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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材，“五四运动”，历史教学观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3－0040－02
2006年12月底，受福建省南安市教育局的邀请，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组织不同学科教育研究者到福建南安，专门对那里的高中新课程实施情况做详细调研。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听了四节高中历史公开课，分别是“五四运动”“辛亥革命”“新中国初期的政治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三课时)。南安市使用的都是岳麓版教材。听课后的总印象是：新课程的气息还是非常浓厚的，基本上实现了预设的教学目标。比如，任教的四位青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始终保持了极强的亲和力；不同类型的课程资源利用的水平比较高；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兴趣比较积极，等等。这些都表明历史课程改革的发展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
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问题和不足，不但不应回避，而且还应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来。笔者仅就岳麓版教材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谈谈教师如何在研究教材的基础上高质量地驾驭教科书，如何成为教材的“主人”，而不是教材的“仆人”。笔者认为，在这一教学案例中发现的问题，带有普遍性，所以有必要探讨。
岳麓版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两点：第一，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第二，五四运动是一场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人教版与人民版教科书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大致只等同于岳麓版对“五四运动”评价的第一点，没有提到第二点。
在我听南安市“五四运动”这节课上，教师基本上是按照岳麓版对“五四运动”的“两点”评价来开展教学的。那么，是不是使用岳麓版教材的实验区普遍这样做呢?我查阅了岳麓版教材“五四运动”不同版本的教学设计，结果发现大同小异。这表明，使用岳麓版教材的教师在讲授“五四运动”时基本上遵循了教材的思想。与此相对的是，人教版与人民版“五四运动”不同版本的教学设计，与人教版与人民版教材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也完全相同。
那么，“五四运动”究竟是不是一场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呢?这一结论源于毛泽东的论述。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高度评价了陈独秀的功绩，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这是对陈独秀发起并领导新文化运动的肯定。因为新文化运动为五四爱国政治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五四运动在客观上引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在时间上，不是局限在1919年，而是上溯到1915年，下延到1921年；在内容上，也没有局限在爱国政治运动，而是包括新文化运动和中共的成立。所以他把1915 1921年称为“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认识，是从联系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的，即，不能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及中共的成立割裂开来。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五四运动”应该专指1919年的爱国政治运动。上述两种认识都有其合理性，不必将这两种观点对立起来。换句话说，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实际上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狭义的，专指1919年的五四爱国政治运动；一种是广义的，包括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1921年的中共成立。我们经常听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概念，其实指的就是“广义”的“Ni四运动”。
按照学术界关于“五四运动”的两种观点，历史教科书编者在写“五四运动”这段历史时，既可以按照“广义”含义来写，也可以按照“狭义”来写。不过，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五四运动”，却是仅指其“狭义”含义而言。这样看来，岳麓版的问题就很明显了；从时间断限上看，岳麓版与人教版、人民版没有任何区别，使用的是“狭义”含义，但是在历史评价上，岳麓版却使用了“广义”的含义。如何让学生理解“五四运动”还有宣扬“民主”“科学”的性质呢?南安市“五四运动”的这节课，在这一点上教师只是一笔带过。
当然，并不是所有使用岳麓版的老师，都采取一笔带过的办法，有些教师以详细的资料帮助学生理解为什么岳麓版会有这种评价，以体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学科思维方法，用心可谓良苦!但在笔者看来，这些做法也暴露出破绽。比如有些教案利用如下两则材料：
材料一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位先生，闹了许多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位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来，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实际上，这段话出自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如果依据岳麓版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引用的这段材料只能说明新文化运动具有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性质，而不能用来说明五四运动的性质。如果学生在课堂上对这则文献提出质疑，教师该如何应答呢?
材料二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
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18年11月，更早于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表明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就开始从一名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这则材料显然也不足以说明“五四运动”是“一场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应该确立研究教材的意识，如果没有研究教材的意识，那结果只能是注解教材，照本宣科。这实际上是“一纲一本”下主流的历史教学观。在历史教科书多样化建设之初，教材中的问题非常多，这就要求教师在研究的基础做出自己的判断。上述岳麓版关于五四运动的第二点评价，不是错误，但要用就要用的明白，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果要在教学中解读这第二点评价，一是在介绍五四运动的背景时加讲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学生的思想状态。第二个办法是联系必修(Ⅲ)新文化运动，留下悬念不讲，提出“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是一场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呢?且听以后分解”。这也不失为一招棋——因为这节课已没时间解释了。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3－0040－02
2006年12月底，受福建省南安市教育局的邀请，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组织不同学科教育研究者到福建南安，专门对那里的高中新课程实施情况做详细调研。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听了四节高中历史公开课，分别是“五四运动”“辛亥革命”“新中国初期的政治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三课时)。南安市使用的都是岳麓版教材。听课后的总印象是：新课程的气息还是非常浓厚的，基本上实现了预设的教学目标。比如，任教的四位青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始终保持了极强的亲和力；不同类型的课程资源利用的水平比较高；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兴趣比较积极，等等。这些都表明历史课程改革的发展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
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问题和不足，不但不应回避，而且还应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来。笔者仅就岳麓版教材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谈谈教师如何在研究教材的基础上高质量地驾驭教科书，如何成为教材的“主人”，而不是教材的“仆人”。笔者认为，在这一教学案例中发现的问题，带有普遍性，所以有必要探讨。
岳麓版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两点：第一，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第二，五四运动是一场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人教版与人民版教科书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大致只等同于岳麓版对“五四运动”评价的第一点，没有提到第二点。
在我听南安市“五四运动”这节课上，教师基本上是按照岳麓版对“五四运动”的“两点”评价来开展教学的。那么，是不是使用岳麓版教材的实验区普遍这样做呢?我查阅了岳麓版教材“五四运动”不同版本的教学设计，结果发现大同小异。这表明，使用岳麓版教材的教师在讲授“五四运动”时基本上遵循了教材的思想。与此相对的是，人教版与人民版“五四运动”不同版本的教学设计，与人教版与人民版教材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也完全相同。
那么，“五四运动”究竟是不是一场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呢?这一结论源于毛泽东的论述。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高度评价了陈独秀的功绩，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这是对陈独秀发起并领导新文化运动的肯定。因为新文化运动为五四爱国政治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五四运动在客观上引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在时间上，不是局限在1919年，而是上溯到1915年，下延到1921年；在内容上，也没有局限在爱国政治运动，而是包括新文化运动和中共的成立。所以他把1915 1921年称为“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认识，是从联系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的，即，不能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及中共的成立割裂开来。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五四运动”应该专指1919年的爱国政治运动。上述两种认识都有其合理性，不必将这两种观点对立起来。换句话说，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实际上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狭义的，专指1919年的五四爱国政治运动；一种是广义的，包括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1921年的中共成立。我们经常听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概念，其实指的就是“广义”的“Ni四运动”。
按照学术界关于“五四运动”的两种观点，历史教科书编者在写“五四运动”这段历史时，既可以按照“广义”含义来写，也可以按照“狭义”来写。不过，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五四运动”，却是仅指其“狭义”含义而言。这样看来，岳麓版的问题就很明显了；从时间断限上看，岳麓版与人教版、人民版没有任何区别，使用的是“狭义”含义，但是在历史评价上，岳麓版却使用了“广义”的含义。如何让学生理解“五四运动”还有宣扬“民主”“科学”的性质呢?南安市“五四运动”的这节课，在这一点上教师只是一笔带过。
当然，并不是所有使用岳麓版的老师，都采取一笔带过的办法，有些教师以详细的资料帮助学生理解为什么岳麓版会有这种评价，以体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学科思维方法，用心可谓良苦!但在笔者看来，这些做法也暴露出破绽。比如有些教案利用如下两则材料：
材料一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位先生，闹了许多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位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来，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实际上，这段话出自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如果依据岳麓版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引用的这段材料只能说明新文化运动具有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性质，而不能用来说明五四运动的性质。如果学生在课堂上对这则文献提出质疑，教师该如何应答呢?
材料二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
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18年11月，更早于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表明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就开始从一名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这则材料显然也不足以说明“五四运动”是“一场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应该确立研究教材的意识，如果没有研究教材的意识，那结果只能是注解教材，照本宣科。这实际上是“一纲一本”下主流的历史教学观。在历史教科书多样化建设之初，教材中的问题非常多，这就要求教师在研究的基础做出自己的判断。上述岳麓版关于五四运动的第二点评价，不是错误，但要用就要用的明白，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果要在教学中解读这第二点评价，一是在介绍五四运动的背景时加讲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学生的思想状态。第二个办法是联系必修(Ⅲ)新文化运动，留下悬念不讲，提出“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是一场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呢?且听以后分解”。这也不失为一招棋——因为这节课已没时间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