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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有多篇选段被选入了不同时期的语文教材。沪版语文教材高一年级上册选段《群英会蒋干中计》(以下简称课文),具有矛盾冲突激烈、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描写丰富等特点,是《三国演义》中的精华段落之一。早在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就将这一段选进了第二册。著名点评家毛宗岗在这一回的总评中也说:“周瑜假作极疏,却步步是密;蒋干自道极乖,却步步是呆。写来真是好看。”[1]以往该篇课文的教学重点,侧重于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往往会把周瑜看作智慧的化身,把蒋干看作一个愚蠢的形象。比如,在上文提到的沪版高一上语文教材中,这篇课文的课后练习就有:通读全文,试分析周瑜是怎样设计圈套的;文中多次描写周瑜的“笑”,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周瑜的言行神态多有表演的性质,试分析小说里周瑜几次“笑”的不同含义。这些设计都是从引导学生理解周瑜智谋的角度来发问的。其实,《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中有记载:“干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这说明,历史上的蒋干,不仅不愚蠢,还是一个颇具风仪的名士。如果探究这段精彩的人物描写所凸显出来的二人认知上的冲突和智慧层面的比较,以此确定教学内容,也许对当下的高中生的精神成长更有意义。
心理学上把认知主要分为自然认知、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三大类。自然认知主要指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和判断,社会认知主要指人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对与他人关系的判断,自我认知主要指人对自身性格、特征、缺陷等个人素质的判断和理解。这里我们要从社会认知能力这一角度来分析人物形象。社会认知能力在人们的日常人际交往中是很重要的能力。很多时候,这种能力就是价值观的体现。价值观一致的两个人,不仅容易相处得长,也容易相处得好,伯牙、子期“高山流水”的典故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也是这样。而当两人的价值观不一致的时候,相处就会出现问题,以致冲突。在《三国演义》中,原本并道而行的曹操与陈宫就因为在价值观上产生冲突,最终分道扬镳。课文中,蒋干就因为在关系认知上和周瑜不一致,进而产生冲突,最终不仅导致任务失败,还反过来被对方利用。
蒋干和周瑜之间的冲突有两重。第一重是两人对不同关系的重要程度的认知有差别。文中涉及的人际关系有两种。其一是蒋干与周瑜之间的同学关系,这也是课文中群英会一节所涉及的核心关系;其二是曹操与蒋干、孙权与周瑜之间的君臣关系。
蒋干为了在曹操面前表现自己,提出可以利用他和周瑜之间的同学关系去劝降周瑜。在蒋干看来,他和周瑜之间的同学情可以超过周瑜对孙权的忠诚。但在周瑜看来,在当时孙权决心联刘抗曹的大环境下,蒋干是曹操的谋士,他和蒋干的同学关系完全不能与孙权和他的君臣关系相提并论。相反,周瑜还利用他和蒋干的同学关系为孙权和他的君臣关系,也就是孙刘联军和曹操的战事服务,利用蒋干施反间计,杀了张允蔡瑁。
蒋干和周瑜之所以在对同学关系和君臣关系的地位认知上会有差别和冲突,究其原因,首先主要是这两个人政治地位上的不对等。在赤壁之战时,周瑜是受孙权敕封,执掌孙吴集团军权的大都督,地位很高。“……言罢,(孙权)便将此剑赐周瑜,即封瑜为大都督,程普为副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如文武官将有不听号令者,即以此剑诛之。瑜受了剑,对众言曰:‘吾奉主公之命,率众破曹。诸将官吏来日俱于江畔行营听令。如迟误者,依七禁令五十四斩施行。’”更何况,在孙权和他的君臣关系中,还隐藏着他和东吴前一位君主——孙权的哥哥孙策的朋友关系。在第十五回《太史慈酣斗小霸王,孙伯符大战严白虎》一回中,“当先一人,姿质风流,仪容秀丽,见了孙策,下马便拜。策视其人,乃庐江舒城人,姓周,名瑜,字公瑾。原来孙坚讨董卓之时,移家舒城,瑜与孙策同年,交情甚密,因结为昆仲。策长瑜两月,瑜以兄事策。瑜叔周尚,为丹阳太守;今往省亲,到此与策相遇。策见瑜大喜,诉以衷情。瑜曰:‘某愿施犬马之力,共图大事。’策喜曰:‘吾得公瑾,大事谐矣!’”既有和孙权直接的君臣关系,也有他和孙策的挚友关系,更加上,还有孙策临终时的托付,“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他会很自然地把他和孙权的君臣关系,也就是他对孙权的忠心看得要比他和蒋干的同学关系重得多。“大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郦生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而反观蒋干,在曹操手下智士如云,猛将如雨的环境下,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食客,无品无位。“曹操大喜,视之,乃九江人,姓蒋,名干,字子翼,现为帐下幕宾。”在曹操手下得不到重用的蒋干,想来也不会把曹操和他的君臣关系看得非常重,对周瑜与孙权的君臣关系理解也未必足够深入。而正因如此,也就导致他认为可以凭借他和周瑜的同学关系劝降周瑜。而在周瑜忌惮于张允、蔡瑁的水军统领能力的情况下,也就带来周瑜利用蒋干施反间计,除掉张允、蔡瑁的结果。在之后的《阚泽秘献诈降书,庞统巧施连环计》一回中,周瑜再一次利用蔣干,将庞统“送”到曹营献连环计,“周瑜沉吟未决。正寻思没个机会,忽报蒋干又来。瑜大喜。”就是周瑜已经基本上把蒋干当作破敌制胜的工具,而不是曾经一起同窗学习的同学的证明。
蒋干和周瑜的第二重认知冲突,在于两人对彼此心理距离认知上的冲突。心理上的距离,主要是指一个人和他人的亲近、熟悉、了解的程度。一般来说,两人心理距离越近,说明这两人越信任彼此,越不会防备彼此。相反,如果两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越远,则说明这两人越不信任彼此,越会在对方面前伪装自己。而如果在一对人际关系中,两人对彼此之间心理距离的认知与判断不一致,就会导致在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预料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对双方心理距离预期更近的一方吃亏、受到伤害的可能性更高。
而在蒋干和周瑜这一对人际关系当中,蒋干显然是对双方的心理距离预期更近的那个。当曹操向臣下征询破敌之策时,蒋干毛遂自荐,提出自己可以以一个老同学的身份去劝降周瑜。“某自幼与周郎同窗交契,愿凭三寸不烂之舌,往江东说此人来降。”在当时,曹操和孙刘联军交战,在劝降对方将领这种涉及忠诚和气节的问题上,除非对两人之间的关系有足够的自信,对对方的忠诚和气节有充分的把握,否则一般是不会主动提出的。更何况,蒋干要去劝降的,还是孙权集团的军事主帅——位高权重的周瑜。在双方交战的情况下,主动提出要去劝降对方军队的最高统帅,可见,蒋干对他和周瑜的心理距离的预期,是非常近的,也就是对劝降周瑜是很有自信的——“丞相放心,干到江左,必要成功。”
那么周瑜对二人的心理距离的判断又如何呢?当听说蒋干来了的消息之后,周瑜“笑谓诸将曰:‘说客至矣!’遂与众将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众皆应命而去”。显然,周瑜从一开始,就把蒋干看作敌营的“说客”,并打定主意要利用蒋干施反间计,以达到除掉张允、蔡瑁的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在周瑜眼里,他和蒋干之间的心理距离已经相当远了,文中“想周瑜与子翼同学业时,不曾望有今日”一句,也暗示了周瑜的心理距离预期。两人在对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的认知上存在如此的差距和冲突,注定了蒋干劝降周瑜的信心和热情只能是一厢情愿。
对于传统经典课文,尤其是对于选自诸如《三国演义》这样的传统名著的课文,一线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往往会根据几十年的教学经验和既有的教学思路,教给学生那些看似已成定论的文章主旨和人物形象等。其实,如果我们的教师愿意尝试从固有的传统教学思路中跳出来,在解读文本的时候,从历史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角度去看待文本以及文本中的人物形象,也许能找到一些不一样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思路。
参考文献:
[1] 罗贯中.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M].长沙:岳麓书社,2006:355.
(作者单位: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
心理学上把认知主要分为自然认知、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三大类。自然认知主要指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和判断,社会认知主要指人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对与他人关系的判断,自我认知主要指人对自身性格、特征、缺陷等个人素质的判断和理解。这里我们要从社会认知能力这一角度来分析人物形象。社会认知能力在人们的日常人际交往中是很重要的能力。很多时候,这种能力就是价值观的体现。价值观一致的两个人,不仅容易相处得长,也容易相处得好,伯牙、子期“高山流水”的典故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也是这样。而当两人的价值观不一致的时候,相处就会出现问题,以致冲突。在《三国演义》中,原本并道而行的曹操与陈宫就因为在价值观上产生冲突,最终分道扬镳。课文中,蒋干就因为在关系认知上和周瑜不一致,进而产生冲突,最终不仅导致任务失败,还反过来被对方利用。
蒋干和周瑜之间的冲突有两重。第一重是两人对不同关系的重要程度的认知有差别。文中涉及的人际关系有两种。其一是蒋干与周瑜之间的同学关系,这也是课文中群英会一节所涉及的核心关系;其二是曹操与蒋干、孙权与周瑜之间的君臣关系。
蒋干为了在曹操面前表现自己,提出可以利用他和周瑜之间的同学关系去劝降周瑜。在蒋干看来,他和周瑜之间的同学情可以超过周瑜对孙权的忠诚。但在周瑜看来,在当时孙权决心联刘抗曹的大环境下,蒋干是曹操的谋士,他和蒋干的同学关系完全不能与孙权和他的君臣关系相提并论。相反,周瑜还利用他和蒋干的同学关系为孙权和他的君臣关系,也就是孙刘联军和曹操的战事服务,利用蒋干施反间计,杀了张允蔡瑁。
蒋干和周瑜之所以在对同学关系和君臣关系的地位认知上会有差别和冲突,究其原因,首先主要是这两个人政治地位上的不对等。在赤壁之战时,周瑜是受孙权敕封,执掌孙吴集团军权的大都督,地位很高。“……言罢,(孙权)便将此剑赐周瑜,即封瑜为大都督,程普为副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如文武官将有不听号令者,即以此剑诛之。瑜受了剑,对众言曰:‘吾奉主公之命,率众破曹。诸将官吏来日俱于江畔行营听令。如迟误者,依七禁令五十四斩施行。’”更何况,在孙权和他的君臣关系中,还隐藏着他和东吴前一位君主——孙权的哥哥孙策的朋友关系。在第十五回《太史慈酣斗小霸王,孙伯符大战严白虎》一回中,“当先一人,姿质风流,仪容秀丽,见了孙策,下马便拜。策视其人,乃庐江舒城人,姓周,名瑜,字公瑾。原来孙坚讨董卓之时,移家舒城,瑜与孙策同年,交情甚密,因结为昆仲。策长瑜两月,瑜以兄事策。瑜叔周尚,为丹阳太守;今往省亲,到此与策相遇。策见瑜大喜,诉以衷情。瑜曰:‘某愿施犬马之力,共图大事。’策喜曰:‘吾得公瑾,大事谐矣!’”既有和孙权直接的君臣关系,也有他和孙策的挚友关系,更加上,还有孙策临终时的托付,“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他会很自然地把他和孙权的君臣关系,也就是他对孙权的忠心看得要比他和蒋干的同学关系重得多。“大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郦生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而反观蒋干,在曹操手下智士如云,猛将如雨的环境下,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食客,无品无位。“曹操大喜,视之,乃九江人,姓蒋,名干,字子翼,现为帐下幕宾。”在曹操手下得不到重用的蒋干,想来也不会把曹操和他的君臣关系看得非常重,对周瑜与孙权的君臣关系理解也未必足够深入。而正因如此,也就导致他认为可以凭借他和周瑜的同学关系劝降周瑜。而在周瑜忌惮于张允、蔡瑁的水军统领能力的情况下,也就带来周瑜利用蒋干施反间计,除掉张允、蔡瑁的结果。在之后的《阚泽秘献诈降书,庞统巧施连环计》一回中,周瑜再一次利用蔣干,将庞统“送”到曹营献连环计,“周瑜沉吟未决。正寻思没个机会,忽报蒋干又来。瑜大喜。”就是周瑜已经基本上把蒋干当作破敌制胜的工具,而不是曾经一起同窗学习的同学的证明。
蒋干和周瑜的第二重认知冲突,在于两人对彼此心理距离认知上的冲突。心理上的距离,主要是指一个人和他人的亲近、熟悉、了解的程度。一般来说,两人心理距离越近,说明这两人越信任彼此,越不会防备彼此。相反,如果两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越远,则说明这两人越不信任彼此,越会在对方面前伪装自己。而如果在一对人际关系中,两人对彼此之间心理距离的认知与判断不一致,就会导致在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预料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对双方心理距离预期更近的一方吃亏、受到伤害的可能性更高。
而在蒋干和周瑜这一对人际关系当中,蒋干显然是对双方的心理距离预期更近的那个。当曹操向臣下征询破敌之策时,蒋干毛遂自荐,提出自己可以以一个老同学的身份去劝降周瑜。“某自幼与周郎同窗交契,愿凭三寸不烂之舌,往江东说此人来降。”在当时,曹操和孙刘联军交战,在劝降对方将领这种涉及忠诚和气节的问题上,除非对两人之间的关系有足够的自信,对对方的忠诚和气节有充分的把握,否则一般是不会主动提出的。更何况,蒋干要去劝降的,还是孙权集团的军事主帅——位高权重的周瑜。在双方交战的情况下,主动提出要去劝降对方军队的最高统帅,可见,蒋干对他和周瑜的心理距离的预期,是非常近的,也就是对劝降周瑜是很有自信的——“丞相放心,干到江左,必要成功。”
那么周瑜对二人的心理距离的判断又如何呢?当听说蒋干来了的消息之后,周瑜“笑谓诸将曰:‘说客至矣!’遂与众将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众皆应命而去”。显然,周瑜从一开始,就把蒋干看作敌营的“说客”,并打定主意要利用蒋干施反间计,以达到除掉张允、蔡瑁的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在周瑜眼里,他和蒋干之间的心理距离已经相当远了,文中“想周瑜与子翼同学业时,不曾望有今日”一句,也暗示了周瑜的心理距离预期。两人在对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的认知上存在如此的差距和冲突,注定了蒋干劝降周瑜的信心和热情只能是一厢情愿。
对于传统经典课文,尤其是对于选自诸如《三国演义》这样的传统名著的课文,一线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往往会根据几十年的教学经验和既有的教学思路,教给学生那些看似已成定论的文章主旨和人物形象等。其实,如果我们的教师愿意尝试从固有的传统教学思路中跳出来,在解读文本的时候,从历史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角度去看待文本以及文本中的人物形象,也许能找到一些不一样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思路。
参考文献:
[1] 罗贯中.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M].长沙:岳麓书社,2006:355.
(作者单位: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