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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小利 著名作家。出版著作有《坐看云起》《长安夜雨》《独对风景》《陈忠实画传》等。现任陕西省作家协会文学创作研究室主任。
三十一 “作家”与“书记”之选
1991年春天，陈忠实参加一个作家朋友的聚餐，范围很小。席间，有朋友对陈忠实说，上级领导要把你调到省文联，去做党组书记。陈忠实听了，根本不相信这个话。他近年虽然一直住在乡下，但对省上文艺界的情况很清楚，上级领导已经着手省文联和省作协的换届工作，换届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新一屆省文联和省作协领导的人事安排。人事安排总是牵动着许多人的神经，自然成为各方面人士关注的焦点，也是文艺圈子里人们议论的热点话题。
在这里，有必要把陕西的作家协会机构的历史梳理一下。先看名称。作协陕西分会的前身是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于1954年11月。当时，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中国作家协会在全国设立六个分会，西安分会即为其一，为西北大区分会，会员分布陕、甘、宁、青、新五省（区）。以后各省陆续成立作协分会，西安分会就仅仅管理陕西会员，事实上成为陕西分会。1983年9月，正式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1993年6月，根据中央有关规定，根据中国作家协会（1991）作发字第16号文件精神，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改为陕西省作家协会。再看历次换届情况。1954年11月8日，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在西安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选举出的领导机构成员是：主席：马健翎；副主席：柳青、郑伯奇（党外人士）、胡采（西安市文化局长兼任）。1956年6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柯仲平任作协西安分会主席，马健翎任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夏，作协西安分会即处于瘫痪状态，由“文革”小组领导。1967年1月，“作协西安分会红色造反队”夺权，后成立“斗批改委员会”，直至1968年10月，工人宣传队进驻。1969年12月27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宣布：撤销原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等六个单位，领导和干部全部下放农村、工厂和“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2年11月6日，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成立，属省文化局领导的县级事业单位。1978年，根据中共中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作协西安分会筹备恢复活动。1979年2月21日至27日，在西安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章程，选举出理事29人，组成理事会。在二届一次理事会上，选举出常务理事13人，选举出主席：胡采，副主席：王汶石、杜鹏程、傅庚生（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党外人士）、李若冰。1983年9月11日至16日，在西安召开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修改后的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章程，选举出52人为理事，组成理事会。在三届一次理事会上，选举出主席：胡采，副主席：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兼任）、王丕祥。根据调整领导班子的要求，1985年4月21日到24日，作协陕西分会三届二次理事会（扩大）在咸阳召开。会议增补16位会员为理事，选举路遥、贾平凹（西安市作协副主席兼任）、陈忠实、杨韦昕为副主席。在主席团会议上，通过由杨韦昕、王愚、李小巴、姜洪章、白描、汪炎等6人组成书记处，在主席团和党组的领导下负责分会的日常工作。从1954年到1983年，近三十年间，陕西的作家协会机构只开了三次换届会。1983年到1991年，时隔八年，一些老作家或谢世或进入离退休年龄，一些年轻的作家已经成长起来。
风云际会，文艺界的人本来就思想敏锐，对时局和政治较为敏感，值此时刻，很多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种种形势进行推断和猜测，难免有多种小道消息流播坊间。陈忠实认为，关于换届人事安排的小道消息应该多为人们的猜测，其可信度很值得怀疑。而关于要调他到省文联当党组书记一事，在他看来，连百分之一的可信性都没有。所以，朋友说了也就说了，他并没有放在心里，聚餐完毕，他回到原下，继续写他的《白鹿原》。不久，也就忘记这个他认为的小道消息了。
小道消息有时候是无稽之谈，但相当多的时候却是空穴来风，并非没有来由。当时作协陕西分会的情势是，作家和评论家中的胡采、王汶石、王丕祥等老领导都年龄大了，到了离退休的时候。如作协陕西分会第三届主席胡采生于1913年，到这一年即1991年已经78岁了；第三届副主席王汶石生于1921年，这一年已经70岁；第三届副主席王丕祥生于1926年，这一年是65岁。而在“文革”前几年特别是新时期跃上文坛的一代中青年作家已经成长壮大起来，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既是作协陕西分会第三届副主席，他们的创作也代表着新时期陕西文学的面貌、精神和成就。作为一省的作家协会，其头面人物是需要精心安排的。路遥携《人生》《平凡的世界》之风，当时的呼声是相当高的，上级有意安排他任作协陕西分会主席。陈忠实的创作特别是影响，与路遥伯仲之间，上级考虑也当有一合适位置安排才妥。于是，就有了让陈忠实到省文联当党组书记的安排意见。作协主席和文联书记，都是正厅级级别，没有上下之分，看起来很是妥当。
一月之后，陈忠实到作协陕西分会开会，又从正式渠道获知上级组织确实要安排他去省文联做党组书记，这一次是真的了。陈忠实当即毫不含糊地表明态度：自己不适宜去省文联做党组书记。陈忠实意志坚定，他这样做，既不是故作谦虚，也不是考虑到自己做好这个角色的能力如何，而是早已打定主意，明确自己后半生要以写作为主业。在“作家”与“书记”之间，陈忠实没有“一心处两端”的矛盾和犹豫，他只有一种价值选择，那就是既爱文学，就当“作家”。所以，他不想攀高枝，从而闹得分散心神和精力，更不愿意因此而意外地卷入什么人事纠葛之中，弄得脱不开身。
小道消息可以不必在意，现在是信息确凿无误了，陈忠实一下子陷入了焦虑之中，甚至有些慌乱和惶恐。此种焦虑和惶恐的心情，不是因为心思游移，在做还是不做这个问题上心存矛盾，一时委决不下，而是觉得问题棘手。做还是不做，并不完全由着自己。自己是党员干部，而做省文联书记是上级党组织的人事安排方案，从组织纪律上说，个人得服从组织决定，此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陈忠实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妥帖地说服上级改变意见。 陈忠实在从作协回到原下小院的路上，主意已经想好：给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写信，申述自己不愿调离作家协会去文联任职的理由。
回到蒋村，写了信，他骑上自行车，跑了八里路到邮局把信发走。
信虽然发出了，陈忠实的心却悬了起来：事情到此只是开始，并未了结，自己所申述的理由王部长会不会认可？万一不认可，下一纸任命调令怎么办？他的心为此熬煎着，心力分散，一时心神集中不到正在写的《白鹿原》上。
接下来，陈忠实几乎天天都在等待宣传部的回应，然而却杳无消息。既无回信，也没有人找他谈话。眼看着又过了一个月，他越来越紧张，便决定再写一封信申述。这封信，除了对前信申述的理由再作概括性重复之外，着重申明两点：一、自己不愿意调离作协。组织部门如果径下任命书硬调，自己不遵从，不仅自己被动，于领导也不大好。他干脆把话说透，如果不开除党籍，他是不会调离作家协会的。二、直言不讳地表明，如果作家协会人事不好安排，他甘愿放弃现任的副主席职位，只要能保留专业创作这个职业就心满意足了。他猜想，作协和文联换届的焦点是人事安排，如今的问题是，需要安排的人多而职位有限，僧多粥少，自己表明态度，不让领导为难，便于取舍。这封信他在前边署了两位领导的名字，一位还是宣传部王巨才部长，另一位是分管文艺的副部长邰尚贤。信发出以后，眼看着春去夏来，已经到了伏天，时间接近两个月，仍然没有任何反应。不过，却也没有调他去文联的任命书下达。
连续发出两封致上级领导的辞谢书，干脆利落地表明：自己的最低底线是保留党籍，最高期望是能保留专业创作这个职位，正厅级的书记职位一再辞谢，就是现在的副主席身份也甘愿放弃，只求留在作协，当一个作家足矣。一般而言，陈忠实不是那种锋芒显露的作家，平时倒是显得沉稳内敛，除了公事，日常与上级领导的走动也不多甚至没有，这一次有些不同寻常，数月之内，居然迫不及待地连上两封辞谢书，这一方面显出了陈忠实个性中倔强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显出了他豁出来背水一战的决心。宁当一个普通作家，不做正厅级的书记，这个想法和做法不仅在文坛是反常的，就是在当代社会中也显得有些异乎寻常，乍一看可能令人有些费解。此事笔者有三解：一、陈忠实志在创作，做官的“野心”不大。2006年10月的某一天，笔者与陈忠实闲聊，陈忠实说他自小就爱文学，后来也曾当过农村基层干部，经历过人生的挫折，就决心以文学为终生追求。他当年最大的愿望或者说人生理想，就是能当一个专业作家，专业作家的好处是生活有所保障，又能安心创作。此后，居然当了省作协副主席又当主席，最后还当了中国作协副主席，实在都是理想之外的意外收获，都是“多赚”的。二、性格中有怕陷入矛盾、怕惹上麻烦的一面，内心深处图能清净一些，能安心写作。作协相对来说能清净一些，再者，他在這里已经生活、工作多年，较为习惯了这里。三、1991年，正是他为自己的“枕头工程”《白鹿原》的写作进行最后攻坚的一年，他不想因任何事干扰他的这个至关重大的工程。
事情的解决倒也顺利，显得简洁明快。这一年的伏天，在西安市南郊的丈八沟宾馆，陈忠实作为省委候补委员参加一次省委会。这天散会之后走出门来，听见有人在后边叫他，回头一看，是省委宣传部王巨才部长。两人站在一株大松树的荫凉下说话。王巨才说：“忠实，你的信我看了。省文联你还是去吧，省作协安排了另外的同志。”陈忠实说：“我留省作协，仅仅只是为了专心写作，绝不是要当领导。”王巨才说：“这已经是定了的事。你要服从组织决定。”陈忠实想了想，问：“我要不去会不会开除党籍，不让写作？”王巨才沉思了一下说：“那当然不会。”陈忠实说：“那就这样，我不去文联，也不在作协担任任何职务！决不和别人闹意见！”王巨才看他如此坚决，说：“你的第一封信看了以后，还以为你是怕去省文联耽误写作，便决定派一个能力很强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你只参与大事的决策就行了，可以不坐班。第二封信看过以后，也让另一位分管文艺的副部长邰尚贤看了，我们两人都很感动。有些人托门子找关系想挂一官半职，给你个正厅级你却不要啊。”王巨才真诚地说：“那你就原样不动，倒是觉得亏了你啊。”听罢这番话，陈忠实一颗悬着的心一下子落到了实处，也被领导的实心体贴感动了，他默默地握着部长的手，表示感激。
从丈八沟回到原下小院，陈忠实在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踏实和放松的同时，也分明意识到了另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这就是，他把自己逼到了再无选择余地的只能在一棵树上摘桃子的猴子了。一条路断了，另一条路敞开着，但得自己去走，走得通走不通，走得远走不远，全靠自己了。他似乎体味到了背水一战、孤注一掷的况味。
再次摊开稿纸进入白鹿原的世界的时候，他感觉更沉静也更专注了。
三十二 “咋叫咱把事弄成了！”
从1985年秋天写《蓝袍先生》萌生写长篇小说的念头，一直到1988年春天开笔写《白鹿原》，其间两年有余，陈忠实都在构思、孕育这部作品，并为这部作品的创作进行必要的准备。陈忠实用了两年时间查阅西安市周围咸宁、蓝田、长安三个县的县志、党史及有关文史资料，温习这块土地的历史，同时也发掘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就是以蓝田县清末举人牛兆濂为原型而塑造出来的；白灵也有原型，原型是白鹿原上的人，是从党史回忆录里找出来的；田小娥则是从蓝田县志的节妇烈女卷阅读中萌发反向思考而创造出来的。
白鹿原则实有其地。它位于西安市东南。原之东南依终南山余脉篑山，原与山隔沟相望；西和南临浐河；东和北依灞河；三面环水，居高临下，西望长安。地质学认为，此原为亿万年形成的风成黄土台原。远古时期，这里就是人类居住繁衍生息之地。白鹿原因有白鹿出现而名。《关中胜迹图志》上关于白鹿原有这样一段记述：“在咸宁县东，接蓝田县界。《长安志》：‘自蓝田县界至浐水川尽，东西一十五里。南接终南，北至霸川尽，南北四十里。’《三秦记》：‘周平王东迁，有白鹿游于此原，以是得名。’《雍录》：‘南山之麓，霸水行于原上，至于霸陵，皆此原也，亦谓之霸上。’‘霸’一作‘灞’。”（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张沛校点，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北宋年间，大将狄青曾在原上驻军，后世亦称之为“狄寨原”。 1988年4月1日，农历戊辰年二月十五日，陈忠实在草稿本上写下了《白鹿原》的第一行字。漫长的《白鹿原》创作开始了。当他在《白鹿原》的草拟本写下第一行字时，他的“整个心理感觉已经进入我的父辈爷爷辈老爷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
历时四年，1991年深冬，在陈忠实即将跨上五十岁这一年的冬天，小说中白鹿原上三代人的生的欢乐和死的悲凉都进入了最后的归宿。陈忠实在这四年里穿行过古原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烟云，终于迎来了1949年。白鹿原解放了，书写《白鹿原》故事的陈忠实也终于解放了。这一天是农历辛未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992年1月29日。写完以鹿子霖的死亡作最后结局的一段，画上表明意味深长的省略号，陈忠实把笔顺手放到书桌和茶几兼用的小圆桌上，顿时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久久，他从小竹凳上欠起身，移坐到沙发上，似乎有热泪涌出。仿佛从一个漫长而又黑暗的隧道摸着爬着走出来，刚走到洞口看见光亮时，竟然有一种忍受不住光明刺激的晕眩。
陈忠实有一个习惯，个别重要的或有创意的作品写成后，会让周围熟悉的文学朋友看一看，把握一下“成色”。《白鹿原》写成后，他复印了一份，手稿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高贤均和洪清波拿走，复印稿他让陕西作协的评论家也是他的朋友李星看一看，给他把握一下“成色”。当时的复印机还很少，他托灞桥区文化馆和雁塔区文化馆两位朋友，一家复印了一半，才把厚厚一部《白鹿原》的稿子复印完。复印稿交给李星之后十来天，估计李星应该看完了，有一天早上，他专程从乡下进城，想听听李星的意见。省作协的家属楼在作协后院，是一座20世纪80年代初建的那种简易楼。陈忠实进入家属院，拐过楼角，正好看见李星在前边走着，手里提着一个装满蔬菜的塑料袋。陈忠实叫了一声：“李星！”李星转过身，看到是陈忠实，却没有说话。陈忠实走到跟前，李星只说了句：“到屋里说。”陈忠实看李星黑着脸，没有平时的笑模样，感觉大事不妙。李星前头走着，陈忠实后边跟着，从一楼上到顶层五楼的李星家，李星居然一言不发，陈忠实一颗吊着的心此时沉到了底。进了家门，李星先把菜放到厨房，依旧头也不回地径直走到他的卧室兼书房，陈忠实又跟着进了门。这时，李星猛然拧过身来，瞪着一双眼睛，一只手狠劲儿地击打着另一只手的掌心，几乎是喊着对陈忠实说：“咋叫咱把事弄成了！”
李星情绪很激动，也顾不上让陈忠实坐，自顾自在房子里转着圈子边走边发表自己的阅读感受和看法。陈忠实跟在李星屁股后头，爬上李星家五楼的时候，心先是吊着，后是沉着，等到听了这一句“咋叫咱把事弄成了”，一種巨大的惊喜如潮水般冲击而来，一时倒僵硬在那里，一动不动。李星后来说了些什么，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脑子里只盘旋着那一句最结实的话：“咋叫咱把事弄成了！”
有这一句就够了，足以说明所有问题了。
这一句话，充分显示了作为评论家的李星的眼力和语言风格。
李星当时还说了一些很重要的话。2010年9月28日，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周文福等人为拍陈忠实专题电视片采访李星，李星对周文福等人说：“《白鹿原》完稿后，陈忠实请我看，陈忠实后来咋只记住了‘咋叫咱把事弄成了’这一句？我当时还说了三个预言。这三个预言后来都实现了。第一个是，你不用找评论家，评论家会来找你；第二个是，十年之内没有人能超过你；第三个是，《白鹿原》能得茅盾文学奖。”周文福第二天把这话说给陈忠实，陈忠实呵呵笑着，说，李星好像说过，但当时只深刻地记住了“事情咋叫咱给弄成了”这一句。
当日，在五楼李星家，陈忠实听完李星激动的评说之后，问李星：“稿子呢？”
李星稍微愣了一下，回过神来，说：“稿子传出去了。单位的人、朋友们都在传看哩。现在在谁的手里，我也不知道。”
陈忠实也就没有再多问多说什么，只是心里踏实地离开李星家。
有一天，陕西师范大学的教授、评论家畅广元传话给陈忠实，说他听说了《白鹿原》，想看一看。陈忠实找李星再要复印稿，几经打问，才知道稿子现在传到了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刘建军手里。陈忠实找到位于边家村的西北大学新村刘建军家，刘建军说，稿子家里几个人都在争着看，所以分了几部分，一人一摊子，床上一部分，餐桌上一部分，卫生间还有一部分，大家狗撵兔循环着看。刘建军还带陈忠实看稿子的分布情况，见如此情景，陈忠实也笑了。
李星的话不仅使陈忠实重新恢复了自信，而且心情变得轻松和愉快起来。现在要等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审稿意见。
接到高贤均对《白鹿原》高度评价的来信后，陈忠实想到了李星，觉得应该把高贤均来信肯定书稿的喜讯，也告诉他的这位朋友。
李星家里没有找到李星的人，他又到作协的办公院找。作协当时的业务办公都在后边的院子，这个院子是20世纪30年代建的平房，高大而宽敞，但都已显得破旧。后院共有三重院落，中间那个院落有一棵玉兰树，树下是诗人晓雷的办公室，他听见里边人声喧哗，其中有李星的声音，就推门进去。里边是晓雷、路遥、李星和董得理，或坐或站，正在兴奋地议论着什么。顺便记一下，20世纪80年代直至90年代初，在陕西作协大院里，作家、评论家们多习惯于在办公室或院子里聚会说闲话，如果是开会期间，则喜欢在酒店里聚在某一个人的房间聊天，而不习惯于在某个人的家里或者是大街上的茶秀咖啡厅之类的地方说话。诗人晓雷的办公室和小说家王观胜的办公室，当年是作协作家和评论家们最爱聊天的两个据点。在晓雷办公室，陈忠实把高贤均来信的情况和信中大意告诉了李星这一屋子的朋友。李星既为《白鹿原》被出版社看好而高兴，也为自己最先的评判和预见而得意，高兴地说：“看看，我说得怎么样？我早就这么说了么！”路遥说：“忠实应该出一部好长篇了。”
三十一 “作家”与“书记”之选
1991年春天，陈忠实参加一个作家朋友的聚餐，范围很小。席间，有朋友对陈忠实说，上级领导要把你调到省文联，去做党组书记。陈忠实听了，根本不相信这个话。他近年虽然一直住在乡下，但对省上文艺界的情况很清楚，上级领导已经着手省文联和省作协的换届工作，换届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新一屆省文联和省作协领导的人事安排。人事安排总是牵动着许多人的神经，自然成为各方面人士关注的焦点，也是文艺圈子里人们议论的热点话题。
在这里，有必要把陕西的作家协会机构的历史梳理一下。先看名称。作协陕西分会的前身是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于1954年11月。当时，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中国作家协会在全国设立六个分会，西安分会即为其一，为西北大区分会，会员分布陕、甘、宁、青、新五省（区）。以后各省陆续成立作协分会，西安分会就仅仅管理陕西会员，事实上成为陕西分会。1983年9月，正式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1993年6月，根据中央有关规定，根据中国作家协会（1991）作发字第16号文件精神，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改为陕西省作家协会。再看历次换届情况。1954年11月8日，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在西安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选举出的领导机构成员是：主席：马健翎；副主席：柳青、郑伯奇（党外人士）、胡采（西安市文化局长兼任）。1956年6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柯仲平任作协西安分会主席，马健翎任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夏，作协西安分会即处于瘫痪状态，由“文革”小组领导。1967年1月，“作协西安分会红色造反队”夺权，后成立“斗批改委员会”，直至1968年10月，工人宣传队进驻。1969年12月27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宣布：撤销原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等六个单位，领导和干部全部下放农村、工厂和“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2年11月6日，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成立，属省文化局领导的县级事业单位。1978年，根据中共中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作协西安分会筹备恢复活动。1979年2月21日至27日，在西安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章程，选举出理事29人，组成理事会。在二届一次理事会上，选举出常务理事13人，选举出主席：胡采，副主席：王汶石、杜鹏程、傅庚生（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党外人士）、李若冰。1983年9月11日至16日，在西安召开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修改后的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章程，选举出52人为理事，组成理事会。在三届一次理事会上，选举出主席：胡采，副主席：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兼任）、王丕祥。根据调整领导班子的要求，1985年4月21日到24日，作协陕西分会三届二次理事会（扩大）在咸阳召开。会议增补16位会员为理事，选举路遥、贾平凹（西安市作协副主席兼任）、陈忠实、杨韦昕为副主席。在主席团会议上，通过由杨韦昕、王愚、李小巴、姜洪章、白描、汪炎等6人组成书记处，在主席团和党组的领导下负责分会的日常工作。从1954年到1983年，近三十年间，陕西的作家协会机构只开了三次换届会。1983年到1991年，时隔八年，一些老作家或谢世或进入离退休年龄，一些年轻的作家已经成长起来。
风云际会，文艺界的人本来就思想敏锐，对时局和政治较为敏感，值此时刻，很多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种种形势进行推断和猜测，难免有多种小道消息流播坊间。陈忠实认为，关于换届人事安排的小道消息应该多为人们的猜测，其可信度很值得怀疑。而关于要调他到省文联当党组书记一事，在他看来，连百分之一的可信性都没有。所以，朋友说了也就说了，他并没有放在心里，聚餐完毕，他回到原下，继续写他的《白鹿原》。不久，也就忘记这个他认为的小道消息了。
小道消息有时候是无稽之谈，但相当多的时候却是空穴来风，并非没有来由。当时作协陕西分会的情势是，作家和评论家中的胡采、王汶石、王丕祥等老领导都年龄大了，到了离退休的时候。如作协陕西分会第三届主席胡采生于1913年，到这一年即1991年已经78岁了；第三届副主席王汶石生于1921年，这一年已经70岁；第三届副主席王丕祥生于1926年，这一年是65岁。而在“文革”前几年特别是新时期跃上文坛的一代中青年作家已经成长壮大起来，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既是作协陕西分会第三届副主席，他们的创作也代表着新时期陕西文学的面貌、精神和成就。作为一省的作家协会，其头面人物是需要精心安排的。路遥携《人生》《平凡的世界》之风，当时的呼声是相当高的，上级有意安排他任作协陕西分会主席。陈忠实的创作特别是影响，与路遥伯仲之间，上级考虑也当有一合适位置安排才妥。于是，就有了让陈忠实到省文联当党组书记的安排意见。作协主席和文联书记，都是正厅级级别，没有上下之分，看起来很是妥当。
一月之后，陈忠实到作协陕西分会开会，又从正式渠道获知上级组织确实要安排他去省文联做党组书记，这一次是真的了。陈忠实当即毫不含糊地表明态度：自己不适宜去省文联做党组书记。陈忠实意志坚定，他这样做，既不是故作谦虚，也不是考虑到自己做好这个角色的能力如何，而是早已打定主意，明确自己后半生要以写作为主业。在“作家”与“书记”之间，陈忠实没有“一心处两端”的矛盾和犹豫，他只有一种价值选择，那就是既爱文学，就当“作家”。所以，他不想攀高枝，从而闹得分散心神和精力，更不愿意因此而意外地卷入什么人事纠葛之中，弄得脱不开身。
小道消息可以不必在意，现在是信息确凿无误了，陈忠实一下子陷入了焦虑之中，甚至有些慌乱和惶恐。此种焦虑和惶恐的心情，不是因为心思游移，在做还是不做这个问题上心存矛盾，一时委决不下，而是觉得问题棘手。做还是不做，并不完全由着自己。自己是党员干部，而做省文联书记是上级党组织的人事安排方案，从组织纪律上说，个人得服从组织决定，此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陈忠实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妥帖地说服上级改变意见。 陈忠实在从作协回到原下小院的路上，主意已经想好：给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写信，申述自己不愿调离作家协会去文联任职的理由。
回到蒋村，写了信，他骑上自行车，跑了八里路到邮局把信发走。
信虽然发出了，陈忠实的心却悬了起来：事情到此只是开始，并未了结，自己所申述的理由王部长会不会认可？万一不认可，下一纸任命调令怎么办？他的心为此熬煎着，心力分散，一时心神集中不到正在写的《白鹿原》上。
接下来，陈忠实几乎天天都在等待宣传部的回应，然而却杳无消息。既无回信，也没有人找他谈话。眼看着又过了一个月，他越来越紧张，便决定再写一封信申述。这封信，除了对前信申述的理由再作概括性重复之外，着重申明两点：一、自己不愿意调离作协。组织部门如果径下任命书硬调，自己不遵从，不仅自己被动，于领导也不大好。他干脆把话说透，如果不开除党籍，他是不会调离作家协会的。二、直言不讳地表明，如果作家协会人事不好安排，他甘愿放弃现任的副主席职位，只要能保留专业创作这个职业就心满意足了。他猜想，作协和文联换届的焦点是人事安排，如今的问题是，需要安排的人多而职位有限，僧多粥少，自己表明态度，不让领导为难，便于取舍。这封信他在前边署了两位领导的名字，一位还是宣传部王巨才部长，另一位是分管文艺的副部长邰尚贤。信发出以后，眼看着春去夏来，已经到了伏天，时间接近两个月，仍然没有任何反应。不过，却也没有调他去文联的任命书下达。
连续发出两封致上级领导的辞谢书，干脆利落地表明：自己的最低底线是保留党籍，最高期望是能保留专业创作这个职位，正厅级的书记职位一再辞谢，就是现在的副主席身份也甘愿放弃，只求留在作协，当一个作家足矣。一般而言，陈忠实不是那种锋芒显露的作家，平时倒是显得沉稳内敛，除了公事，日常与上级领导的走动也不多甚至没有，这一次有些不同寻常，数月之内，居然迫不及待地连上两封辞谢书，这一方面显出了陈忠实个性中倔强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显出了他豁出来背水一战的决心。宁当一个普通作家，不做正厅级的书记，这个想法和做法不仅在文坛是反常的，就是在当代社会中也显得有些异乎寻常，乍一看可能令人有些费解。此事笔者有三解：一、陈忠实志在创作，做官的“野心”不大。2006年10月的某一天，笔者与陈忠实闲聊，陈忠实说他自小就爱文学，后来也曾当过农村基层干部，经历过人生的挫折，就决心以文学为终生追求。他当年最大的愿望或者说人生理想，就是能当一个专业作家，专业作家的好处是生活有所保障，又能安心创作。此后，居然当了省作协副主席又当主席，最后还当了中国作协副主席，实在都是理想之外的意外收获，都是“多赚”的。二、性格中有怕陷入矛盾、怕惹上麻烦的一面，内心深处图能清净一些，能安心写作。作协相对来说能清净一些，再者，他在這里已经生活、工作多年，较为习惯了这里。三、1991年，正是他为自己的“枕头工程”《白鹿原》的写作进行最后攻坚的一年，他不想因任何事干扰他的这个至关重大的工程。
事情的解决倒也顺利，显得简洁明快。这一年的伏天，在西安市南郊的丈八沟宾馆，陈忠实作为省委候补委员参加一次省委会。这天散会之后走出门来，听见有人在后边叫他，回头一看，是省委宣传部王巨才部长。两人站在一株大松树的荫凉下说话。王巨才说：“忠实，你的信我看了。省文联你还是去吧，省作协安排了另外的同志。”陈忠实说：“我留省作协，仅仅只是为了专心写作，绝不是要当领导。”王巨才说：“这已经是定了的事。你要服从组织决定。”陈忠实想了想，问：“我要不去会不会开除党籍，不让写作？”王巨才沉思了一下说：“那当然不会。”陈忠实说：“那就这样，我不去文联，也不在作协担任任何职务！决不和别人闹意见！”王巨才看他如此坚决，说：“你的第一封信看了以后，还以为你是怕去省文联耽误写作，便决定派一个能力很强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你只参与大事的决策就行了，可以不坐班。第二封信看过以后，也让另一位分管文艺的副部长邰尚贤看了，我们两人都很感动。有些人托门子找关系想挂一官半职，给你个正厅级你却不要啊。”王巨才真诚地说：“那你就原样不动，倒是觉得亏了你啊。”听罢这番话，陈忠实一颗悬着的心一下子落到了实处，也被领导的实心体贴感动了，他默默地握着部长的手，表示感激。
从丈八沟回到原下小院，陈忠实在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踏实和放松的同时，也分明意识到了另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这就是，他把自己逼到了再无选择余地的只能在一棵树上摘桃子的猴子了。一条路断了，另一条路敞开着，但得自己去走，走得通走不通，走得远走不远，全靠自己了。他似乎体味到了背水一战、孤注一掷的况味。
再次摊开稿纸进入白鹿原的世界的时候，他感觉更沉静也更专注了。
三十二 “咋叫咱把事弄成了！”
从1985年秋天写《蓝袍先生》萌生写长篇小说的念头，一直到1988年春天开笔写《白鹿原》，其间两年有余，陈忠实都在构思、孕育这部作品，并为这部作品的创作进行必要的准备。陈忠实用了两年时间查阅西安市周围咸宁、蓝田、长安三个县的县志、党史及有关文史资料，温习这块土地的历史，同时也发掘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就是以蓝田县清末举人牛兆濂为原型而塑造出来的；白灵也有原型，原型是白鹿原上的人，是从党史回忆录里找出来的；田小娥则是从蓝田县志的节妇烈女卷阅读中萌发反向思考而创造出来的。
白鹿原则实有其地。它位于西安市东南。原之东南依终南山余脉篑山，原与山隔沟相望；西和南临浐河；东和北依灞河；三面环水，居高临下，西望长安。地质学认为，此原为亿万年形成的风成黄土台原。远古时期，这里就是人类居住繁衍生息之地。白鹿原因有白鹿出现而名。《关中胜迹图志》上关于白鹿原有这样一段记述：“在咸宁县东，接蓝田县界。《长安志》：‘自蓝田县界至浐水川尽，东西一十五里。南接终南，北至霸川尽，南北四十里。’《三秦记》：‘周平王东迁，有白鹿游于此原，以是得名。’《雍录》：‘南山之麓，霸水行于原上，至于霸陵，皆此原也，亦谓之霸上。’‘霸’一作‘灞’。”（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张沛校点，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北宋年间，大将狄青曾在原上驻军，后世亦称之为“狄寨原”。 1988年4月1日，农历戊辰年二月十五日，陈忠实在草稿本上写下了《白鹿原》的第一行字。漫长的《白鹿原》创作开始了。当他在《白鹿原》的草拟本写下第一行字时，他的“整个心理感觉已经进入我的父辈爷爷辈老爷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
历时四年，1991年深冬，在陈忠实即将跨上五十岁这一年的冬天，小说中白鹿原上三代人的生的欢乐和死的悲凉都进入了最后的归宿。陈忠实在这四年里穿行过古原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烟云，终于迎来了1949年。白鹿原解放了，书写《白鹿原》故事的陈忠实也终于解放了。这一天是农历辛未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992年1月29日。写完以鹿子霖的死亡作最后结局的一段，画上表明意味深长的省略号，陈忠实把笔顺手放到书桌和茶几兼用的小圆桌上，顿时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久久，他从小竹凳上欠起身，移坐到沙发上，似乎有热泪涌出。仿佛从一个漫长而又黑暗的隧道摸着爬着走出来，刚走到洞口看见光亮时，竟然有一种忍受不住光明刺激的晕眩。
陈忠实有一个习惯，个别重要的或有创意的作品写成后，会让周围熟悉的文学朋友看一看，把握一下“成色”。《白鹿原》写成后，他复印了一份，手稿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高贤均和洪清波拿走，复印稿他让陕西作协的评论家也是他的朋友李星看一看，给他把握一下“成色”。当时的复印机还很少，他托灞桥区文化馆和雁塔区文化馆两位朋友，一家复印了一半，才把厚厚一部《白鹿原》的稿子复印完。复印稿交给李星之后十来天，估计李星应该看完了，有一天早上，他专程从乡下进城，想听听李星的意见。省作协的家属楼在作协后院，是一座20世纪80年代初建的那种简易楼。陈忠实进入家属院，拐过楼角，正好看见李星在前边走着，手里提着一个装满蔬菜的塑料袋。陈忠实叫了一声：“李星！”李星转过身，看到是陈忠实，却没有说话。陈忠实走到跟前，李星只说了句：“到屋里说。”陈忠实看李星黑着脸，没有平时的笑模样，感觉大事不妙。李星前头走着，陈忠实后边跟着，从一楼上到顶层五楼的李星家，李星居然一言不发，陈忠实一颗吊着的心此时沉到了底。进了家门，李星先把菜放到厨房，依旧头也不回地径直走到他的卧室兼书房，陈忠实又跟着进了门。这时，李星猛然拧过身来，瞪着一双眼睛，一只手狠劲儿地击打着另一只手的掌心，几乎是喊着对陈忠实说：“咋叫咱把事弄成了！”
李星情绪很激动，也顾不上让陈忠实坐，自顾自在房子里转着圈子边走边发表自己的阅读感受和看法。陈忠实跟在李星屁股后头，爬上李星家五楼的时候，心先是吊着，后是沉着，等到听了这一句“咋叫咱把事弄成了”，一種巨大的惊喜如潮水般冲击而来，一时倒僵硬在那里，一动不动。李星后来说了些什么，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脑子里只盘旋着那一句最结实的话：“咋叫咱把事弄成了！”
有这一句就够了，足以说明所有问题了。
这一句话，充分显示了作为评论家的李星的眼力和语言风格。
李星当时还说了一些很重要的话。2010年9月28日，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周文福等人为拍陈忠实专题电视片采访李星，李星对周文福等人说：“《白鹿原》完稿后，陈忠实请我看，陈忠实后来咋只记住了‘咋叫咱把事弄成了’这一句？我当时还说了三个预言。这三个预言后来都实现了。第一个是，你不用找评论家，评论家会来找你；第二个是，十年之内没有人能超过你；第三个是，《白鹿原》能得茅盾文学奖。”周文福第二天把这话说给陈忠实，陈忠实呵呵笑着，说，李星好像说过，但当时只深刻地记住了“事情咋叫咱给弄成了”这一句。
当日，在五楼李星家，陈忠实听完李星激动的评说之后，问李星：“稿子呢？”
李星稍微愣了一下，回过神来，说：“稿子传出去了。单位的人、朋友们都在传看哩。现在在谁的手里，我也不知道。”
陈忠实也就没有再多问多说什么，只是心里踏实地离开李星家。
有一天，陕西师范大学的教授、评论家畅广元传话给陈忠实，说他听说了《白鹿原》，想看一看。陈忠实找李星再要复印稿，几经打问，才知道稿子现在传到了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刘建军手里。陈忠实找到位于边家村的西北大学新村刘建军家，刘建军说，稿子家里几个人都在争着看，所以分了几部分，一人一摊子，床上一部分，餐桌上一部分，卫生间还有一部分，大家狗撵兔循环着看。刘建军还带陈忠实看稿子的分布情况，见如此情景，陈忠实也笑了。
李星的话不仅使陈忠实重新恢复了自信，而且心情变得轻松和愉快起来。现在要等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审稿意见。
接到高贤均对《白鹿原》高度评价的来信后，陈忠实想到了李星，觉得应该把高贤均来信肯定书稿的喜讯，也告诉他的这位朋友。
李星家里没有找到李星的人，他又到作协的办公院找。作协当时的业务办公都在后边的院子，这个院子是20世纪30年代建的平房，高大而宽敞，但都已显得破旧。后院共有三重院落，中间那个院落有一棵玉兰树，树下是诗人晓雷的办公室，他听见里边人声喧哗，其中有李星的声音，就推门进去。里边是晓雷、路遥、李星和董得理，或坐或站，正在兴奋地议论着什么。顺便记一下，20世纪80年代直至90年代初，在陕西作协大院里，作家、评论家们多习惯于在办公室或院子里聚会说闲话，如果是开会期间，则喜欢在酒店里聚在某一个人的房间聊天，而不习惯于在某个人的家里或者是大街上的茶秀咖啡厅之类的地方说话。诗人晓雷的办公室和小说家王观胜的办公室，当年是作协作家和评论家们最爱聊天的两个据点。在晓雷办公室，陈忠实把高贤均来信的情况和信中大意告诉了李星这一屋子的朋友。李星既为《白鹿原》被出版社看好而高兴，也为自己最先的评判和预见而得意，高兴地说：“看看，我说得怎么样？我早就这么说了么！”路遥说：“忠实应该出一部好长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