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索杰纳·特鲁斯是19世纪中叶美国废奴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和女权主义的早期倡导者，其自传《北方黑奴：索杰纳·特鲁斯叙事》讲述了身为女奴的特鲁斯在纽约州1827年奴隶制即将废除之际所受到的来自种族和性别的迫害与暴力。《紫颜色》是美国20世纪著名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的长篇小说，小说展现了女主人公深受性别和种族双重压迫的悲惨遭遇以及她面对压迫的反抗。两部作品都是从女性主义视角来呈现，而且巧妙地把叙事技巧与性别政治结合起来，揭示黑人女性的自我经历、自我认同的成长历程，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黑人女性实现叙事话语权威作出贡献。
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学;叙事声音;叙事视角;《紫颜色》;《北方黑奴：索杰纳·特鲁斯叙事》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06-0004-02
0引言
自1986年苏珊·兰瑟的《走向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发表以来，女性主义叙事学快速发展，将性别意识融入叙事形式，从叙事形式上传达性别政治，挑战了文本形式的男性霸权。《北方黑奴：索杰纳·特鲁斯叙事》（Narrative of Sojourner Truth： A Northern Slave）（以下简称《叙事》）是第一部在美国发表、从一个女奴视角描绘了奴隶制罪恶的自传。索杰娜·特鲁斯原名为伊莎贝拉·范瓦格纳，她在自传中向执笔者讲述了自己为奴三十年的过去，揭露了当时北方黑人女奴所受到的不公待遇。小说《紫颜色》由女主人公西丽和她的妹妹奈蒂所写的九十二封信构成，女主人公西丽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故事中被书写的人物。两部作品都从黑人女性的角度出发，运用了独特的叙述策略，充分给予黑人女性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让读者跟随着她们的叙事视角去了解黑人妇女所受到的苦难，为黑人妇女实现女性话语权威的开辟道路[1]。
1叙述视角
1.1《紫颜色》的双重叙事技巧
《紫颜色》采用了书信体叙事方式，通篇书信全部由西丽和奈蒂姐妹两人共同完成，各自用第一人称视角给对方写信。书信体小说属于第一人称的内外视角，西丽既是叙述人，又是被叙述者，这一特点决定了书信体小说必然存在多个叙述视角。在《紫颜色》中，作者沃克首先运用了西丽的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读者通过她的叙述视角走进她苦难的过去和成长历程，通过她的视角可以看到黑人女性的痛苦的生活，在父权制文化的束缚和男性中心的话语语境下，黑人女性的身份被无视、被奴役、当作财产进行交换、被贬低为性与劳动的工具。如果小说单纯地以西丽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讲述这个故事的话，就无法达到通过这部小说作者希望实现女性叙事权威和唤醒黑人女性性别意识的目的，于是作者又运用了第二层奈蒂的叙述视角，带读者走进了非洲，了解那里的种族和性别歧视给黑人妇女带来的伤害和影响。这种视角是对男权叙事的一种颠覆。
1.2《北方黑奴：索杰纳· 特鲁斯叙事》多变的叙事视角
《叙事》属于纪实性自传叙事，18、19世纪的女奴叙事由于其强烈的政治宣传性，因此第一人称视角叙事为叙事技巧增加了真实性，相对《紫颜色》叙述视角的清晰转换而言，《叙事》的叙述视角则较为杂乱和多变：《紫颜色》的叙事视角都是第一人称叙事，而《叙事》分别有三种叙事视角，首先，从特鲁斯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讲述她作为女奴的“证詞”;又从执笔者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出发，穿插着笔者的对特鲁斯所述内容的评价与解释说明;甚至自传中还出现了第二人称叙述视角，主要是由特鲁斯或执笔者亲自对话读者，引起读者共鸣，其中所涉及到的三种叙述视角进行了多次转换。
特鲁斯在《叙事》中主要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详述了自己身为女奴的一生，从特鲁斯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出发，可以说整个叙事实则就是一种“证词”，证词作为奴隶叙事中一项重要的社会功能，是一种为废除奴隶制、重塑黑人形象提供证据的证词，在此种政治目的下的女奴叙事通过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可以从形式上加强读者对自传叙事这一文类的证词作用的印象，增强自传的真实感。
但是由于特鲁斯本人身为文盲的局限性，自传中不得不穿插着笔者的解释和评价，于是叙事视角又很快从第一人称转到第三人称，比如说第十一章《她与新的奴隶主及其夫人的生活》中就出现了笔者的第三人称视角：“她（特鲁斯）在想，上帝是怎样保护无辜的人，怎样使他们战胜敌人，她又该怎样在（善良的）男主人与（刻薄的）女主人之间谋生[2]。”这一整个段落都是执笔者从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对于“特鲁斯为何能够如此平静冷淡的叙述自己在杜蒙太太那里所受的折磨与羞辱”的解释。
此外，笔者还用了第二人称叙述视角与读者直接对话：“亲爱的读者们，请您自己想想，一位母亲怎么可能如此心甘情愿地把她自己的孩子放在奴隶的祭坛上，把他们献给那血腥的火神？”第二人称叙述视角的运用使读者将自己置于叙述者的位置，从叙述者的角度去观看和接受被叙述世界，对于所有的第二人称叙事来说，读者只有把作品中的“你”既看作当前叙述活动的受述者，也看作叙述事件过程的主人公，才能最大程度地代入角色，产生共鸣。
2叙事声音与性别政治
2.1《紫颜色》与《叙事》的叙事声音
按照叙事声音理论，《紫颜色》所采用的是个人型叙事声音，西丽就是讲述故事的女性叙事者，作者赋予了西丽通过写信发出颠覆白人社会和父权制社会的“声音”的功能，并且小说中个人型的叙述模式在整部作品还经历了从“私人”到“公开”的转变过程。
《叙事》也属于个人型叙事声音。但是与书信体小说《紫颜色》不同的地方在于，这是一部女黑奴自传叙事，自始至终秉持着对上帝的极度尊敬的特鲁斯，其叙事声音就无法经历从“私人”转向“公开”的蜕变。
2.2从性别政治与叙事声音看“上帝”身份
从女性主义的性别角度看，圣经是典型的父权意识为中心的思想产物。在基督教教义中，上帝首要的身份是万能的“父”。 上帝的身份在《叙事》中自始至终未曾有过改变。直到在自己的逃亡路上，特鲁斯依然停留在希望上帝来拯救她和孩子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她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应该往哪里走。她坐下来，喂了孩子，又一次把她的思绪转向上帝，她祈祷上帝指引她到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紫颜色》中作为“收信人”的上帝身份在小说中很重要，但是随着女主仍叙事声音的转变，上帝身份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小说以这样一句话开头来讲述整个故事：“你最好什么人都不告诉，只告诉上帝。”这也暗示着一开始主角西丽的声音除了自己幻想出来的“上帝”之外只能她自己听到，换句话说，面对继父的强奸与侮辱和折磨，西丽的声音在以男性为主导核心的家庭及社会中受到了压制。
西丽的叙事声音由“私人”转向“公开”的转折点就在于她心目中上帝形象的改变。当丈夫的情人莎格出现并与其发展成为同性恋人时，西丽开始向她诉说自己的故事，莎格因此鼓励她寻找真正的自我，西丽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逐渐认识到男女应该有平等的地位;认识到这么多年来自己信奉的无所不能的上帝也不过是白种族男人的化身，她转而开始给妹妹写信。并且西丽开始怀疑上帝是否真的存在：“如果他曾聆听可怜的黑人妇女的话，人世间将会是完全不同，”她甚至“在使劲把那个白老头从头脑里赶出去。”这标志着她不再对男性俯首帖耳，任人摆布。西丽开始认同自我的价值，她的声音也从向上帝单方面倾诉转向对她妹妹诉说，这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变化，西丽无意识地将倾诉的对象由男性（上帝）变成了女性（妹妹），由此西丽的反抗声音开始明显的“公开化”。
最值得讽刺的是，作为“正义的化身”的上帝同样是个男性，而无论是《紫颜色》中一开始的西丽和《叙事》中的特鲁斯想要释放内心压抑的情绪时却也只能向这个男人诉说。处于这种被动“失语”状态下的黑人女性想要批判和颠覆父权“话语”则显得更加荒谬和可笑[3]。
3结语
通过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来分析比较艾丽丝·沃克的《紫颜色》和《北方黑奴：索杰纳·特鲁斯叙事》，从而构建黑人女性话语权威，从侧面为女性的觉醒、独立、解放指明道路，尤其是同时面對男性压迫和种族压迫的黑人妇女。只有唤醒自己强烈的女性意识，黑人女性才能在男性主导的话语体系中站在本该属于自己的位置，向白人主导、男权主导的社会及父权制进行质疑和挑战，用更加强劲的声音表达出作为女性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和抗争。
参考文献
[1]陈芳.论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有效对接：以米克·巴尔对《紫色》的叙事学分析为例[J].职大学报， 2010（1）：56-58.
[2][美]艾丽斯·沃克.紫颜色[M].陶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3][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责编：王锦）
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学;叙事声音;叙事视角;《紫颜色》;《北方黑奴：索杰纳·特鲁斯叙事》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06-0004-02
0引言
自1986年苏珊·兰瑟的《走向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发表以来，女性主义叙事学快速发展，将性别意识融入叙事形式，从叙事形式上传达性别政治，挑战了文本形式的男性霸权。《北方黑奴：索杰纳·特鲁斯叙事》（Narrative of Sojourner Truth： A Northern Slave）（以下简称《叙事》）是第一部在美国发表、从一个女奴视角描绘了奴隶制罪恶的自传。索杰娜·特鲁斯原名为伊莎贝拉·范瓦格纳，她在自传中向执笔者讲述了自己为奴三十年的过去，揭露了当时北方黑人女奴所受到的不公待遇。小说《紫颜色》由女主人公西丽和她的妹妹奈蒂所写的九十二封信构成，女主人公西丽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故事中被书写的人物。两部作品都从黑人女性的角度出发，运用了独特的叙述策略，充分给予黑人女性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让读者跟随着她们的叙事视角去了解黑人妇女所受到的苦难，为黑人妇女实现女性话语权威的开辟道路[1]。
1叙述视角
1.1《紫颜色》的双重叙事技巧
《紫颜色》采用了书信体叙事方式，通篇书信全部由西丽和奈蒂姐妹两人共同完成，各自用第一人称视角给对方写信。书信体小说属于第一人称的内外视角，西丽既是叙述人，又是被叙述者，这一特点决定了书信体小说必然存在多个叙述视角。在《紫颜色》中，作者沃克首先运用了西丽的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读者通过她的叙述视角走进她苦难的过去和成长历程，通过她的视角可以看到黑人女性的痛苦的生活，在父权制文化的束缚和男性中心的话语语境下，黑人女性的身份被无视、被奴役、当作财产进行交换、被贬低为性与劳动的工具。如果小说单纯地以西丽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讲述这个故事的话，就无法达到通过这部小说作者希望实现女性叙事权威和唤醒黑人女性性别意识的目的，于是作者又运用了第二层奈蒂的叙述视角，带读者走进了非洲，了解那里的种族和性别歧视给黑人妇女带来的伤害和影响。这种视角是对男权叙事的一种颠覆。
1.2《北方黑奴：索杰纳· 特鲁斯叙事》多变的叙事视角
《叙事》属于纪实性自传叙事，18、19世纪的女奴叙事由于其强烈的政治宣传性，因此第一人称视角叙事为叙事技巧增加了真实性，相对《紫颜色》叙述视角的清晰转换而言，《叙事》的叙述视角则较为杂乱和多变：《紫颜色》的叙事视角都是第一人称叙事，而《叙事》分别有三种叙事视角，首先，从特鲁斯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讲述她作为女奴的“证詞”;又从执笔者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出发，穿插着笔者的对特鲁斯所述内容的评价与解释说明;甚至自传中还出现了第二人称叙述视角，主要是由特鲁斯或执笔者亲自对话读者，引起读者共鸣，其中所涉及到的三种叙述视角进行了多次转换。
特鲁斯在《叙事》中主要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详述了自己身为女奴的一生，从特鲁斯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出发，可以说整个叙事实则就是一种“证词”，证词作为奴隶叙事中一项重要的社会功能，是一种为废除奴隶制、重塑黑人形象提供证据的证词，在此种政治目的下的女奴叙事通过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可以从形式上加强读者对自传叙事这一文类的证词作用的印象，增强自传的真实感。
但是由于特鲁斯本人身为文盲的局限性，自传中不得不穿插着笔者的解释和评价，于是叙事视角又很快从第一人称转到第三人称，比如说第十一章《她与新的奴隶主及其夫人的生活》中就出现了笔者的第三人称视角：“她（特鲁斯）在想，上帝是怎样保护无辜的人，怎样使他们战胜敌人，她又该怎样在（善良的）男主人与（刻薄的）女主人之间谋生[2]。”这一整个段落都是执笔者从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对于“特鲁斯为何能够如此平静冷淡的叙述自己在杜蒙太太那里所受的折磨与羞辱”的解释。
此外，笔者还用了第二人称叙述视角与读者直接对话：“亲爱的读者们，请您自己想想，一位母亲怎么可能如此心甘情愿地把她自己的孩子放在奴隶的祭坛上，把他们献给那血腥的火神？”第二人称叙述视角的运用使读者将自己置于叙述者的位置，从叙述者的角度去观看和接受被叙述世界，对于所有的第二人称叙事来说，读者只有把作品中的“你”既看作当前叙述活动的受述者，也看作叙述事件过程的主人公，才能最大程度地代入角色，产生共鸣。
2叙事声音与性别政治
2.1《紫颜色》与《叙事》的叙事声音
按照叙事声音理论，《紫颜色》所采用的是个人型叙事声音，西丽就是讲述故事的女性叙事者，作者赋予了西丽通过写信发出颠覆白人社会和父权制社会的“声音”的功能，并且小说中个人型的叙述模式在整部作品还经历了从“私人”到“公开”的转变过程。
《叙事》也属于个人型叙事声音。但是与书信体小说《紫颜色》不同的地方在于，这是一部女黑奴自传叙事，自始至终秉持着对上帝的极度尊敬的特鲁斯，其叙事声音就无法经历从“私人”转向“公开”的蜕变。
2.2从性别政治与叙事声音看“上帝”身份
从女性主义的性别角度看，圣经是典型的父权意识为中心的思想产物。在基督教教义中，上帝首要的身份是万能的“父”。 上帝的身份在《叙事》中自始至终未曾有过改变。直到在自己的逃亡路上，特鲁斯依然停留在希望上帝来拯救她和孩子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她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应该往哪里走。她坐下来，喂了孩子，又一次把她的思绪转向上帝，她祈祷上帝指引她到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紫颜色》中作为“收信人”的上帝身份在小说中很重要，但是随着女主仍叙事声音的转变，上帝身份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小说以这样一句话开头来讲述整个故事：“你最好什么人都不告诉，只告诉上帝。”这也暗示着一开始主角西丽的声音除了自己幻想出来的“上帝”之外只能她自己听到，换句话说，面对继父的强奸与侮辱和折磨，西丽的声音在以男性为主导核心的家庭及社会中受到了压制。
西丽的叙事声音由“私人”转向“公开”的转折点就在于她心目中上帝形象的改变。当丈夫的情人莎格出现并与其发展成为同性恋人时，西丽开始向她诉说自己的故事，莎格因此鼓励她寻找真正的自我，西丽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逐渐认识到男女应该有平等的地位;认识到这么多年来自己信奉的无所不能的上帝也不过是白种族男人的化身，她转而开始给妹妹写信。并且西丽开始怀疑上帝是否真的存在：“如果他曾聆听可怜的黑人妇女的话，人世间将会是完全不同，”她甚至“在使劲把那个白老头从头脑里赶出去。”这标志着她不再对男性俯首帖耳，任人摆布。西丽开始认同自我的价值，她的声音也从向上帝单方面倾诉转向对她妹妹诉说，这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变化，西丽无意识地将倾诉的对象由男性（上帝）变成了女性（妹妹），由此西丽的反抗声音开始明显的“公开化”。
最值得讽刺的是，作为“正义的化身”的上帝同样是个男性，而无论是《紫颜色》中一开始的西丽和《叙事》中的特鲁斯想要释放内心压抑的情绪时却也只能向这个男人诉说。处于这种被动“失语”状态下的黑人女性想要批判和颠覆父权“话语”则显得更加荒谬和可笑[3]。
3结语
通过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来分析比较艾丽丝·沃克的《紫颜色》和《北方黑奴：索杰纳·特鲁斯叙事》，从而构建黑人女性话语权威，从侧面为女性的觉醒、独立、解放指明道路，尤其是同时面對男性压迫和种族压迫的黑人妇女。只有唤醒自己强烈的女性意识，黑人女性才能在男性主导的话语体系中站在本该属于自己的位置，向白人主导、男权主导的社会及父权制进行质疑和挑战，用更加强劲的声音表达出作为女性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和抗争。
参考文献
[1]陈芳.论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有效对接：以米克·巴尔对《紫色》的叙事学分析为例[J].职大学报， 2010（1）：56-58.
[2][美]艾丽斯·沃克.紫颜色[M].陶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3][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责编：王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