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建筑形态，古希腊的神庙，古罗马的公共浴场，中世纪的大教堂……现今时代的建筑形态，非大学莫属。这是建筑史学家约瑟夫·里克沃特的观点。近日，国外一部名为《世界最美大学》的画册以多种文字版本同时发行，深深触及大众对大学的审美情愫。该画册精选全球23所大学，从欧罗巴的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直至新大陆的耶鲁大学、麦吉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因美而成为文化遗产。大学这份人类文化遗产却不可被剥离得仅剩建筑。于中国学生而言，游学或留学海外，与其为最美大学百里挑一，不如探寻大学何美之有。
　　因史而美
　　现存西方世界最古老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当之无愧。该校校徽书有拉丁文“大学之母”，且至少在西方高等教育王国，博洛尼亚大学可母仪天下。既然身为大学之母，便以孕育学科为己任，譬如医学。博洛尼亚大学拥有世界上第一间解剖教室。当时，人体解剖被视作忤逆之举，解剖课便转战地下。那是一间下沉式的圆形阶梯教室，犹如古罗马剧场，讲台就是解剖台。冲破中世纪的黑暗，人的发现，由此开启。
　　博洛尼亚大学校史虽可追溯到 1088年，却因由学生自发组建，奠基证据无从稽查。法国认为，西方最古老的大学应该是巴黎大学，成立于1198年，且有教皇手谕为证。自建校之日起，便执意打造基督教世界的最高学府。而且，包括牛津大学在内的几乎所有欧洲大学均由巴黎大学衍生而来。千年之际，当欧盟力推有史以来最为宏大的高等教育改革之时，把该项改革工程命名为“博洛尼亚进程”，整幅蓝图则由《索邦宣言》绘就。博洛尼亚进程实为对大学历史的至高致敬。致敬的不仅是这两所大学对高等教育的创举，更是在中世纪的桎梏下保存人类人文精神火花的勇气。
　　走出中世纪，大学取代教堂，成为圣殿。众所周知，美国大学有供奉吉祥物的传统，最初源于大学体育赛事。普林斯顿大学是虎，耶鲁大学是狗，具体而言，是斗牛犬。普林斯顿圣殿竟然由耶鲁人设计，于普林斯顿人而言，是可忍孰不可忍。既然圣殿的神圣性不容亵渎，普林斯顿人只好揶揄：画虎不成反类犬。然而，正是由于竞争，人类高等教育事业才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因门而美
　　大学之大，在于其高。象牙塔的塔尖即学术顶尖，无疑高不可攀。同样仰之弥高的还有象牙塔的门槛。跨入学府，犹如鱼跃龙门。当年初到牛津，钱钟书就从公共汽车上狠狠摔下，磕掉大半个门牙。此次初吻牛津，钱钟书视其为“和牛津泥土的第一次拥抱”。初吻的惨痛或许因牛津门槛所慑。
　　牛津培养了雪莱，剑桥孕育了拜伦。拜伦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该校最具贵族气质的机构。学院大门上方有一尊创始人亨利八世雕像，左手托起一只象征皇权与神权的金色圆球，右手却举着一根椅腿。原来，拜伦在读期间偷梁换柱，以椅腿取代节杖。拜伦因塑造一系列“拜伦式英雄”角色而载入世界文学史册。但生活中，世袭勋爵拜伦本人就以斗士著称。如今，每每走过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大门，犹如接受一次英雄史诗的洗礼。在剑桥大学的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学子务必穿越学术道路的三重门：入学时的谦卑之门，在读时的道德之门，毕业时的荣誉之门。学生也命名一座石门，连接树木庭院和冈维尔庭院的石门，取名为“应急之门”，因此门通向厕所。
　　赤门是东京大学校园内仅存的一座御守殿门。建造御守殿门是江户时代藩王娶妻的一种习俗，因通身涂抹红色而得名。东京大学是日本最高学府，“跨入赤门”即意味着金榜题名。在西班牙，学子想要在考场春风得意，会在考试之前奔赴建于1218年的萨拉曼卡大学，在该校大门前，与镌刻在门上的青蛙邂逅。而在哈佛，与校门门楣上的那只猪头相视，亦为难得的幸事。然而，萨拉曼卡的青蛙和哈佛的猪头从何而来，既无从考证，亦无须追问。大学文化本身未必遵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铁律。
　　因文而美
　　据钱钟书回忆，牛津对学生的考勤，只看大学食堂用餐率。但这并非普通用餐，而是学院正式晚宴，且礼仪极其森严。院长、教授、贵宾就座高位，即食堂最前方横向摆列的桌子。学生的座位则竖向排列，着装必须为学士服。因作为影片《哈利·波特》霍格沃兹魔法学校食堂的取景地，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的食堂远近闻名。
　　其实，罗琳的创作灵感更多源自科英布拉大学——建于1290年，葡萄牙高等教育之滥觞。该校设在昔日皇宫。为摆脱帝王气息，便决然把由主楼围起的庭院冠名为“学术堡垒”。2013年，整所大学及所在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哈利·波特身披的黑斗篷，其原型就是科英布拉大学校服。罗琳在葡萄牙教书时结识其前夫——葡萄牙人，新闻专业大学生。罗琳对葡萄牙高等教育的情有独钟便不言而喻。《哈利·波特》中出现的暗门、地牢、禁闭室等元素，可以在科英布拉大学的学生监狱找到原型。欧洲古典大学均拥有自主审判权。对于违反校规、社会公序良俗以及法律的学生，可判罪定刑。令人诧异的是，该校学生监狱竟然设在图书馆的地下室。该馆堪称巴洛克风格的杰作。校方的良苦用心或许在于，头顶书籍是惩戒学生的最佳良方。坐牢的真正目的还是不忘读书。
　　大学始终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欧洲文学巅峰之作《浮士德》，其“第一部中唯一采用真实环境的一幕”便取自莱比锡大学，作者歌德的母校。《浮士德》第一部中《莱普齐市的欧北和酒吧》（郭沫若译）一幕还原的就是莱比锡大学师生的酒肆生活：胡乐虚（大学新生）、白朗德（高年級生）、欧铁迈（毕业生）一起畅饮狂欢。1908年前往莱比锡大学深造的蔡元培不仅对《浮士德》爱不释手，读原著，观原剧，甚而身临其境地去欧北和酒吧体验。他在《自写年谱》中如是写道：“德国最大文学家哥德氏（Goethe）曾在来比锡大学肄业，于其最著名剧本《弗斯脱》中，描写大学生生活，即在来比锡的奥爱摆赫（Auerbach）酒肆中。此酒肆为一地底室，有弗斯脱博士骑啤酒的壁画，我与诸同学亦常小饮于该肆。”当时，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有幸亲身经历500周年校庆典礼。百年之后，莱比锡大学以举办“蔡元培——中国的洪堡”展览来为其600周年校庆增色。
　　因书而美
　　大学，生产知识；图书馆，保存知识。大学与图书馆，同生死共存亡。在兵家必争之地的比利时，1425年建校的鲁汶大学，其图书馆“一战”和“二战”期间均未能逃脱毁灭性洗劫。然而，图书馆的两次重建即为该校的两次新生。如今，图书馆不仅是鲁汶大学的地标，也最早荣登邮票。在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及其图书馆均建成于1592年。其镇馆之宝乃一部经书——《凯尔经》，9世纪拉丁福音书手稿，爱尔兰国宝之最。该馆把典籍善本从地板一直摞到房顶，以示知识的历代传承。当然，这种视觉震撼未必实用。芝加哥大学的曼苏埃托图书馆在迷宫般的地下设置文献自动储藏和检索系统，为师生提供便利。便利性还体现在其阅览室。玻璃穹顶为芝加哥大学校园的天际线画出一条微倾的轴线，在向知识致敬。徜徉知识海洋的师生既可饱读诗书亦可饱览美景。
　　对于中国学生而言，全球最知名的大学图书馆，非牛津大学总图书馆莫属。该馆以最大功臣博德利来命名。主体为方庭，建于17世纪，以神学馆为核心。方庭有十扇木门，分属各学系，却互为贯通，寓意学科的分化与统一之辩证。学科贯通造就被誉为“文化昆仑”的钱钟书。牛津学子钱钟书以此为家，把自己喻为一只贪婪的东方“饕餮之蠹”，志在“横扫西典”。按照博德利图书馆的读音，钱钟书戏谑地称之为“饱蠹楼”。该馆图书一律不准外借，钱钟书只得依赖烂笔头，为后世留下211册笔记本，约计35 000页的外文读书笔记。2015年底，《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全48册，附一册）全部出齐，作为这位学子对母校弥足珍贵的馈赠。
　　钱钟书学成归国，就职于西南联大，执掌该校的是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在烽火连天的国难之际，梅贻琦写下至理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诚然，学校建筑并非琼楼玉宇，校园也无须闳宇崇楼。但每个人的人生记忆中，校园的椽椽瓦瓦一旦缺失，便支离破碎。留学剑桥并留下《再别康桥》这首传世之作的徐志摩写道：“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即便西南联大新校舍是土坯铁皮屋，每当如注暴雨来袭，留给学子的记忆依然是屋顶上演的原生态协奏曲。这就是大学何以大美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