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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院士、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委员陆德，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文化部部长陆定一的长子。很多年之后，女儿跟陆德吵：“我沾你什么光了？”而陆德深刻铭记父亲的教诲：一切自力更生，老一辈打天下不是为了你们当官。
活跃于各种媒体平台上
亚洲院士、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委员陆德，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文化部部长陆定一的长子。这些年，陆德的声音一直活跃于各种媒体平台上，作为父辈共产主义理想的继承者，责任感驱使他必须积极发声。
从失业率谈到土地流转政策，从房地产趋势谈到教育产业化方向……说及每个方面，陆德都扎实地掌握着充分的数据，引经据典，观点犀利。他希望自己能继承父亲的优点——“实事求是，敢言敢说。”
“在哪儿，我都说‘文革’是错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总结过去？几十年的经历还看不出对错？能不能原谅‘文革’？我的观点是能改就能原谅，不改或者反过来说‘文革’好，我就不能原谅。”
1942年，延安最困难的时候，陆德出生。母亲没有奶水，当时党中央政府只有一头奶牛，朱德命令把每天给首长的一瓶牛奶省下来给陆德喝，他才活下来。由此，父亲给他取名陆德，要他“以德报德”。
父亲对子女言传身教
在干部子弟云集的中南海里长大，陆德记得父亲最多教诲的那条就是“不能搞特殊，自力更生”。他记得小时候，从中南海出发，他常跟陈毅的长子陈昊苏一起骑自行车上学。“哪像今天有些官二代，上学有汽车接送，花的是纳税人的钱。”
陆德上大学前，父亲着重指引他读了几本书：《道德经》、《辩证论》和《实践论》。在陆德眼里，父亲是个文化人，跟那些打仗出身的老干部不一样，从不命令子女干什么，更多是教导他如何辩证地思考问题。
在陆德眼里，父亲是个“认死理的书呆子”。上世纪60年代，陆定一和林彪思想上存在很大矛盾。林彪讲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陆定一反对：“如果到了顶峰，马列主义就不发展了，就死了。应该讲‘高峰’，高峰上面还能有峰嘛。”
“文革”前，父亲曾特意找几个孩子谈话，指引他们在选择自己前途时郑重。“不要去当官，要好好学习科学技术。”陆德后来才明白，“父亲早就认识到主席提及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厉害了。搞科研，起码能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文革”初期，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陆定一被定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一员。父亲倒台后，陆德也被抓进监狱，和50多个老干部的孩子一起关了6年，在狱中他的一条肋骨被打断。疯狂的政治斗争更早涉及了陆德的母亲。1966年春，陆德的母亲严慰冰因向叶群写匿名信，被送进看守所。父亲一直不能理解母亲的行为。有领导说，要反对叶群应该光明正大。
还没工作，父亲就倒台了，陆德自认并没沾上什么光。很多年之后，女儿跟他吵：“我沾你什么光了？”他心想，就要你自力更生，老一辈打天下不是为了你们当官。
父亲在狂涛急流中的坚定
陆定一在狱中被关押了13年。监狱开放探望的时候，邓小平妹妹邓先群让陆德给父亲带句话：“一页半页纸的检查要写，要给主席一个台阶下。”最后陆德还是没见着父亲，一位领导对他感慨：“你爸爸真是个硬骨头，他是我知道的中央委员中唯一没有揭发过其他人的老同志。”“这就是陆定一。他最早一个被关进去，最后一个被放出来。”陆德去接父亲出狱的那天，父亲笑眯眯的，说：“都是投降的话就没有历史了。这就叫做历史，历史是血写的。”
总以为冬去春来，历史的风暴却一道接一道。
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开会之前，陆定一叫陆德到京西宾馆长谈，开头来一句：“我这几天要跟中央谈谈我的想法，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有件事我不提就没有人提了。”陆德不解：“‘文革’都结束了，还要做什么心理准备啊？”
之后他听说事情的始末。这场会议结束前，陆定一提出：“不建议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入党章。‘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界定不清，容易一刀切。”当时，很多中青年中央委员鼓掌，全场乱了。最后，邓小平同志一锤定音。“讲得有一定道理，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30年不变。”“父亲就是这样，不趋炎附势。”在陆德记忆中，父亲陆定一提出过不少被邓小平否决的意见。
红色家庭不存在“儿女情长”，陆德看到的更多是父亲对党的感情。出狱后，中央给父亲恢复党籍，补发工资，他记得父亲写了封信表示：“十多年没给党工作，十分愧疚，不能拿。”
改革还得自我革命
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电子技术专业毕业后，陆德在中国科学院及中国能源研究会工作，弟弟妹妹也一一成为技术型干部，无一人走仕途。
上世纪80年代，中央要求学历较高的干部到地方锻炼，陆德到了河南工作。当地官场排挤外派官员很有一套，北京下去的六个干部中，四个被排挤下台。倍感艰难的陆德回北京找父亲诉苦，还流泪了。父亲很严厉地说，“这是一次改革，改革就是一次革命，革命要付出代价，甚至于生命的代价，你要走好这条路。
1994年，陆德回到北京工作。两年后，父亲陆定一去世，去世前的最后两句话是：“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说话。”陆德知道父亲的遗憾。“父亲追求的革命目标是民主和自由。”
近20年来，沉重的焦虑压着陆德。“连政府工作报告里的数字都有问题，这怎么行？中国的新闻定义是陆定一提的，‘事实是第一位’。但现在做得到吗？陆定一冒死保住故宫，但你看现在北京拆成了什么样！”
2006年，陆定一去世10周年前夕，陆德整理出父亲的十大“反思”上呈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此文在《炎黄春秋》刊出，其中一条是，“毛主席犯的错误，我也有份”，另一条是“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
陆德在红二代的各种纪念会议、活动中积极参与言说。近年来，他见到陈毅之子陈小鲁，笑他：“你为‘文革’道歉真是敲到了响点上。”
跟多数红二代一样，习近平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让陆德重拾一定的信心。他看中的不是习近平“红色的血”，而是赞赏他推崇的新理念，比如国家治理。“这就是体制问题。经济改革最大的瓶颈就是政治改革。只有国家退出，市场才能起决定性作用。改革还得自我革命，你要让我降工资，我积极支持。”
活跃于各种媒体平台上
亚洲院士、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委员陆德，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文化部部长陆定一的长子。这些年，陆德的声音一直活跃于各种媒体平台上，作为父辈共产主义理想的继承者，责任感驱使他必须积极发声。
从失业率谈到土地流转政策，从房地产趋势谈到教育产业化方向……说及每个方面，陆德都扎实地掌握着充分的数据，引经据典，观点犀利。他希望自己能继承父亲的优点——“实事求是，敢言敢说。”
“在哪儿，我都说‘文革’是错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总结过去？几十年的经历还看不出对错？能不能原谅‘文革’？我的观点是能改就能原谅，不改或者反过来说‘文革’好，我就不能原谅。”
1942年，延安最困难的时候，陆德出生。母亲没有奶水，当时党中央政府只有一头奶牛，朱德命令把每天给首长的一瓶牛奶省下来给陆德喝，他才活下来。由此，父亲给他取名陆德，要他“以德报德”。
父亲对子女言传身教
在干部子弟云集的中南海里长大，陆德记得父亲最多教诲的那条就是“不能搞特殊，自力更生”。他记得小时候，从中南海出发，他常跟陈毅的长子陈昊苏一起骑自行车上学。“哪像今天有些官二代，上学有汽车接送，花的是纳税人的钱。”
陆德上大学前，父亲着重指引他读了几本书：《道德经》、《辩证论》和《实践论》。在陆德眼里，父亲是个文化人，跟那些打仗出身的老干部不一样，从不命令子女干什么，更多是教导他如何辩证地思考问题。
在陆德眼里，父亲是个“认死理的书呆子”。上世纪60年代，陆定一和林彪思想上存在很大矛盾。林彪讲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陆定一反对：“如果到了顶峰，马列主义就不发展了，就死了。应该讲‘高峰’，高峰上面还能有峰嘛。”
“文革”前，父亲曾特意找几个孩子谈话，指引他们在选择自己前途时郑重。“不要去当官，要好好学习科学技术。”陆德后来才明白，“父亲早就认识到主席提及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厉害了。搞科研，起码能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文革”初期，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陆定一被定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一员。父亲倒台后，陆德也被抓进监狱，和50多个老干部的孩子一起关了6年，在狱中他的一条肋骨被打断。疯狂的政治斗争更早涉及了陆德的母亲。1966年春，陆德的母亲严慰冰因向叶群写匿名信，被送进看守所。父亲一直不能理解母亲的行为。有领导说，要反对叶群应该光明正大。
还没工作，父亲就倒台了，陆德自认并没沾上什么光。很多年之后，女儿跟他吵：“我沾你什么光了？”他心想，就要你自力更生，老一辈打天下不是为了你们当官。
父亲在狂涛急流中的坚定
陆定一在狱中被关押了13年。监狱开放探望的时候，邓小平妹妹邓先群让陆德给父亲带句话：“一页半页纸的检查要写，要给主席一个台阶下。”最后陆德还是没见着父亲，一位领导对他感慨：“你爸爸真是个硬骨头，他是我知道的中央委员中唯一没有揭发过其他人的老同志。”“这就是陆定一。他最早一个被关进去，最后一个被放出来。”陆德去接父亲出狱的那天，父亲笑眯眯的，说：“都是投降的话就没有历史了。这就叫做历史，历史是血写的。”
总以为冬去春来，历史的风暴却一道接一道。
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开会之前，陆定一叫陆德到京西宾馆长谈，开头来一句：“我这几天要跟中央谈谈我的想法，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有件事我不提就没有人提了。”陆德不解：“‘文革’都结束了，还要做什么心理准备啊？”
之后他听说事情的始末。这场会议结束前，陆定一提出：“不建议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入党章。‘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界定不清，容易一刀切。”当时，很多中青年中央委员鼓掌，全场乱了。最后，邓小平同志一锤定音。“讲得有一定道理，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30年不变。”“父亲就是这样，不趋炎附势。”在陆德记忆中，父亲陆定一提出过不少被邓小平否决的意见。
红色家庭不存在“儿女情长”，陆德看到的更多是父亲对党的感情。出狱后，中央给父亲恢复党籍，补发工资，他记得父亲写了封信表示：“十多年没给党工作，十分愧疚，不能拿。”
改革还得自我革命
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电子技术专业毕业后，陆德在中国科学院及中国能源研究会工作，弟弟妹妹也一一成为技术型干部，无一人走仕途。
上世纪80年代，中央要求学历较高的干部到地方锻炼，陆德到了河南工作。当地官场排挤外派官员很有一套，北京下去的六个干部中，四个被排挤下台。倍感艰难的陆德回北京找父亲诉苦，还流泪了。父亲很严厉地说，“这是一次改革，改革就是一次革命，革命要付出代价，甚至于生命的代价，你要走好这条路。
1994年，陆德回到北京工作。两年后，父亲陆定一去世，去世前的最后两句话是：“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说话。”陆德知道父亲的遗憾。“父亲追求的革命目标是民主和自由。”
近20年来，沉重的焦虑压着陆德。“连政府工作报告里的数字都有问题，这怎么行？中国的新闻定义是陆定一提的，‘事实是第一位’。但现在做得到吗？陆定一冒死保住故宫，但你看现在北京拆成了什么样！”
2006年，陆定一去世10周年前夕，陆德整理出父亲的十大“反思”上呈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此文在《炎黄春秋》刊出，其中一条是，“毛主席犯的错误，我也有份”，另一条是“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
陆德在红二代的各种纪念会议、活动中积极参与言说。近年来，他见到陈毅之子陈小鲁，笑他：“你为‘文革’道歉真是敲到了响点上。”
跟多数红二代一样，习近平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让陆德重拾一定的信心。他看中的不是习近平“红色的血”，而是赞赏他推崇的新理念，比如国家治理。“这就是体制问题。经济改革最大的瓶颈就是政治改革。只有国家退出，市场才能起决定性作用。改革还得自我革命，你要让我降工资，我积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