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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印两国庞大的文学资源，人们可能会质疑为何列为翻译项目的作品如此之少。然而，我相信虽然这只是一小步，但它将有助于印度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
作为两大文明古国，印度和中国都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过去两千年来，两国从未停止文明对话。双方的交流对话涉及各个领域，但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作为精神层面的交流，文学对话是文明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历史文献中记载了两国间很多大型翻譯项目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交流。过去两千年间，尽管存在一些翻译方面的问题，但两国之间的文学交流一直持续不断。历史上，包括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的鸠摩罗什和公元7世纪的玄奘等著名的僧人学者和翻译家以及成千上万其他僧人翻译了数百部佛教经书，促进了文化传播和建设，增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互动。正因如此，著名翻译理论家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认为翻译研究本质上是关于文化互动的研究。
法国当代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意为促进社会流动性的非金融资源。布尔迪厄进而将“文化资本”分为三大形态：具身化形态，即作为人的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性情等文化产物;物化形态，包括图片、书籍、辞典、工具、机器等物质性文化财富，它们是理论的物化或者代表对理论或问题的评价;制度化形态，即通过文凭和资格认定证书等方式将所受到的教育或获取的知识制度化，之所以把它单列一类主要是因为其可以确保文化资本的原始特性。根据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中印之间的文明对话是两国“文化资本”的产物，中国的文本传统和印度的口头传统均属于“文化资本”，并为两大文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印度“文化资本”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文化资本”在印度的传播相辅相成。也就是说，印度自身的精神财富与来自中国的物质财富实现了平衡。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一项优秀传统，经文翻译在中国从未间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翻译出版的《鸠摩罗出世》和《云使》、上世纪八十年代从梵文翻译而来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2000年出版的《泰戈尔全集》（共24巻）以及2005年从梵文翻译而来的全本《摩诃婆罗多》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尽管中国文学传统源远流长，但仅有极少一部分中国的“文化资本”被翻译成印度语言并在印度传播。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以及具有1000-1400年历史的唐诗宋词很少被翻译成印度语言，这一点令人感到非常奇怪。
在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之前，“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便已出现。作为道家经典著作，《道德经》甚至出现得更早。然而，直到大约1300年后，这部道家经典才被玄奘翻译成梵文介绍到印度。相传，玄奘是应印度伽摩缕波国国王鸠摩罗之请而翻译的《道德经》。通过翻译《道德经》，玄奘将中国哲学和文化介绍给了印度民众。不幸的是，他所翻译的这一梵文版本早已失传。
在远古时期，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没有形成对话。然而，在明清时期，随着西方传教士入华，中国的“四书五经”被陆续翻译成西方语言，开始在西方传播。与此同时，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开始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汉文化圈传播。1594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开始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标志着中文著作首次被翻译成罗马文字。
他将译文带回了欧洲，最终却并未刊行。直到近一个世纪后，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恩理格、鲁日满和柏应理于1687年出版了拉丁文版的《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该书后来被梅谦立（Thierry Meynard）翻译成英文，并于2011年由意大利历史社会研究出版社（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lesu）出版。1691年，兰登尔·泰勒翻译出版了首部《论语》的英文版。这本英文版是在柏应理和皮埃尔·萨乌艾所翻译的法文版《孔子美德与中国哲学》的基础上翻译而成。1729年，雅科夫·沃尔科夫翻译出版了俄文版“四书”。19世纪，很多儒家经典被翻译成英文和其他欧洲语言，其中最知名的要算理雅各基于“四书”翻译的《中国经典》（1861）以及翟理斯（1875-1958）和亚瑟·威利（1889-1966））翻译的英文版《论语》。为了消除翻译中的文化偏差，19世纪末开始，中国翻译家开始自行翻译出版这些儒家经典的英文版本。1898年，辜鸿铭成为首个将《论语》翻译成英文的中国人。
在印度，儒家经典的翻译同样始自传教士。英国传教士马士曼（1768-1837）在印度西孟加拉邦一个名叫塞兰布尔的小镇，将《圣经》翻译成中文刊印。尽管他从未到过中国，1809年，他首次将中文版《论语》翻译成英文，然而他只翻译了前九章，其余的篇章没有翻译。他之所以投身于翻译《论语》英文版，是因为语言学家琼斯的一句话，“任何关于中国语言文学的知识在西方的传播是通过法国人完成的”。马士曼还强调该书“将方便读者接触到世界上最令人好奇也是最难的语言，而这一语言的重要性和人们对它的兴趣正在与日俱增”。此外，印度总督也呼吁推广学习中文，马士曼曾感谢印度总督，称其“促进了孟加拉邦中文学习浪潮”。
然而，此后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印度再未出现中国经典的译作。1960年，马克思，穆勒转译的鸿篇巨著《东方圣书》（共50卷）出版。从1960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书共付印了六次，受到当时印度总统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的推崇，并作为印度翻译经典被印度国家文学研究院提交列为联合国代表作名单。目前，这部鸿篇巨著是否被翻译成为印度本土语言仍未可知，并且目前市场上也几乎找不到该系列丛书。
除了哲学类著作，小说、戏剧、诗歌等中国文学著作在印度的翻译和传播面临同样的处境。明代文学家吴承恩（1500-1583）所著的小说《西游记》含有很多佛教内容，其中不少故事来源于印度。然而，直到2009年，这一中国古典小说才被译成印地语，但早在1831年便有了日文版本。印度学者也没有参与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印地文版的翻译，该书的第一版于1991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二版于2015年出版发行。印地文版由陈宗荣、陈力行和孙宝纲共同翻译，并由李忠义等审定。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印交流的增加，印度读者对中国经典和当代著作的兴趣不断上升。例如，2013年，印度最大的国有出版社——国家图书托拉斯（National Book TrustIndia）出版了印地文版的《关汉卿戏剧选集》。该书由阿舒克·拉（Ashok Lal）在戴乃迭（Gladys Yang）所译的英文版基础上翻译而成。尽管译者尽量忠实于原文，但由于语言差异，出现其中一些基本人名拼错的现象。 除了鲁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巨匠中，老舍可能是唯一有作品被翻译成印地语的作家。1996年，他所著的《骆驼祥子》英文版被转译成印地语。茅盾、巴金、郭沫若、冰心等人的作品还未有印地语版本。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小说开始被翻译成印度当地语言，印度读者大多通过翻译家葛浩文的译作了解莫言的作品。当下已经有其他人开始着手将其作品翻译成印度当地语言。例如，尼赫鲁大学教授Pushpesh Pant刚刚将莫言的中篇小说《变》翻译成印地语。此外，Sreelatha Nellooli正在将该小说英文版转译为马拉亚兰语，该文版将由Raspberry Books和Book Port联合出版。王朔、王蒙、舒婷、张炜、陈忠实、余华、贾平凹、阿来等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在印度鲜有人知，即便个别作品有印度当地语言的翻译版本，也大多从英语转译而成。然而，目前印度已经有人开始尝试将一些中国作品翻译成印地语和英语，其中已经出版的包括《四书》（2018）、《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2018）、《季羡林传》（2018-2019），准备出版的包括《中印文明对话》和《古船》。
历经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是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之一。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促使世界各国的人们加强学习中文并进行相关研究。中国是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近年来双边贸易和投资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国关系面临过困境，近几年，尽管两国均是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和亚投行等地区机制的成员国，但边界问题引发的洞朗对峙和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仍有待解决。对于印度而言，加强对中国的了解十分必要。
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出访印度期间，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印方签署了《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谅解备忘录》。根据备忘录第二条，双方同意在5年内各自翻译出版对方国家的25部图书，翻译出版图书的版权归各自所有。我有幸从一开始便参与这一项目。双方选取的图书涵盖古代、现代和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鉴于中印两国庞大的文学资源，人们可能会质疑为何列为翻译项目的作品如此之少。然而，我相信虽然这只是一小步，但它将有助于印度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心态和中国社会。在我看来，这一项目将有助于两国政府部门、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沟通，从而加强印度学者在中文及其研究领域的能力建设。这些作品将被翻译成印地语，一方面将刺激印度市场对中国文学作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將促进印度语言在两国的发展。特别要说的是，该项目是中印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希望它能够像所预期的那样加深两国人民的联系，希望印度读者会喜欢这些作品并通过它们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本文作者狄伯杰（B.R.Deepak）为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印度著名汉学家。
作为两大文明古国，印度和中国都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过去两千年来，两国从未停止文明对话。双方的交流对话涉及各个领域，但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作为精神层面的交流，文学对话是文明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历史文献中记载了两国间很多大型翻譯项目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交流。过去两千年间，尽管存在一些翻译方面的问题，但两国之间的文学交流一直持续不断。历史上，包括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的鸠摩罗什和公元7世纪的玄奘等著名的僧人学者和翻译家以及成千上万其他僧人翻译了数百部佛教经书，促进了文化传播和建设，增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互动。正因如此，著名翻译理论家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认为翻译研究本质上是关于文化互动的研究。
法国当代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意为促进社会流动性的非金融资源。布尔迪厄进而将“文化资本”分为三大形态：具身化形态，即作为人的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性情等文化产物;物化形态，包括图片、书籍、辞典、工具、机器等物质性文化财富，它们是理论的物化或者代表对理论或问题的评价;制度化形态，即通过文凭和资格认定证书等方式将所受到的教育或获取的知识制度化，之所以把它单列一类主要是因为其可以确保文化资本的原始特性。根据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中印之间的文明对话是两国“文化资本”的产物，中国的文本传统和印度的口头传统均属于“文化资本”，并为两大文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印度“文化资本”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文化资本”在印度的传播相辅相成。也就是说，印度自身的精神财富与来自中国的物质财富实现了平衡。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一项优秀传统，经文翻译在中国从未间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翻译出版的《鸠摩罗出世》和《云使》、上世纪八十年代从梵文翻译而来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2000年出版的《泰戈尔全集》（共24巻）以及2005年从梵文翻译而来的全本《摩诃婆罗多》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尽管中国文学传统源远流长，但仅有极少一部分中国的“文化资本”被翻译成印度语言并在印度传播。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以及具有1000-1400年历史的唐诗宋词很少被翻译成印度语言，这一点令人感到非常奇怪。
在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之前，“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便已出现。作为道家经典著作，《道德经》甚至出现得更早。然而，直到大约1300年后，这部道家经典才被玄奘翻译成梵文介绍到印度。相传，玄奘是应印度伽摩缕波国国王鸠摩罗之请而翻译的《道德经》。通过翻译《道德经》，玄奘将中国哲学和文化介绍给了印度民众。不幸的是，他所翻译的这一梵文版本早已失传。
在远古时期，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没有形成对话。然而，在明清时期，随着西方传教士入华，中国的“四书五经”被陆续翻译成西方语言，开始在西方传播。与此同时，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开始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汉文化圈传播。1594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开始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标志着中文著作首次被翻译成罗马文字。
他将译文带回了欧洲，最终却并未刊行。直到近一个世纪后，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恩理格、鲁日满和柏应理于1687年出版了拉丁文版的《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该书后来被梅谦立（Thierry Meynard）翻译成英文，并于2011年由意大利历史社会研究出版社（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lesu）出版。1691年，兰登尔·泰勒翻译出版了首部《论语》的英文版。这本英文版是在柏应理和皮埃尔·萨乌艾所翻译的法文版《孔子美德与中国哲学》的基础上翻译而成。1729年，雅科夫·沃尔科夫翻译出版了俄文版“四书”。19世纪，很多儒家经典被翻译成英文和其他欧洲语言，其中最知名的要算理雅各基于“四书”翻译的《中国经典》（1861）以及翟理斯（1875-1958）和亚瑟·威利（1889-1966））翻译的英文版《论语》。为了消除翻译中的文化偏差，19世纪末开始，中国翻译家开始自行翻译出版这些儒家经典的英文版本。1898年，辜鸿铭成为首个将《论语》翻译成英文的中国人。
在印度，儒家经典的翻译同样始自传教士。英国传教士马士曼（1768-1837）在印度西孟加拉邦一个名叫塞兰布尔的小镇，将《圣经》翻译成中文刊印。尽管他从未到过中国，1809年，他首次将中文版《论语》翻译成英文，然而他只翻译了前九章，其余的篇章没有翻译。他之所以投身于翻译《论语》英文版，是因为语言学家琼斯的一句话，“任何关于中国语言文学的知识在西方的传播是通过法国人完成的”。马士曼还强调该书“将方便读者接触到世界上最令人好奇也是最难的语言，而这一语言的重要性和人们对它的兴趣正在与日俱增”。此外，印度总督也呼吁推广学习中文，马士曼曾感谢印度总督，称其“促进了孟加拉邦中文学习浪潮”。
然而，此后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印度再未出现中国经典的译作。1960年，马克思，穆勒转译的鸿篇巨著《东方圣书》（共50卷）出版。从1960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书共付印了六次，受到当时印度总统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的推崇，并作为印度翻译经典被印度国家文学研究院提交列为联合国代表作名单。目前，这部鸿篇巨著是否被翻译成为印度本土语言仍未可知，并且目前市场上也几乎找不到该系列丛书。
除了哲学类著作，小说、戏剧、诗歌等中国文学著作在印度的翻译和传播面临同样的处境。明代文学家吴承恩（1500-1583）所著的小说《西游记》含有很多佛教内容，其中不少故事来源于印度。然而，直到2009年，这一中国古典小说才被译成印地语，但早在1831年便有了日文版本。印度学者也没有参与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印地文版的翻译，该书的第一版于1991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二版于2015年出版发行。印地文版由陈宗荣、陈力行和孙宝纲共同翻译，并由李忠义等审定。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印交流的增加，印度读者对中国经典和当代著作的兴趣不断上升。例如，2013年，印度最大的国有出版社——国家图书托拉斯（National Book TrustIndia）出版了印地文版的《关汉卿戏剧选集》。该书由阿舒克·拉（Ashok Lal）在戴乃迭（Gladys Yang）所译的英文版基础上翻译而成。尽管译者尽量忠实于原文，但由于语言差异，出现其中一些基本人名拼错的现象。 除了鲁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巨匠中，老舍可能是唯一有作品被翻译成印地语的作家。1996年，他所著的《骆驼祥子》英文版被转译成印地语。茅盾、巴金、郭沫若、冰心等人的作品还未有印地语版本。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小说开始被翻译成印度当地语言，印度读者大多通过翻译家葛浩文的译作了解莫言的作品。当下已经有其他人开始着手将其作品翻译成印度当地语言。例如，尼赫鲁大学教授Pushpesh Pant刚刚将莫言的中篇小说《变》翻译成印地语。此外，Sreelatha Nellooli正在将该小说英文版转译为马拉亚兰语，该文版将由Raspberry Books和Book Port联合出版。王朔、王蒙、舒婷、张炜、陈忠实、余华、贾平凹、阿来等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在印度鲜有人知，即便个别作品有印度当地语言的翻译版本，也大多从英语转译而成。然而，目前印度已经有人开始尝试将一些中国作品翻译成印地语和英语，其中已经出版的包括《四书》（2018）、《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2018）、《季羡林传》（2018-2019），准备出版的包括《中印文明对话》和《古船》。
历经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是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之一。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促使世界各国的人们加强学习中文并进行相关研究。中国是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近年来双边贸易和投资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国关系面临过困境，近几年，尽管两国均是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和亚投行等地区机制的成员国，但边界问题引发的洞朗对峙和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仍有待解决。对于印度而言，加强对中国的了解十分必要。
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出访印度期间，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印方签署了《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谅解备忘录》。根据备忘录第二条，双方同意在5年内各自翻译出版对方国家的25部图书，翻译出版图书的版权归各自所有。我有幸从一开始便参与这一项目。双方选取的图书涵盖古代、现代和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鉴于中印两国庞大的文学资源，人们可能会质疑为何列为翻译项目的作品如此之少。然而，我相信虽然这只是一小步，但它将有助于印度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心态和中国社会。在我看来，这一项目将有助于两国政府部门、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沟通，从而加强印度学者在中文及其研究领域的能力建设。这些作品将被翻译成印地语，一方面将刺激印度市场对中国文学作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將促进印度语言在两国的发展。特别要说的是，该项目是中印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希望它能够像所预期的那样加深两国人民的联系，希望印度读者会喜欢这些作品并通过它们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本文作者狄伯杰（B.R.Deepak）为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印度著名汉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