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东阳市区往北25公里，有一个叫古渊头的村子。从新中国成立后算起，这个村子走出了25名博士，202位高级工程师、副教授、教授和553位大学生。当地走出了大量的“高知”，重学之风浓厚，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放眼全国，类似的“博士村”并非浙江独有，还有河南新乡的薛屯村，河南林州的梨园村、河北邯郸的王桃园村、山东平度的庄子村……“博士村”的人们有一个共识：子孙必须读书识字。村民相信读书改变命运，建立在鲜活事例的基础之上。这些地方过去都出现过因读书而改变命运的事例，这些事例被树为标杆，供后人学习。
　　为什么“读书无用论”会在很多地区流行呢？一方面，是因为当地没有重学的传统，以至于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并不重视；另一方面，即便是当地零星出现了几个大学生，也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最终成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反例。“博士村”的成功之道，给人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那便是树立典型人物，让当地群众看到鲜活的事例，让他们相信读书能够改变命运，从而引起当地村民对教育的重视，渐渐培养起重学的氛围。
　　2016年暑假幾起大学生或准大学生被骗案，尤其是“徐玉玉案”，将“为什么骗子那么多”的话题引爆。继而，“哪些地方盛产骗子”“他们为什么要行骗”等问题，被相继搬上桌面。同时，许多地方的公安部门也开始了严厉的打击行动。而一些存在诈骗历史、诈骗成风、有地域化趋势的“诈骗之乡”，也一个接着一个在地图上被标记出来。看到一个又一个“诈骗之乡”，许多网友容易陷入地域攻击的误区。实际上，之所以一些地区容易出现骗子，并不是人性因地域不同出现性善或性恶之分，而是许多因素，比如家庭传统、地方民风、政府管理和引导不力、居民生活贫困、法律问责不严等多个维度的原因造成的。
　　在追问个体的是非对错之外，反思“诈骗之乡”乡土文明的缺失，同样迫切和必要。这不仅是村庄文化的走偏，更是乡土文明的渐失。摘掉“诈骗之乡”的帽子，既是一道移风易俗的题目，更是一道依法治国、建设小康社会的题目。以法律准绳去处理违法犯罪分子，以公民的标准去培育新时代的市民和村民，并努力帮助他们过上富足的日子，便会人人知书达理、安贫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