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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黑龙江社会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脉络和精神意蕴，近代以来的“实边移民”“战乱移民”“垦荒移民”“工业移民”给黑龙江带来了多重的社会特性，抗击侵略、开垦北大荒和工业基地克艰而成的集体行动孕育了“四大精神”。多重社会特性与精神源流在龙江社会的发展中叠合、交融，构成了龙江的社会自性和精神内核，塑造了龙江社会的成训观、结群方式、文化品格和生活逻辑。“貢献于国”的社会成训、“集体化”的结群方式，“公义为先”的地方文化品格，“知足互助”的生活逻辑，这些是龙江振兴和和谐社会建设的内生力量。
[关键词] 社会自性;公私共媒;质性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11月8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化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龙江振兴发展新局面。（1）龙江社会的全面振兴和全方位振兴，既得益于国家“一带一路”“振兴东北”的顶层设计部署，又与龙江社会内在的社会自性与精神气质有关。
一直以来，黑龙江社会涌现出了很多闻名全国的人物和事件：入选“中国好人榜”的97岁老人彭云松，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相继收养6名异性孤儿，终生未娶。1999年，彭云松收养的第五个孩子栾景通创建了全国首家专职免费服务车队，后改名为哈尔滨市雷锋车队志愿者协会，从早期的服务于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的老人到后来提供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委托服务。2014年，栾景通又成立了全国首家“雷锋文化旅馆”，让全国学习雷锋的人及市级以上的劳动模范、道德模范免费入住。（2）2008年，吉林一位产妇产后大出血，生命危在旦夕，急需救命药纤维蛋白原。长春广播电台向黑龙江交通广播求助，黑龙江交通广播暂停正常的节目，通过多种方式向社会发出求助信息，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哈医大附属第一医院、哈尔滨医药公司、哈尔滨世亨药业等医院和药企都提供了库存药物。由出租车和私家车组成的送药车队将先后找到的两批药物护送到长春市妇产医院。（3）这个事件牵动了黑龙江省宣传部门、广播电台、交警部门、医院、医药企业、银行、爱心团体等各种组织和单位以及很多黑龙江市民，他们用提供药物信息、寻找药物、提供药物、护送药物、捐血、捐款等各种形式为这场营救活动提供支援，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很多人。在黑龙江社会的发展中，类似上面的“感动中国”人物和事件还有很多。在“利益”和理性算计被人们愈发看重的市场化社会中，龙江社会和龙江人的“独树一帜”，引发我们的思考和探寻，是什么力量促生了这些人物和事件？这种力量在当代龙江社会的本质内涵是什么？此种力量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在龙江社会建设中居于何种地位？发挥何种作用？
这些人物与事件是龙江社会自性的体现，这种社会自性是龙江社会的历史演变和地域文化共同型构的结果。黑龙江社会主要形成于晚清，人口的激增首先是出于抵制沙俄侵入的驻防需要进行的实边移民，后是由于战乱、水患灾害而出现了关内人口的外迁，即“闯关东”，而后则是为了建设东北而出现的“垦荒移民”，为了建设工业基地而进行的“工业移民”。不同阶段的移民和不同类型的移民共同形成了黑龙江的地域文化和精神品格。现有的研究更多的是在“龙江精神”这个概念下对其来源的梳理和探索，主要研究了“闯关东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兵团精神”“单位制”的历史形成和当时的社会作用。这些研究丰富了对龙江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对龙江文化进行历史性索源的线索和真知灼见。但是，从这些“精神”作为构成龙江社会自性来源的视角来看，必须将这些精神纳入一个更为具有涵盖性和理论性的概念框架中，藉由这个概念能够将这些精神的历史起源、时代演变和当代重塑，及其对当代龙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功能，进行深入的阐发。
“抗联精神”“闯关东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兵团精神”“铁人精神”实际上是黑龙江社会在其形成过程中的产物，既造就了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也形成了具有地方性的社会组织形态以及社会行动方式。这些历史、文化、组织形态和行动方式在社会演变的过程中，融合成为黑龙江独具个性的“社会自性”。它是“一个社会在一定的文化传统、治理体制乃至区域地理气候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和驱动下所形成的社会独特原则”[1]89，是“社会特殊的结群规则和构成原理”[2]118。“社会自性”是历经变迁而不变的“恒常”，是自动保存的“社会底蕴”[3]。“社会自性”并非封闭的，它与新的要素不断融合促使日常生活与社会秩序不断的生产与更新。它内涵于地域社会中人们的价值判准、行动逻辑与结群方式中，尤其是在“公-私”问题的区分、划界、选择中具有指导性。
“公私”概念在中国社会的“全局性”地位，“它关系着社会关系和结构的整合，关系着社会意识形态的规范和社会道德与价值体系的核心等重大问题” [4]1，是当代社会建设所需的“新公共性”构建的核心。新公共性的构建涉及传统的现代转化，要找回传统与激活传统。[5]因此，本文从“公私”视角来研究由“闯关东”“开发北大荒”“工业基地建设”“单位制”等共同型塑的龙江社会自性及其在质性社会建设中的具体作用方式。
二、龙江“社会自性”的历史构成
黑龙江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具有移民社会、兵团社会、农业社会、单位社会等特征，是一个多重类型社会重叠、并存、交互作用的社会，形成了极富特色的地域文化与社会组织形态。
黑龙江在历史上是属于“关外”的蛮荒之地，也是满族的发祥地。经过早期短暂的二十三年开禁，清王朝为了保护其“龙兴之地”而采取封禁政策，清末之前的移民主要是少数流民和被流放的罪犯及其家属。清代关内人口向东北迁移主要有三个时期：清初开禁（1644年至1667年），招民开垦;中期封禁（1668年至1859年），封结时期，禁止汉民进入东北;后期开放（1860年至1911年），东北地区全面开放。[6]27清末期，清政府放松管制，容许移民到关外开垦、移民实边。1860-1903年，黑龙江地区的人口增加了将近一百五十万左右;1904-1911年，黑龙江的总人口达到三百万之多。（4）此后，由于战争导致的移民潮兴起，一种是张作霖、张学良从关内“拉人”实边抵抗日本侵吞东北而出现的移民潮，另外一种是为了逃避天灾、战乱而出现的“闯关东”移民潮。满铁社会调查的数据、南开大学社会调查报告以及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平均每年从关内移民至东北的人口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5）1907-1911年间，每年移民至黑龙江的人口增加十万人左右。黑龙江的人口从1851年的二十万人增加至1911年的一百八十五万人。[7]450民国时期，黑龙江移民经历了缓慢增长（1912-1917年）、快速增长（1918-1922年）、急剧增长（1923-1930年），从民国初期到年均移民五万左右增长到后期的二三十万之多。黑龙江人口比清末增加了1倍多，人口总数达到600多万，在增加的300万人口中，90%以上为移民。（6）大规模的移民来到黑龙江谋生，参与铁路建设、矿产开发、土地开垦，形成了“移民社会”。黑龙江省的原住民——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民族的社会形态发展不均衡，关内移民的迁入促使氏族社会形态转向封建社会形态。（7）移民涌入也促使黑龙江的行政管理体制经历早期的将军旗人管理体制、将军旗人管理与州县民人管理并存到转变为裁撤将军、设立行省的变化。[6]215在这个意义上，分块割据的“小社会”边界解体了，黑龙江的“大社会”形成了。黑龙江省虽资源丰富但自然环境恶劣，原住民和移民要想生存下来，就必须守望相助，地缘关系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性凸显。这形成了移民社会的两重性心态：讲义气、讲豪爽、讲帮派，“抱团”的积极生存精神与忍辱怕官、屈从地生存、给碗饭吃就行的消极心态相共生。[8]27这也就是东北人既能够隐忍、本分、乐天知足同时又富于反抗、冒险品质的原因。由于移民来自不同省份和地区，在社会结构上缺乏由血缘关系构建维系的紧密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社会关系较之关内简单、松散。移民社会的非紧密性、国家政治权力的薄弱、日俄侵入所致的战争、军阀胡匪的纷争，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由于官府势力渗透的有限性及退进的滞后性，自发型移民来到生产力不发达的边缘地区后，面对群龙无首、混乱不堪的社会环境，迫切要求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使他们的生产秩序化、生活安定化”。[9]82所以，当出现某种统治性的政治力量能够建设一种社会秩序，减少社会动荡，恢复社会稳定的时候，比较容易获得社会成员的接纳和欢迎。 同一时期，日俄的殖民势力逐渐侵入黑龙江流域，饱受战争、灾荒之苦的民众又遭受殖民压迫和阶级剥削。“九一八”之后，日本的侵略、掠夺和压迫，那种执着勇敢的生存精神与苦寒辽阔的黑土地所赋予的侠义豪迈，就转化为宁死不屈的抗争精神。“东北人民并未甘心忍受敌人之宰割，并沒有不战而退。他们采取各种斗阵形式，来为祖国而战，为东北人民解放而战。无论是秘密的地下工作、公开的武装斗争，在监狱中、断头台上、苦工营中，在北方严寒的原野上、森林中，英勇的血战中，都表现出东北人民，特别是青年们热情、爱国、团结、勇敢、忠实、自我牺牲的优良素质。”[10]3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14年抗战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支部队，是最早奋起从事抗日战争的先驱。[11]10抗联共11个军，有9个军战斗于黑龙江地域。据2010年底的普查显示，黑龙江省全境有红色革命遗址1261处，其中革命遗址924处。[12]3-4这些遗址是历史的铭刻，也是龙江社会的英雄与人民的精神丰碑。抗联部队的组建、维持和抗战行动的展开，是与龙江社会各阶层人民和各行业组织的广泛支持密不可分的。军民命运相切、荣辱与共的联系，融合成“为国尽瘁”、“为民坚守”的大义精神。
晚清民国时期的移民和抗战形成了龙江社会的底色，新中国时期的开发建设给其增添了新的色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做出了开发北大荒的决定。复转官兵最早来到黑龙江，他们确立开发北大荒的基本组织形式。在诸如《动员十万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管理模式是军事化的，按照兵、师、团等编制进行开发区域划分，是党政军合一的特殊管理体制，除了垦殖之外，还承担驻守边防、稳定社会的任务。在复转官兵之后，大专院校毕业生和知识青年相继来到黑龙江，他们在组织上被已经确立的兵团化管理体制吸收。这样的社会是在兵团组织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军事化社会”的基本特征：“军事-社会”职能并存，内部等级严格，对外相对闭锁，意识观念高度统一，拒斥个体性。[13]97-98由建设兵团形成的黑龙江农垦系统是一种特殊的单位制社会，引入市场后，在体制上变成“党政企社”合一，具有典型的“场办社会”特征，即农场同时兼有生产、戍边、稳定边疆、社会建设等多种功能，社会成员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主要由农场供给。[14]142兵团社会中的成员惯于接受组织的领导，惯于按照命令行事，在社会行动方面将军团组织置于个体需求利益之上，讲求组织性和纪律性。
开发北大荒的首要目的之一是为了生产资源以支援全国的建设。所以，黑龙江省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以农业、林业、矿产资源生产为主的“资源大省”，是国家最为重要的“资源基地”。垦荒支边的官兵和知识青年，他们的主要责任也在于此。在粮食、作物、木材、矿产等资源的开发生产问题上，国家与个体的利益是一体的。社会成员最为关注的问题是能否丰收，这既是其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也是体现个人对于国家价值的重要方式。可以说，垦荒官兵的职责就在于解决和缓解国家的“粮荒”，这种崇高的使命感使得个人私利变得“不合理”，就如有的研究者所言：“他们从里到外的利他主义和忧国忧民的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这一代人最优秀也最杰出的思想动力和行动准则，正是这一点，使他们的人生永远处于一种积极的状态，即使是被动的行为里，也溶解这一种主动精神。”[15]8黑龙江省除了农垦地区存在大规模的机械耕种外，其余地方仍然是小家小户的个体耕种方式，虽然使用了一些现代化的耕种农机具，但在整体的生产理念、组织管理方式等方面仍然处于较为简单的水平上，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农业大生产。这就会使得广大的农村地区一直在遵循着每一年的季节轮回进行生产和生活。这样的社会在经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是按照作物的生长节奏来安排生产生活的。农业社会是一种局部的地域共同体，在社会结构上，家庭、社会与国家是一体的;在社会关系上，是以地缘为主的人际交往互动，农民要在夏秋忙季互相“搭手”耕种收割，在冰封季节互助相伴过冬;在社会发展上，体现为一种国家“权制”主导下的计划、设计和稳定模式;在社会建设方面，体现为遵循国家权力的行政主导模式。
新中国初期开始，黑龙江省就被列为东北工业基地建设的省份之一。 从“一五”到“六五”，黑龙江逐渐形成了包括机械工业、煤炭工业、电力工业、钢铁工业、采掘工业等在内的工业体系，全省的重工业产值居全国第六位，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16]200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等成为工业城市。1987年，黑龙江省的非农业人口比例为41.4 %。[17]369城市化水平位居全国首位。黑龙江省的城市由于国有大型企业的驻扎，具有工业社会的某些特征。工业社会的时间表不是自然的，而是按照计划的生产目标来确定的。工人是专业化的，彼此之间有所分工，管理是科层式的。但由于企业是国有企业，工业社会的非人性、竞争性等被消解，代之以“一刀切”式的管理。国有企业“单位制”囊括了工人整个生命历程和社会生活所需的各种支持，教育、工作、婚姻、养老、医疗等各种资源都由国企单位提供给工人。这些资源是由国家划拨给企业的，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主要通过国企来实现，由此形成了典型的“单位社会”。单位社会的总体特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特殊的“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联结控制机制。即单位成员依赖于单位组织，单位组织乃政府控制社会的组织手段;二是单位组织体制的高度合一性，即单位的党组织和行政管理部门不仅是生产管理机构，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管理机构，具有高度的合一性;三是终身固定就业与“包下来”的单位福利保障制度;四是基于单位组织的自我封闭性而形成的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熟人社会”。[18]17很显然这样的单位社会迥然有别于市场化社会中的企业组织，甚至可以说单位之外无社会，社会是内嵌于单位之内的。工会、共青团、妇联、青联、学联、台联、侨联以及各种学术性联合会和协会等“跨单位组织” [19]50实现单位之外的横向联结，在单位之外形成了社会交往空间，但其功能是辅助性的，这些跨单位组织之间的连接、活动、合作等仍然以单位为主轴。 在黑龙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历经“移民潮”“开发潮”“工业化潮”，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域，分别出现了“移民社会”“兵团社会”“单位社会”，而这三种社会类型又与“农业社会”进行叠加、融合，进而形成了龙江社会的多重二元性。这些社会类型的特性同时也在多维交互作用过程进行揉搓，混合而成龙江社会的独特的结群原则与行动风格。
三、龙江精神、“社会自性”型塑的“公共性”
在黑龙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曾经孕育了享誉全国的“东北抗联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兵团精神”，那是整整一代人的精神之歌和灵魂之歌。东北抗联十四年的视死战斗凝炼而成义不容辞的民族意识和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这种战争年代的舍生取义转化为投身于建设的奉献精神。十万复转官兵是第一代北大荒人的骨干、灵魂，他们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与北大荒的开垦实践结合开创了北大荒精神;第二代北大荒人以城市知青和知识分子为主体，丰富扩展了北大荒精神：第三代北大荒人继承前两代人的传统，并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开拓创新。[20]28北大荒的精神是“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 [21]42，“刚毅果敢、勇于担当、百折不挠、庄严的人格”是北大荒人的精神特质[22]177。
铁人精神的内涵主要是：“‘为国分忧、为民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的拼搏精神;为革命‘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对技术精益求精，为革命‘练一身硬功夫、真本事’的科学求实精神;‘甘愿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不计名利，不计报酬，埋头苦干的高尚情操;‘当了干部，还是个钻工’，‘决不能特殊，决不能高人一头’，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永做普通劳动者的可贵品格;热爱同志、关心同志，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疾苦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的高度自觉性。”[23]10
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和兵团精神的基本内容是：爱国敬业、开拓进取、实事求是、艰苦创业、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24]75。“它的价值，绝不会因为社会发展的需要完成后，而销声匿迹。”[25]这些精神并没有因为市场化、个体主义上扬而消失殆尽，反而在与当代社会的发展建设中内化为龙江人独特的公共心理和行动逻辑，型塑了龙江“社会自性”——就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特质，亦即一个社会在一定的文化传统、治理体制乃至区域地理气候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和驱动下所形成的社会独特原则，也可以说是社会特质的原始状态，是对一个社会历史渊源的理论追问，它包含了诸如如何对待人与人、人与物关系的态度和意识，是一个特定社会区域里的社会观和方法论。[1]89“社会自性”溶解在地方社会的文化血脉中，融入人们的日常行动中，主导人们的价值偏好，成为一定区域内人们判断是非、善恶、美丑、公私的核心判准。“社会自性”可以“新构”“重构”，但不会消失。
“公共性”既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又是其支撑性条件之一。“公共性”涵括了公共社会来临、公共问题凸显以及问题研判的理论范式等内容。“公共性”这个研究范式不仅可以透析问题的本质，也因其包容性而为公共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思考进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任何社会公共性的重新构建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既有传统的限制，同时也蕴含着重释传统、超越传统的契机。
“抗联精神”“闯关东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与移民社会、兵团社会、农业社会和单位社会共同作用，龙江社会形成了如下公共性：
第一，具有较为强烈的稳定和秩序情结。被侵略欺辱压迫的苦难和残酷的牺牲，迁徙的无奈与生活的艰难，使得民众更渴望有一个安稳的日常生活环境，能够带来稳定的权威是受到欢迎的。复转官兵历经战争之痛苦经历，渴望和平与正常人的生活。农民大多靠天吃饭，顺应自然，有序而重复的生产劳作是其生活的核心内容。单位社会是一个对其成员给予“大包干”承诺的组织，个体的生老病死及其后代的生活全在单位之中，生活、工作等都是可以预期的。无论是由于战争、匪祸、天灾等苦难的经历，还是由于“单位包管”的福利，都使得龙江人具有较强的稳定情结和秩序需要。这在今天的体现就是社会大众希望社会稳定，即便对某些社会问题有所不满，但仍然坚信只有在稳定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过上好日子。
第二，公私道德方面，个体不具有优先性，大义优先。为国家而雄起奋战，开发北大荒，建设东北工业基地，形成了“无私奉公”的龙江社会精神。“大义优先”不仅仅是国家感召的，更是内化于个体的精神诉求，正如这句话所说的：“我们的一切苦难，几乎都产生于利他的意愿的理想。我们的一切憧憬，都与渺小的猥琐的人生目的无关。因为我们的受难，是集体的受难，我们没有个体也不需要个体。[15]这样的评价毫不夸张，这是用生命、青春与汗水写就的壮丽历史，是一种“最本质也最容易被人误解，最容易为人忘却的精神——集体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15]7。这种精神与品格融入龙江社会与龙江人的历史和生活中，共同塑造了当代龙江社会的特性。所以，即便市场的引入，个体私利具有合法性的今天，“自私之人”仍然在道德上不具有合理性。龙江人仍然钦佩与赞扬那些普普通通的好人、仁义之人、无私之人，乐于参与公益活动并慷慨解囊。“爱心公益”“绿色公益”“爱心支援”“爱心营救”“爱心送考”“爱心义演”等等活动中，活跃着许许多多龙江人的身影。
第三，社会结群主要遵循地缘或业缘原则，大众与政府以一体化方式谋取社会全体利益。移民社会和农业社会与市場社会一起构成了当代龙江社会的底色，而兵团社会和单位社会则进入转型阶段，虽然原本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是影响还在，可以称之为“后兵团社会”与“后单位社会”时期。黑龙江省的生产建设兵团被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取代，国有大型企业进行改制改革，“典型单位制”终结了。二者均在管理体制上发生了变化，但社会形态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城乡社会的结群原则仍然主要遵循地缘关系或者业缘关系。有学者认为这是计划经济遗留的影响：单位是国家实现资源分配的中介，单位成员的各种需求由单位来满足，单位依赖由此产生。（8）社会成员仍然将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视为一体的，仍然希望通过国家制度、政策等方式进行利益分配和利益差距的调节。 第四，国家与政府是“公”“公共”的主要承载体。公众对于国家和政府在国家事务和公共事务中所处地位的认可，实际上是公众对于国家和政府合法性的确认，也表明了公众对国家权威和政府权威的认同。这一方面导致了“等、靠、要”的惯性思维和行动路径，导致社会发育缓慢;另一方面，如果政府运用权威、适当放权，那么社会和公众则可以很好地与政府合作，在公共事务中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局面。在诸如“爱心跨省大营救”“爱心义演”等社会公益活动中，黑龙江省宣传部、黑龙江交通广播、银行、企业、社会团体、个人等已经很好地进行协同合作，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四、龙江“社会自性”与质性社会建设
龙江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养老医疗等公共资源生产的困境，公共秩序构建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公共经济的发展方式问题，公共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这些都是在由“国家主导的公共性”向“社会参与的公共性”转变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龙江社会自性中蕴含的公共性和公私观，是实现龙江质性社会建设的基础和资源。
考察龙江社会发展历程及其社会自性，“公有”和“共有”的观念实际上是深入人心，并且是龙江人确实践行的一个基本成训。龙江人的“公有”是指国家所有，国有企业、国有资源、国家划拨等等。龙江人本土本地的资源、生活、生产紧紧地绑在国家之上。国家的政策、要求和需要是龙江人放在首位的重要问题。所以，在“公有”意指“国家”和“国家事务”时，龙江人的思想和行动是一致的。但在“共有”方面，由于农业社会、兵团社会、单位社会的影响，龙江人的“共有”则带有典型的“小群”特征。“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无论是在计划经济还是在后计划经济时代，“交够国家的”后，剩下的是集体和个人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高度捆绑，集体利益直接影响个人收益。所以，在“共有”的层面，龙江人更多的仍然是从小群体的视角来思考。“共有”体现的是小群范围内的“小公共性”，“公有”体现的是国家层面的“大公共性”。“小公”与“大公”的双重公共性内在的张力并未走向两者在本质上的差异和制度上的对抗，“小公”的利益总是在国家“大公”所准予和尚未覆及的领域内努力扩大自身的规模。[26]47这实际上体现了以国家为主体、以公共事业的实用性为目标的“旧公共性”。但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公众对国家之外的公共性诉求则是一种“新公共性”。新公共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公共有”——突破小群体之上的共有，是群体、组织、个人共同构成的“社会共有”。“社会共有”要求公众不仅能够考量“己群”利益，还要跳出“己群”，以公平公开的原则考量“群体之间”“组织之间”的利益协调，要让社会整体获得社会发展的福利。除了利益共有，更重要的是“责任共有”，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承担公共资源生产、良性社会秩序构建、公共问题解决的责任，积极行动，有效参与。龙江社会自性中的“大公无私”“全局意识”“义气助人”等特质，具有转化为新公共性之共有诉求的可能。
新公共性强调“公共”，注重社会的“质性”内涵。质性社会强调社会的非量化属性。“质性社会是一个将人文关怀置于首要的位置的社会，致力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构建和谐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结构的优化以及推动社会的良性运行。 它的核心内涵是‘社会和合’——个体与社会、社会组织与社会、社会组织或社会团体之间、社会与国家政府之间都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协商合作并走向和谐，它的核心社会价值观是‘真、善、美’——既实现‘我/我群’的幸福也实现‘他/他群’的幸福，即‘共乐乐’。这样的社会弱化了利益主义、利己主义、拜物主义等等价值观，将对人的尊重、人的精神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的关注提高到最为重要的层面。”[27]148
从质性社会建设的角度而言，龙江社会自性已经浓缩进“大爱、大善、大美”等当代理念与地方社会诉求中，这是将自己与他人、己群与他群、地方社会与全体社会都包括在内的价值观，讲求的是在个体与社会、社会与国家、政府与公众之间寻求联接、共识、利益切合点、有效合作方式，兼顾了公、私、公共性的共同需求，实然蕴含着“公私共媒”的内涵。“公私共媒”是韩国学者金泰昌和日本学者山胁直司、佐佐木毅等共同提出来的，提倡公、私、公共的“三元论”，在“制度世界”里把握“政府的公、民的公共、私人领域”的存在与关系，倡导全面贯彻“活私开公”的制度理念，在“生活世界”中提倡树立“自己、他者、公共世界”的生存理念，以此促进“公私共媒”社会的形成。[28]29在龙江质性社会的建设中，党委、政府、社会团体、公众在公共事件、公益活动和社会事务中已经进行了多种方式的协商合作。“公”“私”“公共”等关涉的不同社会团体和个体的资源和行动，在立体交互式社会管理机制中相互激荡，公私分化重组与社会管理创新之间内在联动，在挖掘、重释、发扬龙江社会自性的过程中建设“公私互媒”“公私共建”“公私共荣”的“公私共媒型”质性社会。
[注 释]
（1）中共黑龙江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在哈尔滨举行[N].黑龙江日报，2019-11-10.
（2）详见陈国军.强勇.“七姓”大家庭里的无言大爱[EB/OL].新华每日电讯，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6-06/20/c_135450193.htm，2016-06-20.
（3）详见[专题]為了一个母亲的生命：“哈尔滨—长春”展开跨省生死大营救[EB/OL].东北网，http：//special.dbw.cn/system/2008/03/09/051168550.shtml。[专题]哈尔滨—长春：跨省爱心大营救[EB/OL].黑龙江新闻网，http：//zt.hljnews.cn/system/2008/03/11/001940521.shtml。
（4）具体分析详见范立君.“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华北移民离乡原因探析[J].松辽学刊（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石方.清代黑龙江移民探讨[J].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3）. （5）在不同的统计调查中，移民数量有所差异，但是在日本侵占东北以前，总体趋势是增长的，详细分析参见徐亦如.东北人口之特殊问题[J].新东北月刊，1931（2）.东北年鉴[M].东北文化社，1984年影印本.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J].东北集刊，1941（2）.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年）[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57.王杉.浅析民国时期“闯关东”运动的时空特征[J].民国档案，1999（2）.
（6）参见范立君.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13-121.熊映梧.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60.田方.陈一筠.中国移民史略[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153.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478.
（7）关于各个民族的社会形态特征，以及关内汉族移民迁入对黑龙江原住少数民族的影响，可参见贾延平.论清末“移民实边”政策及对促进黑龙江地区社会发展的作用[J].黑河学刊，2003（3）.
（8）详见李路路.李汉林.资源与交换：中国单位制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J].社会学研究，1999（4）.李路路.李汉林.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得[J].中国社会科学，1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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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立国
Spiritual Core，Social Inherence and Harmonious Society's Construction NA 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Harbin，Heilongjiang，150001，China）
Abstract：The formation of Heilongjiang society has its uniqu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Since the modern era，"immigrants for consolidating frontier defense"，"war migrants"， "reclaiming migrants"， and"industrial immigrants"have brought multipl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to Heilongjiang.The collective actions，such as resisting aggression，reclaiming the Northern Wilderness and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bases，have fostered the "four spirits."The multipl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spiritual sources overlap and bl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Longjiang society，which constitutes Longjiang's social Inherence and spiritual core，and shapes the Longjiang society's concept of training， group formation，cultural character and life logic."Contribute to the country"of social training，"collectivization"of group ways，"public first"of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 and"satisfac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of life logic are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Longjiang revitalization and the power to construct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words：social inherence;qualitative society;spiritual core
[收稿日期] 2019-12-12
[作者簡介] 那瑛（1977-），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质性社会学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SH008）
文章编号：1003-6121（2020）02-0053-11
[关键词] 社会自性;公私共媒;质性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11月8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化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龙江振兴发展新局面。（1）龙江社会的全面振兴和全方位振兴，既得益于国家“一带一路”“振兴东北”的顶层设计部署，又与龙江社会内在的社会自性与精神气质有关。
一直以来，黑龙江社会涌现出了很多闻名全国的人物和事件：入选“中国好人榜”的97岁老人彭云松，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相继收养6名异性孤儿，终生未娶。1999年，彭云松收养的第五个孩子栾景通创建了全国首家专职免费服务车队，后改名为哈尔滨市雷锋车队志愿者协会，从早期的服务于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的老人到后来提供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委托服务。2014年，栾景通又成立了全国首家“雷锋文化旅馆”，让全国学习雷锋的人及市级以上的劳动模范、道德模范免费入住。（2）2008年，吉林一位产妇产后大出血，生命危在旦夕，急需救命药纤维蛋白原。长春广播电台向黑龙江交通广播求助，黑龙江交通广播暂停正常的节目，通过多种方式向社会发出求助信息，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哈医大附属第一医院、哈尔滨医药公司、哈尔滨世亨药业等医院和药企都提供了库存药物。由出租车和私家车组成的送药车队将先后找到的两批药物护送到长春市妇产医院。（3）这个事件牵动了黑龙江省宣传部门、广播电台、交警部门、医院、医药企业、银行、爱心团体等各种组织和单位以及很多黑龙江市民，他们用提供药物信息、寻找药物、提供药物、护送药物、捐血、捐款等各种形式为这场营救活动提供支援，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很多人。在黑龙江社会的发展中，类似上面的“感动中国”人物和事件还有很多。在“利益”和理性算计被人们愈发看重的市场化社会中，龙江社会和龙江人的“独树一帜”，引发我们的思考和探寻，是什么力量促生了这些人物和事件？这种力量在当代龙江社会的本质内涵是什么？此种力量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在龙江社会建设中居于何种地位？发挥何种作用？
这些人物与事件是龙江社会自性的体现，这种社会自性是龙江社会的历史演变和地域文化共同型构的结果。黑龙江社会主要形成于晚清，人口的激增首先是出于抵制沙俄侵入的驻防需要进行的实边移民，后是由于战乱、水患灾害而出现了关内人口的外迁，即“闯关东”，而后则是为了建设东北而出现的“垦荒移民”，为了建设工业基地而进行的“工业移民”。不同阶段的移民和不同类型的移民共同形成了黑龙江的地域文化和精神品格。现有的研究更多的是在“龙江精神”这个概念下对其来源的梳理和探索，主要研究了“闯关东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兵团精神”“单位制”的历史形成和当时的社会作用。这些研究丰富了对龙江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对龙江文化进行历史性索源的线索和真知灼见。但是，从这些“精神”作为构成龙江社会自性来源的视角来看，必须将这些精神纳入一个更为具有涵盖性和理论性的概念框架中，藉由这个概念能够将这些精神的历史起源、时代演变和当代重塑，及其对当代龙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功能，进行深入的阐发。
“抗联精神”“闯关东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兵团精神”“铁人精神”实际上是黑龙江社会在其形成过程中的产物，既造就了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也形成了具有地方性的社会组织形态以及社会行动方式。这些历史、文化、组织形态和行动方式在社会演变的过程中，融合成为黑龙江独具个性的“社会自性”。它是“一个社会在一定的文化传统、治理体制乃至区域地理气候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和驱动下所形成的社会独特原则”[1]89，是“社会特殊的结群规则和构成原理”[2]118。“社会自性”是历经变迁而不变的“恒常”，是自动保存的“社会底蕴”[3]。“社会自性”并非封闭的，它与新的要素不断融合促使日常生活与社会秩序不断的生产与更新。它内涵于地域社会中人们的价值判准、行动逻辑与结群方式中，尤其是在“公-私”问题的区分、划界、选择中具有指导性。
“公私”概念在中国社会的“全局性”地位，“它关系着社会关系和结构的整合，关系着社会意识形态的规范和社会道德与价值体系的核心等重大问题” [4]1，是当代社会建设所需的“新公共性”构建的核心。新公共性的构建涉及传统的现代转化，要找回传统与激活传统。[5]因此，本文从“公私”视角来研究由“闯关东”“开发北大荒”“工业基地建设”“单位制”等共同型塑的龙江社会自性及其在质性社会建设中的具体作用方式。
二、龙江“社会自性”的历史构成
黑龙江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具有移民社会、兵团社会、农业社会、单位社会等特征，是一个多重类型社会重叠、并存、交互作用的社会，形成了极富特色的地域文化与社会组织形态。
黑龙江在历史上是属于“关外”的蛮荒之地，也是满族的发祥地。经过早期短暂的二十三年开禁，清王朝为了保护其“龙兴之地”而采取封禁政策，清末之前的移民主要是少数流民和被流放的罪犯及其家属。清代关内人口向东北迁移主要有三个时期：清初开禁（1644年至1667年），招民开垦;中期封禁（1668年至1859年），封结时期，禁止汉民进入东北;后期开放（1860年至1911年），东北地区全面开放。[6]27清末期，清政府放松管制，容许移民到关外开垦、移民实边。1860-1903年，黑龙江地区的人口增加了将近一百五十万左右;1904-1911年，黑龙江的总人口达到三百万之多。（4）此后，由于战争导致的移民潮兴起，一种是张作霖、张学良从关内“拉人”实边抵抗日本侵吞东北而出现的移民潮，另外一种是为了逃避天灾、战乱而出现的“闯关东”移民潮。满铁社会调查的数据、南开大学社会调查报告以及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平均每年从关内移民至东北的人口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5）1907-1911年间，每年移民至黑龙江的人口增加十万人左右。黑龙江的人口从1851年的二十万人增加至1911年的一百八十五万人。[7]450民国时期，黑龙江移民经历了缓慢增长（1912-1917年）、快速增长（1918-1922年）、急剧增长（1923-1930年），从民国初期到年均移民五万左右增长到后期的二三十万之多。黑龙江人口比清末增加了1倍多，人口总数达到600多万，在增加的300万人口中，90%以上为移民。（6）大规模的移民来到黑龙江谋生，参与铁路建设、矿产开发、土地开垦，形成了“移民社会”。黑龙江省的原住民——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民族的社会形态发展不均衡，关内移民的迁入促使氏族社会形态转向封建社会形态。（7）移民涌入也促使黑龙江的行政管理体制经历早期的将军旗人管理体制、将军旗人管理与州县民人管理并存到转变为裁撤将军、设立行省的变化。[6]215在这个意义上，分块割据的“小社会”边界解体了，黑龙江的“大社会”形成了。黑龙江省虽资源丰富但自然环境恶劣，原住民和移民要想生存下来，就必须守望相助，地缘关系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性凸显。这形成了移民社会的两重性心态：讲义气、讲豪爽、讲帮派，“抱团”的积极生存精神与忍辱怕官、屈从地生存、给碗饭吃就行的消极心态相共生。[8]27这也就是东北人既能够隐忍、本分、乐天知足同时又富于反抗、冒险品质的原因。由于移民来自不同省份和地区，在社会结构上缺乏由血缘关系构建维系的紧密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社会关系较之关内简单、松散。移民社会的非紧密性、国家政治权力的薄弱、日俄侵入所致的战争、军阀胡匪的纷争，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由于官府势力渗透的有限性及退进的滞后性，自发型移民来到生产力不发达的边缘地区后，面对群龙无首、混乱不堪的社会环境，迫切要求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使他们的生产秩序化、生活安定化”。[9]82所以，当出现某种统治性的政治力量能够建设一种社会秩序，减少社会动荡，恢复社会稳定的时候，比较容易获得社会成员的接纳和欢迎。 同一时期，日俄的殖民势力逐渐侵入黑龙江流域，饱受战争、灾荒之苦的民众又遭受殖民压迫和阶级剥削。“九一八”之后，日本的侵略、掠夺和压迫，那种执着勇敢的生存精神与苦寒辽阔的黑土地所赋予的侠义豪迈，就转化为宁死不屈的抗争精神。“东北人民并未甘心忍受敌人之宰割，并沒有不战而退。他们采取各种斗阵形式，来为祖国而战，为东北人民解放而战。无论是秘密的地下工作、公开的武装斗争，在监狱中、断头台上、苦工营中，在北方严寒的原野上、森林中，英勇的血战中，都表现出东北人民，特别是青年们热情、爱国、团结、勇敢、忠实、自我牺牲的优良素质。”[10]3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14年抗战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支部队，是最早奋起从事抗日战争的先驱。[11]10抗联共11个军，有9个军战斗于黑龙江地域。据2010年底的普查显示，黑龙江省全境有红色革命遗址1261处，其中革命遗址924处。[12]3-4这些遗址是历史的铭刻，也是龙江社会的英雄与人民的精神丰碑。抗联部队的组建、维持和抗战行动的展开，是与龙江社会各阶层人民和各行业组织的广泛支持密不可分的。军民命运相切、荣辱与共的联系，融合成“为国尽瘁”、“为民坚守”的大义精神。
晚清民国时期的移民和抗战形成了龙江社会的底色，新中国时期的开发建设给其增添了新的色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做出了开发北大荒的决定。复转官兵最早来到黑龙江，他们确立开发北大荒的基本组织形式。在诸如《动员十万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管理模式是军事化的，按照兵、师、团等编制进行开发区域划分，是党政军合一的特殊管理体制，除了垦殖之外，还承担驻守边防、稳定社会的任务。在复转官兵之后，大专院校毕业生和知识青年相继来到黑龙江，他们在组织上被已经确立的兵团化管理体制吸收。这样的社会是在兵团组织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军事化社会”的基本特征：“军事-社会”职能并存，内部等级严格，对外相对闭锁，意识观念高度统一，拒斥个体性。[13]97-98由建设兵团形成的黑龙江农垦系统是一种特殊的单位制社会，引入市场后，在体制上变成“党政企社”合一，具有典型的“场办社会”特征，即农场同时兼有生产、戍边、稳定边疆、社会建设等多种功能，社会成员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主要由农场供给。[14]142兵团社会中的成员惯于接受组织的领导，惯于按照命令行事，在社会行动方面将军团组织置于个体需求利益之上，讲求组织性和纪律性。
开发北大荒的首要目的之一是为了生产资源以支援全国的建设。所以，黑龙江省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以农业、林业、矿产资源生产为主的“资源大省”，是国家最为重要的“资源基地”。垦荒支边的官兵和知识青年，他们的主要责任也在于此。在粮食、作物、木材、矿产等资源的开发生产问题上，国家与个体的利益是一体的。社会成员最为关注的问题是能否丰收，这既是其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也是体现个人对于国家价值的重要方式。可以说，垦荒官兵的职责就在于解决和缓解国家的“粮荒”，这种崇高的使命感使得个人私利变得“不合理”，就如有的研究者所言：“他们从里到外的利他主义和忧国忧民的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这一代人最优秀也最杰出的思想动力和行动准则，正是这一点，使他们的人生永远处于一种积极的状态，即使是被动的行为里，也溶解这一种主动精神。”[15]8黑龙江省除了农垦地区存在大规模的机械耕种外，其余地方仍然是小家小户的个体耕种方式，虽然使用了一些现代化的耕种农机具，但在整体的生产理念、组织管理方式等方面仍然处于较为简单的水平上，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农业大生产。这就会使得广大的农村地区一直在遵循着每一年的季节轮回进行生产和生活。这样的社会在经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是按照作物的生长节奏来安排生产生活的。农业社会是一种局部的地域共同体，在社会结构上，家庭、社会与国家是一体的;在社会关系上，是以地缘为主的人际交往互动，农民要在夏秋忙季互相“搭手”耕种收割，在冰封季节互助相伴过冬;在社会发展上，体现为一种国家“权制”主导下的计划、设计和稳定模式;在社会建设方面，体现为遵循国家权力的行政主导模式。
新中国初期开始，黑龙江省就被列为东北工业基地建设的省份之一。 从“一五”到“六五”，黑龙江逐渐形成了包括机械工业、煤炭工业、电力工业、钢铁工业、采掘工业等在内的工业体系，全省的重工业产值居全国第六位，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16]200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等成为工业城市。1987年，黑龙江省的非农业人口比例为41.4 %。[17]369城市化水平位居全国首位。黑龙江省的城市由于国有大型企业的驻扎，具有工业社会的某些特征。工业社会的时间表不是自然的，而是按照计划的生产目标来确定的。工人是专业化的，彼此之间有所分工，管理是科层式的。但由于企业是国有企业，工业社会的非人性、竞争性等被消解，代之以“一刀切”式的管理。国有企业“单位制”囊括了工人整个生命历程和社会生活所需的各种支持，教育、工作、婚姻、养老、医疗等各种资源都由国企单位提供给工人。这些资源是由国家划拨给企业的，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主要通过国企来实现，由此形成了典型的“单位社会”。单位社会的总体特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特殊的“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联结控制机制。即单位成员依赖于单位组织，单位组织乃政府控制社会的组织手段;二是单位组织体制的高度合一性，即单位的党组织和行政管理部门不仅是生产管理机构，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管理机构，具有高度的合一性;三是终身固定就业与“包下来”的单位福利保障制度;四是基于单位组织的自我封闭性而形成的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熟人社会”。[18]17很显然这样的单位社会迥然有别于市场化社会中的企业组织，甚至可以说单位之外无社会，社会是内嵌于单位之内的。工会、共青团、妇联、青联、学联、台联、侨联以及各种学术性联合会和协会等“跨单位组织” [19]50实现单位之外的横向联结，在单位之外形成了社会交往空间，但其功能是辅助性的，这些跨单位组织之间的连接、活动、合作等仍然以单位为主轴。 在黑龙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历经“移民潮”“开发潮”“工业化潮”，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域，分别出现了“移民社会”“兵团社会”“单位社会”，而这三种社会类型又与“农业社会”进行叠加、融合，进而形成了龙江社会的多重二元性。这些社会类型的特性同时也在多维交互作用过程进行揉搓，混合而成龙江社会的独特的结群原则与行动风格。
三、龙江精神、“社会自性”型塑的“公共性”
在黑龙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曾经孕育了享誉全国的“东北抗联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兵团精神”，那是整整一代人的精神之歌和灵魂之歌。东北抗联十四年的视死战斗凝炼而成义不容辞的民族意识和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这种战争年代的舍生取义转化为投身于建设的奉献精神。十万复转官兵是第一代北大荒人的骨干、灵魂，他们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与北大荒的开垦实践结合开创了北大荒精神;第二代北大荒人以城市知青和知识分子为主体，丰富扩展了北大荒精神：第三代北大荒人继承前两代人的传统，并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开拓创新。[20]28北大荒的精神是“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 [21]42，“刚毅果敢、勇于担当、百折不挠、庄严的人格”是北大荒人的精神特质[22]177。
铁人精神的内涵主要是：“‘为国分忧、为民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的拼搏精神;为革命‘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对技术精益求精，为革命‘练一身硬功夫、真本事’的科学求实精神;‘甘愿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不计名利，不计报酬，埋头苦干的高尚情操;‘当了干部，还是个钻工’，‘决不能特殊，决不能高人一头’，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永做普通劳动者的可贵品格;热爱同志、关心同志，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疾苦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的高度自觉性。”[23]10
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和兵团精神的基本内容是：爱国敬业、开拓进取、实事求是、艰苦创业、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24]75。“它的价值，绝不会因为社会发展的需要完成后，而销声匿迹。”[25]这些精神并没有因为市场化、个体主义上扬而消失殆尽，反而在与当代社会的发展建设中内化为龙江人独特的公共心理和行动逻辑，型塑了龙江“社会自性”——就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特质，亦即一个社会在一定的文化传统、治理体制乃至区域地理气候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和驱动下所形成的社会独特原则，也可以说是社会特质的原始状态，是对一个社会历史渊源的理论追问，它包含了诸如如何对待人与人、人与物关系的态度和意识，是一个特定社会区域里的社会观和方法论。[1]89“社会自性”溶解在地方社会的文化血脉中，融入人们的日常行动中，主导人们的价值偏好，成为一定区域内人们判断是非、善恶、美丑、公私的核心判准。“社会自性”可以“新构”“重构”，但不会消失。
“公共性”既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又是其支撑性条件之一。“公共性”涵括了公共社会来临、公共问题凸显以及问题研判的理论范式等内容。“公共性”这个研究范式不仅可以透析问题的本质，也因其包容性而为公共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思考进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任何社会公共性的重新构建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既有传统的限制，同时也蕴含着重释传统、超越传统的契机。
“抗联精神”“闯关东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与移民社会、兵团社会、农业社会和单位社会共同作用，龙江社会形成了如下公共性：
第一，具有较为强烈的稳定和秩序情结。被侵略欺辱压迫的苦难和残酷的牺牲，迁徙的无奈与生活的艰难，使得民众更渴望有一个安稳的日常生活环境，能够带来稳定的权威是受到欢迎的。复转官兵历经战争之痛苦经历，渴望和平与正常人的生活。农民大多靠天吃饭，顺应自然，有序而重复的生产劳作是其生活的核心内容。单位社会是一个对其成员给予“大包干”承诺的组织，个体的生老病死及其后代的生活全在单位之中，生活、工作等都是可以预期的。无论是由于战争、匪祸、天灾等苦难的经历，还是由于“单位包管”的福利，都使得龙江人具有较强的稳定情结和秩序需要。这在今天的体现就是社会大众希望社会稳定，即便对某些社会问题有所不满，但仍然坚信只有在稳定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过上好日子。
第二，公私道德方面，个体不具有优先性，大义优先。为国家而雄起奋战，开发北大荒，建设东北工业基地，形成了“无私奉公”的龙江社会精神。“大义优先”不仅仅是国家感召的，更是内化于个体的精神诉求，正如这句话所说的：“我们的一切苦难，几乎都产生于利他的意愿的理想。我们的一切憧憬，都与渺小的猥琐的人生目的无关。因为我们的受难，是集体的受难，我们没有个体也不需要个体。[15]这样的评价毫不夸张，这是用生命、青春与汗水写就的壮丽历史，是一种“最本质也最容易被人误解，最容易为人忘却的精神——集体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15]7。这种精神与品格融入龙江社会与龙江人的历史和生活中，共同塑造了当代龙江社会的特性。所以，即便市场的引入，个体私利具有合法性的今天，“自私之人”仍然在道德上不具有合理性。龙江人仍然钦佩与赞扬那些普普通通的好人、仁义之人、无私之人，乐于参与公益活动并慷慨解囊。“爱心公益”“绿色公益”“爱心支援”“爱心营救”“爱心送考”“爱心义演”等等活动中，活跃着许许多多龙江人的身影。
第三，社会结群主要遵循地缘或业缘原则，大众与政府以一体化方式谋取社会全体利益。移民社会和农业社会与市場社会一起构成了当代龙江社会的底色，而兵团社会和单位社会则进入转型阶段，虽然原本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是影响还在，可以称之为“后兵团社会”与“后单位社会”时期。黑龙江省的生产建设兵团被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取代，国有大型企业进行改制改革，“典型单位制”终结了。二者均在管理体制上发生了变化，但社会形态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城乡社会的结群原则仍然主要遵循地缘关系或者业缘关系。有学者认为这是计划经济遗留的影响：单位是国家实现资源分配的中介，单位成员的各种需求由单位来满足，单位依赖由此产生。（8）社会成员仍然将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视为一体的，仍然希望通过国家制度、政策等方式进行利益分配和利益差距的调节。 第四，国家与政府是“公”“公共”的主要承载体。公众对于国家和政府在国家事务和公共事务中所处地位的认可，实际上是公众对于国家和政府合法性的确认，也表明了公众对国家权威和政府权威的认同。这一方面导致了“等、靠、要”的惯性思维和行动路径，导致社会发育缓慢;另一方面，如果政府运用权威、适当放权，那么社会和公众则可以很好地与政府合作，在公共事务中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局面。在诸如“爱心跨省大营救”“爱心义演”等社会公益活动中，黑龙江省宣传部、黑龙江交通广播、银行、企业、社会团体、个人等已经很好地进行协同合作，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四、龙江“社会自性”与质性社会建设
龙江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养老医疗等公共资源生产的困境，公共秩序构建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公共经济的发展方式问题，公共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这些都是在由“国家主导的公共性”向“社会参与的公共性”转变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龙江社会自性中蕴含的公共性和公私观，是实现龙江质性社会建设的基础和资源。
考察龙江社会发展历程及其社会自性，“公有”和“共有”的观念实际上是深入人心，并且是龙江人确实践行的一个基本成训。龙江人的“公有”是指国家所有，国有企业、国有资源、国家划拨等等。龙江人本土本地的资源、生活、生产紧紧地绑在国家之上。国家的政策、要求和需要是龙江人放在首位的重要问题。所以，在“公有”意指“国家”和“国家事务”时，龙江人的思想和行动是一致的。但在“共有”方面，由于农业社会、兵团社会、单位社会的影响，龙江人的“共有”则带有典型的“小群”特征。“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无论是在计划经济还是在后计划经济时代，“交够国家的”后，剩下的是集体和个人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高度捆绑，集体利益直接影响个人收益。所以，在“共有”的层面，龙江人更多的仍然是从小群体的视角来思考。“共有”体现的是小群范围内的“小公共性”，“公有”体现的是国家层面的“大公共性”。“小公”与“大公”的双重公共性内在的张力并未走向两者在本质上的差异和制度上的对抗，“小公”的利益总是在国家“大公”所准予和尚未覆及的领域内努力扩大自身的规模。[26]47这实际上体现了以国家为主体、以公共事业的实用性为目标的“旧公共性”。但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公众对国家之外的公共性诉求则是一种“新公共性”。新公共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公共有”——突破小群体之上的共有，是群体、组织、个人共同构成的“社会共有”。“社会共有”要求公众不仅能够考量“己群”利益，还要跳出“己群”，以公平公开的原则考量“群体之间”“组织之间”的利益协调，要让社会整体获得社会发展的福利。除了利益共有，更重要的是“责任共有”，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承担公共资源生产、良性社会秩序构建、公共问题解决的责任，积极行动，有效参与。龙江社会自性中的“大公无私”“全局意识”“义气助人”等特质，具有转化为新公共性之共有诉求的可能。
新公共性强调“公共”，注重社会的“质性”内涵。质性社会强调社会的非量化属性。“质性社会是一个将人文关怀置于首要的位置的社会，致力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构建和谐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结构的优化以及推动社会的良性运行。 它的核心内涵是‘社会和合’——个体与社会、社会组织与社会、社会组织或社会团体之间、社会与国家政府之间都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协商合作并走向和谐，它的核心社会价值观是‘真、善、美’——既实现‘我/我群’的幸福也实现‘他/他群’的幸福，即‘共乐乐’。这样的社会弱化了利益主义、利己主义、拜物主义等等价值观，将对人的尊重、人的精神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的关注提高到最为重要的层面。”[27]148
从质性社会建设的角度而言，龙江社会自性已经浓缩进“大爱、大善、大美”等当代理念与地方社会诉求中，这是将自己与他人、己群与他群、地方社会与全体社会都包括在内的价值观，讲求的是在个体与社会、社会与国家、政府与公众之间寻求联接、共识、利益切合点、有效合作方式，兼顾了公、私、公共性的共同需求，实然蕴含着“公私共媒”的内涵。“公私共媒”是韩国学者金泰昌和日本学者山胁直司、佐佐木毅等共同提出来的，提倡公、私、公共的“三元论”，在“制度世界”里把握“政府的公、民的公共、私人领域”的存在与关系，倡导全面贯彻“活私开公”的制度理念，在“生活世界”中提倡树立“自己、他者、公共世界”的生存理念，以此促进“公私共媒”社会的形成。[28]29在龙江质性社会的建设中，党委、政府、社会团体、公众在公共事件、公益活动和社会事务中已经进行了多种方式的协商合作。“公”“私”“公共”等关涉的不同社会团体和个体的资源和行动，在立体交互式社会管理机制中相互激荡，公私分化重组与社会管理创新之间内在联动，在挖掘、重释、发扬龙江社会自性的过程中建设“公私互媒”“公私共建”“公私共荣”的“公私共媒型”质性社会。
[注 释]
（1）中共黑龙江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在哈尔滨举行[N].黑龙江日报，2019-11-10.
（2）详见陈国军.强勇.“七姓”大家庭里的无言大爱[EB/OL].新华每日电讯，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6-06/20/c_135450193.htm，2016-06-20.
（3）详见[专题]為了一个母亲的生命：“哈尔滨—长春”展开跨省生死大营救[EB/OL].东北网，http：//special.dbw.cn/system/2008/03/09/051168550.shtml。[专题]哈尔滨—长春：跨省爱心大营救[EB/OL].黑龙江新闻网，http：//zt.hljnews.cn/system/2008/03/11/001940521.shtml。
（4）具体分析详见范立君.“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华北移民离乡原因探析[J].松辽学刊（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石方.清代黑龙江移民探讨[J].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3）. （5）在不同的统计调查中，移民数量有所差异，但是在日本侵占东北以前，总体趋势是增长的，详细分析参见徐亦如.东北人口之特殊问题[J].新东北月刊，1931（2）.东北年鉴[M].东北文化社，1984年影印本.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J].东北集刊，1941（2）.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年）[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57.王杉.浅析民国时期“闯关东”运动的时空特征[J].民国档案，1999（2）.
（6）参见范立君.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13-121.熊映梧.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60.田方.陈一筠.中国移民史略[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153.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478.
（7）关于各个民族的社会形态特征，以及关内汉族移民迁入对黑龙江原住少数民族的影响，可参见贾延平.论清末“移民实边”政策及对促进黑龙江地区社会发展的作用[J].黑河学刊，2003（3）.
（8）详见李路路.李汉林.资源与交换：中国单位制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J].社会学研究，1999（4）.李路路.李汉林.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得[J].中国社会科学，1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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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立国
Spiritual Core，Social Inherence and Harmonious Society's Construction NA 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Harbin，Heilongjiang，150001，China）
Abstract：The formation of Heilongjiang society has its uniqu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Since the modern era，"immigrants for consolidating frontier defense"，"war migrants"， "reclaiming migrants"， and"industrial immigrants"have brought multipl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to Heilongjiang.The collective actions，such as resisting aggression，reclaiming the Northern Wilderness and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bases，have fostered the "four spirits."The multipl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spiritual sources overlap and bl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Longjiang society，which constitutes Longjiang's social Inherence and spiritual core，and shapes the Longjiang society's concept of training， group formation，cultural character and life logic."Contribute to the country"of social training，"collectivization"of group ways，"public first"of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 and"satisfac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of life logic are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Longjiang revitalization and the power to construct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words：social inherence;qualitative society;spiritual core
[收稿日期] 2019-12-12
[作者簡介] 那瑛（1977-），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质性社会学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SH008）
文章编号：1003-6121（2020）02-005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