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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看电视剧《叶问》的心情，如同当年观看《亮剑》的体验类似。在《亮剑》之前，我以为《激情燃烧的岁月》已经达到此类题材的巅峰水准，它以新的历史观和美学观描述了一个“另类”的共产党人形象，他既正直勇敢，而又倔强霸气，在正与倔之间建立了颇为传奇而又充满人性深度的有机人物性格。它又是一部共和国的“野史”以及家庭“秘史"，许多观众都从中找到了自己家庭的历史和人物“影子”，替代性地实现了对于自己家庭的史学回顾以及精神洗礼。但是，《亮剑》的横空出世，以更难驾驭的李云龙正与痞混合的复杂性格的准确把握以及体现，使人物形象呈现了更具性格质感以及更为深厚和诡秘的人性内涵，而且，它不局限于男主角，而是群体的原创而鲜活的角色众生相，包括颇具首创活力的国民党军官和日本军人形象，使观众进入中国现代历史的深处，从个人化的角色经验中获知历史及其人性的真正脉动。
在电视剧《叶问》之前，已有四部描述叶问题材的电影作品，不乏演员和导演大家，对于叶问的阐述已经很有美学力量。甄子丹主演的电影《叶问》，当时给我艺术冲击颇大，一是甄子丹表演的叶问所表现出来的凛然气质，他的表演很稳得住，确立了叶问是一个具备原则和思想的侠者形象，而不是从前银幕上惯见的有着武打冲动的武者；二是在此基础上，甄子丹的表演动力，也就不是为了设计一些华丽而高难的武打动作，而是在思想的牵引下，释放身体和武术的能量。梁朝伟主演的电影《一代宗师》，因为笼罩在王家卫的导演风格下，他的表演更多的体现了叶问的绅士风度。
电视剧版的《叶问》却是与此不同，又带来了新的文化和美学惊喜。他是一个“一问一问又一问、叶问问到高山上”的“问题”青年以及文人侠者，它诠释的重点是叶问如何成长为一代宗师的，而不是一出场就是全知全觉、拳术所向披靡的一代宗师，故而在时间的跨度上，经历了少年、青年、中年的三个成长时期。他在武侠影像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在于，电视剧《叶问》开始颠覆了从前武侠剧中超然物外以及被过度神化的侠者形象，而是将侠者角色呈现出了一种真实厚重、衔接地气的递进式变化的成形过程。郑嘉颖表演的叶问在眉头紧锁的“好问”中，从一个显得有点瘦弱却又精干的身体形象中，被“好问”性格催生出了一个平淡众生之中的“侠之大者”。
显然，它与该剧总导演范小天的美学思想有关，有着深刻而坚定的文化路线设计。
第一，在“历史人物考古”的影视文化浪潮中，存在着传奇化和文化型的两种不同创作策略，范小天选择了后者。前者如同“文化考古”发掘出来的纪晓岚等人，由此编创的《铁齿铜牙纪晓岚》等电视剧主要是追求故事性和可看性，其文化价值则相对滞后；后者则是注重历史人物的重新阐释，甚至是颠覆性的解构和建构，例如陈凯歌的电影《荆柯刺秦王》，他认同的秦始皇是一个神经质的女里女气的小个子男子，荆柯也是有点猥琐的刺客，从文化角度独创性地重塑了陈凯歌格式的“刺秦故事”。电视剧版的《叶问》也是如此，它在一定程度上设立了范小天格式的“叶问形象”，即“萌版一代宗师”。
一般而言，描述爱情内涵的艺术作品，最有魅力之处是两人感情关系雾里看花或者说是若即若离之时，既有距离审美，又无明确一定归宿，而真正结婚以后则大多是索然无味了。范小天深谙此理，他创造的叶问形象，一改武学大师的庄严正派，为角色增加些许青葱的稚嫩，并非一出场就已是一代宗师，而是从一个迷茫的武者，最后成为一个具有大视野和大情怀的武学大家。一次次的不公、失败、凶杀、暴行、挑战和争名，在如此的锤炼和磨难中，形成了叶问文人侠者的风范。他不是一个游离于历史和世俗的人物，而是有着普通人的遭遇及其在此基础上不断自我人格提升的武者。因此，电视剧版的《叶问》乃是一个关于成长主题的“一代宗师”故事。
历史人物的“文化考古”，自然是缘于该人物有着令人兴趣盎然的人生话题以及文化意味。电视剧版的《叶问》也是有着如此的创作缘起，如同该剧总编剧张炭所认为的，叶问这一题材之所以不断被搬上电影荧幕，正是因为它具有可以被不断创造的传奇性以及以被深度挖掘的文化价值。电视剧这一载体区别于电影之处，就在于它有更多的时长去全方位、多立面地展示叶问题材背后的传奇性与文化价值，更进一步展示一个时代对人的影响，展示人对一个时代的思索，展示一个中国武者在那个时代的蜕变与成长。如此的传奇性与文化价值，它必然注重于新故事、新情节和新思想。其实，在“历史人物考古”中，还存在着许多的“盲点”或者“盲区”，文化发掘还有很大的创作空间。电视剧版的《叶问》在前面若干电影的基础上，能有如此的新创意和新发展，也形成了不少的启示意义。在此，选择何种的文化创造策略，乃是它的一个关键部位。
第二，范小天在自己的系列影视作品中，举出了“南方派作家影视”的旗帜，标明了他的精神等级以及产业文化格局。我在多种学术场合中，提及过中国文艺“艺人化”的生态趋势，对此颇为忧心。由于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准宗教的精神功能，它是民族灵魂和个体生命“心灵养护”的核心内容，因此，它的主体精神需要保持相当高的品质。“艺人化”的文艺是取悦于人的，而只有“文人化”的文艺才是思想型的甚至是启蒙型的。范小天提出作家电视剧概念，亮出了自己的人格坚守，在目前文艺精神等级普遍下滑的状况中，无疑是一种清醒的文化自觉。他称道，在电视剧版的《叶问》中，加入了很多原先在武侠剧中不会涉足的关于人文、民族和文化的东西。叶问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中，所面临着对人生、对社会、对感情的种种困惑，他是一个向往高山的人，他身上承载了當时武者的蜕变和困惑，这就是“问”。最后，就是要“一问一问又一问，叶问问到高山上”，这才是这部电视剧的创新之处。由于范小天的文人立场，使他的叶问形象不仅仅是一个武者，而且是一个充满思考的思想者。
2、
基于电视剧版《叶问》上述的人文态势，表演艺术与此一致地采取了自己的表现方法以及形态。这里，对它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历史中，它是继中国领袖人物走下神坛以后，出现了第二次走下神坛的文化现象，即一代武术宗师也开始从“神界”下凡，出现了一个平民化和真实性的武者英雄，由此，它在表演姿态上，不是“一代宗师”居高临下的演绎态度，如同此前许多武侠片的武侠英雄出场即是武功盖世的形象，甚至也包括甄子丹的《叶问》和梁朝伟的《一代宗师》，也不能逃脱如此的表演美学惯性，郑嘉颖表演的叶问形象，则是采取了与观众平视的角度，他将叶问演绎得文人化了，从懵懂无知的少年，到雷霆万钧、斗勇争胜的青年，再到经历了人生起伏之后逐渐沉稳内敛的中年，呈现出了一种平和的表演力量和魅力。 一是郑嘉颖的外形设计，即为邻家男孩甚至自家儿子的形象，颇有一种生活化的扮相。在他的表演处理中，有着一种“萌态”的方式。有的论者指出，郑嘉颖塑造的叶问形象，颇有些“萌中带点二”，尤其是在初出茅庐的时期，眼神中透露着无辜。随着叶问的人生经历多次跌宕，郑嘉颖的叶问也就逐渐地坚毅起来，颇有点“虐中带着萌”，通过如此的表演诠释，郑嘉颖表现了叶问从一位单纯的青年在复杂的社会中“一问一问又一问”之后逐步走向成熟的历程。对此，导演范小天也认为，郑嘉颖的笑容萌、动作萌，亲切的像个邻家大男孩，评论称他为“萌版一代宗师”，这种评价挺到位的。儒雅的行头多了几份年轻的稚嫩，郑嘉颖的表演抓住了角色的本质，他身上有种文艺儒雅的气质，似乎叶问这个角色就是为郑嘉颖量身定制的，这也是像极了叶问本人。
在郑嘉颖的表演中，叶问总是愁眉苦脸的。这是叶问“好问”的必然表情，也是时代的整体形象。因为那个时代，有着太多无法问清甚至无法询问的问题，他的表情也是一个时代思想者的“表情”概括。他曾经用嘴巴问过，也用拳头问过。亲人、爱人、朋友的不断受到伤害，让叶问无限痛苦，它既推动着剧情的矛盾、冲突和发展，也触动着叶问对时代、社会和人性逐步地提出疑问。有的论者指出，为了让叶问“提问”不已，电视剧版《叶问》设计了颇多的“叶问灾难”。剧中的叶问不但是自己命途多舛，与他有关系者也是受累苦难颇多。父母因为他丧尽了家产，弄得生活潦倒，妻子郑永成家也是灾难缠身。他的兄弟朋友，非死也悲。喜欢叶问的珍妮原来生活不错，与他相识以后，也是生活坎坷。有人作过统计，在电视剧版《叶问》中，出场超过20分钟的人物之中，凡与叶问相识的，几乎都在倒霉，轻者众叛亲离，重者或死或伤。因此，郑嘉颖的“苦脸”设计，既是剧情所需求的，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表情”。
二是郑嘉颖以“萌版一代宗师”表演形态，形成了与甄子丹、梁朝伟、黄秋生等表演的叶问的不同风格及其意味。在此，我自然联想到了陈道明、张国立、张铁林表演的清朝皇帝形象，虽然都是表演威冠天下的皇帝，但是，三人的表演风格颇为不同，甚至可以说三个皇帝的“分工”也是有所不同的，陈道明的皇帝是管天下的，因而他的表演端正肃穆，城府很深，张国立的皇帝是管民间的，他的表演平民气颇重，喜欢在民间私访，张铁林的皇帝是管后宫的，他的表演喜剧气息较重，总是嘻嘻哈哈。在电视剧版《叶问》中，郑嘉颖也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表演力量，能够于与甄子丹、梁朝伟、黄秋生等表演平分秋色，各有美学风姿。
这里，可以作如此的表演比较分析，首先，如果说甄子丹的叶问是功夫版的，梁朝伟的叶问是绅士版的，那么，郑嘉颖的叶问是文艺版的；其次，如果说甄子丹的叶问是最能打的，梁朝伟的叶问是最沉稳的，那么，郑嘉颖的叶问是最萌态的；再次，如果说甄子丹的叶问展现的美学中心是功夫，梁朝伟的叶问展现的美学中心是写意，那么，郑嘉颖的叶问展现的美学中心是成长；第四，如果说甄子丹的叶问是静态的，梁朝伟的叶问也是静态的，那么，郑嘉颖的叶问是动态的。由此，也就确立了郑嘉颖的表演在“叶问形象江湖”中的地位。
三是观看电视剧版《叶问》，我也联想到了近期轰动中国的大型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前段时间，我曾与该片首席摄影兼导演阎大众交换意见，我认为从《舌尖上的中国》开始，中国食文化纪录片不再仅仅关注“吃”了，而是将重心转向“吃”的人以及他们的文化人格结构，该片是破译中国文化密码的，“吃”只是一个入道口。阎大众也认为，该片追求一种文化学和人类学的价值，只可惜在拍摄过程中，有关食文化的现场遗迹大多消失了，于该剧效果也是有所损失。
电视剧版《叶问》似乎也有如此的效应，它也并不仅仅再现武功，而是表现武者以及他的文化人格成长历史。因此，在演员的选择上，并没有使用武林高手，而是一个零武术功底的艺人。虽然该剧武术也很炫目，咏春拳、形意拳、八卦掌、长查拳、子午剑以及西洋拳术，让观众目不暇接、大饱眼福，但是，它更着力挖掘的还是武术的人及其精神内涵。郑嘉颖在回应对他武术功底的质疑时称道，叶问是他演艺生涯中最没把握的一个角色，但是，剧本打动了他，因为这个挑战实在太难得了。当然，他没有武术功底，跟甄子丹老师相比，他演的叶问不可能依靠拳腳取胜，剧中的打戏非常好看，它大多是武术指导老师的功劳，他是尽他最大努力演好武戏。在他看来，打得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部戏并不是在渲染打打杀杀、血流成河的暴力场面，而是更加注重内在东西的表达。《叶问》不是用武力表现传统武侠剧中的快意恩仇，而是将个人恩怨放下，以民族大义为重，呈现一种宽容、谦逊、悲悯、渴望尊严的文化内质。就像导演说的，叶问身上拥有的功夫和精神，不再是只为了在江湖上取得声名地位，更是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反抗侵略的一种方式。
正是转向了武术背后的人以及人格世界，演员对于内心的深度开掘也就可以弥补表层武打的缺陷，甚至它也可以说是该剧的一个表演策略。如果使用一个武术高手，则有可能使表演意蕴走向了武术表层技术，在武功的高难度“炫耀”中，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对于武者的人生哲学及其时代的“天问”，乃至可能眼花缭乱的“动作大戏”，严重地淹没了武者灵魂的自问或者拷问。我经常有机会出国观摩舞蹈表演，在我的印象中，欧洲舞蹈除了古典舞之外，现代舞大多是一种用身体写作的政治舞蹈，关涉到政治、社会、人生等敏感而深刻的话题，他们演员的舞蹈身体条件一般，但是，他们舞蹈身体的表现力却是很强，充满一种身体的问题及其诉求张力。反观中国的舞蹈表演，演员舞蹈身体条件优良，表演动作整齐而又优美，但是，就是感觉缺少一种“灵魂之美”的冲击力量。我开始纳闷之，后来也慢慢咀嚼出了其中的玄机，因为欧洲一些演员舞蹈身体条件一般，既然天然身体美感有着局限，就将舞蹈的美感重心投入到内涵方面，运用身体表达一些政治哲学的命题。中国的舞蹈则是由于演员先天身体元素较好，以为已经具有足够的舞蹈技术美感，而较少去关注作品内容深度。电视剧版《叶问》似乎暗合此理，起用零武术功力的郑嘉颖饰演叶问，也是为了避免陷入“炫技”之沼泽，而将表演的重点转向内心“好问”。 3、
电视剧版《叶问》的新武侠片表演姿态，还值得关注的有它所体现出来的民间味、南粤味和文艺味。
民间味，即是前所涉及的还原武者真实的生活质感，包括日常和高峰的生活质感。有的论者指出，从甄子丹的《叶问》再到梁朝伟的《一代宗师》，“叶问”逐渐摆脱了“李小龙师傅”的身份标签，而是逐渐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武学符号。在此基础上翻拍的电视剧版《叶问》，创新程度也就决定该剧成败的重要关键之一。它改变了以往注重武打及其特效的通常表现方法，它从细节入手塑造人物形象，叶问既要与林青山、鬼门龙二等对立人物抗争，又有与张永成之间的缠绵恋情，充满了生活化和世俗化的描写。也就是说，它在展现武学大师传奇人生的同时，又拒绝了一般武侠片与时代、历史无深刻内在联系的通病，将乱世情感与成长之路融合，将一代宗师与咏春拳化为一体，将拳品的刚与柔相济，浓彩重墨地展现武者的成长蜕变，因此，它在整体表演风格上，显得自然而又真实，颇是接了地气。
南粤味，因为故事的主体地域发生在南粤，如何在表演中体现出南粤人的气质和人格，也是电视剧版《叶问》能否获得观众认可以及喜欢的一个要素。甄子丹、梁朝伟、黄秋生扮演叶问，因为他们是香港人或者在香港生活过，因此，对于南粤的风土人情、人物形神比较熟悉，甚至可以说是烂熟于心，他们在表演中自然就有底气，对于角色的性格神韵、情感逻辑，尤其是一些言行细节的处理，往往能够精准到位，乃至常常会有神来之笔。电视剧版《叶问》自然也考虑到了如此因素，起用了香港演员郑嘉颖出演叶问。此外，还使用了一批在影视作品中惯演南粤武林高手的香港演员元华、梁晓龙、梁家仁以及曾经长期在香港演剧的于荣光，他们的地域气质使他们的表演充满了南粤人的性格特点，观众在认同他们表演的南粤人形象的同时，也加深了对于地理的政治、时代和文化的理解及其感悟。
文艺味，郑嘉颖将叶问表演成为一个文人武者，兼具武林宗师和痴情型男的双重特质，无论是大义凛然还是柔情似水，都充满了浓郁的思想味儿和文艺范儿。郑嘉颖认为，叶问从佛山到广州的那天开始，就在思考以及不断地发问，对乱世的人性发问，也对整个武林斗争发问，而且也在认真地思考。有的论者对此提出，郑嘉颖版的叶问不是武痴，不求天下第一，只求国人平安以及民族独立。洋人横行，华人受辱，他挺身而出；民族的尊严受损，他接受各国武者的挑战，身负重伤也绝不退让。叶问从来都是心怀仁慈，放人生路。对待陷他于不义的特务，他劝人枪下留人；对待丧尽天良的对手，他放他生路；对待機关算尽的日本人，也能做到手下留情。因此，郑嘉颖的表演风格正派而又不失清新，与他以前创作的《怒火街头》中争名夺利的Law霸，和《步步惊心》中温润如玉的八爷，表演处理颇不相同。该剧的其他演员韩雪、刘小锋、宋洋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观众对于他们原有的表演印象，都有新的文艺味的角色形象创造，也表明了总导演范小天对于该剧表演的整体美学把握能力。
观看电视剧《叶问》的心情，如同当年观看《亮剑》的体验类似。在《亮剑》之前，我以为《激情燃烧的岁月》已经达到此类题材的巅峰水准，它以新的历史观和美学观描述了一个“另类”的共产党人形象，他既正直勇敢，而又倔强霸气，在正与倔之间建立了颇为传奇而又充满人性深度的有机人物性格。它又是一部共和国的“野史”以及家庭“秘史"，许多观众都从中找到了自己家庭的历史和人物“影子”，替代性地实现了对于自己家庭的史学回顾以及精神洗礼。但是，《亮剑》的横空出世，以更难驾驭的李云龙正与痞混合的复杂性格的准确把握以及体现，使人物形象呈现了更具性格质感以及更为深厚和诡秘的人性内涵，而且，它不局限于男主角，而是群体的原创而鲜活的角色众生相，包括颇具首创活力的国民党军官和日本军人形象，使观众进入中国现代历史的深处，从个人化的角色经验中获知历史及其人性的真正脉动。
在电视剧《叶问》之前，已有四部描述叶问题材的电影作品，不乏演员和导演大家，对于叶问的阐述已经很有美学力量。甄子丹主演的电影《叶问》，当时给我艺术冲击颇大，一是甄子丹表演的叶问所表现出来的凛然气质，他的表演很稳得住，确立了叶问是一个具备原则和思想的侠者形象，而不是从前银幕上惯见的有着武打冲动的武者；二是在此基础上，甄子丹的表演动力，也就不是为了设计一些华丽而高难的武打动作，而是在思想的牵引下，释放身体和武术的能量。梁朝伟主演的电影《一代宗师》，因为笼罩在王家卫的导演风格下，他的表演更多的体现了叶问的绅士风度。
电视剧版的《叶问》却是与此不同，又带来了新的文化和美学惊喜。他是一个“一问一问又一问、叶问问到高山上”的“问题”青年以及文人侠者，它诠释的重点是叶问如何成长为一代宗师的，而不是一出场就是全知全觉、拳术所向披靡的一代宗师，故而在时间的跨度上，经历了少年、青年、中年的三个成长时期。他在武侠影像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在于，电视剧《叶问》开始颠覆了从前武侠剧中超然物外以及被过度神化的侠者形象，而是将侠者角色呈现出了一种真实厚重、衔接地气的递进式变化的成形过程。郑嘉颖表演的叶问在眉头紧锁的“好问”中，从一个显得有点瘦弱却又精干的身体形象中，被“好问”性格催生出了一个平淡众生之中的“侠之大者”。
显然，它与该剧总导演范小天的美学思想有关，有着深刻而坚定的文化路线设计。
第一，在“历史人物考古”的影视文化浪潮中，存在着传奇化和文化型的两种不同创作策略，范小天选择了后者。前者如同“文化考古”发掘出来的纪晓岚等人，由此编创的《铁齿铜牙纪晓岚》等电视剧主要是追求故事性和可看性，其文化价值则相对滞后；后者则是注重历史人物的重新阐释，甚至是颠覆性的解构和建构，例如陈凯歌的电影《荆柯刺秦王》，他认同的秦始皇是一个神经质的女里女气的小个子男子，荆柯也是有点猥琐的刺客，从文化角度独创性地重塑了陈凯歌格式的“刺秦故事”。电视剧版的《叶问》也是如此，它在一定程度上设立了范小天格式的“叶问形象”，即“萌版一代宗师”。
一般而言，描述爱情内涵的艺术作品，最有魅力之处是两人感情关系雾里看花或者说是若即若离之时，既有距离审美，又无明确一定归宿，而真正结婚以后则大多是索然无味了。范小天深谙此理，他创造的叶问形象，一改武学大师的庄严正派，为角色增加些许青葱的稚嫩，并非一出场就已是一代宗师，而是从一个迷茫的武者，最后成为一个具有大视野和大情怀的武学大家。一次次的不公、失败、凶杀、暴行、挑战和争名，在如此的锤炼和磨难中，形成了叶问文人侠者的风范。他不是一个游离于历史和世俗的人物，而是有着普通人的遭遇及其在此基础上不断自我人格提升的武者。因此，电视剧版的《叶问》乃是一个关于成长主题的“一代宗师”故事。
历史人物的“文化考古”，自然是缘于该人物有着令人兴趣盎然的人生话题以及文化意味。电视剧版的《叶问》也是有着如此的创作缘起，如同该剧总编剧张炭所认为的，叶问这一题材之所以不断被搬上电影荧幕，正是因为它具有可以被不断创造的传奇性以及以被深度挖掘的文化价值。电视剧这一载体区别于电影之处，就在于它有更多的时长去全方位、多立面地展示叶问题材背后的传奇性与文化价值，更进一步展示一个时代对人的影响，展示人对一个时代的思索，展示一个中国武者在那个时代的蜕变与成长。如此的传奇性与文化价值，它必然注重于新故事、新情节和新思想。其实，在“历史人物考古”中，还存在着许多的“盲点”或者“盲区”，文化发掘还有很大的创作空间。电视剧版的《叶问》在前面若干电影的基础上，能有如此的新创意和新发展，也形成了不少的启示意义。在此，选择何种的文化创造策略，乃是它的一个关键部位。
第二，范小天在自己的系列影视作品中，举出了“南方派作家影视”的旗帜，标明了他的精神等级以及产业文化格局。我在多种学术场合中，提及过中国文艺“艺人化”的生态趋势，对此颇为忧心。由于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准宗教的精神功能，它是民族灵魂和个体生命“心灵养护”的核心内容，因此，它的主体精神需要保持相当高的品质。“艺人化”的文艺是取悦于人的，而只有“文人化”的文艺才是思想型的甚至是启蒙型的。范小天提出作家电视剧概念，亮出了自己的人格坚守，在目前文艺精神等级普遍下滑的状况中，无疑是一种清醒的文化自觉。他称道，在电视剧版的《叶问》中，加入了很多原先在武侠剧中不会涉足的关于人文、民族和文化的东西。叶问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中，所面临着对人生、对社会、对感情的种种困惑，他是一个向往高山的人，他身上承载了當时武者的蜕变和困惑，这就是“问”。最后，就是要“一问一问又一问，叶问问到高山上”，这才是这部电视剧的创新之处。由于范小天的文人立场，使他的叶问形象不仅仅是一个武者，而且是一个充满思考的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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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视剧版《叶问》上述的人文态势，表演艺术与此一致地采取了自己的表现方法以及形态。这里，对它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历史中，它是继中国领袖人物走下神坛以后，出现了第二次走下神坛的文化现象，即一代武术宗师也开始从“神界”下凡，出现了一个平民化和真实性的武者英雄，由此，它在表演姿态上，不是“一代宗师”居高临下的演绎态度，如同此前许多武侠片的武侠英雄出场即是武功盖世的形象，甚至也包括甄子丹的《叶问》和梁朝伟的《一代宗师》，也不能逃脱如此的表演美学惯性，郑嘉颖表演的叶问形象，则是采取了与观众平视的角度，他将叶问演绎得文人化了，从懵懂无知的少年，到雷霆万钧、斗勇争胜的青年，再到经历了人生起伏之后逐渐沉稳内敛的中年，呈现出了一种平和的表演力量和魅力。 一是郑嘉颖的外形设计，即为邻家男孩甚至自家儿子的形象，颇有一种生活化的扮相。在他的表演处理中，有着一种“萌态”的方式。有的论者指出，郑嘉颖塑造的叶问形象，颇有些“萌中带点二”，尤其是在初出茅庐的时期，眼神中透露着无辜。随着叶问的人生经历多次跌宕，郑嘉颖的叶问也就逐渐地坚毅起来，颇有点“虐中带着萌”，通过如此的表演诠释，郑嘉颖表现了叶问从一位单纯的青年在复杂的社会中“一问一问又一问”之后逐步走向成熟的历程。对此，导演范小天也认为，郑嘉颖的笑容萌、动作萌，亲切的像个邻家大男孩，评论称他为“萌版一代宗师”，这种评价挺到位的。儒雅的行头多了几份年轻的稚嫩，郑嘉颖的表演抓住了角色的本质，他身上有种文艺儒雅的气质，似乎叶问这个角色就是为郑嘉颖量身定制的，这也是像极了叶问本人。
在郑嘉颖的表演中，叶问总是愁眉苦脸的。这是叶问“好问”的必然表情，也是时代的整体形象。因为那个时代，有着太多无法问清甚至无法询问的问题，他的表情也是一个时代思想者的“表情”概括。他曾经用嘴巴问过，也用拳头问过。亲人、爱人、朋友的不断受到伤害，让叶问无限痛苦，它既推动着剧情的矛盾、冲突和发展，也触动着叶问对时代、社会和人性逐步地提出疑问。有的论者指出，为了让叶问“提问”不已，电视剧版《叶问》设计了颇多的“叶问灾难”。剧中的叶问不但是自己命途多舛，与他有关系者也是受累苦难颇多。父母因为他丧尽了家产，弄得生活潦倒，妻子郑永成家也是灾难缠身。他的兄弟朋友，非死也悲。喜欢叶问的珍妮原来生活不错，与他相识以后，也是生活坎坷。有人作过统计，在电视剧版《叶问》中，出场超过20分钟的人物之中，凡与叶问相识的，几乎都在倒霉，轻者众叛亲离，重者或死或伤。因此，郑嘉颖的“苦脸”设计，既是剧情所需求的，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表情”。
二是郑嘉颖以“萌版一代宗师”表演形态，形成了与甄子丹、梁朝伟、黄秋生等表演的叶问的不同风格及其意味。在此，我自然联想到了陈道明、张国立、张铁林表演的清朝皇帝形象，虽然都是表演威冠天下的皇帝，但是，三人的表演风格颇为不同，甚至可以说三个皇帝的“分工”也是有所不同的，陈道明的皇帝是管天下的，因而他的表演端正肃穆，城府很深，张国立的皇帝是管民间的，他的表演平民气颇重，喜欢在民间私访，张铁林的皇帝是管后宫的，他的表演喜剧气息较重，总是嘻嘻哈哈。在电视剧版《叶问》中，郑嘉颖也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表演力量，能够于与甄子丹、梁朝伟、黄秋生等表演平分秋色，各有美学风姿。
这里，可以作如此的表演比较分析，首先，如果说甄子丹的叶问是功夫版的，梁朝伟的叶问是绅士版的，那么，郑嘉颖的叶问是文艺版的；其次，如果说甄子丹的叶问是最能打的，梁朝伟的叶问是最沉稳的，那么，郑嘉颖的叶问是最萌态的；再次，如果说甄子丹的叶问展现的美学中心是功夫，梁朝伟的叶问展现的美学中心是写意，那么，郑嘉颖的叶问展现的美学中心是成长；第四，如果说甄子丹的叶问是静态的，梁朝伟的叶问也是静态的，那么，郑嘉颖的叶问是动态的。由此，也就确立了郑嘉颖的表演在“叶问形象江湖”中的地位。
三是观看电视剧版《叶问》，我也联想到了近期轰动中国的大型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前段时间，我曾与该片首席摄影兼导演阎大众交换意见，我认为从《舌尖上的中国》开始，中国食文化纪录片不再仅仅关注“吃”了，而是将重心转向“吃”的人以及他们的文化人格结构，该片是破译中国文化密码的，“吃”只是一个入道口。阎大众也认为，该片追求一种文化学和人类学的价值，只可惜在拍摄过程中，有关食文化的现场遗迹大多消失了，于该剧效果也是有所损失。
电视剧版《叶问》似乎也有如此的效应，它也并不仅仅再现武功，而是表现武者以及他的文化人格成长历史。因此，在演员的选择上，并没有使用武林高手，而是一个零武术功底的艺人。虽然该剧武术也很炫目，咏春拳、形意拳、八卦掌、长查拳、子午剑以及西洋拳术，让观众目不暇接、大饱眼福，但是，它更着力挖掘的还是武术的人及其精神内涵。郑嘉颖在回应对他武术功底的质疑时称道，叶问是他演艺生涯中最没把握的一个角色，但是，剧本打动了他，因为这个挑战实在太难得了。当然，他没有武术功底，跟甄子丹老师相比，他演的叶问不可能依靠拳腳取胜，剧中的打戏非常好看，它大多是武术指导老师的功劳，他是尽他最大努力演好武戏。在他看来，打得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部戏并不是在渲染打打杀杀、血流成河的暴力场面，而是更加注重内在东西的表达。《叶问》不是用武力表现传统武侠剧中的快意恩仇，而是将个人恩怨放下，以民族大义为重，呈现一种宽容、谦逊、悲悯、渴望尊严的文化内质。就像导演说的，叶问身上拥有的功夫和精神，不再是只为了在江湖上取得声名地位，更是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反抗侵略的一种方式。
正是转向了武术背后的人以及人格世界，演员对于内心的深度开掘也就可以弥补表层武打的缺陷，甚至它也可以说是该剧的一个表演策略。如果使用一个武术高手，则有可能使表演意蕴走向了武术表层技术，在武功的高难度“炫耀”中，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对于武者的人生哲学及其时代的“天问”，乃至可能眼花缭乱的“动作大戏”，严重地淹没了武者灵魂的自问或者拷问。我经常有机会出国观摩舞蹈表演，在我的印象中，欧洲舞蹈除了古典舞之外，现代舞大多是一种用身体写作的政治舞蹈，关涉到政治、社会、人生等敏感而深刻的话题，他们演员的舞蹈身体条件一般，但是，他们舞蹈身体的表现力却是很强，充满一种身体的问题及其诉求张力。反观中国的舞蹈表演，演员舞蹈身体条件优良，表演动作整齐而又优美，但是，就是感觉缺少一种“灵魂之美”的冲击力量。我开始纳闷之，后来也慢慢咀嚼出了其中的玄机，因为欧洲一些演员舞蹈身体条件一般，既然天然身体美感有着局限，就将舞蹈的美感重心投入到内涵方面，运用身体表达一些政治哲学的命题。中国的舞蹈则是由于演员先天身体元素较好，以为已经具有足够的舞蹈技术美感，而较少去关注作品内容深度。电视剧版《叶问》似乎暗合此理，起用零武术功力的郑嘉颖饰演叶问，也是为了避免陷入“炫技”之沼泽，而将表演的重点转向内心“好问”。 3、
电视剧版《叶问》的新武侠片表演姿态，还值得关注的有它所体现出来的民间味、南粤味和文艺味。
民间味，即是前所涉及的还原武者真实的生活质感，包括日常和高峰的生活质感。有的论者指出，从甄子丹的《叶问》再到梁朝伟的《一代宗师》，“叶问”逐渐摆脱了“李小龙师傅”的身份标签，而是逐渐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武学符号。在此基础上翻拍的电视剧版《叶问》，创新程度也就决定该剧成败的重要关键之一。它改变了以往注重武打及其特效的通常表现方法，它从细节入手塑造人物形象，叶问既要与林青山、鬼门龙二等对立人物抗争，又有与张永成之间的缠绵恋情，充满了生活化和世俗化的描写。也就是说，它在展现武学大师传奇人生的同时，又拒绝了一般武侠片与时代、历史无深刻内在联系的通病，将乱世情感与成长之路融合，将一代宗师与咏春拳化为一体，将拳品的刚与柔相济，浓彩重墨地展现武者的成长蜕变，因此，它在整体表演风格上，显得自然而又真实，颇是接了地气。
南粤味，因为故事的主体地域发生在南粤，如何在表演中体现出南粤人的气质和人格，也是电视剧版《叶问》能否获得观众认可以及喜欢的一个要素。甄子丹、梁朝伟、黄秋生扮演叶问，因为他们是香港人或者在香港生活过，因此，对于南粤的风土人情、人物形神比较熟悉，甚至可以说是烂熟于心，他们在表演中自然就有底气，对于角色的性格神韵、情感逻辑，尤其是一些言行细节的处理，往往能够精准到位，乃至常常会有神来之笔。电视剧版《叶问》自然也考虑到了如此因素，起用了香港演员郑嘉颖出演叶问。此外，还使用了一批在影视作品中惯演南粤武林高手的香港演员元华、梁晓龙、梁家仁以及曾经长期在香港演剧的于荣光，他们的地域气质使他们的表演充满了南粤人的性格特点，观众在认同他们表演的南粤人形象的同时，也加深了对于地理的政治、时代和文化的理解及其感悟。
文艺味，郑嘉颖将叶问表演成为一个文人武者，兼具武林宗师和痴情型男的双重特质，无论是大义凛然还是柔情似水，都充满了浓郁的思想味儿和文艺范儿。郑嘉颖认为，叶问从佛山到广州的那天开始，就在思考以及不断地发问，对乱世的人性发问，也对整个武林斗争发问，而且也在认真地思考。有的论者对此提出，郑嘉颖版的叶问不是武痴，不求天下第一，只求国人平安以及民族独立。洋人横行，华人受辱，他挺身而出；民族的尊严受损，他接受各国武者的挑战，身负重伤也绝不退让。叶问从来都是心怀仁慈，放人生路。对待陷他于不义的特务，他劝人枪下留人；对待丧尽天良的对手，他放他生路；对待機关算尽的日本人，也能做到手下留情。因此，郑嘉颖的表演风格正派而又不失清新，与他以前创作的《怒火街头》中争名夺利的Law霸，和《步步惊心》中温润如玉的八爷，表演处理颇不相同。该剧的其他演员韩雪、刘小锋、宋洋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观众对于他们原有的表演印象，都有新的文艺味的角色形象创造，也表明了总导演范小天对于该剧表演的整体美学把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