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都存在奇装异服的现象，成因各有差别，但大致都是人追求自由和社会要求秩序之间发生了冲突。不同的国家和文化，对奇装异服有着不同的判断标准和接受尺度。

东周“礼崩乐坏”，出现奇装异服

　　目前所记载的奇装异服现象，几乎都是在东周以后发生的。
　　周王朝有《周礼》来规范国家体制和个体行为，曾经有过近四百年的稳定期。在那个时代，《周礼》确实是先进的，但其所倡导的格式化生活，也会逐渐变成对人性的束缚和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于是在各种力量的碰撞消长中，服装层面也上演了一场“礼崩乐坏”的大戏。
　　从春秋到战国，一连串的人物以挑战的姿态出现了。比如齐桓公，不以周王朝的红色为尊，毫无顾忌地带动紫服潮流；比如老子，对《周礼》所倡导的堂皇、尊贵、繁复进行了观念上的颠覆，直言“圣人被褐怀玉”。
　　那个年代，齐灵公的宫女女扮男装，齐景公身穿奇装异服，郑公子子臧头戴鹬冠，孔门弟子子路年轻的时候也戴雄鸡冠，楚国大夫屈原甚至自称一辈子喜欢“奇服”。荀子在《荀子·非相》中提到：“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儇子指的是轻薄巧慧的男子，可见当时确有很多男子追求一种细腻柔弱的审美。
　　奇装异服的问题似乎出在奇异二字：所谓奇，就是没见过的；所谓异，就是跟大多数不同。中国古人的看法却颇为犀利，把奇装异服定义成了政治和天道的叛逆者，于是，如下三种服装会被视作奇装异服。

　　第一，违背了制度和规定。古代服装等级森严，上级可以向下兼容，但下级绝不能穿上级的服装，否则就是僭越。这种等级表现在款式、色彩、材质、花纹、数量、工艺等各个方面。除等级之外，还有其他关于场合、职业、时辰的复杂规定，如有违背，则视为奇服。《礼记·王制》中规定“作异服者，杀”，足见奇装异服的影响日渐强大，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
　　第二，男女错乱的服装。阴阳是中国人心目中最深刻的理论，凡事都会按阴阳进行分析。比如，男为阳女为阴，就是最典型、最概括、最本质的描述；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才是正确和谐的状态。因此，女扮男装或者男扮女装，除了特殊情境，都会被视为奇装异服。虽然这样的装扮不是杀头的罪过，但社会的态度普遍是否定的。
　　第三，引发灾难的服装。五行与阴阳一样，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同样具有解释一切的功能。在五行当中，木是大地的外观，所以与人的服装对应。汉代文献《洪范五行志》中说：“貌之不恭，是为不肃，厥咎狂，厥罚常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意思是，帝王如果态度不恭敬，外表不端庄，就犯了狂妄的罪过，将会受到大雨连绵的惩罚，后果会很严重，社会上就会有奇装异服等问题出现。服妖，既可做奇装异服的别称，也可指其背后的神秘力量。

特立独行的魏晋风度

　　虽然奇装异服每个朝代都有，但整个时代都引为典型特征的，当数魏晋。
　　魏晋是从曹操家族开始的，他们的装束也算是魏晋风度的开篇。在《曹瞒传》中，曹操是这样一种形象：“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曹操身披轻纱，带着个小包，里面装着手帕和细软。很难想象一代枭雄曹操，居然有如此细腻的一面。
　　有这样的父亲，接下来又有了这样的儿子。《三国志·魏略》中这样描写曹植：“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曹植为了接待客人，令侍从取水过来洗澡，敷粉，粉面出镜。有这样的儿子，接下来又有了这样的孙子。《晋书·志第十七章》：“魏明帝著绣帽，披缥纨半袖，常以见直臣杨阜，谏曰：‘此礼何法服邪！’帝默然。”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睿，戴着织绣的帽子，披着淡青色薄绸半臂，以这样的装束接见大臣杨阜。杨阜嘴直，当面提了意见：这是依照什么礼法的服装呀！魏明帝默然无语。
　　除了皇族，文人雅士也是引领潮流的力量。“竹林七贤”是一群特立独行的人物，这群人似乎不屑于参与政治，服装也表现出挑战常规的怪异。他们当中有人袒胸露臂，有人头簪鲜花，也有人散发赤足，这种“粗服乱头”即使在现代恐怕也很难被普遍接受，在当时更是惊世骇俗。然而不管遭到多少人的唾骂，他们依然如此逍遥，全然不把正统思想宣扬的礼俗放在眼里。
　　有人说魏晋人物是垮掉的一代，也有人说他们是思想解放的先锋，不管如何评价，这种现象的形成一定有相应的历史背景。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混乱时期。作为个体的人安全感极低，可以说无论什么都只是短暂的存在，没有长久的意义。既然没有长久打算，眼前的舒适就变得尤为重要。所以人们不想再受礼制约束去穿衣戴帽，服装自然会变得随心所欲。
　　在这种局面下，为了摆脱生命的苦难，一定会有人做超越现实的思考，玄学便应运而生。魏晋名士崇尚清谈，追求玄妙境界，讲究的穿着反而会对纯真的境界造成干扰。外在越不作修饰，内在的深刻越容易彰显，返璞才能归真。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或都有能力追求玄学境界，人类对自身美的关注是一种本能。此前受儒道两家思想影响，人本身要让位于天地并受礼教约束。到了三国，人们对自身美的追求逐渐得到放大，进入魏晋则到了热情迸发的时代。妆容服饰受到极大的重视，涂脂抹粉，服装华美，很多男人把自己变得细皮嫩肉，皮肤吹弹可破。这个时代很多人的妆容服饰，堪称一个“媚”字。

宋朝开始，“服妖”的故事越来越多

　　魏晋时期奇装异服的故事虽然多，但人们并没有将其归结为服妖。而从宋朝开始，出现重大社会问题，经常会把服妖作为一种说辞。
　　给宋人心中留下难以治愈的伤痛的靖康之恥，就被认为和服妖有关。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到，在靖康初年，京城里的女人流行穿一种服装，首饰和花纹体现四季，桃花、荷花、菊花、梅花等各色生香，构成了一年的风景，名为“一年景”。陆游写道：“而靖康纪元，果止一年。盖服妖也。”意思是，“一年景”服装是不祥之兆，所以靖康这个年号只用了一年。 　　两宋之际，金人南下，朝廷惶惶不可终日。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就会追求在短期内享乐。而从朝廷角度，指责“服妖”，进可以借机整顿社会风气，退则可以作为借口，推卸责任。之后的文人也经常用这样的思路来解释社会现象。
　　在清朝，官贵子弟流行过乞丐装。近代文人李孟符在京城亲眼见识了一个少年行乞。这位少年面色黧黑（黑里透黄），袒裼赤足（敞开上衣赤着脚）；下身仅着一犊鼻裤——就是司马相如穿過的那种大裤衩，长度还不到膝盖，又脏又黑，破破烂烂，几无法遮羞；脚上穿着破旧的草鞋。看这少年的装扮应该是位丐帮弟子，但他身边有好多随从，其中竟然还有戴三品冠帽的人。等这位少年玩够之后洗了一把脸，露出“白如冠玉”的本色，原来是某王府的贝勒。原来，乞丐装在京城贵人中广为流行。后来经过庚子之乱，李孟符顿悟，原来这种服妖是神州陆沉之兆。
　　其实李孟符说得没错，乞丐打扮确实是清王朝将要覆灭的预兆，只是跟妖魔鬼怪没有关系。任何时尚的流行，都有背后的社会心理支持。

往前一步可能是时尚，懂时尚就是懂人心

　　古代一出现奇装异服，往往遭到诟病，但如果我们以现代的理念，去指责古人压制人性，也是武断的。祖先在那个年代，需要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传统之所以形成，就是因为曾经帮助过祖先的生活。
　　第一，古代没有报纸、电视和网络，官员长什么样子，老百姓是不知道的，所以需要一些外在的标志来说明身份和级别，服装就是标志之一。
　　第二，古代战争频发，当外敌侵入，穿同样服装的人自然会聚集在一起，团结对敌，如果混穿，且不说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恐怕连眼前的敌我都分不清楚。
　　第三，古人衣着宽大，如男扮女装，可能看不出性别。历史上的确发生过男扮女装，以教良家女子针线活为幌子进而性侵的案件。《旧唐书·李密传》也记载过效忠李密的王伯当带领数十人，穿着女性装束，藏刀裙下，诈称是军士的妻妾，混入城门后突然下手，占领了县城。
　　但不可否认，很多服装时尚是从奇装异服开始的，时尚之初，往往会被诟病为奇装异服。明代莲花大师所著的《竹窗随笔》当中谈到了时尚一词，与现代的意义基本相通——“今一衣一帽、一器一物、一字一语，种种所作所为，凡唱自一人，群起而随之，谓之时尚”。时尚在形成之初，往往是一个人的事情，但这个人不小心做对了，唤醒了普遍存在的渴望，于是大众纷纷响应，成为潮流。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变了中国军服，在推行之前遭遇强烈反对，但是后来得到了多国的响应，引发了大面积的军服改革。袁绍戴缣巾，因为不符合官服制度而遭人非议，但没有他的这一举动，也就没有后来的羽扇纶巾、东坡巾子，中国历史不知道会因此少了多少精彩的事和精彩的人。
　　一种奇装异服诞生之初，的确看不清楚将来会演变成什么。也许能美化生活成为流行时尚，最终被凝结进传统；也许昙花一现之后被历史遗忘，甚至还败坏了社会风气。我们需要对所谓奇装异服有适度的包容，不然虽然败坏的危险减少了，但创新的机会也就失去了。
　　奇装异服的出现，是人心变化的信号，有成为时尚的可能；而一种时尚之所以存在，少不了其背后无数人的支持。所以，时尚是了解人心的钥匙，懂时尚就是懂人心。
　　（摘自2020年11月24日《中国青年报》。作者为百家讲坛《中国衣裳》系列讲座主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