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当前中国小农户从事生态农业，已发展成一种相对可观的社会现象，究其原因，可从深层根据、直接动力和外部促发力三方面进行阐述。其中，深层根据是当地既有的多样化地理资源和乡土文化基础，直接动力是小农尤其是返乡青年健康自保和对新型市场需求的主动呼应，外部促发力则包括知识分子、企业家及政府作用等。目前，这三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仍处于彼此磨合和适应之中。只有三者有机结合，尤其是外部促发力量适当介入，生态化小农户方有一个相对明朗的未来。
[关键词]小农户;有机耕作;生态农业
农村有这样一些农户，其生产规模在几亩到几十亩之间，属于自家承包地或者自发流转成适度规模的地块——中坚小农①之下的水平。这些农户或自发或自觉地在从事生态化耕作探索，在全国虽然为数不多，但呈向上发展之势。简言之，他们不属于规模化、高成本、高收益、高风险的大农，也不属于跟着普通市场走的一般普通小农，而是新型生态化小农。虽然其从事生产的个体满意度、经营状况不一而足，但值得探究的是：他们为什么会从事生态生产，如何才能够可持续下去？
豫西L村，位于豫陕晋地区的交界处，是一个坐落在小秦岭南麓、黄河北岸的传统村庄，约1700口人，由3个自然村组成，耕地3000余亩，山林地面积广阔。与其他村庄一样，L村所在焦村镇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烟台引进苹果以来，果树业迅速发展，其果业规模在90年代已达耕地面积的80%，苹果种植也成为村民的主要生计方式。然而自2012年以来，L村有一些小农，从最初8户陆续发展到现在20余户，开始走上小规模多样化的生态种养之路，并且影响到周边多村村民的生态种养意识及行为。现实中都有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生态农业生产行为的发生，并发展成为相对可观的一种社会现象？对此，本文采用解剖典型麻雀的方法，从深层根据、直接动力和外部促发力三方面进行阐述。
一、深层根据：多样化的地理资源和乡土文化基础
（一）多样化的地理资源基础
黄河中游“山河环绕、鸡鸣三省”的区域地理优势，形成了包括L村在内的豫西农村地理资源相对丰富多样的特征。豫西地区属于平原向高原过渡的山区丘陵地带，气候上属于四季分明、光照强、昼夜温差大的暖温带，地理条件适合发展果树业。改革开放以来，当地苹果产业化在大发展中一枝独秀，这给农户带来了高于传统农业的经济收益，其生活水平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普遍得到提高;而其代价是没有保护好多样化的动植物资源条件，并对土地等资源环境有所破坏。即使如此，黄河中游秦岭山、中条山、黄河、渭河等“山河环绕、鸡鸣三省”的区域地理优势，还是滋养了有利于多样化农业发展的地理资源条件。
L村坐落在资源丰富的小秦岭山脚下，村民们世代享受着自然的馈赠。各种鸟类生活于此，暖温带的多样树种（香椿、槐树、桐树、杨树、榆树等）应有尽有。就农作物来看，除了山区丘陵苹果业之外，还有大枣、樱桃、梨、核桃、葡萄、柿子、小麦、玉米、香瓜、红薯、草莓、香菇等。L村人放牧山羊的习惯由来已久，其羊肉汤美味远扬;L村的生猪业、肉牛业、家禽（鸡、鸭、鹅）业也相对发达;山林里生长着如白蒿、连翘、五味子、党参、蒲公英、覆盆子等多样中草药;螃蟹、小虾、小鱼等生长在长年流水的山溪里;野兔、野鹿、野鸡、野猪等诸多野生动物也曾自由出没于乡间田野，近年来多深藏于山林之中。多样的地理资源，是村民长期从事多样化农业并养成习惯的地理根据。
有这样的地理资源条件，世世代代人在此生产生活的人们，可以顺之、爱之，也可以坏之、无视之。千百年来，L村祖先依傍小秦岭娘娘山生活，土地是最直接的生产资料，村民从土里刨食、在山中采摘狩猎，村民爱惜土地、敬畏大山，形成一种人与大山与土地的自然循环、有机统一的“生态自洽关系”①。应该说，改革开放之前，该地的传统农业耕作方式和种类是順应着地理自然条件的，高坡旱地多种棉花、花生，低洼地种植五谷杂粮等大田作物，不易种庄稼的则栽树长草、养猪放牧。随着当地苹果产业化的逐步展开，农民们也明白了单一规模化农业在赚取货币收入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严重危害：过度使用化学肥料和除草剂会导致植物烂根，会破坏土壤结构，使土壤肥力逐年下降、越来越板结;一些化学农药本该是抑制病虫害，却反而促发病虫害越来越严重，农药投入成本也越来越高②。同时，在市场恶性竞争中农产品严重过剩，L村苹果产业也就越来越不景气，苹果价格逐年下跌而投入成本却越来越大。此外，在城市化工业化的离心力作用下，村庄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土地撂荒逐年增加，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村里留守问题突出……
[个案1]村干部W谈道：村民中大部分是青壮年人，大都离开村子到外面赚钱去了，早就瞧不上咱村子的好、咱娘娘山的好啦！倒是上了年纪的人，常年在家务农的人，仍然有意无意地利用传统方式沤制绿肥，把自家的茅厕粪尿沤熟后拉到地里去，用羊粪、牛粪上地，也在农业上肯下功夫。还有一些在河汉沟垴放牧的、养蜂的老农人，有一些朴素的生态想法，知道啥是原生态的，啥是连小动物、牲畜、蜜蜂等昆虫都不会吃的，吃了有害的。
在现代产业技术大行其道、掠夺性开发成为巨大惯性的时代，还怎么指望社会重视乡村地理资源基础性优势并珍爱它呢？然而从如上村干部的说法看来，传统的农耕生产技术却并没有完全消失掉。概因其丰富的地理资源优势决定了人们的传统生产习惯，只是如今在个别人、老年人身上苟且持守着一些原生态的“小火种”罢了。
（二）深厚历史观照下的乡土文化信仰
豫西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具有丰厚的农耕部落文化及农耕文明之遗存。2005年发现的北阳平大型部落遗址堆积厚，文化内涵丰富，具有仰韶文化中晚期中心地位的特点。L村向西20公里处的高塬上有一文化景点——黄帝铸鼎原，流传着人文始祖黄帝在此地活动的传说，其上有一通唐代石碑，碑文曰：“惟天惟大，惟帝尧则之。惟道为大，惟黄帝得之……”①史载黄帝具有土德之瑞，其在位期间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其元妃嫘祖发明养蚕制衣技术，确立以农桑为立国之本。L村向东北20公里处函谷关就是千古道源——老子撰写《道德经》所在地，《道德经》的精华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显然，这里的文化有着农耕文明的悠远基因，农民骨子里深刻着“耕读传家”“忠孝传家久”等文化。 L村村民，除了受上述黄帝传说和《道德经》的熏陶之外，还真切感受到了其山脚下“一庙二神”的文化信仰精髓。这“一庙二神”，敬的是土地神和山神，这不只体现了当地村民对生养自己的土地和秦岭山的敬畏，还与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公子重耳逃亡避难时所发生的“刮股奉君”历史传说有关。当地村民世代以来口口相传的“刮股奉君”故事，就发生在L村砥石峪半山腰窑洞里。
[个案2]王姓村民，70岁。他谈道：“刮股奉君”的故事，祖辈的传说认为就发生在这里。早在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由于宫廷政变逃出宫外，饥寒交迫，昏倒行于砥石峪，当时大臣介子推就在山洞里“割股奉君”，最终保住了重耳性命。为了崇尚并弘扬介子推的忠义精神，山下村民自发组织成立“民间十二社”，将其奉为山神，与土地神一起供奉，建庙祭祀至今。每年正月二十三日，“十二社”村民都会在庙上组织响山祭祀活动，在介子推生日——农历六月十五日为山神组织唱戏活动以表纪念。这些活动虽在“文革”时期终止了，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村民又重新把十二社活动组织起来。直到今天，每年的响山和祭祀活动从来没有断过，各村社负责人都是从各村退休老师、德高望重的人中推选来的。
王姓村民所述的“一庙二神”，在村民们看来，主要是彰显了“忠孝节义、积德行善等道德故事，为民间社会整齐风俗提供了道德文本”②。当地村民们还将这种忠义精神与人格化的山和土地结合起来，认为信奉忠义，就是崇大山敬土地。这种大一统的传统道德，融化在村民日常的精神和人格中，成为他们为人处事搞生产的传统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追求物质至上的同时，出现太多不忠不义不孝的现象，无论是对人对事还是对物。就农民从事的种植业而言，也有负面效应，比如：忘记了农耕生产与土地的和洽自洽关系，大都是化学化为特征的掠夺或对抗关系;在销售农产品过程中与他人的关系也不是以诚信和持久交往为特点;对待亲人并未真正践行忠孝精神。显然，在工业化对乡村社会的损蚀下，像L村这样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并且影响到周边多个村庄的传统文化信仰，也只在一些上年纪的老人及少数村民们身上可看到。他们保护着残缺“火种”，在外界各种离心力中尚能把一些仪式活动相对正常地运转下去，实属不易！
综上，这些地理资源和传统文化资源条件，是当地小农从事生态农业的深层根据。作为基础性的深层根据，人们在从事生产生活时，可以借用它并感恩爱护它，可以利用它而破坏抛弃它，也可以好好修复它而择机慎用。当前普通村民对待这种地理和文化资源条件，是借用其有利于苹果大规模种植的产业化条件的一面，程度不一地忽视或者破坏了它固有本质的另一面。然而，毕竟山河风骨依旧在，村里老人及其传统文化教化作用还残存着。残缺之“火种”，也在等待有缘之机、有缘之人。若时机和人机不到，它们只能或者“永居深山人未识”，或者渐渐地随着老人一一离世而绝迹。现在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时提出，当地苹果产业化一产独大的局面快要破败了，如上所言的内在根据，反而在物极必反之时有可能成为一个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凭借，启发人们在远离之后再回首，走了弯路后再超越，背叛之后再珍视。
二、直接动力：农户健康自保及新型市场的需求
（一）农户尤其是返乡青年及其家人的健康自保需求
农业生产如果只为追求产量和收入，而不是怀着敬畏之心“道法自然”地来耕作，就会出现天人对立、破坏生命的自然运作规律，出现因过量摄入化学能源而导致环境和土壤破坏、资源过度消耗的现象，也最终给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和购买的消费者身体健康带来危害①。一方面，大部分小农在喷洒农药时缺少自我保护意识，没有采取戴口罩等安全措施，导致因农药中毒被送往医院诊治的现象很常见;另一方面，化学肥料多有吸收性，极易残留在农产品中，虽然短时间并不会有健康问题，但是潜伏在人身体内的残余不断累积下去，最终会影响消费者的身心健康。L村所在豫西地区是传统饮食习惯极其发达的农耕地区之一，这里的人们崇尚面食文化，光麦面花馍就有几十种样式;小秦岭山区的中草药种类有上百种之多，民间广泛存在着各种医治疑难杂症的食疗土方。
目前L村返乡青年有20多人，年龄在28—40岁之间，大都有过外出打工或做小生意的经历。他们有的厌倦了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有的厌倦了妻儿聚少离多的生活，也有因在外生活不规律、饮食不安全而不得不回家养病的。选择回到家乡，重新面对这片曾经生养自己的土地，他们在思考：经营点啥划算呢？
[个案3]返乡青年何某，33岁，家有两块地，一块是有机苹果种植，一块是有机粮食蔬菜种植。他谈道：我20岁左右就到广东、北京等地的工厂、书店里干过活，还开过小卖部做过小生意。但都太不稳定。严重的是我在广东时把肠胃给吃坏了，便血，不得不回来在家里养病，主要是不习惯那里的饮食，吃不惯南方的大米饭，老想着家乡的酵面馒头。身体养好了，又去北京打工了两年，受了很多苦，也没攒下钱，其间得了中耳炎，在京治不好，不得已回家，找邻村医生开些中草药治好了。平时最愛吃自家种的农产品，一般是将自家老化的苹果树砍掉，在空地里种植少量的油葵或者玉米，也种多样的应季蔬菜，还会留一块白地来种小麦、大豆等，用村里养羊人家里的羊粪上地来保持土壤肥力。听专家说，吃五谷杂粮养生，农民外出打工赚钱把身体搞坏了不值得，有什么都不能有病！我想：人们怎样才能不得病或少得病，得了病后怎样能通过饮食就能治好？我想向一些有经验的老人学习传统经验，也想好好向其他成功的有机农民学习，弄明白在农历二十四节气里吃应季食物对身体健康的作用，当个“有说道”的农民。
当健康不在，一切都是浮云。搞生态化甚至有机耕作，首先能保证自己的饭菜来源不会有问题。当知道病从口入时，小农们就会反思：自己种地自己留吃，生产些安全食品先供自己和家人、亲戚吃用再说，老祖宗就是这样做的。其实，在农村一直就有农民自发持守“一家两制”②的生产方式现象，是因为农民本能地感受到化学化农产品至少不能危害到自家人。这个返乡青年的例子表明：一方水土一方人，人身体上的一些病痛，是可以通过本地日常饮食、本地中草药来解决的。他在家务农，从事生态耕种，经济利润显然比不上外出打工，但是他明白了，至少可以先解决自己的问题，使一家人的食品安全相对有保障，同时也使自己的爱人和孩子免受留守的愁苦。但如何真正使土壤环境得到恢复，如何真正掌握有机耕种的具体技术，如何在满足自己和家人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得到一些好的经济收入，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 （二）对健康农产品市场需求的呼应和市民农园等新型经营方式的借鉴
自从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以来，中国市场上出现了对健康农产品需求的新市场。有一些对饮食有着高要求的市民消费者，也有一些幼儿园、中小学等教育单位，以及一些城里“妈妈”群体，他们对能否吃到健康新鲜的、当地当季的农产品，有着急切的真实需求。绿色的原生态产品，至少从各种市场渠道来看，都维持着较高价位，有的会是同类普通产品价格的2倍甚至5倍之多！有的消费者只管真不真，并不问价格高低。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技术发达的今天，这种新型食品市场需求的量、质以及种类，都有着不断发展的趋势。从维持家庭经济生计的角度，有农民考虑流转出10—20亩适度规模的土地，采取种植业和养殖业相结合的“猪鸡果粮”型方式，家畜、家禽粪便经过简单处理施到地里以保持土壤肥力，在果树间隙又可以林下养鸡、鹅，种养香菇。这些都是因陋就简、顺势而为的相对安全的低成本生产行为。假如这种适度规模的多样化生产能在满足家人需要的同时，多少填补新型消费者的市场需求，获得新利润的增长点，小农户就可以持续地做下去。
此外，新世纪以来存在着资本下乡投资市民农园等休闲农业现象，成为小农尝试着因地制宜发掘农业多功能的直接借鉴。城市郊区的市民农园，最起码迎合了城市居民渴望在自然环境中追求安全农产品、亲近自然的需求，同时也有助于缓解了他们的“城市病”。市民农园作为以农村和农业为载体，以地方文化、传统手工艺、有机环保农业等为内容的新型生态旅游业，一般是农民提供耕地并帮助种植管理，由城市市民出资认购，为市民在闲暇时段提供农作体验、娱乐、学习、度假等活动①。这些农业发展的新现象，总会引起农民的反思及行动：可以先去市民农园打工并学习相关技术和市场经验，也可以尝试以家户为单位来经营适度规模的特色休闲农业。市民农园等休闲农业的开展，能“发掘本村、本地、本土的农业和农村优势，将生产优势转化升级为多功能的市场开发优势”，也能促使小农户们珍惜不花钱就有的既有优势。市民想要的“空气好，食品安全，亲近自然，亲子合作劳动”等服务，必将刺激农民形成新观念。从事生态甚至达到有机耕作要求，这既是一种新的经济方式，也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个案4]王姓村民，种养结合小农户，50岁。L村山林茂盛，王借鉴北京、郑州、三门峡郊区市民农园的经验，萌生了果林下散养鸡的想法，他要养快乐、健康、自然生长的鸡。不久，他向村里租了30亩山地，网购了1500只小鸡，建了鸡棚，还特意在鸡棚里安装了播经机，提高鸡群的精神福利。这些鸡平时在山坡林地里吃虫子、野菜，还有玉米和油饼，喝山泉水，该村民也没对其使用抗生素药物，鸡的体质特别好，每茬鸡基本很少生病。由于林子大，鸡到处下蛋，王姓夫妻俩每天满山捡鸡蛋，倒也自得其乐。他说：“销售渠道不是很广，但每斤鸡蛋会比市场价高5毛到1块，虽然很累，相比其他是划得来的，我会继续这样养下去。”另外，有城里人在这儿搞亲子游活动，加上了喂鸡、捉鸡、找鸡蛋等娱乐教育环节，挺有意思。
总之，L村像王姓农民这样，在当前农业难以赚钱的大背景下，从事自然散养农业并发挥其教育功能的尝试，也是小农户认识到农业多功能性、改善生计经济来源的一种新选择、新探索。
三、促发和陪伴力量：各种外部力量的行动及组织支持
来自乡建派知识分子、NGO、当代儒商及政府方面的各种实际支持，包括行动支持和组织创新支持，是生态小农户现象产生并发展的外部促发以及陪伴力量。比如建在L村的乡村培训学校——河南省灵宝市弘农书院，就是起到这种作用的公益组织平台。
客观地说，如果没有外部促发力量，那有利于小农生态种养生产的深层根据就会永远潜藏而被生产者忽视或者破坏着;那小农面对新型食品市场需求以及类似市民农园这种创业行为所激起的内在冲动，也大多会从一开始就受挫而一蹶不振或铩羽而归。内心里有一次次的冲动去做生态农业，然而这冲动的热焰也得有外部力量进行不断呵护、促其壮大才行，因为改革开放多年来形成的“高能耗型”农业生产方式和行为习惯，有其不断恶化的路径和依赖的特点，小农很难从一开始就自觉摆脱掉。生态农业理念的形成、生发和践行，是一个从转换思想到试着行动再到成熟行动的艰难过程，是从个别“先驱者”到由“积极分子”组成的小众“采用者”群体，再到大众“适应者”的递次发展过程①。总之，农民们听从培训者所讲的道理去生产出安全的放心产品，其间任何一环节受挫时如何承受得起，产出后又如何能确保有销路，如何满足城市消费者需求从而换回应得的经济利润？这些都是他们的弱项。这就需要促发者、陪伴者、支持者等良性的社会力量。在这里，笔者把这些外部促发力量分为三大类：
（一）外來乡建志愿者对农民的全方位教育培训
舒马赫（E. F. Schumacher）曾经说过，教育是一切资源中最大的、最重要的资源，没有任何一种资源能够代替教育对人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作用，“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传授价值观念，传授如何对待生活”，然后，第二位的是传授“技术知识”②。全球化的分离乡村的现代性力量，一定会形成一个回归本土的反作用力，这个反作用力作用在当代知识分子身上，便有了所谓的乡村建设或乡村复兴派;作用在当代企业家身上，便有了信奉“有德此有财”的儒商阶层，以及企业家投资的以公益行理念为指导的各种NGO组织;作用在当代开明官员身上，便有了地方特色的或在任或退休的当代新乡贤。这些外在于乡村但与其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群体力量及其组织，因各种机缘自觉地来到乡村L村，与本土内的小农户相结合，运用外部资源引领建立了一个公益教育组织平台——弘农书院。它以“尊道贵德、和合生态”为宗旨，以地域乡土文化的保护，生态农业理念和技术的传播，农民自组织的发育为工作领域，系统地通过在地化培训、现场教学、外出参观学习交流等方式，激发村民们从珍惜既有基础和自身优势出发，以从事生态农业的理念和探索。书院内容包括：教育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等国家方针政策，地域性地理资源文化知识，乡村社会伦理建设，生态农业实用技术，农民合作社法规制度，等等。 既有的外来乡村建设志愿者具体有：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为代表的高校知识分子，通过举行各种培训会议活动，提升了小农们的生态种养和乡村建设理念;以广东东莞泰威有限电子公司老总、江苏吴江众诚实业有限公司老总等为代表的当代儒商，通过一年多次大规模传统优秀文化与生态农业培训的方式，启发了当地小农们“以孝为本，以德为先，义行天下”的文化理念，并教会了农民们制作生态酵素、学会“原始点”按摩等养生技能;以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基金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等为代表的NGO组织，以资助乡村耕读班项目和守护乡土文化项目等方式，进行乡村新农人的理念、政策、技能等培训工作;以三门峡市作家协会主席杨凡、灵宝市电视台职工任伟阳等为代表的当地新乡贤，以各种方式使村民们热爱当地、心系灵宝、珍爱家园文化;郑州颐和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则以“食农教育”为主题，为老乡们带来药食同源与医农同根的知识，以及身心健康与家庭幸福的道理。这些志愿者及其组织的行动，无形地在L村形成了一种乡村有机大磁场，他们言传身教地、润物细无声地从不同角度来诠释生态农业的价值和经验……这样一年下来、三年下来、五年下来，农民们受到启发、得到实惠，于是认识提高了、信心有了……
[个案5]5年来，L村有20家小农走在从生态农业通向有机耕种的路上。每当在生产中由于技术不过关而影响到果业的质量时，或者在储藏、加工、销售等环节出现教训时，正是这一次次的学习培训，老师们一次次的温暖鼓励，使他们做新农人的责任意识增强了，激活了他们向往生态生产和生活的强大内心。至于外来志愿者在L村举行的多种仪式活动，包括餐前感恩以及春耕节等仪式，也在不断地启发着农民在天地人关系中的真善美之心性。比如有农民参与了2017年4月春耕节仪式之后，发出的感慨是：今天我参加了春耕仪式，老师带我们去祭天，祭养我们的根——大地。天给我们温暖、风、雨还有阳光，地是我们的祖先，天地养育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我们应该珍惜，不能再让天地受到毒害。只有大家一起做生态，土地没有毒，我们大家的身体也就没有毒了。
可见，外来者的教化力量，使得地域文化和地方知识被激发被用活，并内化为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敬畏，也点燃了农民回归从事农业的初心;同时，也使农民们树立起有机耕种理念并提高了实际操作能力。
（二）社会企业家对生态农产品道义流通和城乡互助销售平台的制度创新
小农户的生产最终是要面对市场的。农民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的探索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劳动力投入过大、产量降低、品相不好看等問题，农产品价格和经济收益问题是其重要考量因素。小农无法有效面对市场，如何从市场消费者一头，主动地建立生态农产品道义流通和城乡互助销售平台，以此呼应、鼓励小农户的生态乃至有机生产行为，这是一个关键的外发市场因素。2013年起，广东儒商李文良等人联合其他企业家，与当代从事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及地方新乡贤一起，在L村协助村民成立了弘农书院;以弘农书院为载体，在L村形成生产者与消费者互信的“道义流通”机制，这种链接城乡的经济流通试验即为一种有益尝试。
[个案6]以李文良为代表的儒商们与L村果农签订生产者与消费者互相信任的承诺协议：生产者承诺，苹果生产过程是采用生态技术对土壤和环境、对消费者负责的过程;苹果消费者则以走访、与生产者互通信息等方式，了解农产品的真实生产过程和果农生态化种植的艰辛及其对自然环境修复与食品安全的重要价值。于是，在农村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之间，形成了不同于追逐利润最大化经营运作的一种新型合作关系，即农民生产者要价适中甚至偏低，市民消费者却不断抬价且高出很多，所有参与者一同自觉践行道义责任并彼此互帮互助。最后的苹果流通价格，使生产者“以消费者心安、健康为本”，消费者“以生产者得到尊重和关爱为本”，这就实现了城乡之间的“道义流通”。从实际效果来看，从2013年8家发展下来，平均每年参与的生态农户20余家，流通生态苹果10万公斤，每公斤价格比市场高1—2元，每户年均受益3000元以上。5年来，L村及周边村庄从事绿色生产的农户逐渐增多，L村还发育了多种农产品生态种养小组，当地生态环境也得到大幅改善，参与的市民消费者群体也逐渐增多。此模式也逐渐推广到吉林、江苏、云南、河北等地区。①
李文良等人的行为属于社会企业行为。社会企业的共同点是有社会和集体的公共目标，企业化运作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②。当代儒商群体与愿意践行有机种养的生态农户一起，共同应对经济风险，承担生态修复责任，促进社会公平，形成现实中见效可推广的农产品道义流通模式，实现了经济资本回嵌于乡土社会，他们属于典型的社会企业家。通过道义流通，农民的生产行为增强了这些社会企业家对他们的信任，同时社会企业家的支持行动也给农民以信任。当代有儒商企业的市场支持，是L村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支持力。
近些年来出现并迅速发展的大都市“农夫市集”③，也属于包括社会企业家在内的文明消费志愿者群体搭建的城乡互助销售平台，也有助于生态化小农户展示、销售他们的农产品。消费者一方和城市一方的定购行为，尤其是社会企业家的担当行为，是生态化小农户在市场化社会中能否可持续生存的关键性外力。
（三）政府相关战略、政策、项目等支持的主导作用
新时期以来，中央提出一系列生态文明和绿色农业发展战略，强调要“尊重、顺应、保护自然”。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原则，形成城乡互补的新型城乡关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施质量兴农战略，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L村自从有了生态化和有机种养的小农户现象之后，政府各级部门也开始关注该村，并在开展信息技术服务、生态技能培训、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还经常有现场调研、舆论鼓励等行为。
国家各级政府的作用基本上是宏观上、背景上、方向性的作用，即“主导”作用。就地方政府而言，对于生态化或有机小农户的政策性支持，相较于其对产业化农业的大幅推动，哪怕是锦上添花的助推力，也已很不错了。 四、小结与讨论
时代呼唤生态化小农户的出现。小农户要做可持续的生态农业生产，这既要求其具有安身立命的智慧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也要满足其对经济收入的适度预期和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L村自2012年以来所发生的城乡生态化合作互助现象，实是一个典型的“外发促内生”探索：乡建知识分子的助力、儒商企业家的践行以及国家政府等诸多外部力量的促发，使得农民逐渐全面地意识到旧有农业生产中的诸多问题，并且结合其小农家庭生计需求以及自身健康的需求，重新认识并珍爱有利于生态种养的深层根据力量，自信地加强着小农从事生态化种养探索的直接动力，增强了小农身上的文化力、经济力和生命力。这就像三个咬合的齿轮，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L村生态农业的探索。
当然，全国诸多的生态化甚至有机小农户的农业生产现象中，很少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全面发挥作用的，大都是某一或几个因素更为突出罢了。比如被称为“全国第一有机州”的贵州黔东南地区，以及连续举办了五届国际有机农业论坛的山西灵丘县，主要因为其地理文化资源等深层根据的先天优势以及地方政府颇具远见的主导优势;被称为“华北第一有机农民”的河北枣强县有机小农安金磊，主要因为其对农禅的信仰和践行;广东广州的沃土工坊事业，则主要因为其创始人郝冠辉等有情怀有能量的社会企业家的大力推动;至于北京海淀区部分市民社区与河北易县桑岗村长达8年的“巢状市场”，主要因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們知行合一的社科试验作用。其中，不同于城市资本增殖的“道义流通”“巢状市场”①，以及类似的回归流通本身的“社区支持农业”②（简称CSA）实践，尤其值得关注。其困境是：小农思想教育难做，小农户合作组织难，市民成为文明消费者的自觉性亟需增强，社会化企业家群体亟待孵化成长，政府相关政策导向的实际支持也缺失，具体操作上也出现了农产品储藏、运输、管理、加工等问题，以及像弘农书院这种平台的成长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等。
我们希望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体制背景下的新时代，如下重大课题能得到真正破题和有效解决：地理资源、文化基础等深层根据，在多大程度上能重新成为当代小农户从事生态化生产的有效根据？返乡青年、新农人等健康自保与呼应新型市场需求的直接动力，如何以小农户自组织形式作用到大部分的村民家庭？各级政府部门、知识分子、涉农企业家等诸多外力，如何既不会对小农户越俎代庖，又不会缺位和失位地作用于他们？唯有解决好这些难题，从事生态农业生产的小农户才会有一个美好的前途。
[关键词]小农户;有机耕作;生态农业
农村有这样一些农户，其生产规模在几亩到几十亩之间，属于自家承包地或者自发流转成适度规模的地块——中坚小农①之下的水平。这些农户或自发或自觉地在从事生态化耕作探索，在全国虽然为数不多，但呈向上发展之势。简言之，他们不属于规模化、高成本、高收益、高风险的大农，也不属于跟着普通市场走的一般普通小农，而是新型生态化小农。虽然其从事生产的个体满意度、经营状况不一而足，但值得探究的是：他们为什么会从事生态生产，如何才能够可持续下去？
豫西L村，位于豫陕晋地区的交界处，是一个坐落在小秦岭南麓、黄河北岸的传统村庄，约1700口人，由3个自然村组成，耕地3000余亩，山林地面积广阔。与其他村庄一样，L村所在焦村镇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烟台引进苹果以来，果树业迅速发展，其果业规模在90年代已达耕地面积的80%，苹果种植也成为村民的主要生计方式。然而自2012年以来，L村有一些小农，从最初8户陆续发展到现在20余户，开始走上小规模多样化的生态种养之路，并且影响到周边多村村民的生态种养意识及行为。现实中都有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生态农业生产行为的发生，并发展成为相对可观的一种社会现象？对此，本文采用解剖典型麻雀的方法，从深层根据、直接动力和外部促发力三方面进行阐述。
一、深层根据：多样化的地理资源和乡土文化基础
（一）多样化的地理资源基础
黄河中游“山河环绕、鸡鸣三省”的区域地理优势，形成了包括L村在内的豫西农村地理资源相对丰富多样的特征。豫西地区属于平原向高原过渡的山区丘陵地带，气候上属于四季分明、光照强、昼夜温差大的暖温带，地理条件适合发展果树业。改革开放以来，当地苹果产业化在大发展中一枝独秀，这给农户带来了高于传统农业的经济收益，其生活水平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普遍得到提高;而其代价是没有保护好多样化的动植物资源条件，并对土地等资源环境有所破坏。即使如此，黄河中游秦岭山、中条山、黄河、渭河等“山河环绕、鸡鸣三省”的区域地理优势，还是滋养了有利于多样化农业发展的地理资源条件。
L村坐落在资源丰富的小秦岭山脚下，村民们世代享受着自然的馈赠。各种鸟类生活于此，暖温带的多样树种（香椿、槐树、桐树、杨树、榆树等）应有尽有。就农作物来看，除了山区丘陵苹果业之外，还有大枣、樱桃、梨、核桃、葡萄、柿子、小麦、玉米、香瓜、红薯、草莓、香菇等。L村人放牧山羊的习惯由来已久，其羊肉汤美味远扬;L村的生猪业、肉牛业、家禽（鸡、鸭、鹅）业也相对发达;山林里生长着如白蒿、连翘、五味子、党参、蒲公英、覆盆子等多样中草药;螃蟹、小虾、小鱼等生长在长年流水的山溪里;野兔、野鹿、野鸡、野猪等诸多野生动物也曾自由出没于乡间田野，近年来多深藏于山林之中。多样的地理资源，是村民长期从事多样化农业并养成习惯的地理根据。
有这样的地理资源条件，世世代代人在此生产生活的人们，可以顺之、爱之，也可以坏之、无视之。千百年来，L村祖先依傍小秦岭娘娘山生活，土地是最直接的生产资料，村民从土里刨食、在山中采摘狩猎，村民爱惜土地、敬畏大山，形成一种人与大山与土地的自然循环、有机统一的“生态自洽关系”①。应该说，改革开放之前，该地的传统农业耕作方式和种类是順应着地理自然条件的，高坡旱地多种棉花、花生，低洼地种植五谷杂粮等大田作物，不易种庄稼的则栽树长草、养猪放牧。随着当地苹果产业化的逐步展开，农民们也明白了单一规模化农业在赚取货币收入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严重危害：过度使用化学肥料和除草剂会导致植物烂根，会破坏土壤结构，使土壤肥力逐年下降、越来越板结;一些化学农药本该是抑制病虫害，却反而促发病虫害越来越严重，农药投入成本也越来越高②。同时，在市场恶性竞争中农产品严重过剩，L村苹果产业也就越来越不景气，苹果价格逐年下跌而投入成本却越来越大。此外，在城市化工业化的离心力作用下，村庄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土地撂荒逐年增加，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村里留守问题突出……
[个案1]村干部W谈道：村民中大部分是青壮年人，大都离开村子到外面赚钱去了，早就瞧不上咱村子的好、咱娘娘山的好啦！倒是上了年纪的人，常年在家务农的人，仍然有意无意地利用传统方式沤制绿肥，把自家的茅厕粪尿沤熟后拉到地里去，用羊粪、牛粪上地，也在农业上肯下功夫。还有一些在河汉沟垴放牧的、养蜂的老农人，有一些朴素的生态想法，知道啥是原生态的，啥是连小动物、牲畜、蜜蜂等昆虫都不会吃的，吃了有害的。
在现代产业技术大行其道、掠夺性开发成为巨大惯性的时代，还怎么指望社会重视乡村地理资源基础性优势并珍爱它呢？然而从如上村干部的说法看来，传统的农耕生产技术却并没有完全消失掉。概因其丰富的地理资源优势决定了人们的传统生产习惯，只是如今在个别人、老年人身上苟且持守着一些原生态的“小火种”罢了。
（二）深厚历史观照下的乡土文化信仰
豫西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具有丰厚的农耕部落文化及农耕文明之遗存。2005年发现的北阳平大型部落遗址堆积厚，文化内涵丰富，具有仰韶文化中晚期中心地位的特点。L村向西20公里处的高塬上有一文化景点——黄帝铸鼎原，流传着人文始祖黄帝在此地活动的传说，其上有一通唐代石碑，碑文曰：“惟天惟大，惟帝尧则之。惟道为大，惟黄帝得之……”①史载黄帝具有土德之瑞，其在位期间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其元妃嫘祖发明养蚕制衣技术，确立以农桑为立国之本。L村向东北20公里处函谷关就是千古道源——老子撰写《道德经》所在地，《道德经》的精华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显然，这里的文化有着农耕文明的悠远基因，农民骨子里深刻着“耕读传家”“忠孝传家久”等文化。 L村村民，除了受上述黄帝传说和《道德经》的熏陶之外，还真切感受到了其山脚下“一庙二神”的文化信仰精髓。这“一庙二神”，敬的是土地神和山神，这不只体现了当地村民对生养自己的土地和秦岭山的敬畏，还与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公子重耳逃亡避难时所发生的“刮股奉君”历史传说有关。当地村民世代以来口口相传的“刮股奉君”故事，就发生在L村砥石峪半山腰窑洞里。
[个案2]王姓村民，70岁。他谈道：“刮股奉君”的故事，祖辈的传说认为就发生在这里。早在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由于宫廷政变逃出宫外，饥寒交迫，昏倒行于砥石峪，当时大臣介子推就在山洞里“割股奉君”，最终保住了重耳性命。为了崇尚并弘扬介子推的忠义精神，山下村民自发组织成立“民间十二社”，将其奉为山神，与土地神一起供奉，建庙祭祀至今。每年正月二十三日，“十二社”村民都会在庙上组织响山祭祀活动，在介子推生日——农历六月十五日为山神组织唱戏活动以表纪念。这些活动虽在“文革”时期终止了，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村民又重新把十二社活动组织起来。直到今天，每年的响山和祭祀活动从来没有断过，各村社负责人都是从各村退休老师、德高望重的人中推选来的。
王姓村民所述的“一庙二神”，在村民们看来，主要是彰显了“忠孝节义、积德行善等道德故事，为民间社会整齐风俗提供了道德文本”②。当地村民们还将这种忠义精神与人格化的山和土地结合起来，认为信奉忠义，就是崇大山敬土地。这种大一统的传统道德，融化在村民日常的精神和人格中，成为他们为人处事搞生产的传统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追求物质至上的同时，出现太多不忠不义不孝的现象，无论是对人对事还是对物。就农民从事的种植业而言，也有负面效应，比如：忘记了农耕生产与土地的和洽自洽关系，大都是化学化为特征的掠夺或对抗关系;在销售农产品过程中与他人的关系也不是以诚信和持久交往为特点;对待亲人并未真正践行忠孝精神。显然，在工业化对乡村社会的损蚀下，像L村这样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并且影响到周边多个村庄的传统文化信仰，也只在一些上年纪的老人及少数村民们身上可看到。他们保护着残缺“火种”，在外界各种离心力中尚能把一些仪式活动相对正常地运转下去，实属不易！
综上，这些地理资源和传统文化资源条件，是当地小农从事生态农业的深层根据。作为基础性的深层根据，人们在从事生产生活时，可以借用它并感恩爱护它，可以利用它而破坏抛弃它，也可以好好修复它而择机慎用。当前普通村民对待这种地理和文化资源条件，是借用其有利于苹果大规模种植的产业化条件的一面，程度不一地忽视或者破坏了它固有本质的另一面。然而，毕竟山河风骨依旧在，村里老人及其传统文化教化作用还残存着。残缺之“火种”，也在等待有缘之机、有缘之人。若时机和人机不到，它们只能或者“永居深山人未识”，或者渐渐地随着老人一一离世而绝迹。现在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时提出，当地苹果产业化一产独大的局面快要破败了，如上所言的内在根据，反而在物极必反之时有可能成为一个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凭借，启发人们在远离之后再回首，走了弯路后再超越，背叛之后再珍视。
二、直接动力：农户健康自保及新型市场的需求
（一）农户尤其是返乡青年及其家人的健康自保需求
农业生产如果只为追求产量和收入，而不是怀着敬畏之心“道法自然”地来耕作，就会出现天人对立、破坏生命的自然运作规律，出现因过量摄入化学能源而导致环境和土壤破坏、资源过度消耗的现象，也最终给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和购买的消费者身体健康带来危害①。一方面，大部分小农在喷洒农药时缺少自我保护意识，没有采取戴口罩等安全措施，导致因农药中毒被送往医院诊治的现象很常见;另一方面，化学肥料多有吸收性，极易残留在农产品中，虽然短时间并不会有健康问题，但是潜伏在人身体内的残余不断累积下去，最终会影响消费者的身心健康。L村所在豫西地区是传统饮食习惯极其发达的农耕地区之一，这里的人们崇尚面食文化，光麦面花馍就有几十种样式;小秦岭山区的中草药种类有上百种之多，民间广泛存在着各种医治疑难杂症的食疗土方。
目前L村返乡青年有20多人，年龄在28—40岁之间，大都有过外出打工或做小生意的经历。他们有的厌倦了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有的厌倦了妻儿聚少离多的生活，也有因在外生活不规律、饮食不安全而不得不回家养病的。选择回到家乡，重新面对这片曾经生养自己的土地，他们在思考：经营点啥划算呢？
[个案3]返乡青年何某，33岁，家有两块地，一块是有机苹果种植，一块是有机粮食蔬菜种植。他谈道：我20岁左右就到广东、北京等地的工厂、书店里干过活，还开过小卖部做过小生意。但都太不稳定。严重的是我在广东时把肠胃给吃坏了，便血，不得不回来在家里养病，主要是不习惯那里的饮食，吃不惯南方的大米饭，老想着家乡的酵面馒头。身体养好了，又去北京打工了两年，受了很多苦，也没攒下钱，其间得了中耳炎，在京治不好，不得已回家，找邻村医生开些中草药治好了。平时最愛吃自家种的农产品，一般是将自家老化的苹果树砍掉，在空地里种植少量的油葵或者玉米，也种多样的应季蔬菜，还会留一块白地来种小麦、大豆等，用村里养羊人家里的羊粪上地来保持土壤肥力。听专家说，吃五谷杂粮养生，农民外出打工赚钱把身体搞坏了不值得，有什么都不能有病！我想：人们怎样才能不得病或少得病，得了病后怎样能通过饮食就能治好？我想向一些有经验的老人学习传统经验，也想好好向其他成功的有机农民学习，弄明白在农历二十四节气里吃应季食物对身体健康的作用，当个“有说道”的农民。
当健康不在，一切都是浮云。搞生态化甚至有机耕作，首先能保证自己的饭菜来源不会有问题。当知道病从口入时，小农们就会反思：自己种地自己留吃，生产些安全食品先供自己和家人、亲戚吃用再说，老祖宗就是这样做的。其实，在农村一直就有农民自发持守“一家两制”②的生产方式现象，是因为农民本能地感受到化学化农产品至少不能危害到自家人。这个返乡青年的例子表明：一方水土一方人，人身体上的一些病痛，是可以通过本地日常饮食、本地中草药来解决的。他在家务农，从事生态耕种，经济利润显然比不上外出打工，但是他明白了，至少可以先解决自己的问题，使一家人的食品安全相对有保障，同时也使自己的爱人和孩子免受留守的愁苦。但如何真正使土壤环境得到恢复，如何真正掌握有机耕种的具体技术，如何在满足自己和家人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得到一些好的经济收入，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 （二）对健康农产品市场需求的呼应和市民农园等新型经营方式的借鉴
自从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以来，中国市场上出现了对健康农产品需求的新市场。有一些对饮食有着高要求的市民消费者，也有一些幼儿园、中小学等教育单位，以及一些城里“妈妈”群体，他们对能否吃到健康新鲜的、当地当季的农产品，有着急切的真实需求。绿色的原生态产品，至少从各种市场渠道来看，都维持着较高价位，有的会是同类普通产品价格的2倍甚至5倍之多！有的消费者只管真不真，并不问价格高低。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技术发达的今天，这种新型食品市场需求的量、质以及种类，都有着不断发展的趋势。从维持家庭经济生计的角度，有农民考虑流转出10—20亩适度规模的土地，采取种植业和养殖业相结合的“猪鸡果粮”型方式，家畜、家禽粪便经过简单处理施到地里以保持土壤肥力，在果树间隙又可以林下养鸡、鹅，种养香菇。这些都是因陋就简、顺势而为的相对安全的低成本生产行为。假如这种适度规模的多样化生产能在满足家人需要的同时，多少填补新型消费者的市场需求，获得新利润的增长点，小农户就可以持续地做下去。
此外，新世纪以来存在着资本下乡投资市民农园等休闲农业现象，成为小农尝试着因地制宜发掘农业多功能的直接借鉴。城市郊区的市民农园，最起码迎合了城市居民渴望在自然环境中追求安全农产品、亲近自然的需求，同时也有助于缓解了他们的“城市病”。市民农园作为以农村和农业为载体，以地方文化、传统手工艺、有机环保农业等为内容的新型生态旅游业，一般是农民提供耕地并帮助种植管理，由城市市民出资认购，为市民在闲暇时段提供农作体验、娱乐、学习、度假等活动①。这些农业发展的新现象，总会引起农民的反思及行动：可以先去市民农园打工并学习相关技术和市场经验，也可以尝试以家户为单位来经营适度规模的特色休闲农业。市民农园等休闲农业的开展，能“发掘本村、本地、本土的农业和农村优势，将生产优势转化升级为多功能的市场开发优势”，也能促使小农户们珍惜不花钱就有的既有优势。市民想要的“空气好，食品安全，亲近自然，亲子合作劳动”等服务，必将刺激农民形成新观念。从事生态甚至达到有机耕作要求，这既是一种新的经济方式，也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个案4]王姓村民，种养结合小农户，50岁。L村山林茂盛，王借鉴北京、郑州、三门峡郊区市民农园的经验，萌生了果林下散养鸡的想法，他要养快乐、健康、自然生长的鸡。不久，他向村里租了30亩山地，网购了1500只小鸡，建了鸡棚，还特意在鸡棚里安装了播经机，提高鸡群的精神福利。这些鸡平时在山坡林地里吃虫子、野菜，还有玉米和油饼，喝山泉水，该村民也没对其使用抗生素药物，鸡的体质特别好，每茬鸡基本很少生病。由于林子大，鸡到处下蛋，王姓夫妻俩每天满山捡鸡蛋，倒也自得其乐。他说：“销售渠道不是很广，但每斤鸡蛋会比市场价高5毛到1块，虽然很累，相比其他是划得来的，我会继续这样养下去。”另外，有城里人在这儿搞亲子游活动，加上了喂鸡、捉鸡、找鸡蛋等娱乐教育环节，挺有意思。
总之，L村像王姓农民这样，在当前农业难以赚钱的大背景下，从事自然散养农业并发挥其教育功能的尝试，也是小农户认识到农业多功能性、改善生计经济来源的一种新选择、新探索。
三、促发和陪伴力量：各种外部力量的行动及组织支持
来自乡建派知识分子、NGO、当代儒商及政府方面的各种实际支持，包括行动支持和组织创新支持，是生态小农户现象产生并发展的外部促发以及陪伴力量。比如建在L村的乡村培训学校——河南省灵宝市弘农书院，就是起到这种作用的公益组织平台。
客观地说，如果没有外部促发力量，那有利于小农生态种养生产的深层根据就会永远潜藏而被生产者忽视或者破坏着;那小农面对新型食品市场需求以及类似市民农园这种创业行为所激起的内在冲动，也大多会从一开始就受挫而一蹶不振或铩羽而归。内心里有一次次的冲动去做生态农业，然而这冲动的热焰也得有外部力量进行不断呵护、促其壮大才行，因为改革开放多年来形成的“高能耗型”农业生产方式和行为习惯，有其不断恶化的路径和依赖的特点，小农很难从一开始就自觉摆脱掉。生态农业理念的形成、生发和践行，是一个从转换思想到试着行动再到成熟行动的艰难过程，是从个别“先驱者”到由“积极分子”组成的小众“采用者”群体，再到大众“适应者”的递次发展过程①。总之，农民们听从培训者所讲的道理去生产出安全的放心产品，其间任何一环节受挫时如何承受得起，产出后又如何能确保有销路，如何满足城市消费者需求从而换回应得的经济利润？这些都是他们的弱项。这就需要促发者、陪伴者、支持者等良性的社会力量。在这里，笔者把这些外部促发力量分为三大类：
（一）外來乡建志愿者对农民的全方位教育培训
舒马赫（E. F. Schumacher）曾经说过，教育是一切资源中最大的、最重要的资源，没有任何一种资源能够代替教育对人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作用，“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传授价值观念，传授如何对待生活”，然后，第二位的是传授“技术知识”②。全球化的分离乡村的现代性力量，一定会形成一个回归本土的反作用力，这个反作用力作用在当代知识分子身上，便有了所谓的乡村建设或乡村复兴派;作用在当代企业家身上，便有了信奉“有德此有财”的儒商阶层，以及企业家投资的以公益行理念为指导的各种NGO组织;作用在当代开明官员身上，便有了地方特色的或在任或退休的当代新乡贤。这些外在于乡村但与其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群体力量及其组织，因各种机缘自觉地来到乡村L村，与本土内的小农户相结合，运用外部资源引领建立了一个公益教育组织平台——弘农书院。它以“尊道贵德、和合生态”为宗旨，以地域乡土文化的保护，生态农业理念和技术的传播，农民自组织的发育为工作领域，系统地通过在地化培训、现场教学、外出参观学习交流等方式，激发村民们从珍惜既有基础和自身优势出发，以从事生态农业的理念和探索。书院内容包括：教育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等国家方针政策，地域性地理资源文化知识，乡村社会伦理建设，生态农业实用技术，农民合作社法规制度，等等。 既有的外来乡村建设志愿者具体有：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为代表的高校知识分子，通过举行各种培训会议活动，提升了小农们的生态种养和乡村建设理念;以广东东莞泰威有限电子公司老总、江苏吴江众诚实业有限公司老总等为代表的当代儒商，通过一年多次大规模传统优秀文化与生态农业培训的方式，启发了当地小农们“以孝为本，以德为先，义行天下”的文化理念，并教会了农民们制作生态酵素、学会“原始点”按摩等养生技能;以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基金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等为代表的NGO组织，以资助乡村耕读班项目和守护乡土文化项目等方式，进行乡村新农人的理念、政策、技能等培训工作;以三门峡市作家协会主席杨凡、灵宝市电视台职工任伟阳等为代表的当地新乡贤，以各种方式使村民们热爱当地、心系灵宝、珍爱家园文化;郑州颐和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则以“食农教育”为主题，为老乡们带来药食同源与医农同根的知识，以及身心健康与家庭幸福的道理。这些志愿者及其组织的行动，无形地在L村形成了一种乡村有机大磁场，他们言传身教地、润物细无声地从不同角度来诠释生态农业的价值和经验……这样一年下来、三年下来、五年下来，农民们受到启发、得到实惠，于是认识提高了、信心有了……
[个案5]5年来，L村有20家小农走在从生态农业通向有机耕种的路上。每当在生产中由于技术不过关而影响到果业的质量时，或者在储藏、加工、销售等环节出现教训时，正是这一次次的学习培训，老师们一次次的温暖鼓励，使他们做新农人的责任意识增强了，激活了他们向往生态生产和生活的强大内心。至于外来志愿者在L村举行的多种仪式活动，包括餐前感恩以及春耕节等仪式，也在不断地启发着农民在天地人关系中的真善美之心性。比如有农民参与了2017年4月春耕节仪式之后，发出的感慨是：今天我参加了春耕仪式，老师带我们去祭天，祭养我们的根——大地。天给我们温暖、风、雨还有阳光，地是我们的祖先，天地养育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我们应该珍惜，不能再让天地受到毒害。只有大家一起做生态，土地没有毒，我们大家的身体也就没有毒了。
可见，外来者的教化力量，使得地域文化和地方知识被激发被用活，并内化为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敬畏，也点燃了农民回归从事农业的初心;同时，也使农民们树立起有机耕种理念并提高了实际操作能力。
（二）社会企业家对生态农产品道义流通和城乡互助销售平台的制度创新
小农户的生产最终是要面对市场的。农民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的探索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劳动力投入过大、产量降低、品相不好看等問题，农产品价格和经济收益问题是其重要考量因素。小农无法有效面对市场，如何从市场消费者一头，主动地建立生态农产品道义流通和城乡互助销售平台，以此呼应、鼓励小农户的生态乃至有机生产行为，这是一个关键的外发市场因素。2013年起，广东儒商李文良等人联合其他企业家，与当代从事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及地方新乡贤一起，在L村协助村民成立了弘农书院;以弘农书院为载体，在L村形成生产者与消费者互信的“道义流通”机制，这种链接城乡的经济流通试验即为一种有益尝试。
[个案6]以李文良为代表的儒商们与L村果农签订生产者与消费者互相信任的承诺协议：生产者承诺，苹果生产过程是采用生态技术对土壤和环境、对消费者负责的过程;苹果消费者则以走访、与生产者互通信息等方式，了解农产品的真实生产过程和果农生态化种植的艰辛及其对自然环境修复与食品安全的重要价值。于是，在农村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之间，形成了不同于追逐利润最大化经营运作的一种新型合作关系，即农民生产者要价适中甚至偏低，市民消费者却不断抬价且高出很多，所有参与者一同自觉践行道义责任并彼此互帮互助。最后的苹果流通价格，使生产者“以消费者心安、健康为本”，消费者“以生产者得到尊重和关爱为本”，这就实现了城乡之间的“道义流通”。从实际效果来看，从2013年8家发展下来，平均每年参与的生态农户20余家，流通生态苹果10万公斤，每公斤价格比市场高1—2元，每户年均受益3000元以上。5年来，L村及周边村庄从事绿色生产的农户逐渐增多，L村还发育了多种农产品生态种养小组，当地生态环境也得到大幅改善，参与的市民消费者群体也逐渐增多。此模式也逐渐推广到吉林、江苏、云南、河北等地区。①
李文良等人的行为属于社会企业行为。社会企业的共同点是有社会和集体的公共目标，企业化运作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②。当代儒商群体与愿意践行有机种养的生态农户一起，共同应对经济风险，承担生态修复责任，促进社会公平，形成现实中见效可推广的农产品道义流通模式，实现了经济资本回嵌于乡土社会，他们属于典型的社会企业家。通过道义流通，农民的生产行为增强了这些社会企业家对他们的信任，同时社会企业家的支持行动也给农民以信任。当代有儒商企业的市场支持，是L村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支持力。
近些年来出现并迅速发展的大都市“农夫市集”③，也属于包括社会企业家在内的文明消费志愿者群体搭建的城乡互助销售平台，也有助于生态化小农户展示、销售他们的农产品。消费者一方和城市一方的定购行为，尤其是社会企业家的担当行为，是生态化小农户在市场化社会中能否可持续生存的关键性外力。
（三）政府相关战略、政策、项目等支持的主导作用
新时期以来，中央提出一系列生态文明和绿色农业发展战略，强调要“尊重、顺应、保护自然”。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原则，形成城乡互补的新型城乡关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施质量兴农战略，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L村自从有了生态化和有机种养的小农户现象之后，政府各级部门也开始关注该村，并在开展信息技术服务、生态技能培训、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还经常有现场调研、舆论鼓励等行为。
国家各级政府的作用基本上是宏观上、背景上、方向性的作用，即“主导”作用。就地方政府而言，对于生态化或有机小农户的政策性支持，相较于其对产业化农业的大幅推动，哪怕是锦上添花的助推力，也已很不错了。 四、小结与讨论
时代呼唤生态化小农户的出现。小农户要做可持续的生态农业生产，这既要求其具有安身立命的智慧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也要满足其对经济收入的适度预期和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L村自2012年以来所发生的城乡生态化合作互助现象，实是一个典型的“外发促内生”探索：乡建知识分子的助力、儒商企业家的践行以及国家政府等诸多外部力量的促发，使得农民逐渐全面地意识到旧有农业生产中的诸多问题，并且结合其小农家庭生计需求以及自身健康的需求，重新认识并珍爱有利于生态种养的深层根据力量，自信地加强着小农从事生态化种养探索的直接动力，增强了小农身上的文化力、经济力和生命力。这就像三个咬合的齿轮，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L村生态农业的探索。
当然，全国诸多的生态化甚至有机小农户的农业生产现象中，很少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全面发挥作用的，大都是某一或几个因素更为突出罢了。比如被称为“全国第一有机州”的贵州黔东南地区，以及连续举办了五届国际有机农业论坛的山西灵丘县，主要因为其地理文化资源等深层根据的先天优势以及地方政府颇具远见的主导优势;被称为“华北第一有机农民”的河北枣强县有机小农安金磊，主要因为其对农禅的信仰和践行;广东广州的沃土工坊事业，则主要因为其创始人郝冠辉等有情怀有能量的社会企业家的大力推动;至于北京海淀区部分市民社区与河北易县桑岗村长达8年的“巢状市场”，主要因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們知行合一的社科试验作用。其中，不同于城市资本增殖的“道义流通”“巢状市场”①，以及类似的回归流通本身的“社区支持农业”②（简称CSA）实践，尤其值得关注。其困境是：小农思想教育难做，小农户合作组织难，市民成为文明消费者的自觉性亟需增强，社会化企业家群体亟待孵化成长，政府相关政策导向的实际支持也缺失，具体操作上也出现了农产品储藏、运输、管理、加工等问题，以及像弘农书院这种平台的成长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等。
我们希望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体制背景下的新时代，如下重大课题能得到真正破题和有效解决：地理资源、文化基础等深层根据，在多大程度上能重新成为当代小农户从事生态化生产的有效根据？返乡青年、新农人等健康自保与呼应新型市场需求的直接动力，如何以小农户自组织形式作用到大部分的村民家庭？各级政府部门、知识分子、涉农企业家等诸多外力，如何既不会对小农户越俎代庖，又不会缺位和失位地作用于他们？唯有解决好这些难题，从事生态农业生产的小农户才会有一个美好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