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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初的一个下午，我打开了厚厚的一本《地学思想史》。在读到“土壤学思想史”这一章节时，一个段落立刻吸引了我的目光——“……在伦敦北部郊区，有一个叫洛桑的农业试验站，他们所从事的有关土壤学的各项研究中，有一个同一地块连年种植同一种植物的经典项目，名为‘布罗德巴尔克冬小麦试验’。这一项目从1843年开始，至今从未间断……”
即使我们回国很久之后我和老蒋还会时不时地聊起这段笔记和与此相关的种种。尽管文字平常、叙述简单，但对于老蒋这个十七岁起就开始在北大荒参与农作物种子培育的耕者来说，这几行文字描写的“经典案例”在他头脑中形成的冲击力意外的强烈，而这种一股脑儿涌上心头的感觉几乎在下一刻就可以和“诱惑”等同视之了。
在老蒋看来，对布罗德巴尔克试验田、洛桑试验站乃至整个哈彭登区域的寻访，无疑是他英国之行中除了我所在的伦敦和生活过的牛津之外，非常重要的一段旅程。说出来也不怕被谁笑话，虽然当时我人在英国，对那些名字却毫无概念。它们在我的脑海里只是一些用来定位和找路线的关键词，完全是老蒋“指哪儿”我“打哪儿”，他想去什么地方我带着一起去就是了——然而我反倒更像是跟着他的，去之前还要临阵磨枪地搜索一些当地的资料。
其实人类和小麦、杂草一样，都是生态系统中的一环。这是每个人所共知的观点，而即使没有什么能够凌驾于人不可造的自然生态系统之上，人从自身角度对“杂草”的定义仍足以得见某种高高在上的意味。诚然，并非所有杂草都是人类的朋友，有伤害哺乳动物和鸟类的毒草、也有过度繁殖到危害环境的入侵恶性杂草，它们出现在错误的地点，就是不受欢迎的。虽然这一出发点无可厚非且不会改变，但偶尔低头看看这些桀骜不驯的植物，探讨一番自然和现代文化、驯养与野性、宽容以待与无情铲除的边界，倒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我很高兴，能有这么一段在公园里和杂草交流的空闲。
2019年的英国，夏天气温一度飙升至有史以来最高的38.7摄氏度，对于一向以温和湿润气候著称的英国来说实属罕见。但2016年的英国夏天并不太热，七月的微风吹在身上甚至还有点儿让人汗毛一凛的清凉。刚走到洛桑试验站的时候，颇具现代风格的建筑并没有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的氛围，体量恰到好处，不仅体现了科学的建筑尺度，也和周围的风光有机且清爽地结合在一起。
洛桑试验站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的综合科研机构，每年都有一天公众开放日，旨在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向参观民众科普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并展示试验站在遗传学、土壤学、昆虫学、作物学等学科取得的诸多科研成果。我们来的这一天没有任何活动与展出，好在有一位研究员刚好路过，被我叫住之后坐在休息区跟我们聊了一会儿。得知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布罗德巴尔克试验田，年轻的研究员拿来了好几份介绍小册子，还有一张他随手做好标记的地图。“离这里不远，但是路有些绕。”他一边描述路线一边用手比画方向，中途还几次停下来向我确认有没有听明白。
带着这位研究人员的善意与热情，我们终于寻向布罗德巴尔克试验田——本来这是在一开始就再明确不过的目标，却总会因为种种歪打正着的“偶遇”分心。试验站刚从视线中消失不久，我们就拐进了一片不知名的麦田，它既没有出现在地图上，也没有任何标识用以识别，但面前的这片地里也种植着大片丰收的冬小麦。我蓦地回想起2013年的金秋时节在中国北大荒五九七农场见过的水稻丰收的场景。即使两者种植的作物不同，但目睹大规模丰收景象时心中升起的巨大喜悦之情在本质上好像都差不多。
洛桑试验站共有十六个长期定位试验，其中持续至今的超百年试验有七个，以1843年开始的布罗德巴尔克冬小麦试验、1852年开始的胡斯菲尔德大麦试验和1856年开始的公园草地（Park Grass）牧草试验最为著名。我原本以为当年所在的这片麦田或許是其他几个试验田中的某一个，但过了很久我去洛桑试验站的官方网站下载了一份“长期定位试验指导手册：数据及样本编档”，对比了很多照片也没能找到确切的答案。
好在不论是相机里还是我的脑海中，那景色总是挥之不去，只要稍加回忆就会尽数浮现。翠绿的树丛是麦田天然的护栏，还没有收割的一垄垄及腰高的小麦都神采奕奕地昂着头，金黄的麦穗上点缀着米黄的麦芒。就在我们还没有走到的麦田的尽头，生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它的树形很具象征意义地构成一个高大的稻草人形象，两侧的粗大树枝长长伸展出一个拥抱的姿势，和簇拥着的草绿色小麦叶片遥相呼应，构成了麦田的轮廓。深浅不一的绿和明暗相异的黄洒满整片麦田，交织成一幅层次丰富的现实主义油画，倒也有种色彩缤纷的意味。
我们行走的田埂间已经有之前人踩过的痕迹，有几根麦子避无可避，看来是不小心受到了牵连，麦秆歪歪扭扭地躺在地上，显得可怜兮兮的。我弯身从地上拾起几根并掐下麦穗的部分，本想直接夹到书里，但作为书签它们的形态显然过于饱胀了。于是现在这些麦穗被摆放在老蒋书柜上的一个密封袋里。那个透明封口袋是我在英国就准备好的，回国之后几乎没再打开。放置袋子的那一格正好都是农业相关的书籍，所以我最近一去找书就总能和它们打个照面。麦穗的变化不大，麦秆早就干瘪了，不太情愿地蜷成一团。其实我曾为这篇随笔考虑过一个题目，叫《小麦书签》，这个“曾用名”对于我来说更像一个亲切的提醒和一次次“见字如面”的体验：如果它们没有被踩倒在地继而随我“远渡重洋”，那么斗转星移、随自然的节奏缓缓流淌的田野时光，才是它们会经历的唯一变迁。
当我真正站在写着“布罗德巴尔克试验”和一段介绍语的告示牌前的时候，虽然已经在它之前看了很多别的东西，但看着这一大片沐浴在金灿灿阳光中的“传说中的麦田”，我的心里还是涌起一股奇特的热流，即使我的“朝圣”感应该远比不上老蒋。不过对这个老蒋没来英国之前就总挂在嘴边说着想来看看的地方，一路走下来我还是很想一探究竟的。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即田野调查，站在一块块规划利落的麦田面前，我不知怎的也想到了田野调查的关键词，只不过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我只要走进这片“希望的田野”就可以了。 英国农业素以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机械化和技术集成化的特点著称，农业现代化程度高。哈彭登位于英格兰东南部平原，在农业区域划分上属于农业区，虽然在气候上有光照和热量不够充足的限制使得作物只能种植一季，但该区域土壤肥沃且排水良好，再加上位置处于西风带的背风坡，降水相对英格兰其他区域较少，总体来说还是具备种植谷物的条件的。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在小麦种植上以秋种夏收的冬小麦为主。
丰收在望，今年是布罗德巴尔克连续第176个收获季节。从1843年至今，试验田在177年来一直种植着这种朴素的一年生植物。再过上几天，就会由小型联合收割机将这些小麦统一收割，等到秋耕犁地时，用的是拖拉机悬挂式可翻转五铧犁。即使对布罗德巴尔克长期定位试验没有概念，首先至少会被像新造的花田一样的十块麦田吸引;即使没有理论知识，眼前所见已足够清楚明了：在田垄上列队的小麦在微风中自由舒展，有一种从整齐衍生而出的恢弘气势和少见的仪式感，呈现的是农业的庄严感与强烈的农业美学特征。
试验田强烈的规划感来自精准的分区。一共十块田地被分成十个区域，每个区域被纵向分成19条到20条田亩。田地的宽度随不同区域变化，但总体宽度在15米到28米之间。每条田亩的长度基本都是6米，48行小麦以12.5厘米的间隔排列其中。这种精细区划自然和布罗德巴尔克冬小麦试验的方式和目的息息相关：试验组的田地投用了以不同比例组合的氮、磷、钾、钠、镁化肥以及有机肥，分别与不施肥的对照组比较，得出了肥料的增产效果非常明显的结论。与此同时，通过试验还发现在合理施用化肥的情况下，庄稼产量基本可以和有机肥处理后的产量持平。
这一长期定位试验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且其形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一开始每个试验组地块的面积都比较大，但根据试验反馈和随着现代农业发展产生的新需求，大区会分裂成小区。而分裂出的新区在保留原大区耕作方式的基础上还会加入有的放矢的新处理方法，比如轮作、秸秆还田培肥地力、施用农药和石灰等。对有的区块则暂时停止施肥以观察土壤肥力和植物多样性的变化趋势，以上手段都对增加小麦产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经历了第一次绿色革命，即以成功培育出矮秆小麦和矮秆水稻为标志的农业技术革新，作物产量大幅度提高，对肥料的积极反应也更加明显。除此之外，研究土壤中的元素循环，比如含碳量的变化、提升氮素利用率与以最佳经济投入量投用氮肥的关系、维持土壤中适量的有效磷等等，还有分析作物病原菌的流行动态，都给世界各地的农业科研工作者在土壤养分管理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与议题——而布罗德巴尔克的小麦和培育作物的土壤见证并记录了这之中的种种变迁。
在农业生物种群和农业生态环境的语境里，很多过程的演变和发展都是缓慢的，尤其在当今环境条件变幻莫测的大前提下，只有长期定位试验的研究手段才能更好地揭示农业生态系统长期的变化趋势。就拿布罗德巴尔克冬小麦试验来说，这个持续176年有余的试验并没有因为科学技术百年来的突飞猛进失去意义，相反，它为21世纪产生的一些新问题、新假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研究方向，并且为跨学科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现在，逾三十万份植物、土壤以及肥料的样本长久地保存在洛桑试验站的样本档案馆中，覆盖了试验站主导的在哈彭登进行或已结束的各种长期和短期试验，其中最久远的样本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在检测人类活动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影响、有机和无机污染物的积累和归趋方面的优势可谓得天独厚。
在着手写试验田部分之前，我特地查了很多试验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各种图表和数据，来源有中国公派去洛桑试验站的访问学者的访学心得、英国科学家的科研记录、还有洛桑试验站官网的开放存取资源——它们显然比我呈现出来的内容要深入得多，但比起把英文的专业内容翻译之后搬进文章里引用，我還有更想探讨的内容。
长期定位试验的重要性已然不必赘述，但不能忽略的是建立和维持长期试验所要的面临的种种问题：时间、资金、精力的投入自是基础里的重中之重，团队的科研敏感性、科研能力、灵活变通的机动性也都是关乎试验能否成功延续的因素。建立于1843年的洛桑试验站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农业试验站，从年份上不难发现布罗德巴尔克冬小麦试验正是试验站的“开山之作”。面对这些如今看来完美诠释了“时间换空间”的长期试验，我相信人们不禁想问：在19世纪初期至中期这一近代科学刚刚起步走向繁荣的时代、尤其在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植物的生长也需要微量元素的情况下，试验站创始人约翰·贝内特·劳斯是以怎样的洞察力和软硬件设施储备开启这项用途远远超出试验初衷和预期的“传奇试验”的？
不得不说，纵观劳斯的一生，他的经历境遇放在任何时代都大抵令人艳羡，基础教育在伊顿公学等私立学校完成，十八岁考入牛津大学化学系。英国的土地私有制让劳斯有天然的发挥空间，而当一个坐拥250英亩的古老庄园的富庶乡绅竟只是他人生的“保底”之选。孩子的某种爱好对他未来的生活多少会有些预示，青少年时期的劳斯对化学和药学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起初那只是他恶作剧的辅助手段，而劳斯从牛津回到自家庄园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庄园中一间最好的卧室改装成了化学实验室。在洛桑庄园里还种植着罂粟、颠茄、秋水仙等等五花八门的植物为劳斯的药物制造服务。
在古撒克逊语中，洛桑（Rothamsted）意为“红色的与外界隔绝之处”或“白嘴鸦之家”。白嘴鸦是一种聪明而神秘的鸟类，喜群居，实验证明白嘴鸦能拼出简单的拼图，还有使用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颇有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拼劲儿。无怪乎劳斯以“洛桑”命名试验站，很符合他对自己科学事业的期许。
1842年，受到近邻乡绅的影响，劳斯开始着手贯穿他后半生的主要活动之一，即人造肥料工业。通过为自己的试验成果注册专利并大规模投入工厂化生产，劳斯于同年成功开设了英国第一家化肥工厂。还是在那间卧房改造成的实验室里，劳斯用硫酸分解骨头、骨粉和其他含有磷的物质产生过磷酸钙作为肥料、还用磷酸与任意一种碱类，比如苏打、氧化镁或含有这类碱的土壤化合生产肥料。 劳斯一上来就为英国尚空白的化肥产业画上了浓墨重彩的第一笔，其结果当然是大获成功，赚得盆满钵满。劳斯未来的经历就这样分成了两部分：一是经营化肥产业，经商科研两不误，二是用商业所得利润支持他在洛桑进行的科学试验，不可谓不是个个人色彩浓厚、完全自给自足的“可持续发展模型”。
1843年，随着试验项目的逐年增多与难度的提升，应接不暇的劳斯邀请化学家约瑟夫·亨利·吉尔伯特加入他的研究团队，两人随即开始了长达五十七年的密切合作。难得有这么一种积极、可靠且有效的合作关系，几乎从一开始就分工明确，十分融洽：劳斯负责田间试验，吉尔伯特在实验室进行分析，最后再共同对结果作出判断。虽然两人因土壤中氮素的来源问题和动物饲料对动物体内脂肪、矿物质、含氮物质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曾被先后卷入过科学界的论战，结果有输有赢，但二人在科研实践中积累了无数极具参考性的资料，试验方法得到世界各国科学机构和工作者的效仿——劳斯和吉尔伯特的长期合作仿佛他们主导的最重要的“长期定位试验”，为现代农业科学和作物营养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889年，劳斯投入自己肥料产业近三分之一的销售额建立了“劳斯农业公益基金”，不仅为农业试验的顺畅进行保驾护航，也促进了现代农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直到1990年，洛桑试验站的运营都由劳斯公益基金负责，之后众多公益公司逐渐参与到对试验站的维护中来。时至今日，劳斯公益基金依然像劳斯本人一样经营并守护着洛桑区域，它的主要任务和一个多世纪之前别无二致——让世界上最古老的长期定位试验永葆活力。
劳斯于1900年8月31日离世，享年八十六岁，这位成功的商人和科学家安详地结束了他一帆风顺、基本的人生。據说临终前不久，劳斯和吉尔伯特的身体仍都十分健硕，精神状态也非常好，还能继续投身工作。
如今已无从考证仿若拿了开过上帝视角的主角剧本的劳斯为何要大费周章地保存成千累万的试验样品，现代人试图解读的话，无非要把他的精力和英国人的民族性结合起来。但在劳斯的语境里，他的“天时地利人和”还基本可以和太阳、土壤、雨露乃至肥料对作物的滋润等同视之，毕竟土地的特性有力地决定了生活在它上面的人的特性。
19世纪的英国的强盛国力、西方世界近代科学前所未有的成熟与繁荣共同成就了劳斯和更多有识之士，让他们拥有了追求与实现情怀的环境和能力。劳斯大概是爱默生在《英国人的特性》中描述的那种典型英国人：热爱真理、讲究规律、逻辑分明、有条不紊、目标明确，同时胸怀坦荡，永远精力充沛——他还是那个用磷棒在暗室门上写字的小男孩，磷自燃的火光照亮了他的眼睛，也从此点亮了他的一生。
农田总让人想起耕作其上的农民，勤于劳作但不善言辞。弯腰割草收稻的日子基本已随着机械化的普及一去不复返，至少在布罗德巴尔克的麦田里很难见到这样的景象。老蒋从进到试验田区域就一直沉默，显然没有我想象中的兴奋。我对他的情绪转变似懂非懂，直到听他讲了一个很短的故事、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回过味儿来。
那是2010年的一天，老蒋和故乡五九七农场新上任不久的书记通话。当问及那一年的麦收情况时，书记的回应出乎他的意料：“农场早就不种麦子了，全改种水稻啦。什么时候回来看看？”我点点头“哦”了一声，觉得这应是件令人惋惜的事情。像是知道我无法与他感同身受，老蒋又把目光投向在风中轻轻摇曳的麦田，“我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所有的成长故事几乎都与小麦成熟的季节息息相关。小麦没了，故乡就真的远了。”我们的对话就这么结束了。“怀旧对我的袭击方式是极为突然的”，后来我在老蒋的笔记中看到了这句话。
曾经我很费解，老蒋让我给他早就想好题目并正在创作的文集《远方的农场》写一个“引子”。和经历过“可种的地很多，可读的书很少”阶段的老蒋大不相同，我对农业没有实践，只有一些临时抱佛脚看来的理论，我想着怎么也轮不到我来“引”吧，却也硬着头皮写到了现在。但哪怕是当时的我也可以意识到布罗德巴尔克的丰收盛景和老蒋的怀旧心绪相辅相成产生的感染力比我想象中要强烈得多。
我在英国读的是社会人类学专业。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Culinary Nostalgia and National Identity： Personal and National Memories in Chinese Food and Drinks（《饮食怀旧与民族性：中国饮食中的个人记忆与国家记忆》）”，其中就有对“怀旧”这一概念的讨论，所以我对它并不陌生，毕竟“怀念”是人之常情，“怀旧”则有完整的体系，一般需要用记忆解码社会同一性产生归属感或疏离感，而其中一些难以解释的神秘特质不免让它显得意味深长。
英语词汇中的“怀旧（nostalgia）”，原本指对不再存在或从来就没有过的家园的渴望，多指一种情感上的丧失和位移，后来在此基础上得以扩展发散，在各种语境下都有特定的涵义。晒干麦秆上太阳的气味、潮湿土壤的气味、布罗德巴尔克成片小麦对记忆的触动与撕扯，送来的是关于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母亲的故事。布罗德巴尔克一度是相对的远方，等人置身其中再回想起家乡农场消失的小麦时，“家乡”反而成了绝对的远方。与其说“怀旧”是种心绪，不如说它更符合一种历史的情绪、是历史的产物——乍一看是对某处地方的怀想，但实际上是对一个通常已经逝去的时代的怀想、也是对于某种具有集体记忆的共同体的向往。
“怀旧”是一个发音在口腔后部的词语，“怀”真的如这个字的字面意思一般积压在咽喉处，在说“旧”的时候才把那口藏着的气缓缓吐出来。“发现哈彭登、寻找布罗德巴尔克、告别五九七”，这之中的情绪递进一气呵成，符合“怀旧”的至高美学：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反而不足为奇，去日却因其“不可追”显得弥足珍贵。对小麦的赞歌和挽歌同时奏响充满纠葛的浪漫乐章，虽然过时，但令人着迷。
“矛盾之美”我前后一共提及了两次，我很清楚的是它一直是个我用以串联全文的线索。在“小地方”哈彭登，我收获了很多意外之喜，看到了“怀旧”向往的未来和“进步”思考的未来，还有回顾与前瞻互相碰撞的未来。在热情而克制的科学工作者的引领下，科技像作物一样、亦和作物一起茁壮生长。
作者简介：蒋小刀，北京航线廿一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曾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即使我们回国很久之后我和老蒋还会时不时地聊起这段笔记和与此相关的种种。尽管文字平常、叙述简单，但对于老蒋这个十七岁起就开始在北大荒参与农作物种子培育的耕者来说，这几行文字描写的“经典案例”在他头脑中形成的冲击力意外的强烈，而这种一股脑儿涌上心头的感觉几乎在下一刻就可以和“诱惑”等同视之了。
在老蒋看来，对布罗德巴尔克试验田、洛桑试验站乃至整个哈彭登区域的寻访，无疑是他英国之行中除了我所在的伦敦和生活过的牛津之外，非常重要的一段旅程。说出来也不怕被谁笑话，虽然当时我人在英国，对那些名字却毫无概念。它们在我的脑海里只是一些用来定位和找路线的关键词，完全是老蒋“指哪儿”我“打哪儿”，他想去什么地方我带着一起去就是了——然而我反倒更像是跟着他的，去之前还要临阵磨枪地搜索一些当地的资料。
其实人类和小麦、杂草一样，都是生态系统中的一环。这是每个人所共知的观点，而即使没有什么能够凌驾于人不可造的自然生态系统之上，人从自身角度对“杂草”的定义仍足以得见某种高高在上的意味。诚然，并非所有杂草都是人类的朋友，有伤害哺乳动物和鸟类的毒草、也有过度繁殖到危害环境的入侵恶性杂草，它们出现在错误的地点，就是不受欢迎的。虽然这一出发点无可厚非且不会改变，但偶尔低头看看这些桀骜不驯的植物，探讨一番自然和现代文化、驯养与野性、宽容以待与无情铲除的边界，倒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我很高兴，能有这么一段在公园里和杂草交流的空闲。
2019年的英国，夏天气温一度飙升至有史以来最高的38.7摄氏度，对于一向以温和湿润气候著称的英国来说实属罕见。但2016年的英国夏天并不太热，七月的微风吹在身上甚至还有点儿让人汗毛一凛的清凉。刚走到洛桑试验站的时候，颇具现代风格的建筑并没有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的氛围，体量恰到好处，不仅体现了科学的建筑尺度，也和周围的风光有机且清爽地结合在一起。
洛桑试验站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的综合科研机构，每年都有一天公众开放日，旨在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向参观民众科普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并展示试验站在遗传学、土壤学、昆虫学、作物学等学科取得的诸多科研成果。我们来的这一天没有任何活动与展出，好在有一位研究员刚好路过，被我叫住之后坐在休息区跟我们聊了一会儿。得知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布罗德巴尔克试验田，年轻的研究员拿来了好几份介绍小册子，还有一张他随手做好标记的地图。“离这里不远，但是路有些绕。”他一边描述路线一边用手比画方向，中途还几次停下来向我确认有没有听明白。
带着这位研究人员的善意与热情，我们终于寻向布罗德巴尔克试验田——本来这是在一开始就再明确不过的目标，却总会因为种种歪打正着的“偶遇”分心。试验站刚从视线中消失不久，我们就拐进了一片不知名的麦田，它既没有出现在地图上，也没有任何标识用以识别，但面前的这片地里也种植着大片丰收的冬小麦。我蓦地回想起2013年的金秋时节在中国北大荒五九七农场见过的水稻丰收的场景。即使两者种植的作物不同，但目睹大规模丰收景象时心中升起的巨大喜悦之情在本质上好像都差不多。
洛桑试验站共有十六个长期定位试验，其中持续至今的超百年试验有七个，以1843年开始的布罗德巴尔克冬小麦试验、1852年开始的胡斯菲尔德大麦试验和1856年开始的公园草地（Park Grass）牧草试验最为著名。我原本以为当年所在的这片麦田或許是其他几个试验田中的某一个，但过了很久我去洛桑试验站的官方网站下载了一份“长期定位试验指导手册：数据及样本编档”，对比了很多照片也没能找到确切的答案。
好在不论是相机里还是我的脑海中，那景色总是挥之不去，只要稍加回忆就会尽数浮现。翠绿的树丛是麦田天然的护栏，还没有收割的一垄垄及腰高的小麦都神采奕奕地昂着头，金黄的麦穗上点缀着米黄的麦芒。就在我们还没有走到的麦田的尽头，生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它的树形很具象征意义地构成一个高大的稻草人形象，两侧的粗大树枝长长伸展出一个拥抱的姿势，和簇拥着的草绿色小麦叶片遥相呼应，构成了麦田的轮廓。深浅不一的绿和明暗相异的黄洒满整片麦田，交织成一幅层次丰富的现实主义油画，倒也有种色彩缤纷的意味。
我们行走的田埂间已经有之前人踩过的痕迹，有几根麦子避无可避，看来是不小心受到了牵连，麦秆歪歪扭扭地躺在地上，显得可怜兮兮的。我弯身从地上拾起几根并掐下麦穗的部分，本想直接夹到书里，但作为书签它们的形态显然过于饱胀了。于是现在这些麦穗被摆放在老蒋书柜上的一个密封袋里。那个透明封口袋是我在英国就准备好的，回国之后几乎没再打开。放置袋子的那一格正好都是农业相关的书籍，所以我最近一去找书就总能和它们打个照面。麦穗的变化不大，麦秆早就干瘪了，不太情愿地蜷成一团。其实我曾为这篇随笔考虑过一个题目，叫《小麦书签》，这个“曾用名”对于我来说更像一个亲切的提醒和一次次“见字如面”的体验：如果它们没有被踩倒在地继而随我“远渡重洋”，那么斗转星移、随自然的节奏缓缓流淌的田野时光，才是它们会经历的唯一变迁。
当我真正站在写着“布罗德巴尔克试验”和一段介绍语的告示牌前的时候，虽然已经在它之前看了很多别的东西，但看着这一大片沐浴在金灿灿阳光中的“传说中的麦田”，我的心里还是涌起一股奇特的热流，即使我的“朝圣”感应该远比不上老蒋。不过对这个老蒋没来英国之前就总挂在嘴边说着想来看看的地方，一路走下来我还是很想一探究竟的。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即田野调查，站在一块块规划利落的麦田面前，我不知怎的也想到了田野调查的关键词，只不过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我只要走进这片“希望的田野”就可以了。 英国农业素以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机械化和技术集成化的特点著称，农业现代化程度高。哈彭登位于英格兰东南部平原，在农业区域划分上属于农业区，虽然在气候上有光照和热量不够充足的限制使得作物只能种植一季，但该区域土壤肥沃且排水良好，再加上位置处于西风带的背风坡，降水相对英格兰其他区域较少，总体来说还是具备种植谷物的条件的。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在小麦种植上以秋种夏收的冬小麦为主。
丰收在望，今年是布罗德巴尔克连续第176个收获季节。从1843年至今，试验田在177年来一直种植着这种朴素的一年生植物。再过上几天，就会由小型联合收割机将这些小麦统一收割，等到秋耕犁地时，用的是拖拉机悬挂式可翻转五铧犁。即使对布罗德巴尔克长期定位试验没有概念，首先至少会被像新造的花田一样的十块麦田吸引;即使没有理论知识，眼前所见已足够清楚明了：在田垄上列队的小麦在微风中自由舒展，有一种从整齐衍生而出的恢弘气势和少见的仪式感，呈现的是农业的庄严感与强烈的农业美学特征。
试验田强烈的规划感来自精准的分区。一共十块田地被分成十个区域，每个区域被纵向分成19条到20条田亩。田地的宽度随不同区域变化，但总体宽度在15米到28米之间。每条田亩的长度基本都是6米，48行小麦以12.5厘米的间隔排列其中。这种精细区划自然和布罗德巴尔克冬小麦试验的方式和目的息息相关：试验组的田地投用了以不同比例组合的氮、磷、钾、钠、镁化肥以及有机肥，分别与不施肥的对照组比较，得出了肥料的增产效果非常明显的结论。与此同时，通过试验还发现在合理施用化肥的情况下，庄稼产量基本可以和有机肥处理后的产量持平。
这一长期定位试验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且其形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一开始每个试验组地块的面积都比较大，但根据试验反馈和随着现代农业发展产生的新需求，大区会分裂成小区。而分裂出的新区在保留原大区耕作方式的基础上还会加入有的放矢的新处理方法，比如轮作、秸秆还田培肥地力、施用农药和石灰等。对有的区块则暂时停止施肥以观察土壤肥力和植物多样性的变化趋势，以上手段都对增加小麦产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经历了第一次绿色革命，即以成功培育出矮秆小麦和矮秆水稻为标志的农业技术革新，作物产量大幅度提高，对肥料的积极反应也更加明显。除此之外，研究土壤中的元素循环，比如含碳量的变化、提升氮素利用率与以最佳经济投入量投用氮肥的关系、维持土壤中适量的有效磷等等，还有分析作物病原菌的流行动态，都给世界各地的农业科研工作者在土壤养分管理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与议题——而布罗德巴尔克的小麦和培育作物的土壤见证并记录了这之中的种种变迁。
在农业生物种群和农业生态环境的语境里，很多过程的演变和发展都是缓慢的，尤其在当今环境条件变幻莫测的大前提下，只有长期定位试验的研究手段才能更好地揭示农业生态系统长期的变化趋势。就拿布罗德巴尔克冬小麦试验来说，这个持续176年有余的试验并没有因为科学技术百年来的突飞猛进失去意义，相反，它为21世纪产生的一些新问题、新假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研究方向，并且为跨学科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现在，逾三十万份植物、土壤以及肥料的样本长久地保存在洛桑试验站的样本档案馆中，覆盖了试验站主导的在哈彭登进行或已结束的各种长期和短期试验，其中最久远的样本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在检测人类活动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影响、有机和无机污染物的积累和归趋方面的优势可谓得天独厚。
在着手写试验田部分之前，我特地查了很多试验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各种图表和数据，来源有中国公派去洛桑试验站的访问学者的访学心得、英国科学家的科研记录、还有洛桑试验站官网的开放存取资源——它们显然比我呈现出来的内容要深入得多，但比起把英文的专业内容翻译之后搬进文章里引用，我還有更想探讨的内容。
长期定位试验的重要性已然不必赘述，但不能忽略的是建立和维持长期试验所要的面临的种种问题：时间、资金、精力的投入自是基础里的重中之重，团队的科研敏感性、科研能力、灵活变通的机动性也都是关乎试验能否成功延续的因素。建立于1843年的洛桑试验站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农业试验站，从年份上不难发现布罗德巴尔克冬小麦试验正是试验站的“开山之作”。面对这些如今看来完美诠释了“时间换空间”的长期试验，我相信人们不禁想问：在19世纪初期至中期这一近代科学刚刚起步走向繁荣的时代、尤其在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植物的生长也需要微量元素的情况下，试验站创始人约翰·贝内特·劳斯是以怎样的洞察力和软硬件设施储备开启这项用途远远超出试验初衷和预期的“传奇试验”的？
不得不说，纵观劳斯的一生，他的经历境遇放在任何时代都大抵令人艳羡，基础教育在伊顿公学等私立学校完成，十八岁考入牛津大学化学系。英国的土地私有制让劳斯有天然的发挥空间，而当一个坐拥250英亩的古老庄园的富庶乡绅竟只是他人生的“保底”之选。孩子的某种爱好对他未来的生活多少会有些预示，青少年时期的劳斯对化学和药学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起初那只是他恶作剧的辅助手段，而劳斯从牛津回到自家庄园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庄园中一间最好的卧室改装成了化学实验室。在洛桑庄园里还种植着罂粟、颠茄、秋水仙等等五花八门的植物为劳斯的药物制造服务。
在古撒克逊语中，洛桑（Rothamsted）意为“红色的与外界隔绝之处”或“白嘴鸦之家”。白嘴鸦是一种聪明而神秘的鸟类，喜群居，实验证明白嘴鸦能拼出简单的拼图，还有使用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颇有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拼劲儿。无怪乎劳斯以“洛桑”命名试验站，很符合他对自己科学事业的期许。
1842年，受到近邻乡绅的影响，劳斯开始着手贯穿他后半生的主要活动之一，即人造肥料工业。通过为自己的试验成果注册专利并大规模投入工厂化生产，劳斯于同年成功开设了英国第一家化肥工厂。还是在那间卧房改造成的实验室里，劳斯用硫酸分解骨头、骨粉和其他含有磷的物质产生过磷酸钙作为肥料、还用磷酸与任意一种碱类，比如苏打、氧化镁或含有这类碱的土壤化合生产肥料。 劳斯一上来就为英国尚空白的化肥产业画上了浓墨重彩的第一笔，其结果当然是大获成功，赚得盆满钵满。劳斯未来的经历就这样分成了两部分：一是经营化肥产业，经商科研两不误，二是用商业所得利润支持他在洛桑进行的科学试验，不可谓不是个个人色彩浓厚、完全自给自足的“可持续发展模型”。
1843年，随着试验项目的逐年增多与难度的提升，应接不暇的劳斯邀请化学家约瑟夫·亨利·吉尔伯特加入他的研究团队，两人随即开始了长达五十七年的密切合作。难得有这么一种积极、可靠且有效的合作关系，几乎从一开始就分工明确，十分融洽：劳斯负责田间试验，吉尔伯特在实验室进行分析，最后再共同对结果作出判断。虽然两人因土壤中氮素的来源问题和动物饲料对动物体内脂肪、矿物质、含氮物质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曾被先后卷入过科学界的论战，结果有输有赢，但二人在科研实践中积累了无数极具参考性的资料，试验方法得到世界各国科学机构和工作者的效仿——劳斯和吉尔伯特的长期合作仿佛他们主导的最重要的“长期定位试验”，为现代农业科学和作物营养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889年，劳斯投入自己肥料产业近三分之一的销售额建立了“劳斯农业公益基金”，不仅为农业试验的顺畅进行保驾护航，也促进了现代农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直到1990年，洛桑试验站的运营都由劳斯公益基金负责，之后众多公益公司逐渐参与到对试验站的维护中来。时至今日，劳斯公益基金依然像劳斯本人一样经营并守护着洛桑区域，它的主要任务和一个多世纪之前别无二致——让世界上最古老的长期定位试验永葆活力。
劳斯于1900年8月31日离世，享年八十六岁，这位成功的商人和科学家安详地结束了他一帆风顺、基本的人生。據说临终前不久，劳斯和吉尔伯特的身体仍都十分健硕，精神状态也非常好，还能继续投身工作。
如今已无从考证仿若拿了开过上帝视角的主角剧本的劳斯为何要大费周章地保存成千累万的试验样品，现代人试图解读的话，无非要把他的精力和英国人的民族性结合起来。但在劳斯的语境里，他的“天时地利人和”还基本可以和太阳、土壤、雨露乃至肥料对作物的滋润等同视之，毕竟土地的特性有力地决定了生活在它上面的人的特性。
19世纪的英国的强盛国力、西方世界近代科学前所未有的成熟与繁荣共同成就了劳斯和更多有识之士，让他们拥有了追求与实现情怀的环境和能力。劳斯大概是爱默生在《英国人的特性》中描述的那种典型英国人：热爱真理、讲究规律、逻辑分明、有条不紊、目标明确，同时胸怀坦荡，永远精力充沛——他还是那个用磷棒在暗室门上写字的小男孩，磷自燃的火光照亮了他的眼睛，也从此点亮了他的一生。
农田总让人想起耕作其上的农民，勤于劳作但不善言辞。弯腰割草收稻的日子基本已随着机械化的普及一去不复返，至少在布罗德巴尔克的麦田里很难见到这样的景象。老蒋从进到试验田区域就一直沉默，显然没有我想象中的兴奋。我对他的情绪转变似懂非懂，直到听他讲了一个很短的故事、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回过味儿来。
那是2010年的一天，老蒋和故乡五九七农场新上任不久的书记通话。当问及那一年的麦收情况时，书记的回应出乎他的意料：“农场早就不种麦子了，全改种水稻啦。什么时候回来看看？”我点点头“哦”了一声，觉得这应是件令人惋惜的事情。像是知道我无法与他感同身受，老蒋又把目光投向在风中轻轻摇曳的麦田，“我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所有的成长故事几乎都与小麦成熟的季节息息相关。小麦没了，故乡就真的远了。”我们的对话就这么结束了。“怀旧对我的袭击方式是极为突然的”，后来我在老蒋的笔记中看到了这句话。
曾经我很费解，老蒋让我给他早就想好题目并正在创作的文集《远方的农场》写一个“引子”。和经历过“可种的地很多，可读的书很少”阶段的老蒋大不相同，我对农业没有实践，只有一些临时抱佛脚看来的理论，我想着怎么也轮不到我来“引”吧，却也硬着头皮写到了现在。但哪怕是当时的我也可以意识到布罗德巴尔克的丰收盛景和老蒋的怀旧心绪相辅相成产生的感染力比我想象中要强烈得多。
我在英国读的是社会人类学专业。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Culinary Nostalgia and National Identity： Personal and National Memories in Chinese Food and Drinks（《饮食怀旧与民族性：中国饮食中的个人记忆与国家记忆》）”，其中就有对“怀旧”这一概念的讨论，所以我对它并不陌生，毕竟“怀念”是人之常情，“怀旧”则有完整的体系，一般需要用记忆解码社会同一性产生归属感或疏离感，而其中一些难以解释的神秘特质不免让它显得意味深长。
英语词汇中的“怀旧（nostalgia）”，原本指对不再存在或从来就没有过的家园的渴望，多指一种情感上的丧失和位移，后来在此基础上得以扩展发散，在各种语境下都有特定的涵义。晒干麦秆上太阳的气味、潮湿土壤的气味、布罗德巴尔克成片小麦对记忆的触动与撕扯，送来的是关于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母亲的故事。布罗德巴尔克一度是相对的远方，等人置身其中再回想起家乡农场消失的小麦时，“家乡”反而成了绝对的远方。与其说“怀旧”是种心绪，不如说它更符合一种历史的情绪、是历史的产物——乍一看是对某处地方的怀想，但实际上是对一个通常已经逝去的时代的怀想、也是对于某种具有集体记忆的共同体的向往。
“怀旧”是一个发音在口腔后部的词语，“怀”真的如这个字的字面意思一般积压在咽喉处，在说“旧”的时候才把那口藏着的气缓缓吐出来。“发现哈彭登、寻找布罗德巴尔克、告别五九七”，这之中的情绪递进一气呵成，符合“怀旧”的至高美学：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反而不足为奇，去日却因其“不可追”显得弥足珍贵。对小麦的赞歌和挽歌同时奏响充满纠葛的浪漫乐章，虽然过时，但令人着迷。
“矛盾之美”我前后一共提及了两次，我很清楚的是它一直是个我用以串联全文的线索。在“小地方”哈彭登，我收获了很多意外之喜，看到了“怀旧”向往的未来和“进步”思考的未来，还有回顾与前瞻互相碰撞的未来。在热情而克制的科学工作者的引领下，科技像作物一样、亦和作物一起茁壮生长。
作者简介：蒋小刀，北京航线廿一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曾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