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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尝试借用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概念，反思921大地震和八八水灾中台湾社工的相关作为，并说明贝克所提出的风险社会视角带给社工关于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的启发：激化生活在其中的社工人和服务对象的能动性，反身地对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工作实践世界的历史构成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关键词： 台湾；灾难社会工作；风险社会；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C 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2）05001806
从美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社会工作这个专业参与救灾的历史，大概可追溯到这个专业的起始。Zakour[1]指出，早在Jane Addams在美国芝加哥仿照英国睦邻组织（settlement）成立霍尔馆时，即致力于透过议会游说促使都市公共卫生的改善，使发生在都市里的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下降，而这个实践后来也扩展到由Mary Richmond主导的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此后，社工不断地在每一次灾难事件中，做出不同的灾难社会工作实践。例如，睦邻组织的工作者在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灾事件中，开始尝试以现今称作灾难排除（disaster relief）的实践手法，为当时的火灾受害者提供相关服务；接着，在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中，慈善组织会社的亲善访问者（friendly visitors），则尝试透过不同机构或工作人员间的协调，以提高紧急救灾工作的效能，作为当时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的方法。有学者指出[2]，当时睦邻组织和慈善组织会社所使用的救灾方式，逐渐演变成当代社会工作灾难实践的两种不同取向：睦邻组织以促进个人、家庭和社群生活环境的小区工作手法，逐渐演变为今日社会工作关怀个人、团体或社群生存环境的起源；慈善组织会社着眼于提高救灾效能的组织协调技术，则成了后来社会工作专业以灾难管理响应灾难的关怀点。
在台湾，发生于1999年的921大地震①和2009年的八八水灾②的灾难经验，不仅是台湾社工从业人员的集体记忆，也成了思索灾难社会工作该如何进行的背景。在这两次灾难的现场，台湾专业社会工作者这个集体，无论是政府体制内的社工、民间社福组织的社工、社会工作教育界的社工，还是非政府组织里的组织工作者，不论是以集体还是个人的力量，都以现代社会中专业者的姿态现身于现场，并持续透过专业实践参与灾难的安置、缓解与重建过程。无论从灾难社会学的定义或是社会工作与灾难有关的研究来说，921地震或八八水灾都够称得上是灾难，这两个发生在台湾的灾难社工实践事件，不仅储存着曾经参与灾难的社工的个别或集体的实践记忆，也是一个观察和思考灾难社会工作实践与教学的窗口，等待着人们透过论述和行动实践，写进这个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的空白窗口里。
一、社会工作看待灾难的三种视角：
心理的、管理的、社会的按照社会学辞典[3]对灾难的描述，认为“灾难（disaster）是破坏环境和社会结构，且造成个人、团体和财产重大损失的一种突然、非预期、地域性的、偶发，且急性的事件，不同于大范围的意外事件对个人和集体造成的影响。简单地说，灾难通常是指在短期内造成超过100人或以上的死亡事件”。在社会工作中，灾难则被看作是一种集体压力，在灾难中许多人的需求无法透过日常社会过程获得满足。[4]此外，灾难也不同于其他类型的集体压力，最大的原因在于灾难是一个危机情境。[5]Miller [6]则认为上述这两种社会工作对灾难的解释，其实与社会工作习惯采取危机取向社会工作模式有关。
诚如Zakour[2]所称，社会工作自从成为现代社会里的一门专业，现身于灾难现场的社工就带有着两种不同的身影：一种是慈善组织会社的路径，其所关照的是救灾效能，以组织间或组织内部的协调技术为主要的实践技术；另一种则根源于睦邻组织，透过小区动员手法，以促进个人、家庭和社群的生存环境为目标。就如同社会工作在其他领域的实践一样，这两种身影也投射出社会工作习于采借的两种不同知识视角，即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理论视角。有学者[7]认为，这两种不同理论视角被社工用于灾难现场时，其目的都是为了让受灾民众能获得所需要的服务，并会致力于为灾民提供长期且经整合的服务。然而，笔者却认为采借自不同理论视角的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的焦点和手法，也呈显着相当不同的社工实践况味。以下，笔者以相关文献为基础，分别阐述三种社会工作看待“灾难”的不同视角。（一） 心理学的灾难视角根据美国社会工作人员协会的说法[8]，随着美国和英国相继发生一些大灾难和受瞩目的社会事件，使得源自于描述战后军人身心状况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精神医学概念，被参与救灾的社会工作者广泛地应用在受到灾难和重大社会事件影响的一般民众身上。有社工学者[7]认为，上述PTSD概念在社会工作专业中逐渐流行起来，主要是因为美国救灾指导原则中将社会工作者视为救灾团队中的主要专业之一。笔者由上述学者的相关说法认为，虽然PTSD概念在全球不同区域中，如何成为社工用以理解个人灾后心理创伤（trauma）和创伤压力（traumatic stress）经验主要概念的脉络并不相同，但不容否认的是，大部分的专业社工似乎均以PTSD作为理解受灾个人心理状况的主要视角。
此外，由于社会工作专业不仅将灾难看做是一个集体事件，也看做是个人、团体或社群的危机。因此，又从心理学界采借了Caplan [9]所提出的危机理论，作为有效介入灾难事件中个人或家庭的实务理论参照，并发展出危机取向的社会工作。最后，借鉴于灾难小组中其他专业助人者在危机或灾难事件中使用的心理汇报（psychological debriefing），因此心理汇报也成了灾难社会工作的主要处遇技巧之一[7，10]。（二） 管理的灾难视角随着慈善组织会社逐渐成为美国社会工作界的主导组织，其关于灾难事件的主要视角和关注焦点，即强调救灾效能和组织间或组织内部协调技术的社工实践模式，也随着慈善组织会社积极参与灾难并成为美国灾难响应小组主要成员后，成为灾难社会工作观察和思索灾难的主要视角和实践模式。伴随着1980年之后管理主义和工具理性二种意识形态在社会工作界的渗透和蔓延，加上社工专业习于将灾难看作是一种个人的危机，于是危机管理或称为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的语言和概念，与慈善组织会社强调效能的灾难社工实践模式汇流，让灾难管理成了一个在社会工作界逐渐流行起来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模式。 曾有学者从不同的社工实践领域指出，近年来社会工作比较关注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新行动方式，而是因为对社会工作来说，风险管理是一个新的名词。例如Parton[11]曾指出，就社工实践而言，随着英国政府对于风险态度的改变，社会工作也逐渐将其实践焦点从以前的需求评估，转移到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如儿童保护领域。另一些学者[12]也从政策面提出了类似的看法，认为虽然社工专业对于危机（risk）的概念化尚未明朗，但其对社会工作相关政策和实践的影响却已经在发酵中。（三） 社会学的视角社会学是另一个提供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知识视角的重要来源。根据社会学者的说法，关于灾难的社会学研究，约可追朔至1940年代末，当时美国政府试图理解二战造成的损害，并开始为潜在的核灾难制定应变计划。有学者[13]指出，社会学家在早期主要是从自然灾害引发的后续社会现象去想象灾难和理解灾难。虽然社会学家从这些探讨中理解到，灾难带来的物理性风险（physical risks），是镶嵌在以控制它们为目的社会制度里，且理解现代社会里许多高风险的科学专业技术活动，会反过来要求整个社会依赖和信任那些不可及、不负责且愚昧的政府组织和机构，但仍然出于某些目的，而按类型学的分类方法将灾难分为自然的灾难和技术的灾难二种，并在越来越多的政治灾难事件发生后，将之归类为第三类灾难类型。Thomas E Drabek[14]提出的灾难生命周期的说法③，至今仍主导着社会工作界关于灾难的想象，并引导着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的视角和行动。灾难，就如社工所要理解和介入的人的境况一样，成了一个有阶段、有周期的物理性客观事实，社会工作并据此发展出各种关于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的阶段性行动指导原则。另一群被采借的灾难社会学说法，则是有关集体压力（collective stress）和利他社群（altruistic community）的相关说法。[4]有社会工作学者根据这个社会学说法，建构了灾难小区工作服务模式。[2]此外，个别的社会工作学者在探讨或思索灾难社会工作实践时，也或多或少地采借社会学有关相关群体在灾难中的经验所进行的实征性研究结论，像是弱势群体、老人、青少年、家庭及少数族裔人口。[14]另一些与社会学相关的理论视角，则是逐渐冒起的灾难学研究领域。（四） 如何观察笔者在台湾八八水灾重建初期的社工实践中，不仅看到社工在921大地震中的实践手法，也看到一种日益倾向于以救人、救灾及物资输送为主要内容的短期灾难社工实践趋于稳定，以及独尊PTSD概念的灾民“社会和心理重建”社工实践视野的扩张。此外，从一些关于八八水灾的社工讨论和报章网络评论中，更看到政府、人民和社工关于救灾实践与想象相距愈来愈远。有学者曾对英国社工逐渐趋向危机管理提出提醒[15]，认为随着社会工作实践政府化和机构化，许多社会工作实践不仅受到机构目标和专业的管理，也愈来愈受到政府治理和风险控制的实务规范。这些管控逐渐成为形塑当代社会工作实践的决定性因素，也为社会工作实践和伦理带来潜在的威胁。于是，笔者将这个学者的说法衍伸至台湾来看社会工作实践的现场，从台湾社工在921地震和八八水灾中的实践手法和反思，认为一种强调管理灾难的政府观点似乎逐渐成为台湾灾难社会工作者身处的实践脉络，这样的发展不仅形塑着台湾灾难社会工作实务的理论发展，同时也可能会对专业社工集体造成硕大的影响。因此，笔者在这几年灾难社会工作实践和2010年的灾难社会工作教学中思索着，关于灾难的社会学、心理学或管理学的相关研究或许不仅限于学者；相关学者的说法或许也存在着悖论，即使如此，或许仍能提供社工有别于目前过度尊崇PTSD和风险管理的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的视角。于是，想到德国学者贝克《风险社会学》一书中提出的关于风险以及人与风险社会相互建构的一些说法，或者可作为有别于风险管理和问题解决取向的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的理论基础。
二、风险社会对灾难的看法与启发
贝克提出风险社会学的出发点，主要是认为随着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人们对不确定性的看法和响应方式有着巨大的变化。其中一个是产生于工业时代的坚定信念，相信人们可以预测、管理和控制身处的危险和危害。在这样的意识型态之下，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危险被重新定义为风险，并将其放置在科学、研究和专业知识可掌控的范畴内，以移除它们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质。[16-17]
有学者[18]根据贝克风险社会学的內容，认为将现代社会称为风险社会的原因，并不在于一些为社会带来了危害、痛苦、毁坏与不幸的相关事件或现象，而是人类追求进步文明和科学技术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已经严重到无法再以人类的宿命或偶发的不幸事件来一语带过。另一学者[19]则指出，就理论而言，贝克的风险社会并不是就社会风险的现实意义提出的说法，而是基于20世纪中后期的人类社会生活现状，特别是随着专业知识和技术高度发展，其与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所产生的一些后续效应。这些后续效应虽然为人类生活世界带来了快速进步，但同时也带来了核子危机、生态危机，以及种种未知的潜在危机，因此，从后设理论提出一种关于现代社会中人们生活世界的理解。采取风险社会观点的学者[16]认为，在现代社会中，“风险”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现代社会里的常态。加上全球化与现代化结构性地苟合且相互推波助澜，各种风险也恣意在全球蔓延，因而形塑了全球化的风险社会结构。
当代社会的风险不仅承袭了传统社会里的风险特征，而且在现代社会的历史脉络中建构出其特有的样貌。综合不同学者关于风险社会的解释，现代社会的风险至少包括了以下五种特征。（1）人类知觉和系统感觉不到，也就是说现代风险超出了人类设计的预警系统和科技，以及处理灾难的能力；（2）能够穿越地理的局限而全球传播，不分贫、富、贵、贱，再者，虽然可阻止造成风险原因的散播，并透过赔偿受害者而让受灾的人有所补偿，但因为风险无法被精确计算，也因而导致保险体系的混乱；（3）产生的结果多样化，使得风险计算的程序和因果分析无法被把握住，因而超出了现代社会的控制能力，并间接使得风险的排除不再可能；（4）风险是理性决策决定的，今天的风险就是昨天理性决策的后果，因此，风险是社会内部生成的，是人类的决策与行为及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技术和应用科学的制度等共同运行的结果；（5）关于风险社会的性质，它们具有不可归因性和政治伦理性，是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现代社会的内在品性。[16，18-19]综而言之，贝克特别强调风险的社会建构意义，认为归结到底，风险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物，它们是一些社会构想，主要是通过知识、公众、正反两面专家的参与、对因果关系的推测、分摊费用和责任的体系机制而建构起来的。它们是认识上的构想，因此，总是带有某种不确定性。[16]风险的这些样貌在现代社会里又进一步与经济和科技理性结盟，而与社会理性和价值系统背离，造成科技理性，也就是专业知识根本基础的失灵。虽然有愈来愈庞杂的政府体系、专业知识和技术，以及掌握或使用这些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专家，但却没有一个体系或专家能为发生的灾难或风险的解除背书，于是现代社会成了一个责任主体模糊或责任主体缺位的社会。[19] 三、台湾灾难社会工作经验的反思
反思921地震、八八水灾和汶川地震的实践经验，参照着风险社会相关学者提出的关于现代社会风险质地的诸多说法后，再次观看社工灾难实践实存的现实情况，察觉到过去据以观察灾难的视野，以及进入灾难后操作者的社工实践知识和技术方法，似乎投射着风险社会学者所描述的现代风险社会的影像。科技理性的思考习惯，服务输送系统里蕴含的管理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工具理性的社工实践思维，并相信遭遇灾难的灾民生活可以被谨慎的公民、有效能的专业、有组织的机构加以识别、评量、监视、减少或保存，以及恢复或重建。例如某份社工救灾的相关行动建议书[20]中即突显了强调灾难管理和服务输送的灾难社会工作实践视角。它对社工紧急介入行动提出建议，认为在灾难中社工的行动包括积极联系政府的指挥中心，投身到灾民收容中心的组织工作并给予积极的协助、收集当地行政系统和民间组织的可用资源，与指挥中心建立联系了解政策的重点，了解现有资源和管理系统，确认灾民收容中心的住宿、饮食、卫生和医疗，以及管理状况，建立收容中心的管理模式以及住民信息交换的管道，并确保物资输送趋向公平。此外，它以个案的工作模式了解灾民，尤其是弱势群体需求，并将需求向有关部门反映并加以解决。
在救灾实践部分，似乎也呈现着救灾政策中的工具理性式的实践方法预设，认为社工根据灾难的发展阶段做出反应式的具体实践动作，即能达到灾难和灾情的消解。例如某县市政府用来规范灾难社会工作者的灾害防救规则中[21]，即对社工的救灾职责有着如下的具体规范：（1）救济物资、民间捐赠物资及款项之整备及应用；（2）福利机构及赡养中心之减灾、整备、应变及复原重建；（3）罹难者尸体之处理或殡葬事宜；（4）受灾民众救助金之编列及发放；（5）促进、辅导、协助及奖励灾害防救志愿组织之相关活动；（6）提供受灾民众关怀服务、福利咨询与协助；（7）有关弱势族群之灾害防救援助必要事项；（8）其他应变处理及有关业务权责事项。最后，从一些社工关于救灾经验的自我叙说中[22]，也可见到一种科技理性知识观点建构的灾难社会工作实践视角，并且这种视角也逐渐成为社工理解身处灾难中灾民的身心处境的唯一视野。伴随着台湾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浪潮，一种衍生自欧、美社会工作界，且自心理学和精神医学采借来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概念，以及着重个人心理复建的个人取向的心理暨社会诊断（psychosocial assessment）模式，逐渐成为台湾社工在思索个人、团体和小区和社群遭逢灾难时相关社会议题的主要视角。
有学者[15]指出，由于越来越多政府行政的意识形态被风险管理和科学技术所掌控，加上对各国政府而言，风险这个概念又是治理和规范政府方案执行者或承包机构一个具吸引力且有效的方式，于是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卫生和福利计划在规划时，就采取风险评估和管理作为其计划的核心原则，这使得实践领域的社工需经常面对持续增加的要求、控制和转移风险的压力。学者所描述的这个政治张力，似乎已经清晰地在台湾从事灾难社工实践的人的眼前蔓延开来，并反身地让灾难社会工作实践，以及实践灾难社会工作的社工个人，陷入了风险社会描述的泥淖中。诚如纪登斯所言[23]，在现代社会里，个人和制度同时都具有高度的反身性（reflexivity），既能反身地监控自身的行为表现，进而调整自身的行为；也能反身地取用知识来调整或理性化自身的行为。
在台湾社会工作实践已然成为一种实存的社会建制的前题下，灾难社工既承袭着社会工作历史中轻小区与社群（community）重个人（individual）的实践视角，又身处在逐渐政府化和科层化的社工实践的社会历史现实场景里，加上因为追求专业化而顺服于科技理性的知识生产和教育设计，三者交杂着形塑了一种去个人能动性（agency）的社会工作文化，这种去社会工作实践者和被服务者能动性的社会工作文化又反身地化身为一种建制，在社会和历史脉络中建构了现今的灾难社会工作形貌，并反身地监控着实践灾难社会工作的社工，规训着社工执行它们所设计的那种灾难社会工作实践，也就是以灾难现象消除或消解为目标，强调有组织的科层协调救灾步骤，相信管理和货币经济效能的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策略。
这种灾难社会工作实践或许并不是完全不好。回到前述风险社会学的理解，如果做为社会工作社群的一份子，能看到科技理性对服务对象和身为专业者的我们的生活世界的全面宰治的话④；能看到技术的全面胜利所隐藏的个人的和专业的道德隐没的危机⑤；能看到社工生活的现代化和科学化，正反身地异化了活着的社工人和被服务对象。那么，或许如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所说的，若能用反身的姿态重新理解被技术理性、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逐渐建构的，一种过份以技术线型模式思考的灾难社会工作实践建制，及被同一类意识型态主宰的社会工作教育配置，以及被上述两种建制箝制着的社工实践生活实况。那么将所身处的社会工作实践生活世界，看作是一个如贝克所言的那种风险社会，或者能激化生活在其中的社工人和服务对象的能动性，反身地对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工作实践世界的历史构成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并起身建构台湾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的新风貌，建构社会工作人的新生活。借着对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的反思，或者成了启动台湾社会工作的第二次启蒙的触发，更或者，因此而能活出一个更有人味的社会工作实践生活。
①1999年9月21日凌晨1时47分，发生的里氏规模7.3级强烈大地震，造成2，455人死亡、50人失踪、11，305人受伤；房屋全倒38，935户、半倒45，320户；经济损失3，600亿元。那时的新闻大多说它是台湾有史以来灾情最严重的一次地震，而我清晰地记得那是自己第一次在台湾实践着在美国念社会工作硕士时学习的灾难社会工作，我想那一次也可能是台湾社会工作界第一次集体以社工专业身分参与救灾的历史时刻。
② 2009年8月8日，莫拉克台风来袭，造成675人死亡、24人失踪、34人受伤；房屋全倒472户、半倒128户；农业经济损失164亿6 863万台币。 ③ 认为灾难会随着受灾时间的推移，而历经防灾、救灾、缓解和复原等四个阶段。
④ 参考哈伯玛斯关于科技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说法。
⑤ 参考马克思在资本化的社会早期对工业现代化提出的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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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台湾；灾难社会工作；风险社会；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C 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2）05001806
从美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社会工作这个专业参与救灾的历史，大概可追溯到这个专业的起始。Zakour[1]指出，早在Jane Addams在美国芝加哥仿照英国睦邻组织（settlement）成立霍尔馆时，即致力于透过议会游说促使都市公共卫生的改善，使发生在都市里的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下降，而这个实践后来也扩展到由Mary Richmond主导的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此后，社工不断地在每一次灾难事件中，做出不同的灾难社会工作实践。例如，睦邻组织的工作者在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灾事件中，开始尝试以现今称作灾难排除（disaster relief）的实践手法，为当时的火灾受害者提供相关服务；接着，在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中，慈善组织会社的亲善访问者（friendly visitors），则尝试透过不同机构或工作人员间的协调，以提高紧急救灾工作的效能，作为当时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的方法。有学者指出[2]，当时睦邻组织和慈善组织会社所使用的救灾方式，逐渐演变成当代社会工作灾难实践的两种不同取向：睦邻组织以促进个人、家庭和社群生活环境的小区工作手法，逐渐演变为今日社会工作关怀个人、团体或社群生存环境的起源；慈善组织会社着眼于提高救灾效能的组织协调技术，则成了后来社会工作专业以灾难管理响应灾难的关怀点。
在台湾，发生于1999年的921大地震①和2009年的八八水灾②的灾难经验，不仅是台湾社工从业人员的集体记忆，也成了思索灾难社会工作该如何进行的背景。在这两次灾难的现场，台湾专业社会工作者这个集体，无论是政府体制内的社工、民间社福组织的社工、社会工作教育界的社工，还是非政府组织里的组织工作者，不论是以集体还是个人的力量，都以现代社会中专业者的姿态现身于现场，并持续透过专业实践参与灾难的安置、缓解与重建过程。无论从灾难社会学的定义或是社会工作与灾难有关的研究来说，921地震或八八水灾都够称得上是灾难，这两个发生在台湾的灾难社工实践事件，不仅储存着曾经参与灾难的社工的个别或集体的实践记忆，也是一个观察和思考灾难社会工作实践与教学的窗口，等待着人们透过论述和行动实践，写进这个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的空白窗口里。
一、社会工作看待灾难的三种视角：
心理的、管理的、社会的按照社会学辞典[3]对灾难的描述，认为“灾难（disaster）是破坏环境和社会结构，且造成个人、团体和财产重大损失的一种突然、非预期、地域性的、偶发，且急性的事件，不同于大范围的意外事件对个人和集体造成的影响。简单地说，灾难通常是指在短期内造成超过100人或以上的死亡事件”。在社会工作中，灾难则被看作是一种集体压力，在灾难中许多人的需求无法透过日常社会过程获得满足。[4]此外，灾难也不同于其他类型的集体压力，最大的原因在于灾难是一个危机情境。[5]Miller [6]则认为上述这两种社会工作对灾难的解释，其实与社会工作习惯采取危机取向社会工作模式有关。
诚如Zakour[2]所称，社会工作自从成为现代社会里的一门专业，现身于灾难现场的社工就带有着两种不同的身影：一种是慈善组织会社的路径，其所关照的是救灾效能，以组织间或组织内部的协调技术为主要的实践技术；另一种则根源于睦邻组织，透过小区动员手法，以促进个人、家庭和社群的生存环境为目标。就如同社会工作在其他领域的实践一样，这两种身影也投射出社会工作习于采借的两种不同知识视角，即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理论视角。有学者[7]认为，这两种不同理论视角被社工用于灾难现场时，其目的都是为了让受灾民众能获得所需要的服务，并会致力于为灾民提供长期且经整合的服务。然而，笔者却认为采借自不同理论视角的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的焦点和手法，也呈显着相当不同的社工实践况味。以下，笔者以相关文献为基础，分别阐述三种社会工作看待“灾难”的不同视角。（一） 心理学的灾难视角根据美国社会工作人员协会的说法[8]，随着美国和英国相继发生一些大灾难和受瞩目的社会事件，使得源自于描述战后军人身心状况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精神医学概念，被参与救灾的社会工作者广泛地应用在受到灾难和重大社会事件影响的一般民众身上。有社工学者[7]认为，上述PTSD概念在社会工作专业中逐渐流行起来，主要是因为美国救灾指导原则中将社会工作者视为救灾团队中的主要专业之一。笔者由上述学者的相关说法认为，虽然PTSD概念在全球不同区域中，如何成为社工用以理解个人灾后心理创伤（trauma）和创伤压力（traumatic stress）经验主要概念的脉络并不相同，但不容否认的是，大部分的专业社工似乎均以PTSD作为理解受灾个人心理状况的主要视角。
此外，由于社会工作专业不仅将灾难看做是一个集体事件，也看做是个人、团体或社群的危机。因此，又从心理学界采借了Caplan [9]所提出的危机理论，作为有效介入灾难事件中个人或家庭的实务理论参照，并发展出危机取向的社会工作。最后，借鉴于灾难小组中其他专业助人者在危机或灾难事件中使用的心理汇报（psychological debriefing），因此心理汇报也成了灾难社会工作的主要处遇技巧之一[7，10]。（二） 管理的灾难视角随着慈善组织会社逐渐成为美国社会工作界的主导组织，其关于灾难事件的主要视角和关注焦点，即强调救灾效能和组织间或组织内部协调技术的社工实践模式，也随着慈善组织会社积极参与灾难并成为美国灾难响应小组主要成员后，成为灾难社会工作观察和思索灾难的主要视角和实践模式。伴随着1980年之后管理主义和工具理性二种意识形态在社会工作界的渗透和蔓延，加上社工专业习于将灾难看作是一种个人的危机，于是危机管理或称为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的语言和概念，与慈善组织会社强调效能的灾难社工实践模式汇流，让灾难管理成了一个在社会工作界逐渐流行起来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模式。 曾有学者从不同的社工实践领域指出，近年来社会工作比较关注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新行动方式，而是因为对社会工作来说，风险管理是一个新的名词。例如Parton[11]曾指出，就社工实践而言，随着英国政府对于风险态度的改变，社会工作也逐渐将其实践焦点从以前的需求评估，转移到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如儿童保护领域。另一些学者[12]也从政策面提出了类似的看法，认为虽然社工专业对于危机（risk）的概念化尚未明朗，但其对社会工作相关政策和实践的影响却已经在发酵中。（三） 社会学的视角社会学是另一个提供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知识视角的重要来源。根据社会学者的说法，关于灾难的社会学研究，约可追朔至1940年代末，当时美国政府试图理解二战造成的损害，并开始为潜在的核灾难制定应变计划。有学者[13]指出，社会学家在早期主要是从自然灾害引发的后续社会现象去想象灾难和理解灾难。虽然社会学家从这些探讨中理解到，灾难带来的物理性风险（physical risks），是镶嵌在以控制它们为目的社会制度里，且理解现代社会里许多高风险的科学专业技术活动，会反过来要求整个社会依赖和信任那些不可及、不负责且愚昧的政府组织和机构，但仍然出于某些目的，而按类型学的分类方法将灾难分为自然的灾难和技术的灾难二种，并在越来越多的政治灾难事件发生后，将之归类为第三类灾难类型。Thomas E Drabek[14]提出的灾难生命周期的说法③，至今仍主导着社会工作界关于灾难的想象，并引导着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的视角和行动。灾难，就如社工所要理解和介入的人的境况一样，成了一个有阶段、有周期的物理性客观事实，社会工作并据此发展出各种关于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的阶段性行动指导原则。另一群被采借的灾难社会学说法，则是有关集体压力（collective stress）和利他社群（altruistic community）的相关说法。[4]有社会工作学者根据这个社会学说法，建构了灾难小区工作服务模式。[2]此外，个别的社会工作学者在探讨或思索灾难社会工作实践时，也或多或少地采借社会学有关相关群体在灾难中的经验所进行的实征性研究结论，像是弱势群体、老人、青少年、家庭及少数族裔人口。[14]另一些与社会学相关的理论视角，则是逐渐冒起的灾难学研究领域。（四） 如何观察笔者在台湾八八水灾重建初期的社工实践中，不仅看到社工在921大地震中的实践手法，也看到一种日益倾向于以救人、救灾及物资输送为主要内容的短期灾难社工实践趋于稳定，以及独尊PTSD概念的灾民“社会和心理重建”社工实践视野的扩张。此外，从一些关于八八水灾的社工讨论和报章网络评论中，更看到政府、人民和社工关于救灾实践与想象相距愈来愈远。有学者曾对英国社工逐渐趋向危机管理提出提醒[15]，认为随着社会工作实践政府化和机构化，许多社会工作实践不仅受到机构目标和专业的管理，也愈来愈受到政府治理和风险控制的实务规范。这些管控逐渐成为形塑当代社会工作实践的决定性因素，也为社会工作实践和伦理带来潜在的威胁。于是，笔者将这个学者的说法衍伸至台湾来看社会工作实践的现场，从台湾社工在921地震和八八水灾中的实践手法和反思，认为一种强调管理灾难的政府观点似乎逐渐成为台湾灾难社会工作者身处的实践脉络，这样的发展不仅形塑着台湾灾难社会工作实务的理论发展，同时也可能会对专业社工集体造成硕大的影响。因此，笔者在这几年灾难社会工作实践和2010年的灾难社会工作教学中思索着，关于灾难的社会学、心理学或管理学的相关研究或许不仅限于学者；相关学者的说法或许也存在着悖论，即使如此，或许仍能提供社工有别于目前过度尊崇PTSD和风险管理的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的视角。于是，想到德国学者贝克《风险社会学》一书中提出的关于风险以及人与风险社会相互建构的一些说法，或者可作为有别于风险管理和问题解决取向的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的理论基础。
二、风险社会对灾难的看法与启发
贝克提出风险社会学的出发点，主要是认为随着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人们对不确定性的看法和响应方式有着巨大的变化。其中一个是产生于工业时代的坚定信念，相信人们可以预测、管理和控制身处的危险和危害。在这样的意识型态之下，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危险被重新定义为风险，并将其放置在科学、研究和专业知识可掌控的范畴内，以移除它们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质。[16-17]
有学者[18]根据贝克风险社会学的內容，认为将现代社会称为风险社会的原因，并不在于一些为社会带来了危害、痛苦、毁坏与不幸的相关事件或现象，而是人类追求进步文明和科学技术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已经严重到无法再以人类的宿命或偶发的不幸事件来一语带过。另一学者[19]则指出，就理论而言，贝克的风险社会并不是就社会风险的现实意义提出的说法，而是基于20世纪中后期的人类社会生活现状，特别是随着专业知识和技术高度发展，其与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所产生的一些后续效应。这些后续效应虽然为人类生活世界带来了快速进步，但同时也带来了核子危机、生态危机，以及种种未知的潜在危机，因此，从后设理论提出一种关于现代社会中人们生活世界的理解。采取风险社会观点的学者[16]认为，在现代社会中，“风险”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现代社会里的常态。加上全球化与现代化结构性地苟合且相互推波助澜，各种风险也恣意在全球蔓延，因而形塑了全球化的风险社会结构。
当代社会的风险不仅承袭了传统社会里的风险特征，而且在现代社会的历史脉络中建构出其特有的样貌。综合不同学者关于风险社会的解释，现代社会的风险至少包括了以下五种特征。（1）人类知觉和系统感觉不到，也就是说现代风险超出了人类设计的预警系统和科技，以及处理灾难的能力；（2）能够穿越地理的局限而全球传播，不分贫、富、贵、贱，再者，虽然可阻止造成风险原因的散播，并透过赔偿受害者而让受灾的人有所补偿，但因为风险无法被精确计算，也因而导致保险体系的混乱；（3）产生的结果多样化，使得风险计算的程序和因果分析无法被把握住，因而超出了现代社会的控制能力，并间接使得风险的排除不再可能；（4）风险是理性决策决定的，今天的风险就是昨天理性决策的后果，因此，风险是社会内部生成的，是人类的决策与行为及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技术和应用科学的制度等共同运行的结果；（5）关于风险社会的性质，它们具有不可归因性和政治伦理性，是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现代社会的内在品性。[16，18-19]综而言之，贝克特别强调风险的社会建构意义，认为归结到底，风险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物，它们是一些社会构想，主要是通过知识、公众、正反两面专家的参与、对因果关系的推测、分摊费用和责任的体系机制而建构起来的。它们是认识上的构想，因此，总是带有某种不确定性。[16]风险的这些样貌在现代社会里又进一步与经济和科技理性结盟，而与社会理性和价值系统背离，造成科技理性，也就是专业知识根本基础的失灵。虽然有愈来愈庞杂的政府体系、专业知识和技术，以及掌握或使用这些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专家，但却没有一个体系或专家能为发生的灾难或风险的解除背书，于是现代社会成了一个责任主体模糊或责任主体缺位的社会。[19] 三、台湾灾难社会工作经验的反思
反思921地震、八八水灾和汶川地震的实践经验，参照着风险社会相关学者提出的关于现代社会风险质地的诸多说法后，再次观看社工灾难实践实存的现实情况，察觉到过去据以观察灾难的视野，以及进入灾难后操作者的社工实践知识和技术方法，似乎投射着风险社会学者所描述的现代风险社会的影像。科技理性的思考习惯，服务输送系统里蕴含的管理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工具理性的社工实践思维，并相信遭遇灾难的灾民生活可以被谨慎的公民、有效能的专业、有组织的机构加以识别、评量、监视、减少或保存，以及恢复或重建。例如某份社工救灾的相关行动建议书[20]中即突显了强调灾难管理和服务输送的灾难社会工作实践视角。它对社工紧急介入行动提出建议，认为在灾难中社工的行动包括积极联系政府的指挥中心，投身到灾民收容中心的组织工作并给予积极的协助、收集当地行政系统和民间组织的可用资源，与指挥中心建立联系了解政策的重点，了解现有资源和管理系统，确认灾民收容中心的住宿、饮食、卫生和医疗，以及管理状况，建立收容中心的管理模式以及住民信息交换的管道，并确保物资输送趋向公平。此外，它以个案的工作模式了解灾民，尤其是弱势群体需求，并将需求向有关部门反映并加以解决。
在救灾实践部分，似乎也呈现着救灾政策中的工具理性式的实践方法预设，认为社工根据灾难的发展阶段做出反应式的具体实践动作，即能达到灾难和灾情的消解。例如某县市政府用来规范灾难社会工作者的灾害防救规则中[21]，即对社工的救灾职责有着如下的具体规范：（1）救济物资、民间捐赠物资及款项之整备及应用；（2）福利机构及赡养中心之减灾、整备、应变及复原重建；（3）罹难者尸体之处理或殡葬事宜；（4）受灾民众救助金之编列及发放；（5）促进、辅导、协助及奖励灾害防救志愿组织之相关活动；（6）提供受灾民众关怀服务、福利咨询与协助；（7）有关弱势族群之灾害防救援助必要事项；（8）其他应变处理及有关业务权责事项。最后，从一些社工关于救灾经验的自我叙说中[22]，也可见到一种科技理性知识观点建构的灾难社会工作实践视角，并且这种视角也逐渐成为社工理解身处灾难中灾民的身心处境的唯一视野。伴随着台湾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浪潮，一种衍生自欧、美社会工作界，且自心理学和精神医学采借来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概念，以及着重个人心理复建的个人取向的心理暨社会诊断（psychosocial assessment）模式，逐渐成为台湾社工在思索个人、团体和小区和社群遭逢灾难时相关社会议题的主要视角。
有学者[15]指出，由于越来越多政府行政的意识形态被风险管理和科学技术所掌控，加上对各国政府而言，风险这个概念又是治理和规范政府方案执行者或承包机构一个具吸引力且有效的方式，于是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卫生和福利计划在规划时，就采取风险评估和管理作为其计划的核心原则，这使得实践领域的社工需经常面对持续增加的要求、控制和转移风险的压力。学者所描述的这个政治张力，似乎已经清晰地在台湾从事灾难社工实践的人的眼前蔓延开来，并反身地让灾难社会工作实践，以及实践灾难社会工作的社工个人，陷入了风险社会描述的泥淖中。诚如纪登斯所言[23]，在现代社会里，个人和制度同时都具有高度的反身性（reflexivity），既能反身地监控自身的行为表现，进而调整自身的行为；也能反身地取用知识来调整或理性化自身的行为。
在台湾社会工作实践已然成为一种实存的社会建制的前题下，灾难社工既承袭着社会工作历史中轻小区与社群（community）重个人（individual）的实践视角，又身处在逐渐政府化和科层化的社工实践的社会历史现实场景里，加上因为追求专业化而顺服于科技理性的知识生产和教育设计，三者交杂着形塑了一种去个人能动性（agency）的社会工作文化，这种去社会工作实践者和被服务者能动性的社会工作文化又反身地化身为一种建制，在社会和历史脉络中建构了现今的灾难社会工作形貌，并反身地监控着实践灾难社会工作的社工，规训着社工执行它们所设计的那种灾难社会工作实践，也就是以灾难现象消除或消解为目标，强调有组织的科层协调救灾步骤，相信管理和货币经济效能的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策略。
这种灾难社会工作实践或许并不是完全不好。回到前述风险社会学的理解，如果做为社会工作社群的一份子，能看到科技理性对服务对象和身为专业者的我们的生活世界的全面宰治的话④；能看到技术的全面胜利所隐藏的个人的和专业的道德隐没的危机⑤；能看到社工生活的现代化和科学化，正反身地异化了活着的社工人和被服务对象。那么，或许如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所说的，若能用反身的姿态重新理解被技术理性、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逐渐建构的，一种过份以技术线型模式思考的灾难社会工作实践建制，及被同一类意识型态主宰的社会工作教育配置，以及被上述两种建制箝制着的社工实践生活实况。那么将所身处的社会工作实践生活世界，看作是一个如贝克所言的那种风险社会，或者能激化生活在其中的社工人和服务对象的能动性，反身地对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工作实践世界的历史构成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并起身建构台湾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的新风貌，建构社会工作人的新生活。借着对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的反思，或者成了启动台湾社会工作的第二次启蒙的触发，更或者，因此而能活出一个更有人味的社会工作实践生活。
①1999年9月21日凌晨1时47分，发生的里氏规模7.3级强烈大地震，造成2，455人死亡、50人失踪、11，305人受伤；房屋全倒38，935户、半倒45，320户；经济损失3，600亿元。那时的新闻大多说它是台湾有史以来灾情最严重的一次地震，而我清晰地记得那是自己第一次在台湾实践着在美国念社会工作硕士时学习的灾难社会工作，我想那一次也可能是台湾社会工作界第一次集体以社工专业身分参与救灾的历史时刻。
② 2009年8月8日，莫拉克台风来袭，造成675人死亡、24人失踪、34人受伤；房屋全倒472户、半倒128户；农业经济损失164亿6 863万台币。 ③ 认为灾难会随着受灾时间的推移，而历经防灾、救灾、缓解和复原等四个阶段。
④ 参考哈伯玛斯关于科技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说法。
⑤ 参考马克思在资本化的社会早期对工业现代化提出的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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