟是谁？从诗文内容看，“海童”可能就是诗中所指的“灵童”，如诗句所云：“洪波泛仙鹄，灵童飞玉车”，这灵童是神仙的弟子或随从。但是，从整篇诗作看，郑道昭这首诗的主题是赞美仙人、仙境，赞美其管辖的光州一带风光好，是神仙的乐园，身处此地才了解为什么秦始皇、汉武帝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到这里寻仙问道，等等。如此，以观“海童”或灵童为诗名似乎有些偏颇。另外，就这篇书法而言，其整体布局和格式也与《论经书诗》、《仙坛诗》等不同，《论经书诗》等的格式是不单独列出诗的题目，而是和诗一样一气呵成，前言题目的字体也和正文一般大。《观海童诗》则不然，除题目单列外，字体也显小，而且越到最后越局促，似乎像是后来补题补刻的。如系后人或他人所为，则“海童”名词可能是补题者杜撰，“海童”也可能是当地民间传说的仙人。时至今日，已经无法明辨了。
　　总而言之，不管郑道昭是不是这些石刻的书丹者，他在出任光州的几年间，能有意无意地主持刊刻了这么多摩崖石刻，为历史留存下了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资料，就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文化功臣。他完全可以像《郑文公碑》文所期求的那样，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