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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访谈框架
1991年，英国内政部成立了一个侦查访谈指导小组，小组成员来自警务部门、内政部和皇家检控署，成立该小组旨在协调包括培训在内的侦查访谈相关事宜。指导小组提出了一种结构化的访谈模式，该模式旨在为警方提供一种比劝说性审讯方法更为有效、更合乎道德要求的替代方案。这种模式即日后的PEACE访谈框架，下图所示的模型以各阶段英文单词首字母组成的单词PEACE（和平）为名称。
PEACE访谈框架可用于犯罪嫌疑人访谈、证人访谈和被害人访谈。英国警察培训机构提供的两本侦查人员培训手册详细介绍了PEACE访谈模型的各个步骤。这两本手册是《侦查访谈指南》以及《侦查访谈守则》。此外还有一本工作手册和一份关于侦查访谈核心原则的指南（英国内政部22/1992号令）。
英格兰及威尔士在1992年为警方制定了一套为期一周的PEACE访谈模型训练方案，该方案旨在帮助警方提高侦查人员在侦查访谈中获得信息的相关性、完整性和可靠性。这套训练计划包含了理论学习和实地操演，还提供了各种教具，包括情境录像（例如抢劫商店的录像）和模拟犯罪场景，同时还使用演员扮演犯罪嫌疑人和证人来模拟实地场景。这使得学员有机会实际操练他们在理论课程上学到的技能。
最初，该课程的目标培训对象是服务年限在二到六年的警务人员。该方案在实施后得到了学员的广泛接受，迅速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受训范围也扩大到全体警务人员。
主流访谈方法
1.改进的认知访谈
美国专家杰斯曼（Ed Geiselman）和费希尔（Ron Fisher）及其同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发了认知访谈技术（CI），以期提高目击证人陈述完整性和准确性。虽然认知访谈技术被陆续改进，但这种方法仍被公认为侦查访谈技术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项发展。
认知访谈技术的理论基础源于对记忆的实验研究，研究发现个体对某一事件的回忆可能需要调用多种记忆检索渠道，而用一种方法无法触及的信息往往可以被其他方法检索到。同时，研究还发现了“编码特异性原则”，揭示了编码与检索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总体而言，认知访谈技术的开发者通过观察发现了警方的侦查访谈存在一些问题：不同访谈人员的访谈风格和技术方法的差异极大;侦查人员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侦查访谈实践的局限性;侦查人员访谈证人的方式没有理论支持。此外，研究人员还指出，访谈对象陈述中提供的信息往往是不完整的、前后矛盾的或是仅仅包含侦查人员想听到的内容，访谈对象在陈述时的态度往往犹豫不决。由此，研究人员意识到警方急需一套可靠的侦查访谈程序，进而催生了认知访谈技术。
早期的认知访谈技术研发基于实验室测试。但现实生活中的实地试验发现，与实验室环境中的被试者相比，现实生活中刑事犯罪的受害人和目击证人在访谈过程中往往焦虑水平更高、沟通能力更差、对自身的角色也更为困惑;而且早期的认知访谈并非一种结构化的访谈方法，并没有给出有关访谈流程的规定。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人员逐步改进认知访谈技术，从而发展出了改进的认知访谈技术（ECI）。
与最初的认识访谈技术不同的是，改进后的认知访谈技术涵盖了一次完整访谈所需的各个阶段，具体各阶段如表1所示。
从本质上说，改进的认知访谈技术仍然采纳了最初的认知访谈技术，改进后的版本不仅涵盖了整个访谈过程，还提供了额外的指导语，以确保真正建立起访谈双方融洽的沟通关系、真正将控制权转移给证人、侦查人员所提的问题与证人的回忆相匹配、证人真正使用集中检索技术、证人真正在脑海中构建案发时的画面。
基本上，改进的认知访谈技术要求侦查人员为访谈活动定下基调，确保尽早解决证人关心的问题，诸如访谈所耗时间、是否需要出庭作证以及证人是否正面临来自犯罪嫌疑人的恐吓等;恰当地进行自我介绍，以帮助证人克服他们对警方和侦查访谈可能持有的刻板印象;鼓励证人积极回忆案件相关信息，而不仅仅是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花时间向访谈对象解释将要发生的事情以及侦查人员想要从访谈对象处获取哪些细节;使用“访谈工具箱”中提供的技术方法从访谈对象口中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
2.会话管理
英格兰及威尔士警方使用的另一种主要的访谈技术是会话管理。这一技术由心理学家谢泼德（Eric Shepherd）研发，旨在用于不配合访谈工作的调查对象，即那些“沉默的访谈对象、不予回答的访谈对象，不合作的、有敌意的、撒谎的、闪烁其词的访谈对象”。在这种访谈活动中，侦查人员必须在访谈的早期阶段控制住局面，并且使用与访谈合作证人时的不同策略来管理访谈活动。这就要求侦查人员必须深入理解两个个体之间会面和互动背后的社会心理学知识，并且能够进行熟练的人际表现。
3.不同访谈方法的适用情形
不应简单地认为对被害人和证人应当使用自由回忆或改进的认知访谈，而对犯罪嫌疑人则应当使用会话管理。这种观点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即证人都“愿意”提供信息，而犯罪嫌疑人都“不愿意”提供信息。但经验丰富的警务人员都知道，现实生活中情况未必如此。被害人和证人往往可能不愿意与侦查人员交谈，而犯罪嫌疑人则往往可能愿意交谈。
新一版的英国警方侦查访谈培训材料明确指出，会话管理技术可以适用于访谈任何不合作的对象，无论他是目击证人、被害人还是犯罪嫌疑人。
当前，英国警方培训材料中给出的会话管理流程图仅适用于访谈犯罪嫌疑人。将访谈对象做如表2細化区分，并给出相应的流程及说明，可能有助于侦查人员理解不同类型访谈中使用会话管理的具体方法，并且能够避免混淆。访谈对象分为不合作的犯罪嫌疑人;不合作的证人;证人虽然合作，但出于某种原因无法提供准确且完整的陈述（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需要对访谈施以更多的控制）。
自由回忆（以及高级的改进认知访谈）与会话管理的主要区别在于侦查人员对访谈活动的控制程度不同。同自由回忆技术一样，会话管理技术也遵循PEACE访谈框架，但侦查人员在使用会话管理技术时必须更加敏锐地注意自身、访谈对象及可能在场的第三方人员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在访谈的陈述阶段，侦查人员必须能够有效应对访谈对象不同程度的抵抗。 虽然会话管理是专门为帮助侦查人员从不合作对象口中收集信息而开发的，但这项技术的使用还没有广泛普及。例如，在评估PEACE访谈培训有效性时，克拉克（Clarke）和米尔恩（Milne）发现，只有36%的犯罪嫌疑人访谈使用了会话管理技术。
英国刑事法律与侦查访谈
1.“零口供”访谈
如前所述，侦查访谈的原则七强调，即便是在犯罪嫌疑人选择行使沉默权的情况下，侦查员仍有责任向犯罪嫌疑人提问。这种犯罪嫌疑人拒绝发言的侦查访谈对于缺乏相关经验的侦查员来说是一种挑战。
英国警方认为，在准备与计划阶段做好充分的预案是解决此类情况的关键。侦查员应当尽量避免被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所动摇，需要考虑的问题不在于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不予回应的情况下是否应当继续提问，而是如何以法律可接受的、有效的方式进行提问。应当让犯罪嫌疑人有机会回答所有的相关问题，并给予其足够的时间让犯罪嫌疑人决定是否回应侦查员的提问。
同时，英国警方的培训材料指出，在面对沉默不语或以“无可奉告”回应提问的犯罪嫌疑人时，即使是最富有经验的侦查员也会感到不快。但要记住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必须给犯罪嫌疑人机会，让其对警方的提问所涉及的信息作出回应”，因此，侦查员必须将计划好的问题全部问完。
此外，根据英国警方的规定，面对不作任何回应的犯罪嫌疑人，侦查员应当坚持问完所有的相关问题，就如同犯罪嫌疑人在回应一样。提问的目的之一在于避免给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的辩护留下任何可供利用的漏洞。如果侦查员在一开始没能问完所有相关问题，未被问及的事件或信息就可能给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提供空间，甚至可能会妨碍法庭进行不利推断。
2.不利推断
英国《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第34节第（1）条（a）款规定：如果警方在指控犯罪嫌疑人之前向其履行了警告程序，随后向犯罪嫌疑人询问了一些关键问题，犯罪嫌疑人在面对这些关键问题时选择沉默或者闪烁其词，但又在法庭上依赖这些关键问题所涉及的事项开展辩护，那么法庭即可以基于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或其陈述中未提及的事实作出不利推断及结论。
犯罪嫌疑人的沉默行为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其有罪，如果法庭要从犯罪嫌疑人行使沉默权这一行为中援引出不利推断，那么警方的提问行为就必须至少在表面上达到“足够引起犯罪嫌疑人重视”的程度。
英国法院已经通过判例法确立了进行不利推断所必须具备的六种条件，只有满足这些必要条件时法庭才能够基于英国《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第34节的规定作出不利推断。法官还可以提请陪审团注意犯罪嫌疑人所做辩解的可信度，因为综合全案证据来看，犯罪嫌疑人在警方警告后的访谈中所做的陈述是可以核查的，因而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警方侦查访谈时的表现可能比犯罪嫌疑人当庭所做的辩解更加有说服力。
英国《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第36节和第37节关于沉默权和不利推断的规定对于我们理解该国警方侦查访谈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第36节规定了不利推断的类型，即在犯罪嫌疑人未能或拒绝解释其在特定情况下携带某种物品、形成某种痕迹或带有某种物质的原因时，法庭或陪审团有权据此作出不利推断。而第37节则概括了“犯罪嫌疑人在犯罪现场或犯罪行为发生时被警员发现或逮捕，且其未能或拒绝解释他在犯罪行为发生时出现在犯罪现场的原因”所指的具体情形，以及禁止进行不利推断的排除性情形，即除非侦查员在向犯罪嫌疑人提问之前向其告知了“未能或拒绝解释关键问题可能导致法庭的不利推断”，否则法庭便不能进行不利推断。值得注意的是，此处侦查员告知的内容即为“特别警告”。
综合上述内容，英国警方建议在重大犯罪案件中，侦查员应当考虑制订犯罪嫌疑人沉默时如何应对的预案，以便通过问题设计促成庭审中法官或陪审团的不利推断。为便于理解不利推断的适用，以下列出法庭可能作出不利推断的六种条件。
（1） 所谓的“未能回答关键问题”或“未能提及关键事实”的行为应当发生在警告程序之后的侦查访谈过程中。
（2）所谓的“未能回答关键问题”或“未能提及关键事实”的行为应当发生在指控之前或指控过程中。
（3） 犯罪嫌疑人拒绝回答的问题与案件关键问题相关，即警方提出此类问题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查明是否有犯罪行为发生，以及犯罪是由何人实施的。
（4）犯罪嫌疑人在回应时确实未提及案件的关键事实，但又在庭审中依赖这些事实开展辩护。
（5）以当时的现实情况来看，犯罪嫌疑人本可以在面对警方提问的时候即合理地提及上述关键事实。
（6） 本项规定仅适用于刑事诉讼程序。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为了满足上述条件，侦查员应当确保犯罪嫌疑人处于法定羁押场所，并且在向犯罪嫌疑人提问、提起指控之前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取法律顾问的建议。
此外，尽管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法律顾问的建议，但犯罪嫌疑人同样有权拒绝接受法律顾问的建議，或者选择在没有法律顾问在场的情况下接受警方的访谈。在犯罪嫌疑人拒绝法律顾问的情况下，法庭同样有权基于“犯罪嫌疑人行使了沉默权，或者对关键问题闪烁其词，但又在法庭上依赖这些关键问题所涉及的事项开展辩护”这一举动作出不利推断。
这里还要突出强调一下英国《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第34节的意义，本节给予法官及陪审团进行不利推断的权力，而且迄今为止英国法院系统已经基于这一规定作出了规模可观的判例，法官通过这些判例进一步阐释了英国《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的法条规定，给侦查员办案提供了实际指引。
（责任编辑：张敏娇）
1991年，英国内政部成立了一个侦查访谈指导小组，小组成员来自警务部门、内政部和皇家检控署，成立该小组旨在协调包括培训在内的侦查访谈相关事宜。指导小组提出了一种结构化的访谈模式，该模式旨在为警方提供一种比劝说性审讯方法更为有效、更合乎道德要求的替代方案。这种模式即日后的PEACE访谈框架，下图所示的模型以各阶段英文单词首字母组成的单词PEACE（和平）为名称。
PEACE访谈框架可用于犯罪嫌疑人访谈、证人访谈和被害人访谈。英国警察培训机构提供的两本侦查人员培训手册详细介绍了PEACE访谈模型的各个步骤。这两本手册是《侦查访谈指南》以及《侦查访谈守则》。此外还有一本工作手册和一份关于侦查访谈核心原则的指南（英国内政部22/1992号令）。
英格兰及威尔士在1992年为警方制定了一套为期一周的PEACE访谈模型训练方案，该方案旨在帮助警方提高侦查人员在侦查访谈中获得信息的相关性、完整性和可靠性。这套训练计划包含了理论学习和实地操演，还提供了各种教具，包括情境录像（例如抢劫商店的录像）和模拟犯罪场景，同时还使用演员扮演犯罪嫌疑人和证人来模拟实地场景。这使得学员有机会实际操练他们在理论课程上学到的技能。
最初，该课程的目标培训对象是服务年限在二到六年的警务人员。该方案在实施后得到了学员的广泛接受，迅速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受训范围也扩大到全体警务人员。
主流访谈方法
1.改进的认知访谈
美国专家杰斯曼（Ed Geiselman）和费希尔（Ron Fisher）及其同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发了认知访谈技术（CI），以期提高目击证人陈述完整性和准确性。虽然认知访谈技术被陆续改进，但这种方法仍被公认为侦查访谈技术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项发展。
认知访谈技术的理论基础源于对记忆的实验研究，研究发现个体对某一事件的回忆可能需要调用多种记忆检索渠道，而用一种方法无法触及的信息往往可以被其他方法检索到。同时，研究还发现了“编码特异性原则”，揭示了编码与检索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总体而言，认知访谈技术的开发者通过观察发现了警方的侦查访谈存在一些问题：不同访谈人员的访谈风格和技术方法的差异极大;侦查人员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侦查访谈实践的局限性;侦查人员访谈证人的方式没有理论支持。此外，研究人员还指出，访谈对象陈述中提供的信息往往是不完整的、前后矛盾的或是仅仅包含侦查人员想听到的内容，访谈对象在陈述时的态度往往犹豫不决。由此，研究人员意识到警方急需一套可靠的侦查访谈程序，进而催生了认知访谈技术。
早期的认知访谈技术研发基于实验室测试。但现实生活中的实地试验发现，与实验室环境中的被试者相比，现实生活中刑事犯罪的受害人和目击证人在访谈过程中往往焦虑水平更高、沟通能力更差、对自身的角色也更为困惑;而且早期的认知访谈并非一种结构化的访谈方法，并没有给出有关访谈流程的规定。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人员逐步改进认知访谈技术，从而发展出了改进的认知访谈技术（ECI）。
与最初的认识访谈技术不同的是，改进后的认知访谈技术涵盖了一次完整访谈所需的各个阶段，具体各阶段如表1所示。
从本质上说，改进的认知访谈技术仍然采纳了最初的认知访谈技术，改进后的版本不仅涵盖了整个访谈过程，还提供了额外的指导语，以确保真正建立起访谈双方融洽的沟通关系、真正将控制权转移给证人、侦查人员所提的问题与证人的回忆相匹配、证人真正使用集中检索技术、证人真正在脑海中构建案发时的画面。
基本上，改进的认知访谈技术要求侦查人员为访谈活动定下基调，确保尽早解决证人关心的问题，诸如访谈所耗时间、是否需要出庭作证以及证人是否正面临来自犯罪嫌疑人的恐吓等;恰当地进行自我介绍，以帮助证人克服他们对警方和侦查访谈可能持有的刻板印象;鼓励证人积极回忆案件相关信息，而不仅仅是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花时间向访谈对象解释将要发生的事情以及侦查人员想要从访谈对象处获取哪些细节;使用“访谈工具箱”中提供的技术方法从访谈对象口中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
2.会话管理
英格兰及威尔士警方使用的另一种主要的访谈技术是会话管理。这一技术由心理学家谢泼德（Eric Shepherd）研发，旨在用于不配合访谈工作的调查对象，即那些“沉默的访谈对象、不予回答的访谈对象，不合作的、有敌意的、撒谎的、闪烁其词的访谈对象”。在这种访谈活动中，侦查人员必须在访谈的早期阶段控制住局面，并且使用与访谈合作证人时的不同策略来管理访谈活动。这就要求侦查人员必须深入理解两个个体之间会面和互动背后的社会心理学知识，并且能够进行熟练的人际表现。
3.不同访谈方法的适用情形
不应简单地认为对被害人和证人应当使用自由回忆或改进的认知访谈，而对犯罪嫌疑人则应当使用会话管理。这种观点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即证人都“愿意”提供信息，而犯罪嫌疑人都“不愿意”提供信息。但经验丰富的警务人员都知道，现实生活中情况未必如此。被害人和证人往往可能不愿意与侦查人员交谈，而犯罪嫌疑人则往往可能愿意交谈。
新一版的英国警方侦查访谈培训材料明确指出，会话管理技术可以适用于访谈任何不合作的对象，无论他是目击证人、被害人还是犯罪嫌疑人。
当前，英国警方培训材料中给出的会话管理流程图仅适用于访谈犯罪嫌疑人。将访谈对象做如表2細化区分，并给出相应的流程及说明，可能有助于侦查人员理解不同类型访谈中使用会话管理的具体方法，并且能够避免混淆。访谈对象分为不合作的犯罪嫌疑人;不合作的证人;证人虽然合作，但出于某种原因无法提供准确且完整的陈述（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需要对访谈施以更多的控制）。
自由回忆（以及高级的改进认知访谈）与会话管理的主要区别在于侦查人员对访谈活动的控制程度不同。同自由回忆技术一样，会话管理技术也遵循PEACE访谈框架，但侦查人员在使用会话管理技术时必须更加敏锐地注意自身、访谈对象及可能在场的第三方人员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在访谈的陈述阶段，侦查人员必须能够有效应对访谈对象不同程度的抵抗。 虽然会话管理是专门为帮助侦查人员从不合作对象口中收集信息而开发的，但这项技术的使用还没有广泛普及。例如，在评估PEACE访谈培训有效性时，克拉克（Clarke）和米尔恩（Milne）发现，只有36%的犯罪嫌疑人访谈使用了会话管理技术。
英国刑事法律与侦查访谈
1.“零口供”访谈
如前所述，侦查访谈的原则七强调，即便是在犯罪嫌疑人选择行使沉默权的情况下，侦查员仍有责任向犯罪嫌疑人提问。这种犯罪嫌疑人拒绝发言的侦查访谈对于缺乏相关经验的侦查员来说是一种挑战。
英国警方认为，在准备与计划阶段做好充分的预案是解决此类情况的关键。侦查员应当尽量避免被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所动摇，需要考虑的问题不在于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不予回应的情况下是否应当继续提问，而是如何以法律可接受的、有效的方式进行提问。应当让犯罪嫌疑人有机会回答所有的相关问题，并给予其足够的时间让犯罪嫌疑人决定是否回应侦查员的提问。
同时，英国警方的培训材料指出，在面对沉默不语或以“无可奉告”回应提问的犯罪嫌疑人时，即使是最富有经验的侦查员也会感到不快。但要记住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必须给犯罪嫌疑人机会，让其对警方的提问所涉及的信息作出回应”，因此，侦查员必须将计划好的问题全部问完。
此外，根据英国警方的规定，面对不作任何回应的犯罪嫌疑人，侦查员应当坚持问完所有的相关问题，就如同犯罪嫌疑人在回应一样。提问的目的之一在于避免给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的辩护留下任何可供利用的漏洞。如果侦查员在一开始没能问完所有相关问题，未被问及的事件或信息就可能给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提供空间，甚至可能会妨碍法庭进行不利推断。
2.不利推断
英国《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第34节第（1）条（a）款规定：如果警方在指控犯罪嫌疑人之前向其履行了警告程序，随后向犯罪嫌疑人询问了一些关键问题，犯罪嫌疑人在面对这些关键问题时选择沉默或者闪烁其词，但又在法庭上依赖这些关键问题所涉及的事项开展辩护，那么法庭即可以基于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或其陈述中未提及的事实作出不利推断及结论。
犯罪嫌疑人的沉默行为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其有罪，如果法庭要从犯罪嫌疑人行使沉默权这一行为中援引出不利推断，那么警方的提问行为就必须至少在表面上达到“足够引起犯罪嫌疑人重视”的程度。
英国法院已经通过判例法确立了进行不利推断所必须具备的六种条件，只有满足这些必要条件时法庭才能够基于英国《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第34节的规定作出不利推断。法官还可以提请陪审团注意犯罪嫌疑人所做辩解的可信度，因为综合全案证据来看，犯罪嫌疑人在警方警告后的访谈中所做的陈述是可以核查的，因而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警方侦查访谈时的表现可能比犯罪嫌疑人当庭所做的辩解更加有说服力。
英国《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第36节和第37节关于沉默权和不利推断的规定对于我们理解该国警方侦查访谈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第36节规定了不利推断的类型，即在犯罪嫌疑人未能或拒绝解释其在特定情况下携带某种物品、形成某种痕迹或带有某种物质的原因时，法庭或陪审团有权据此作出不利推断。而第37节则概括了“犯罪嫌疑人在犯罪现场或犯罪行为发生时被警员发现或逮捕，且其未能或拒绝解释他在犯罪行为发生时出现在犯罪现场的原因”所指的具体情形，以及禁止进行不利推断的排除性情形，即除非侦查员在向犯罪嫌疑人提问之前向其告知了“未能或拒绝解释关键问题可能导致法庭的不利推断”，否则法庭便不能进行不利推断。值得注意的是，此处侦查员告知的内容即为“特别警告”。
综合上述内容，英国警方建议在重大犯罪案件中，侦查员应当考虑制订犯罪嫌疑人沉默时如何应对的预案，以便通过问题设计促成庭审中法官或陪审团的不利推断。为便于理解不利推断的适用，以下列出法庭可能作出不利推断的六种条件。
（1） 所谓的“未能回答关键问题”或“未能提及关键事实”的行为应当发生在警告程序之后的侦查访谈过程中。
（2）所谓的“未能回答关键问题”或“未能提及关键事实”的行为应当发生在指控之前或指控过程中。
（3） 犯罪嫌疑人拒绝回答的问题与案件关键问题相关，即警方提出此类问题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查明是否有犯罪行为发生，以及犯罪是由何人实施的。
（4）犯罪嫌疑人在回应时确实未提及案件的关键事实，但又在庭审中依赖这些事实开展辩护。
（5）以当时的现实情况来看，犯罪嫌疑人本可以在面对警方提问的时候即合理地提及上述关键事实。
（6） 本项规定仅适用于刑事诉讼程序。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为了满足上述条件，侦查员应当确保犯罪嫌疑人处于法定羁押场所，并且在向犯罪嫌疑人提问、提起指控之前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取法律顾问的建议。
此外，尽管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法律顾问的建议，但犯罪嫌疑人同样有权拒绝接受法律顾问的建議，或者选择在没有法律顾问在场的情况下接受警方的访谈。在犯罪嫌疑人拒绝法律顾问的情况下，法庭同样有权基于“犯罪嫌疑人行使了沉默权，或者对关键问题闪烁其词，但又在法庭上依赖这些关键问题所涉及的事项开展辩护”这一举动作出不利推断。
这里还要突出强调一下英国《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第34节的意义，本节给予法官及陪审团进行不利推断的权力，而且迄今为止英国法院系统已经基于这一规定作出了规模可观的判例，法官通过这些判例进一步阐释了英国《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的法条规定，给侦查员办案提供了实际指引。
（责任编辑：张敏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