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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双倍增”目标中，切勿过分追求收入倍增，而弱化经济增长动力。收入增加意味着劳动力成本提高，中国要保证收入倍增顺利实施，必须得先有健康的经济发展方式。
《支点》记者 何辉
2013年的春天正在走来，但胡俊认为他的冬天还很漫长。
胡俊是一位小微企业老板，在武汉从事钢结构生意。
胡俊的运气不错。2007年，在外打拼几年的他决定回武汉做生意，正赶上中国经济难得的高速扩张期，钢铁需求旺盛。胡俊的钢结构公司一开业，就赚了一笔。
2008年下半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市场需求极度萎缩，胡俊第一次感受到了风险。他并没有绝望，因为在2009年国家出台4万亿救市政策后，各地基建、房产的投资热情高涨，各行各业都在建厂房，胡俊的生意再次好转，又赚了一笔。
但好景不长。从2011年开始，胡俊明显感觉到生意越来越难做，“老客户都反映，前两年投资冲动，拼命新建、扩建厂房，甚至本来不该扩的生产线也扩建了，但现在市场需求没那么大，我们暂时用不着钢结构了。”
工业生产线的萎缩传导到上游的钢材市场，导致钢铁产能严重过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2012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上半年报告》显示，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1.6亿吨以上。
“需求萎缩真可怕。”胡俊说，货卖不动，公司没有利润，员工的收入也很难保障。员工拿不到钱，更不想努力工作，公司的效益就更差， 如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在全球独树一帜，但至少钢铁业还在‘过冬’。”
有时候，胡俊也会想，发展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生产那么多的钢铁，国家经济也在高速增长，为什么就赚不到钱？
失衡的需求结构
“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消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教授在接受《支点》记者专访时表示，若为了生产而生产，这也会刺激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增长若始终在生产范围内打转，没有了需求，没有人来消费，生产再多的产品有什么意义？
在总需求理论中，需求分两种，内需和外需。前者主要包括投资、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后者即净出口。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连续超越法、英、德、日等经济强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辉煌成绩的背后，主要是投资与净出口双重拉动的功劳。
《中国统计年鉴2012》显示，在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中，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从2000年的22.4%一路上升到2009年的87.6%，之后有所下滑，2011年的数据为48.8%。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整体上也是递增趋势，从2000年的12.5%上升到2007年的17.9%，不过在遭遇金融危机后，2009年快速下滑到-37.4%，之后虽有所回升，但2011年仍是-4.3%，对经济增长起负作用。
与上述两大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65.1%下降到2010年的43.1%，且持续多年在50%以下。之后在国家扩内需政策刺激下，在2011年才回升到55.5%。
投资过度、净出口为负、消费支出萎缩……尽管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光耀全球，仍然无法掩饰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带来的隐患。比如过度投资造成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环境污染等问题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难以为继。
即使是近两年消费支出止跌回升，但其含金量仍有待商榷。近年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国民收入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而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连续下降。
有统计显示，在1995-2010年间，考虑到非预算收入，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占比重由24.25%上升到30.48%，企业所占比重由9.88%上升到15.82%，而居民所占比重从65.87%下降到53.35%。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格局还有所加剧。
“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在衰减，甚至出现逆转，中国经济转型已是必然之选。中国不能依靠投资制造需求的老路，而应该依托需求调整结构，提高效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教授认为，如果不调结构、转方式，中国下一步增长会成问题。
首提“双倍增”目标
“问题就在这里。百姓没钱消费才是问题的根源。”胡俊的公司也遇到同样的麻烦——消费需求不足，公司的效益也越来越差。
自2011年起，为节约开支，胡俊相继削减了部分员工的工资，但很快他发现这样做对公司的生意起不了多大作用，效益并没有起色。后来胡俊又尝试提高员工提成比例，想通过钱来刺激员工的积极性，但效果仍然不好。
有客户告诉他，正因为普通员工的收入不高，他们没有钱消费，工厂就拿不到订单，没有订单工厂就不会启动多余的生产线，当然也就更不需要钢结构了——胡俊再一次遭遇需求萎缩的恶性循环。
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方栓喜表示，我国作为一个大国，长期主要依赖投资、外需拉动而消费支出持续走低的模式会加大经济的不稳定性，不利于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形势变得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世界经济已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
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全球经济形势恶化，倒逼中国要扩大内需，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方栓喜说，中国的内需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消费不足又与收入不高相关，近年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消费需求上不来，中国经济结构难以得到调整。
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提出“双倍增”的目标。 “在‘双倍增’目标中，居民收入倍增是难点也是重点，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国民经济的健康增长。”亚太政经调研中心理事长蔡成平认为，切勿过分追求收入倍增，而弱化经济增长动力。收入增加意味着劳动力成本提高，中国要保证收入倍增顺利实施，必须得先有健康的经济发展方式。
蔡成平的说法不无道理。因为在十八大报告的完整表述中，要实现“双倍增”是有前提条件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三大“新红利”
有专家测算，离2020年还有8年时间，若要实现GDP翻番的目标，未来8年中国需保持7%以上的增速。
“7%虽然不是最高增速，但在转方式、调结构的经济发展目标下，年均增长7%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张卓元说，关键是要做到又好又快发展，在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发展。
既要实现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目标，又要同时保证实现培增的奋斗目标，这在未来的中国能否同步实现？方栓喜认为，有三大“新红利”可以支撑中国经济实现健康倍增。
一是“新人口红利”。与发达国家相比，背靠13亿人的大市场是我国最大的潜力和优势，我国消费提升的空间巨大。未来8年，考虑到我国居民消费率还未达到一般中等收入国家标准，即使按照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我国仍有50万亿元左右的消费市场空间可以提升。
二是“新城镇化红利”。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潜力巨大，未来8年，中国的人口城镇化还有至少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这将释放出其他国家无与伦比的国内消费和投资潜力。
三是“新制度红利”。原有的制度管理带来的优势，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削弱和消失，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所以新制度必须及时推进，才能保证新红利的出现，不断调整制度就会不断形成新的发展动力。
方栓喜还特别提出，制度若不能创新，人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新人口红利”和“新城镇化红利”也难以发挥应有的效力。
制度的调整，必须要通过改革来实现。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大国，每一轮全面改革，都会带来巨大的发展红利。
经济学家吴敬琏将新中国的全面改革分为三轮。第一轮是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政策，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中国经济立即活力无限；第二轮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一直到近几年，中国经济再次高速增长。
如今，中国又走到了第三轮改革的重要关口，经济能否获得新的动力，关键在于能否有新的改革措施。
“转方式”的核心
胡俊对当前的改革也充满期待。经历过近几年钢结构生意的大起大落，他认为不管自己是一个小微企业老板还是普通百姓，都希望中国经济能健康、持续发展。
胡俊解释说，所谓健康，就如同他公司的库存一样，太多了积压资金，太少了又不够卖，最好是能把库存、现金流、销售这三者协调起来，达到资金利用的最大化；所谓持续，也跟公司一样，不要这段时间发展太快，那段时间又库存积压，最好是能有持续增长的利润，形成“销售—现金—进货—销售”的良性循环。
可喜的是，改革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党和政府多次表达了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
现在摆在中国面前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改革到底要改什么？怎么改？
“GDP的内涵和结构比总量更重要。”张卓元提出，当前的改革，重点是要“转方式”，包括经济模式、产业比例、需求结构、资源利用等多种发展方式都要转变。
在所有要“转”的方式中，又以转变政府职能最为关键，即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不要越俎代庖。政府应主要做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特别是致力于创造并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凡是市场能做好的事就交由市场去做。
“现在看来，中国已经确定了要走深化改革的路线。但当前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要尽快制定出顶层设计的总体方案。”张卓元说，顶层设计的总体方案有很多内容，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但最核心的事情还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张卓元透露，如果顺利的话，或许在今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会出台新一轮改革的顶层设计总体方案，让我们翘首以盼吧。
《支点》记者 何辉
2013年的春天正在走来，但胡俊认为他的冬天还很漫长。
胡俊是一位小微企业老板，在武汉从事钢结构生意。
胡俊的运气不错。2007年，在外打拼几年的他决定回武汉做生意，正赶上中国经济难得的高速扩张期，钢铁需求旺盛。胡俊的钢结构公司一开业，就赚了一笔。
2008年下半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市场需求极度萎缩，胡俊第一次感受到了风险。他并没有绝望，因为在2009年国家出台4万亿救市政策后，各地基建、房产的投资热情高涨，各行各业都在建厂房，胡俊的生意再次好转，又赚了一笔。
但好景不长。从2011年开始，胡俊明显感觉到生意越来越难做，“老客户都反映，前两年投资冲动，拼命新建、扩建厂房，甚至本来不该扩的生产线也扩建了，但现在市场需求没那么大，我们暂时用不着钢结构了。”
工业生产线的萎缩传导到上游的钢材市场，导致钢铁产能严重过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2012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上半年报告》显示，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1.6亿吨以上。
“需求萎缩真可怕。”胡俊说，货卖不动，公司没有利润，员工的收入也很难保障。员工拿不到钱，更不想努力工作，公司的效益就更差， 如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在全球独树一帜，但至少钢铁业还在‘过冬’。”
有时候，胡俊也会想，发展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生产那么多的钢铁，国家经济也在高速增长，为什么就赚不到钱？
失衡的需求结构
“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消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教授在接受《支点》记者专访时表示，若为了生产而生产，这也会刺激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增长若始终在生产范围内打转，没有了需求，没有人来消费，生产再多的产品有什么意义？
在总需求理论中，需求分两种，内需和外需。前者主要包括投资、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后者即净出口。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连续超越法、英、德、日等经济强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辉煌成绩的背后，主要是投资与净出口双重拉动的功劳。
《中国统计年鉴2012》显示，在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中，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从2000年的22.4%一路上升到2009年的87.6%，之后有所下滑，2011年的数据为48.8%。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整体上也是递增趋势，从2000年的12.5%上升到2007年的17.9%，不过在遭遇金融危机后，2009年快速下滑到-37.4%，之后虽有所回升，但2011年仍是-4.3%，对经济增长起负作用。
与上述两大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65.1%下降到2010年的43.1%，且持续多年在50%以下。之后在国家扩内需政策刺激下，在2011年才回升到55.5%。
投资过度、净出口为负、消费支出萎缩……尽管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光耀全球，仍然无法掩饰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带来的隐患。比如过度投资造成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环境污染等问题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难以为继。
即使是近两年消费支出止跌回升，但其含金量仍有待商榷。近年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国民收入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而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连续下降。
有统计显示，在1995-2010年间，考虑到非预算收入，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占比重由24.25%上升到30.48%，企业所占比重由9.88%上升到15.82%，而居民所占比重从65.87%下降到53.35%。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格局还有所加剧。
“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在衰减，甚至出现逆转，中国经济转型已是必然之选。中国不能依靠投资制造需求的老路，而应该依托需求调整结构，提高效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教授认为，如果不调结构、转方式，中国下一步增长会成问题。
首提“双倍增”目标
“问题就在这里。百姓没钱消费才是问题的根源。”胡俊的公司也遇到同样的麻烦——消费需求不足，公司的效益也越来越差。
自2011年起，为节约开支，胡俊相继削减了部分员工的工资，但很快他发现这样做对公司的生意起不了多大作用，效益并没有起色。后来胡俊又尝试提高员工提成比例，想通过钱来刺激员工的积极性，但效果仍然不好。
有客户告诉他，正因为普通员工的收入不高，他们没有钱消费，工厂就拿不到订单，没有订单工厂就不会启动多余的生产线，当然也就更不需要钢结构了——胡俊再一次遭遇需求萎缩的恶性循环。
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方栓喜表示，我国作为一个大国，长期主要依赖投资、外需拉动而消费支出持续走低的模式会加大经济的不稳定性，不利于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形势变得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世界经济已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
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全球经济形势恶化，倒逼中国要扩大内需，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方栓喜说，中国的内需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消费不足又与收入不高相关，近年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消费需求上不来，中国经济结构难以得到调整。
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提出“双倍增”的目标。 “在‘双倍增’目标中，居民收入倍增是难点也是重点，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国民经济的健康增长。”亚太政经调研中心理事长蔡成平认为，切勿过分追求收入倍增，而弱化经济增长动力。收入增加意味着劳动力成本提高，中国要保证收入倍增顺利实施，必须得先有健康的经济发展方式。
蔡成平的说法不无道理。因为在十八大报告的完整表述中，要实现“双倍增”是有前提条件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三大“新红利”
有专家测算，离2020年还有8年时间，若要实现GDP翻番的目标，未来8年中国需保持7%以上的增速。
“7%虽然不是最高增速，但在转方式、调结构的经济发展目标下，年均增长7%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张卓元说，关键是要做到又好又快发展，在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发展。
既要实现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目标，又要同时保证实现培增的奋斗目标，这在未来的中国能否同步实现？方栓喜认为，有三大“新红利”可以支撑中国经济实现健康倍增。
一是“新人口红利”。与发达国家相比，背靠13亿人的大市场是我国最大的潜力和优势，我国消费提升的空间巨大。未来8年，考虑到我国居民消费率还未达到一般中等收入国家标准，即使按照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我国仍有50万亿元左右的消费市场空间可以提升。
二是“新城镇化红利”。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潜力巨大，未来8年，中国的人口城镇化还有至少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这将释放出其他国家无与伦比的国内消费和投资潜力。
三是“新制度红利”。原有的制度管理带来的优势，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削弱和消失，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所以新制度必须及时推进，才能保证新红利的出现，不断调整制度就会不断形成新的发展动力。
方栓喜还特别提出，制度若不能创新，人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新人口红利”和“新城镇化红利”也难以发挥应有的效力。
制度的调整，必须要通过改革来实现。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大国，每一轮全面改革，都会带来巨大的发展红利。
经济学家吴敬琏将新中国的全面改革分为三轮。第一轮是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政策，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中国经济立即活力无限；第二轮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一直到近几年，中国经济再次高速增长。
如今，中国又走到了第三轮改革的重要关口，经济能否获得新的动力，关键在于能否有新的改革措施。
“转方式”的核心
胡俊对当前的改革也充满期待。经历过近几年钢结构生意的大起大落，他认为不管自己是一个小微企业老板还是普通百姓，都希望中国经济能健康、持续发展。
胡俊解释说，所谓健康，就如同他公司的库存一样，太多了积压资金，太少了又不够卖，最好是能把库存、现金流、销售这三者协调起来，达到资金利用的最大化；所谓持续，也跟公司一样，不要这段时间发展太快，那段时间又库存积压，最好是能有持续增长的利润，形成“销售—现金—进货—销售”的良性循环。
可喜的是，改革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党和政府多次表达了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
现在摆在中国面前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改革到底要改什么？怎么改？
“GDP的内涵和结构比总量更重要。”张卓元提出，当前的改革，重点是要“转方式”，包括经济模式、产业比例、需求结构、资源利用等多种发展方式都要转变。
在所有要“转”的方式中，又以转变政府职能最为关键，即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不要越俎代庖。政府应主要做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特别是致力于创造并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凡是市场能做好的事就交由市场去做。
“现在看来，中国已经确定了要走深化改革的路线。但当前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要尽快制定出顶层设计的总体方案。”张卓元说，顶层设计的总体方案有很多内容，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但最核心的事情还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张卓元透露，如果顺利的话，或许在今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会出台新一轮改革的顶层设计总体方案，让我们翘首以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