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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的镜头
没有尸横遍野的画面，没有大量受灾者求同情，甚至没有感人的救助事迹。日本媒体最大特色——平静、客观，在日本媒体的镜头下，显得格外清晰：几乎没有一个惨烈的镜头，没出现一具遇难者的尸体，只出现了屈指可数的几次受灾者画面，受灾者面对镜头也很平静，只是表示“我们还需要水，需要食物，需要快些得到周围的信息。”
NHK（日本放送协会）在地震发生之后的11日下午2点48分，立刻从直播国会切换到了地震速报。这个时点的收视率从2.9%立刻飙升到10.6%。节目占据率达到了32.4%。之后NHK的收视率一直保持两位数，占据率达到30%以上。11日晚上7点的新闻创下了20.6%的记录。深夜、清晨的时间带，收视率也为6~11%之间，是前四周平均收视率的将近6倍。这一数字让人充分感受到关键时候大家还是信任NHK：以一场1200年一遇的大地震和释放的破坏力相当于汶川地震20倍的灾难为背景，它依然轮流用日语、英语、华语、韩语等五个语种，发布有关最新震情和可能发生海啸的地区。
“遭受灾难，您受苦了”、“加油！”一直以来，NHK电视台的记者在采访地震或台风灾民时都会先说一句类似这样的话。记者拍摄的每一张照片都需要通过灾民的允许，甚至在吃盒饭的时候，也要躲进车里。在《NHK灾难采访和报道手册》中详细地记载过这些内容，这其中包括了公用电话要给灾民先用，记者们都要用手机，等等。
不仅是NHK，在日本，灾难若要播放可能引发不安的画面，是要经决策层讨论的。日本电视台在报道遇难者时，绝不会直接展现死者惨状，而是尽量使用其生前微笑着的照片。这种无视惨烈场面的报道方式，在日本称之为“尊重生命”。 即使从传播学角度看，血腥画面只能产生恐惧、却无助于防灾教育。
此外，在报道救援工作时，一般也不采访救援队员，不采访等待救援的人。媒体只是用镜头安静地记录整个救援过程。这种习惯也深深影响了日本的民众，从地震中许多网友用手机、便携式DV自发拍摄下来的镜头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NHK的影子。
早在1950年颁布的日本《播放法》规定，当自然灾害即将或已经发生时，广播电视机构必须为防止灾难发生或减轻受灾程度做相应报道；而NHK则是被1961年的《灾害对策基本法》所规定的“指定公共机关”，必要时都道府县及市町村的长官均可向NHK提出播放要求。
临危不乱的媒体
日本电视台有一套成熟的地震预警系统，往往能够在大地震到来之前提示民众防御自救。2007年，日本气象部门和NHK电视台进行合作，开始向公众提供地震在地面爆发前可长达30秒的预警。就在当地时间周五下午的2点45分左右，不少在家中正看着连续剧的家庭主妇，突然被切换的画面晃了一下神。电视上正常播放的节目内容被响亮的警报声打断，代之以日本广播协会NHK播送的早期地震警报，主持人顶着安全帽高喊大家，“请即刻避难！”——日本民众经常能在电视台的节目中看到类似的相关预警，这些场景甚至会出现在一些日本动漫里。
有一个镜头令人印象深刻，NHK正开始播放对官房长官的采访实况，当获悉福岛县第一核电站第1号机有可能爆炸后，马上中断画面，转而反复播放核辐射时的生活指导及相关避难信息，每隔几分钟就提醒民众注意安全。余震还在继续，NHK非但没有停止工作，主持人甚至戴着安全帽出镜，播放关于地震的最新消息。不仅是NHK，包括共同社、时事社及其他媒体，都在及时地从各角度呵护着生者的安全和对逝者的尊重，显示了媒体的社会责任。
而在大地震过后，延续最长、日本人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受损核电机组的威胁。当东京电力公司副社长藤本孝等官员在电视上向国民鞠躬谢罪时，场下记者却大声逼问核电机组堆心是否会熔解。最初，藤本回答“目前尚不清楚”，模糊的答案让记者不禁再度大声吼道：“把话说清楚了！到底会不会？”、“别含混言辞！”。最后，藤本不得不坦白，“情况是严峻的”。与政府主动迅速的信息公开一样，第一时间的到位报道也同样重要——当政府支支吾吾时，媒体的穷追猛打，往往能让国民平静地对待消息，即使这些消息是最坏的消息。
阪神一震后，日本媒体除了对每年9月1日法定防灾日的地震防灾演习浓墨重彩报道以外，也在平时电视节目中加大了讲解地震避难的内容比例：城市里有哪些避难地点、避难路线是怎样的、以及地震后交通中断时走哪些路线最安全等等;让受众耳濡目染地掌握更多避震、防震知识，在地震来袭时也能正确地帮助他人。
阿部博史是NHK综合台晚间九点档的新闻节目《News Watch 9》制作人，这是NHK最重要的新闻节目之一，相当于中国的《新闻联播》。阿部博史负责与核电站有关的报道，十几天来，阿部博史坐镇东京，与东京电力公司、日本自卫队、东京及周边地区的警事厅、原子力保安院等机构保持着密切联系。地震发生后，这些机构每天都会举行频繁的记者会，每隔两三个小时就有一次。加盟NHK七年，阿部博史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次地震，但这次日本大地震显然不同。这些天，阿部博史总是子夜时分才能回家，第二天一早就又出门了。
就像这个主播忙碌而平静的生活，在经历过史无前例的大地震过后，NHK的新闻报道显得特别冷静。“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往往是中国地震报道最突出的主题。而在日本，尤其是地震发生头一周内，媒体往往只播放捐款信息而不对捐款活动、捐款方大幅报道。例如对企业捐赠的报道，日本媒体往往是只以快讯告知民众索取物品的渠道。
转折点：阪神大地震
回望日本战后第一次大地震——阪神大地震，由于当时日本人都不认为那个地点会发生地震，很多日本新闻机构甚至没有任何应急方案。地震来袭时，所有媒体出于职业精神也纷纷扑到神户和大阪报道，但由于人手不足，新闻部以外的报道组也全数出动。包括当时负责娱乐新闻报道的华裔主持人田村莲舫（现为菅直人政府的行政革新大臣），也曾在阪神地震期间担任过特别报道员。现在各家日本媒体成型的灾难报道体系、以及媒体间建立“紧急事态下的互相支援协议”的做法，也是1995年后逐渐发展起来的。
可以说阪神大地震成为日本灾难报道的转折点，是通过从“功利的信息产业”回归到社会推动者来实现的，前者只关注突发性事件、能抓眼球的报道，后者更注重潜移默化的内在作用。
以NHK为例，在新闻播报中，NHK电视台不仅要发布信息，而且要指导观众们如何对待预警信号，以免造成慌乱。因为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在平日，以NHK为代表的日本电视台就对地震报道常备不懈，未雨绸缪。
也有人思考日媒为何能平静客观。3月22日，中国社科院专家在《环球时报》披露了日本“调控”新闻的内幕：枝野幸男平均每天召开3次发布会，及时通报信息，并屡屡提及媒体的责任。地震翌日，他还发出训诫：新闻从业人员要切实根据政府的公告和真实的采访来发布新闻，不要被没根据的信息迷惑。他还严厉地说，有许多邮件和手机群发短信捏造事实，散布错误信息，政府已掌握动向。
鉴于这一点，台湾媒体已经开始了反思，因为在日本地震之后，台湾所有电视台都摆出大阵仗，主播都用激动的语气大声讲话，强调情势的紧张，不断提醒17时47分这个所谓“海啸到达”的关键时间，但到了17时47分，海面上没有任何异样状况，记者只好说：“这里的海浪也明显升高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有电视台用大标题打着“日股狂跌”。往下细看，日股只是跌了百分之一点几，“狂跌”的标题纯属胡诌……
专注灾民和灾情，只提醒不煽情，这是日本媒体的态度：跟随海啸移拍的画面、颤抖极力镇定的主播，可以说，日本媒体是被地震“塑造出来”的，也是地震中最权威的话语者。
没有尸横遍野的画面，没有大量受灾者求同情，甚至没有感人的救助事迹。日本媒体最大特色——平静、客观，在日本媒体的镜头下，显得格外清晰：几乎没有一个惨烈的镜头，没出现一具遇难者的尸体，只出现了屈指可数的几次受灾者画面，受灾者面对镜头也很平静，只是表示“我们还需要水，需要食物，需要快些得到周围的信息。”
NHK（日本放送协会）在地震发生之后的11日下午2点48分，立刻从直播国会切换到了地震速报。这个时点的收视率从2.9%立刻飙升到10.6%。节目占据率达到了32.4%。之后NHK的收视率一直保持两位数，占据率达到30%以上。11日晚上7点的新闻创下了20.6%的记录。深夜、清晨的时间带，收视率也为6~11%之间，是前四周平均收视率的将近6倍。这一数字让人充分感受到关键时候大家还是信任NHK：以一场1200年一遇的大地震和释放的破坏力相当于汶川地震20倍的灾难为背景，它依然轮流用日语、英语、华语、韩语等五个语种，发布有关最新震情和可能发生海啸的地区。
“遭受灾难，您受苦了”、“加油！”一直以来，NHK电视台的记者在采访地震或台风灾民时都会先说一句类似这样的话。记者拍摄的每一张照片都需要通过灾民的允许，甚至在吃盒饭的时候，也要躲进车里。在《NHK灾难采访和报道手册》中详细地记载过这些内容，这其中包括了公用电话要给灾民先用，记者们都要用手机，等等。
不仅是NHK，在日本，灾难若要播放可能引发不安的画面，是要经决策层讨论的。日本电视台在报道遇难者时，绝不会直接展现死者惨状，而是尽量使用其生前微笑着的照片。这种无视惨烈场面的报道方式，在日本称之为“尊重生命”。 即使从传播学角度看，血腥画面只能产生恐惧、却无助于防灾教育。
此外，在报道救援工作时，一般也不采访救援队员，不采访等待救援的人。媒体只是用镜头安静地记录整个救援过程。这种习惯也深深影响了日本的民众，从地震中许多网友用手机、便携式DV自发拍摄下来的镜头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NHK的影子。
早在1950年颁布的日本《播放法》规定，当自然灾害即将或已经发生时，广播电视机构必须为防止灾难发生或减轻受灾程度做相应报道；而NHK则是被1961年的《灾害对策基本法》所规定的“指定公共机关”，必要时都道府县及市町村的长官均可向NHK提出播放要求。
临危不乱的媒体
日本电视台有一套成熟的地震预警系统，往往能够在大地震到来之前提示民众防御自救。2007年，日本气象部门和NHK电视台进行合作，开始向公众提供地震在地面爆发前可长达30秒的预警。就在当地时间周五下午的2点45分左右，不少在家中正看着连续剧的家庭主妇，突然被切换的画面晃了一下神。电视上正常播放的节目内容被响亮的警报声打断，代之以日本广播协会NHK播送的早期地震警报，主持人顶着安全帽高喊大家，“请即刻避难！”——日本民众经常能在电视台的节目中看到类似的相关预警，这些场景甚至会出现在一些日本动漫里。
有一个镜头令人印象深刻，NHK正开始播放对官房长官的采访实况，当获悉福岛县第一核电站第1号机有可能爆炸后，马上中断画面，转而反复播放核辐射时的生活指导及相关避难信息，每隔几分钟就提醒民众注意安全。余震还在继续，NHK非但没有停止工作，主持人甚至戴着安全帽出镜，播放关于地震的最新消息。不仅是NHK，包括共同社、时事社及其他媒体，都在及时地从各角度呵护着生者的安全和对逝者的尊重，显示了媒体的社会责任。
而在大地震过后，延续最长、日本人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受损核电机组的威胁。当东京电力公司副社长藤本孝等官员在电视上向国民鞠躬谢罪时，场下记者却大声逼问核电机组堆心是否会熔解。最初，藤本回答“目前尚不清楚”，模糊的答案让记者不禁再度大声吼道：“把话说清楚了！到底会不会？”、“别含混言辞！”。最后，藤本不得不坦白，“情况是严峻的”。与政府主动迅速的信息公开一样，第一时间的到位报道也同样重要——当政府支支吾吾时，媒体的穷追猛打，往往能让国民平静地对待消息，即使这些消息是最坏的消息。
阪神一震后，日本媒体除了对每年9月1日法定防灾日的地震防灾演习浓墨重彩报道以外，也在平时电视节目中加大了讲解地震避难的内容比例：城市里有哪些避难地点、避难路线是怎样的、以及地震后交通中断时走哪些路线最安全等等;让受众耳濡目染地掌握更多避震、防震知识，在地震来袭时也能正确地帮助他人。
阿部博史是NHK综合台晚间九点档的新闻节目《News Watch 9》制作人，这是NHK最重要的新闻节目之一，相当于中国的《新闻联播》。阿部博史负责与核电站有关的报道，十几天来，阿部博史坐镇东京，与东京电力公司、日本自卫队、东京及周边地区的警事厅、原子力保安院等机构保持着密切联系。地震发生后，这些机构每天都会举行频繁的记者会，每隔两三个小时就有一次。加盟NHK七年，阿部博史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次地震，但这次日本大地震显然不同。这些天，阿部博史总是子夜时分才能回家，第二天一早就又出门了。
就像这个主播忙碌而平静的生活，在经历过史无前例的大地震过后，NHK的新闻报道显得特别冷静。“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往往是中国地震报道最突出的主题。而在日本，尤其是地震发生头一周内，媒体往往只播放捐款信息而不对捐款活动、捐款方大幅报道。例如对企业捐赠的报道，日本媒体往往是只以快讯告知民众索取物品的渠道。
转折点：阪神大地震
回望日本战后第一次大地震——阪神大地震，由于当时日本人都不认为那个地点会发生地震，很多日本新闻机构甚至没有任何应急方案。地震来袭时，所有媒体出于职业精神也纷纷扑到神户和大阪报道，但由于人手不足，新闻部以外的报道组也全数出动。包括当时负责娱乐新闻报道的华裔主持人田村莲舫（现为菅直人政府的行政革新大臣），也曾在阪神地震期间担任过特别报道员。现在各家日本媒体成型的灾难报道体系、以及媒体间建立“紧急事态下的互相支援协议”的做法，也是1995年后逐渐发展起来的。
可以说阪神大地震成为日本灾难报道的转折点，是通过从“功利的信息产业”回归到社会推动者来实现的，前者只关注突发性事件、能抓眼球的报道，后者更注重潜移默化的内在作用。
以NHK为例，在新闻播报中，NHK电视台不仅要发布信息，而且要指导观众们如何对待预警信号，以免造成慌乱。因为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在平日，以NHK为代表的日本电视台就对地震报道常备不懈，未雨绸缪。
也有人思考日媒为何能平静客观。3月22日，中国社科院专家在《环球时报》披露了日本“调控”新闻的内幕：枝野幸男平均每天召开3次发布会，及时通报信息，并屡屡提及媒体的责任。地震翌日，他还发出训诫：新闻从业人员要切实根据政府的公告和真实的采访来发布新闻，不要被没根据的信息迷惑。他还严厉地说，有许多邮件和手机群发短信捏造事实，散布错误信息，政府已掌握动向。
鉴于这一点，台湾媒体已经开始了反思，因为在日本地震之后，台湾所有电视台都摆出大阵仗，主播都用激动的语气大声讲话，强调情势的紧张，不断提醒17时47分这个所谓“海啸到达”的关键时间，但到了17时47分，海面上没有任何异样状况，记者只好说：“这里的海浪也明显升高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有电视台用大标题打着“日股狂跌”。往下细看，日股只是跌了百分之一点几，“狂跌”的标题纯属胡诌……
专注灾民和灾情，只提醒不煽情，这是日本媒体的态度：跟随海啸移拍的画面、颤抖极力镇定的主播，可以说，日本媒体是被地震“塑造出来”的，也是地震中最权威的话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