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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在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本该回老家享受国庆假期的史松涛，此时却正在自己的科室里忙着为患者进行诊断治疗。而在服务中心管辖范围内的西营社区卫生服务站，70多岁的郑阿姨连过节也没放下去卫生服务站测量血压的习惯……
作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最前端，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农村基层医疗改革的深入，这些坐落在田间地头、社区街道的卫生服务机构在逐渐走向规范化的同时，还要承担起社区卫生服务的职能，将日常工作从医疗、卫生，扩展到保健、康复、计划生育、健康教育等领域。
农民的家庭医生
韩村河镇中心卫生院暨韩村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设15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涉及27个行政村、4万余村民的看病问题。在把乡镇卫生院转制为卫生服务中心的同时，对于“卫生服务”的认识也同样需要转变。
徐俊杰院长介绍，在转制之初，从中心院长到站上的卫生技术人员对于“社区”、“社区服务”、“公共卫生”等理念并不是很了解。转制之前，村卫生室只做好看病拿药的工作就可以了（主要以基本医疗服务为主，是一种坐等病人上门的服务模式）；转制之后，由于基层医疗机构的工作重点向强化公共卫生职能倾斜，卫生服务中心就要强化自己的服务意识，让医生走出医院，走进农民家庭。
在村民自愿的前提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已与17个生活社区，1650户、4237人签订了《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家庭医生式服务协议书》，开展了家庭式医生服务，社区医生服务团队覆盖率达到100%。
西营社区卫生服务站一名医生回忆说：“赵各庄村有一名70多岁的半身不遂患者，上呼吸道感染后因行动不便，就要求社区医生上门就诊。当时社区里输液的病人就有十多个，再加上其他看病拿药的，人手实在不够用。但当站长安排好工作后就马上拿出诊疗箱，骑上自行车直奔病人家里，为老人输了液。”
由于老人一看到老伴儿换液就紧张得手直哆嗦，站长便对老人说：“别害怕，需要换液的时候我来给您换。”于是，每天在老人输液的两个多小时里，这位站长要从卫生站到老人家里来回往返四次。老人病好了之后给卫生服务站送来了自家种的韭菜。“俗话说‘瓜子不饱是人心’，一捆韭菜也表达了患者对我们的认可。”
除了做好农民的家庭医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将疾病预防、理疗康复等知识的普及，作为开展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2010年，服务中心开展了脑中风的筛查和防控工作，每月需对299名高危人群进行随访，截止目前已经随访6次，随访人次达到1782。目前，服务中心已完成对辖区内心脑血管等四种常见慢性病的人口普查工作，并建立电子档案，为慢性病患者免费发放防治药物。
徐院长说：“给因病致残的患者进行康复是一件十分漫长的工作，需要我们基层医务人员具有足够的耐心。我们不仅亲自给患者做康复，还把康复知识教给患者及家属，让他们乐于接受，从而也建立患者的康复信心。”
然而在最初组织医务人员“下乡”时，徐院长也认识到提高医务人员自身素质的重要性。“俗话说你要给人家一桶水，自己要有十桶水才行。我们下去讲的课程和内容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要求，是不是能让老百姓接受，这都是问题。在04年参加中残联培训之前，我自己对康复的概念也不是很清楚。回来给院里的医生讲课，他们都问‘这什么跟什么啊’。你想想，如果连我们的医务人员都不明白的问题，老百姓就更听不懂了。”
针对这个问题，从2009年开始，服务中心便从每个社区抽调一个医生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康复培训，“之后大家对康复有了最基础的认识，也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下乡”活动开展得好了，可新的问题又摆在了徐院长面前。“从医疗卫生到健康教育，这些工作全都是需要人的。但是由于基层卫生院人员比较少，在合编的时候只是考虑了服务人口，没有考虑到原来我们这里是乡镇卫生院，承担着全镇的医疗卫生责任和床位的问题，所以人员就相对紧张。”
小医院严标准
为保证自身医务人员的从业资格和医护水平，服务中心经常组织人员到大学和对口支援单位进行培训。据徐院长介绍，服务中心本科一学历医务人员（第一學历为本科）占全体人员总数的5%；通过组织进修及后期培训，本科医生所占比例提高到20%。而在全科医生资质的培养方面，只有取得助理医师、临床医师等资格的医务人员才有资格参加全科医生的培训及考试。
为了吸引更多的高学历医务人员到农村基层就业，北京市制定了外地大学生引进政策。通过统一的招聘考试，一经所在的基层医院聘用，其他省市户籍的大学生就可落户北京，同时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岗位编制和与之相应的工资待遇。
老家在河北廊坊的口腔科医生史松涛在韩村河社区中心工作已将近两年。这两年的时间里，史松涛的内心有过从学生转为医生的自豪，也有过户口落入北京的兴奋，但同样也有对目前收入偏低和未来生活的苦恼。
“去年刚开始工作时还是比较艰难的。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实习医院环境和带教医师，独自一人单独处理病人，有好几次通过查资料或咨询别人才顺利治愈了一些以前没见过的病例，这让我兴奋不已。当遇到棘手的病例时，我也焦急得彻夜难眠。就这样一步步走来，我才有了现在的成熟。”
从最开始独自处理病人的艰难，到现今的日趋成熟，史松涛也在与病人的磨合中总结出社区医院的一些规律。“在社区工作，病人都有他的地域特点，由于面对的农村患者缺乏医疗知识，有时就要耐心地为患者进行讲解。实践的过程肯定会充满各种坎坷，但我相信成功的快乐也会有的。”尽管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还要面对各种大大小小的考验，史松涛却依然把社区工作作为承载自己医生梦想的平台。
而让整个医院进入标准化管理轨道上来的，莫过于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据徐院长介绍，目前纳入基层医疗机构的零差价药物已从过去的300余种增加到500多种。
2006年底到2007年，零差率药物制度开始在基层医疗机构执行，这也是基本药物制度的一个前身。药物不再加价，便逐步斩断了导致“看病贵”的“以药养医”的利益脉络。不让医药企业再从中做利、提成，直接把利润让利给老百姓，才能让老百姓享受到低廉、全效的药物。
2006年以来，北京市政府为各基层医疗机构统一配备了医疗设备，且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力度也在不断加大。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全部实行零差率药品销售，处方值由原来的50元降到30元，降幅为40%。同时，针对山区患者还配备了巡回医疗车，每周选派党员业务骨干义务进山，为群众送医送药，免费接送就诊病人。
然而旧的“以药养医”体制被逐渐废除后，医院的“口粮”就断了。为了避免基本药物制度的半途而废，同时也为了根除旧有医疗体制痼疾，北京市房山区政府从2006年12月25日开始，就实行了药品的零差率销售，同时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财政施行“收支两条线”。一方面是医院收入的全部上缴；另一方面则是由政府财政统一拨款，保证医院的所有正常支出。
“政府对于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年收入拨款每年都在增加。收支两条线实施后，我们就不用每天盯着收入，即使这个月收入不多，但也能保证人员正常运转和工资的发放，医院就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了。”徐院长说。
甩掉业务压力后，为了防止“吃大锅饭”，在保障员工基本工资发放的基础上，韩村河镇社区服务中心又将“绩效工资”制度落实了下去，以此来激励医务人员多做工作。据徐院长介绍，即使是绩效工资，也不是和业务额挂钩，而是按照参与社区服务活动多少的标准来考核。
平凡中出真情
作为基层医务工作者，其收益不能和大医院的医务人员相提并论。然而正如徐院长所说，基层医务工作者虽然平凡，但他们对于患者的情谊却不输给任何人，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正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基层百姓。
2009年冬天，一个患有精神疾患并伴有全身水肿、尿蛋白3个加号的高危孕妇的到来，惊动了整个韩村河社区服务中心。为了保证孕妇及胎儿的安全，必须转诊到友谊医院待产，而孕妇家人却因担心费用太高悄悄地从医院走了。
徐院长接到电话后，立即向镇政府主要领导进行了汇报，并亲自带领医务人员到孕妇家中做工作，最终征得了孕妇家属的同意。为防止出现意外，卫生院立即派出救护车及医务人员将孕妇安全转入友谊医院，同时免除了孕妇500元的转院费。12月28日，这位特殊的产妇安全地产下了一名女婴，病情也稳定了下来。
中心护士贾婷在社区工作已有三年，说起社区工作，令她感受最深的就是患者的朴实，有的时候和病人相处就像和自己亲人一样。“他们对我们就像是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照顾，有的时候问我们吃得怎样、工作辛不辛苦。过节值班的时候还会给我们送来吃的东西，让我们很感动。”
然而最令贾婷感到伤心的，就是病人说出类似于“这里连检查都没有”、“连病都看不了”这样的话。由于基层医院没有血库，因此按照规定，一级医院及村卫生室并不具备大型手术资质，除了计划生育及外伤包扎处理等小手术外，产妇分娩及阑尾炎等转制之前能做的手术也要分流到二级医院去。
有的医生不愿意放弃手术，而徐院长却能完全看得开，“医院没有血库，一旦手术出现大出血情况，就会出现严重医疗事故，上边这样做也是为了百姓的安全着想。而且基层卫生机构就应该转变观念，把公共卫生服务做好，把百姓的小病治好，这样也就缓解了大医院的就诊压力，让更多的好医生有更多的精力来医治大病。能够做到这些，我们的意义也就实现了。”
作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最前端，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农村基层医疗改革的深入，这些坐落在田间地头、社区街道的卫生服务机构在逐渐走向规范化的同时，还要承担起社区卫生服务的职能，将日常工作从医疗、卫生，扩展到保健、康复、计划生育、健康教育等领域。
农民的家庭医生
韩村河镇中心卫生院暨韩村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设15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涉及27个行政村、4万余村民的看病问题。在把乡镇卫生院转制为卫生服务中心的同时，对于“卫生服务”的认识也同样需要转变。
徐俊杰院长介绍，在转制之初，从中心院长到站上的卫生技术人员对于“社区”、“社区服务”、“公共卫生”等理念并不是很了解。转制之前，村卫生室只做好看病拿药的工作就可以了（主要以基本医疗服务为主，是一种坐等病人上门的服务模式）；转制之后，由于基层医疗机构的工作重点向强化公共卫生职能倾斜，卫生服务中心就要强化自己的服务意识，让医生走出医院，走进农民家庭。
在村民自愿的前提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已与17个生活社区，1650户、4237人签订了《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家庭医生式服务协议书》，开展了家庭式医生服务，社区医生服务团队覆盖率达到100%。
西营社区卫生服务站一名医生回忆说：“赵各庄村有一名70多岁的半身不遂患者，上呼吸道感染后因行动不便，就要求社区医生上门就诊。当时社区里输液的病人就有十多个，再加上其他看病拿药的，人手实在不够用。但当站长安排好工作后就马上拿出诊疗箱，骑上自行车直奔病人家里，为老人输了液。”
由于老人一看到老伴儿换液就紧张得手直哆嗦，站长便对老人说：“别害怕，需要换液的时候我来给您换。”于是，每天在老人输液的两个多小时里，这位站长要从卫生站到老人家里来回往返四次。老人病好了之后给卫生服务站送来了自家种的韭菜。“俗话说‘瓜子不饱是人心’，一捆韭菜也表达了患者对我们的认可。”
除了做好农民的家庭医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将疾病预防、理疗康复等知识的普及，作为开展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2010年，服务中心开展了脑中风的筛查和防控工作，每月需对299名高危人群进行随访，截止目前已经随访6次，随访人次达到1782。目前，服务中心已完成对辖区内心脑血管等四种常见慢性病的人口普查工作，并建立电子档案，为慢性病患者免费发放防治药物。
徐院长说：“给因病致残的患者进行康复是一件十分漫长的工作，需要我们基层医务人员具有足够的耐心。我们不仅亲自给患者做康复，还把康复知识教给患者及家属，让他们乐于接受，从而也建立患者的康复信心。”
然而在最初组织医务人员“下乡”时，徐院长也认识到提高医务人员自身素质的重要性。“俗话说你要给人家一桶水，自己要有十桶水才行。我们下去讲的课程和内容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要求，是不是能让老百姓接受，这都是问题。在04年参加中残联培训之前，我自己对康复的概念也不是很清楚。回来给院里的医生讲课，他们都问‘这什么跟什么啊’。你想想，如果连我们的医务人员都不明白的问题，老百姓就更听不懂了。”
针对这个问题，从2009年开始，服务中心便从每个社区抽调一个医生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康复培训，“之后大家对康复有了最基础的认识，也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下乡”活动开展得好了，可新的问题又摆在了徐院长面前。“从医疗卫生到健康教育，这些工作全都是需要人的。但是由于基层卫生院人员比较少，在合编的时候只是考虑了服务人口，没有考虑到原来我们这里是乡镇卫生院，承担着全镇的医疗卫生责任和床位的问题，所以人员就相对紧张。”
小医院严标准
为保证自身医务人员的从业资格和医护水平，服务中心经常组织人员到大学和对口支援单位进行培训。据徐院长介绍，服务中心本科一学历医务人员（第一學历为本科）占全体人员总数的5%；通过组织进修及后期培训，本科医生所占比例提高到20%。而在全科医生资质的培养方面，只有取得助理医师、临床医师等资格的医务人员才有资格参加全科医生的培训及考试。
为了吸引更多的高学历医务人员到农村基层就业，北京市制定了外地大学生引进政策。通过统一的招聘考试，一经所在的基层医院聘用，其他省市户籍的大学生就可落户北京，同时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岗位编制和与之相应的工资待遇。
老家在河北廊坊的口腔科医生史松涛在韩村河社区中心工作已将近两年。这两年的时间里，史松涛的内心有过从学生转为医生的自豪，也有过户口落入北京的兴奋，但同样也有对目前收入偏低和未来生活的苦恼。
“去年刚开始工作时还是比较艰难的。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实习医院环境和带教医师，独自一人单独处理病人，有好几次通过查资料或咨询别人才顺利治愈了一些以前没见过的病例，这让我兴奋不已。当遇到棘手的病例时，我也焦急得彻夜难眠。就这样一步步走来，我才有了现在的成熟。”
从最开始独自处理病人的艰难，到现今的日趋成熟，史松涛也在与病人的磨合中总结出社区医院的一些规律。“在社区工作，病人都有他的地域特点，由于面对的农村患者缺乏医疗知识，有时就要耐心地为患者进行讲解。实践的过程肯定会充满各种坎坷，但我相信成功的快乐也会有的。”尽管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还要面对各种大大小小的考验，史松涛却依然把社区工作作为承载自己医生梦想的平台。
而让整个医院进入标准化管理轨道上来的，莫过于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据徐院长介绍，目前纳入基层医疗机构的零差价药物已从过去的300余种增加到500多种。
2006年底到2007年，零差率药物制度开始在基层医疗机构执行，这也是基本药物制度的一个前身。药物不再加价，便逐步斩断了导致“看病贵”的“以药养医”的利益脉络。不让医药企业再从中做利、提成，直接把利润让利给老百姓，才能让老百姓享受到低廉、全效的药物。
2006年以来，北京市政府为各基层医疗机构统一配备了医疗设备，且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力度也在不断加大。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全部实行零差率药品销售，处方值由原来的50元降到30元，降幅为40%。同时，针对山区患者还配备了巡回医疗车，每周选派党员业务骨干义务进山，为群众送医送药，免费接送就诊病人。
然而旧的“以药养医”体制被逐渐废除后，医院的“口粮”就断了。为了避免基本药物制度的半途而废，同时也为了根除旧有医疗体制痼疾，北京市房山区政府从2006年12月25日开始，就实行了药品的零差率销售，同时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财政施行“收支两条线”。一方面是医院收入的全部上缴；另一方面则是由政府财政统一拨款，保证医院的所有正常支出。
“政府对于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年收入拨款每年都在增加。收支两条线实施后，我们就不用每天盯着收入，即使这个月收入不多，但也能保证人员正常运转和工资的发放，医院就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了。”徐院长说。
甩掉业务压力后，为了防止“吃大锅饭”，在保障员工基本工资发放的基础上，韩村河镇社区服务中心又将“绩效工资”制度落实了下去，以此来激励医务人员多做工作。据徐院长介绍，即使是绩效工资，也不是和业务额挂钩，而是按照参与社区服务活动多少的标准来考核。
平凡中出真情
作为基层医务工作者，其收益不能和大医院的医务人员相提并论。然而正如徐院长所说，基层医务工作者虽然平凡，但他们对于患者的情谊却不输给任何人，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正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基层百姓。
2009年冬天，一个患有精神疾患并伴有全身水肿、尿蛋白3个加号的高危孕妇的到来，惊动了整个韩村河社区服务中心。为了保证孕妇及胎儿的安全，必须转诊到友谊医院待产，而孕妇家人却因担心费用太高悄悄地从医院走了。
徐院长接到电话后，立即向镇政府主要领导进行了汇报，并亲自带领医务人员到孕妇家中做工作，最终征得了孕妇家属的同意。为防止出现意外，卫生院立即派出救护车及医务人员将孕妇安全转入友谊医院，同时免除了孕妇500元的转院费。12月28日，这位特殊的产妇安全地产下了一名女婴，病情也稳定了下来。
中心护士贾婷在社区工作已有三年，说起社区工作，令她感受最深的就是患者的朴实，有的时候和病人相处就像和自己亲人一样。“他们对我们就像是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照顾，有的时候问我们吃得怎样、工作辛不辛苦。过节值班的时候还会给我们送来吃的东西，让我们很感动。”
然而最令贾婷感到伤心的，就是病人说出类似于“这里连检查都没有”、“连病都看不了”这样的话。由于基层医院没有血库，因此按照规定，一级医院及村卫生室并不具备大型手术资质，除了计划生育及外伤包扎处理等小手术外，产妇分娩及阑尾炎等转制之前能做的手术也要分流到二级医院去。
有的医生不愿意放弃手术，而徐院长却能完全看得开，“医院没有血库，一旦手术出现大出血情况，就会出现严重医疗事故，上边这样做也是为了百姓的安全着想。而且基层卫生机构就应该转变观念，把公共卫生服务做好，把百姓的小病治好，这样也就缓解了大医院的就诊压力，让更多的好医生有更多的精力来医治大病。能够做到这些，我们的意义也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