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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确立改革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首先是要全面分析改革面临的形势以及当前经济结构的特点。无论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还是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都是要解决市场经济体制中最深层次的问题,即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让市场机制内在的活力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同时又保证市场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避免和纠正市场失灵现象。
一、市场缺乏活力仍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应该指出,在现有的体制下,市场活力不足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同时存在,发挥“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的作用都很重要,不可偏废。但同时应该看到,市场活力不足是更为突出的问题。现行体制下的一些市场失灵问题,恰恰是市场活力受到限制而引起的,如政府主导产业结构升级过于硬化,一定程度上导致产业雷同和产能过剩;部分垄断性行业长期人为设置门槛,民营资本始终不得进入,产业和市场效率低下;等等。
在现行体制下,政府还是习惯于用“有形之手”替代市场的“无形之手”,举起“有形之手”时,既主动积极,又得心应手,让“无形之手”发挥作用时总显得迫不得已。这既有人的因素,更是体制的因素使然。但是,这种得心应手并不一定表明很好地发挥了政府的作用,也没有真正起到纠正市场失灵的问题。因此总的来讲,在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或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或主攻方向,还是应当着眼于让市场的活力得到最大限度的迸发。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也是为增强市场活力营造环境,保证秩序,熨平波动,消除失灵。
二、增强市场活力关键在于营造要素市场机制
上世纪80年代,国内理论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曾有两派重要的意见:一派以厉以宁教授为代表的股份制改革派,强调生产要素作为微观基础的作用机制;另一派以吴敬琏教授为代表的构建市场改革派,强调市场作为环境的作用机制。这两派理论观点在当时都有非常精辟之处,对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及其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现在的情况和问题是,生产要素已经比较充分,但流动仍不自由,生产要素的价值实现仍有障碍或存在残缺;市场已经广泛存在,但市场机制仍不够充分,活力有待进一步释放。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还是要紧紧围绕生产要素(微观基础)、市场构造(中观环境)和政府引导(宏观指引)这条主线来展开,同时在新的时期要有新的要求和新的目标。
僅仅强调生产要素的作用,没有相应的市场机制,要素的效能不会很高;仅仅强调市场的框架,缺乏生产要素,或要素不自由、不活跃,市场也没有活力。现在的改革就是要深度地解决这个问题。释放改革活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要素创造更好的市场,让要素能够在市场中自由流动、自由交换和自由配置。而且,在今天的条件下,建立生产要素的充分市场机制已经远非限于一个狭小的范围,甚至也不是在一国内部,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寻求来自世界范围的要素流动、交换和配置。
我们今天还远没有达到充分的要素市场机制,改革的空间还很大。知识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尚远未得到承认,缺乏充分的市场机制。管理作为一种不可缺少的人力资本,仍然长期被旧的经济体制所束缚,企业家作为一种市场要素仍没有得到真正体现,企业家职业化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到目前为止,从总体上说,国有企业中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因为这种要素在现行体制下与市场机制已是渐行渐远。一般劳动力的市场供求机制也有弱化倾向,劳动力价格的形成过程中被夹杂了过多的非市场因素,加上税负不轻和“多方向企业伸手”,导致企业尤其是实体经济企业负担过重、成本上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坚实的微观基础。资本要素的流动和配置也是缺少充分的市场机制。仍有许多垄断或半垄断的领域不向民营资本开放,国有资本的战略性重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一方面,许多领域的国有资本效率不高,缺乏竞争力;另一方面,大量民营资本出走海外,成为其他国家竞相争取的对象。解决好生产要素的市场机制问题,关键还在于转变政府职能,给生产要素松绑。
三、改革要敢于触及关键利益问题
2014年3月,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一部厚重的经济学专著,书名叫《21世纪的资本论》,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同名著作的英文版。该书一经问世,立即占据了美国严肃类畅销书的榜首,引起各方的关注。一部经济学的专著能够成为畅销书,就是因为作者关注了西方国家长期难以消弭并在近一二十年内呈现加剧态势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由于资本的长期回报率始终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率,所以收入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少数富人手中,这是资本的本性使然。所以,作者采用了一个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相似的书名。
这部当代的《资本论》之所以能走红,关键在于揭示了维系社会关系的一个根本问题,即收入分配问题,并从正面回答了西方世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尽管该书有争议,但触及了西方社会的重要利益关系。事实上,有人类社会的地方,就有利益关系,收入分配只是这种利益关系的一种形式,除此之外,还有福利、机会、竞争、权利等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而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就是一种利益关系的再调整,破除旧有的利益格局,重塑新的利益关系。大胆推进改革,若换一种语境方式来描述,就是大胆触及利益关系,大胆重塑利益格局。
全面深化改革,既要解决效率问题,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又要解决利益失衡问题,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如果改革只是一味地追求效率的提高,忽视利益关系的调节,不仅有悖于改革的初衷,而且也不可能真正做到解放生产力。当今时代,包容性增长是主流的发展理念,所谓包容性增长,就是要注重调节各方利益关系,让各个群体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发展成果,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不少利益关系失衡现象。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地方都存在着利益关系的不协调,一些社会舆论关切的利益关系失衡现象还比较严重。有的利益关系不协调是一种固有的利益失衡,由于种种原因,历经30多年的改革却没有触及,顽固地保留了下来;还有的则是伴随经济转型和制度转型新生的,而且是利用了改革的不彻底以及制度转型的机会而萌生的,是对改革的一种负面“背书”。
深化改革不仅要大胆触及各种利益关系,破除各种不合理的利益格局,而且要敢于触及一些关键利益,从调节关键利益入手处理好各方面利益。如果在经济生活中我们注重了一般利益关系的调节,但忽略了对政府行使权力的约束和制约,整体的合理利益关系格局还是无法得到重塑。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当前深化改革的基本导向。对于前者,就是要还市场经济之本来面目,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第一角色地位,防止用权力替代市场的现象发生。对于后者,则是要发挥政府的应有职能,弥补市场失灵,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然而,理论与现实之间总有一段距离,没有具体的改革举措并不会使这两句话成为现实。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客观现实中,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会自然出现,必须要有制度作为保障。这个制度就是约束权力,规定权力边界,还市场本应有的活力。此外,在旧体制及其惯性的作用下,用权力替代市场非常容易发生,只要有当权者及其行使权力的制度存在,就有可能出现用权力替代市场。因此,如果没有新的制度设计和具体的体制保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会自发地出现,而继续用权力替代市场则很有可能发生。
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对权力这一最为关键的利益加以适当地限制,缩小权力应用于市场的空间。直接地说,在经济领域政府部门就是要放权,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把经济审批权缩小到最小范围内。“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句最得人心的话,其实适用于对各种权力的制约。减少权力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可能会引起一些政府部门的不适应,以及一些行政官员的失落感,但市场经济本应如此,而且这样做可以使政府把精力更加集中于本应加强的职能上。
(作者系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高 莉
一、市场缺乏活力仍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应该指出,在现有的体制下,市场活力不足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同时存在,发挥“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的作用都很重要,不可偏废。但同时应该看到,市场活力不足是更为突出的问题。现行体制下的一些市场失灵问题,恰恰是市场活力受到限制而引起的,如政府主导产业结构升级过于硬化,一定程度上导致产业雷同和产能过剩;部分垄断性行业长期人为设置门槛,民营资本始终不得进入,产业和市场效率低下;等等。
在现行体制下,政府还是习惯于用“有形之手”替代市场的“无形之手”,举起“有形之手”时,既主动积极,又得心应手,让“无形之手”发挥作用时总显得迫不得已。这既有人的因素,更是体制的因素使然。但是,这种得心应手并不一定表明很好地发挥了政府的作用,也没有真正起到纠正市场失灵的问题。因此总的来讲,在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或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或主攻方向,还是应当着眼于让市场的活力得到最大限度的迸发。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也是为增强市场活力营造环境,保证秩序,熨平波动,消除失灵。
二、增强市场活力关键在于营造要素市场机制
上世纪80年代,国内理论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曾有两派重要的意见:一派以厉以宁教授为代表的股份制改革派,强调生产要素作为微观基础的作用机制;另一派以吴敬琏教授为代表的构建市场改革派,强调市场作为环境的作用机制。这两派理论观点在当时都有非常精辟之处,对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及其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现在的情况和问题是,生产要素已经比较充分,但流动仍不自由,生产要素的价值实现仍有障碍或存在残缺;市场已经广泛存在,但市场机制仍不够充分,活力有待进一步释放。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还是要紧紧围绕生产要素(微观基础)、市场构造(中观环境)和政府引导(宏观指引)这条主线来展开,同时在新的时期要有新的要求和新的目标。
僅仅强调生产要素的作用,没有相应的市场机制,要素的效能不会很高;仅仅强调市场的框架,缺乏生产要素,或要素不自由、不活跃,市场也没有活力。现在的改革就是要深度地解决这个问题。释放改革活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要素创造更好的市场,让要素能够在市场中自由流动、自由交换和自由配置。而且,在今天的条件下,建立生产要素的充分市场机制已经远非限于一个狭小的范围,甚至也不是在一国内部,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寻求来自世界范围的要素流动、交换和配置。
我们今天还远没有达到充分的要素市场机制,改革的空间还很大。知识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尚远未得到承认,缺乏充分的市场机制。管理作为一种不可缺少的人力资本,仍然长期被旧的经济体制所束缚,企业家作为一种市场要素仍没有得到真正体现,企业家职业化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到目前为止,从总体上说,国有企业中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因为这种要素在现行体制下与市场机制已是渐行渐远。一般劳动力的市场供求机制也有弱化倾向,劳动力价格的形成过程中被夹杂了过多的非市场因素,加上税负不轻和“多方向企业伸手”,导致企业尤其是实体经济企业负担过重、成本上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坚实的微观基础。资本要素的流动和配置也是缺少充分的市场机制。仍有许多垄断或半垄断的领域不向民营资本开放,国有资本的战略性重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一方面,许多领域的国有资本效率不高,缺乏竞争力;另一方面,大量民营资本出走海外,成为其他国家竞相争取的对象。解决好生产要素的市场机制问题,关键还在于转变政府职能,给生产要素松绑。
三、改革要敢于触及关键利益问题
2014年3月,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一部厚重的经济学专著,书名叫《21世纪的资本论》,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同名著作的英文版。该书一经问世,立即占据了美国严肃类畅销书的榜首,引起各方的关注。一部经济学的专著能够成为畅销书,就是因为作者关注了西方国家长期难以消弭并在近一二十年内呈现加剧态势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由于资本的长期回报率始终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率,所以收入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少数富人手中,这是资本的本性使然。所以,作者采用了一个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相似的书名。
这部当代的《资本论》之所以能走红,关键在于揭示了维系社会关系的一个根本问题,即收入分配问题,并从正面回答了西方世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尽管该书有争议,但触及了西方社会的重要利益关系。事实上,有人类社会的地方,就有利益关系,收入分配只是这种利益关系的一种形式,除此之外,还有福利、机会、竞争、权利等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而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就是一种利益关系的再调整,破除旧有的利益格局,重塑新的利益关系。大胆推进改革,若换一种语境方式来描述,就是大胆触及利益关系,大胆重塑利益格局。
全面深化改革,既要解决效率问题,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又要解决利益失衡问题,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如果改革只是一味地追求效率的提高,忽视利益关系的调节,不仅有悖于改革的初衷,而且也不可能真正做到解放生产力。当今时代,包容性增长是主流的发展理念,所谓包容性增长,就是要注重调节各方利益关系,让各个群体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发展成果,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不少利益关系失衡现象。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地方都存在着利益关系的不协调,一些社会舆论关切的利益关系失衡现象还比较严重。有的利益关系不协调是一种固有的利益失衡,由于种种原因,历经30多年的改革却没有触及,顽固地保留了下来;还有的则是伴随经济转型和制度转型新生的,而且是利用了改革的不彻底以及制度转型的机会而萌生的,是对改革的一种负面“背书”。
深化改革不仅要大胆触及各种利益关系,破除各种不合理的利益格局,而且要敢于触及一些关键利益,从调节关键利益入手处理好各方面利益。如果在经济生活中我们注重了一般利益关系的调节,但忽略了对政府行使权力的约束和制约,整体的合理利益关系格局还是无法得到重塑。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当前深化改革的基本导向。对于前者,就是要还市场经济之本来面目,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第一角色地位,防止用权力替代市场的现象发生。对于后者,则是要发挥政府的应有职能,弥补市场失灵,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然而,理论与现实之间总有一段距离,没有具体的改革举措并不会使这两句话成为现实。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客观现实中,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会自然出现,必须要有制度作为保障。这个制度就是约束权力,规定权力边界,还市场本应有的活力。此外,在旧体制及其惯性的作用下,用权力替代市场非常容易发生,只要有当权者及其行使权力的制度存在,就有可能出现用权力替代市场。因此,如果没有新的制度设计和具体的体制保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会自发地出现,而继续用权力替代市场则很有可能发生。
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对权力这一最为关键的利益加以适当地限制,缩小权力应用于市场的空间。直接地说,在经济领域政府部门就是要放权,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把经济审批权缩小到最小范围内。“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句最得人心的话,其实适用于对各种权力的制约。减少权力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可能会引起一些政府部门的不适应,以及一些行政官员的失落感,但市场经济本应如此,而且这样做可以使政府把精力更加集中于本应加强的职能上。
(作者系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高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