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不仅是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遗产，它在很多方面也与现代企业管理有着相通之处，可以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中的民为邦本观念与现代企业的人本管理原则、崇尚仁爱观念与现代管理者的自身修养、礼让交往观念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法之间，都存在有机联系。我们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发掘中国传统道德的积极成分，并对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传统道德价值观更好地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服务。
【关键词】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现代企业管理;人本管理
引言
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文化背景，并以其独特的文化特征而著称于世。经过数千年以来的历史发展和陶冶，其中的诸多观念，如民为邦本、崇尚仁爱、见利思义、重视情谊、注重教化、礼让交往等道德观念，已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遗产，这些道德观念对现代企业管理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因为，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对企业的管理，说到底就是对人的管理。所以，努力发掘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积极因素，对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对于增强企业的凝取力和竞争实力，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限于篇幅，本文选择几个比较重要的传统道德观念及其现实意义进行论述。
1.传统民为邦本观念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原则
中国传统社会特别重视道德建设，在社会组织结构、文化结构和精神信仰中，无一不深深地渗透着道德意识。早在春秋、战国以前，我国就有“太上贵德”（《礼记·曲礼上》）、“龙德而中正”（《周易·乾》）、“百行以德为首”（《世说新语·坚媛》）的论述。可以说，道德规范几乎是涵盖人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的。古人讲三立：立德、立功、立言，就是把道德建设置于首位。这种贵德的意识，体现在政治统治上，就是要求统治者在治国齐民上立足“民惟邦本”，重视人民对于国家的作用，强调在德威并重的基础上，以德治为管理要务。
民为邦本的思想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尚書》云：“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又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尚书·皋陶谟》）这都直接把民意看作天意。概言之，传统的“民本”思想包含如下几方面的内容：（1）民众是国家的主体，是构成国家整体的第一要素。为了实现对社会整体的有秩序的管理，必须重视民众。因此，孟子提出了“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的主张;（2）民心向背决定了国家的盛衰存亡。管子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说明管子已认识到能否争得民心是社会管理成败的关键;（3）要注重民生，保民安民，利民惠民。《尚书》云：“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尚书·皋陶谟》）这就是说只有安民并使之得到恩惠，民众才会怀念你，支持你。否则，“求民之亲爱己”、“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荀子·君道》）
传统的“以民为本”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管理思想中闪光的精华。它可以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如下思路：
第一，以人为本，不断提高企业员工的素质。人既是执行管理的主体，又是被管理的客体，任何对客观事物的管理只能通过人才能实现。众所周知，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由员工来完成的，企业的经济效益的和社会效益都需要依靠员工来创造，因此企业的兴衰成败在于人。这说明人是第一重要的，其它一切都是人奋斗的成果。企业管理者只有深刻认识到企业整体对其构成要素——员工的依赖，尊重、重视每一个人，才能成就对企业整体的管理。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代社会，确立企业管理的主体是人的观念，只是企业实行有效管理的第一步，而其关键则是在于提高企业员工的素质，包括提高企业员工的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等。因为，企业员工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管理与经营的成败，制约着企业的兴衰存亡。只有企业员工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不断发展的需要，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有鉴于此，被日本人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率先提出了“制造产品之前先造就人才”的经营思想。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企业管理者应主动关心爱护员工。任何人都具有人格自尊和生理欲求，下层员工对于上层领导的支配绝不会象工具那样漠然接受，要怎样就怎样。孟子曾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关系也是如此。人与人的关系，由于特殊的心理作用，表现为互为因果的相互促进关系，人们只会敬爱那些敬爱他们的人。基于此，企业管理者必须采取主动态度，既要尊贤求贤、礼贤让贤、尚贤信贤，又要关心、重视员工的物质利益与精神需要，同时，尽一切可能不断提高员工的生活水平。如此，才能激励员工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与创造性的工作来实现管理目标与更多的盈利，从而使普通员工创造出不普通的业绩来，当前日本许多著名企业普遍施行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等及其所产生的巨大效应，则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个道理。
其三，赢得民心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企业与客户、顾客之间存在着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企业越能满足社会和顾客的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企业就能取得越高的盈利、荣誉、社会地位及知名度。反之亦然。企业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调节，与顾客结成一个相对平衡的统一体，才能在整体上产生有利于企业的良好效果。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提出：“要为用户提供世界上所有公司中最好的服务”;日本松下公司信守这样一个准则：“只有当我们的产品被送到顾客手上，被他们使用并感到满意时，我们才算完成了我们的社会使命。”它们经营上的成功，再一次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得民心得天下，失民心失天下。因而，坚持不懈地向社会、向顾客提供一流的产品和服务，应当成为每个企业努力的方向与目标。
2.传统崇尚仁爱观念与现代管理者自身修养 “崇尚仁爱”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道德传统之一。在上古时代，人们就已经有了仁爱的记述。如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无一不是具有博大的仁爱意识的精神领袖。在中华元典《易经》、《尚书》等古籍中，“仁”字已含有伦理的美德意义。到春秋时期，经孔、孟等思想家的阐述、发挥，“崇尚仁爱”的道德传统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和规范化，从而形成一种完整的伦理体系。“仁”字在《论语》中凡109见，其含义虽有多种诠释，但其核心就是“仁者爱人”（《论语·子路》）。爱人是伟大人格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品质，也是成就事业和取得人爱的前提。诚如孟子所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
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有三个层次：一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爱。这要求统治者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应该实行仁政，敬德保民，不要只顾个人或家族的荣华富贵，而不顾民众的死活。仁政理论还强调个人道德修养在参与国家、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把正心、修身提到了关乎国家、民族治乱兴衰的高度。二是对统治阶级内部成员的爱。忠恕、尊尊、守礼等都是这种爱的体现。孔子一再强调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三是对父母兄弟等家族内部成员的爱。这种爱在社会共同生活中最为根本。并且把这种家族内部的爱向外扩展，从而培育出了尊老爱幼、孝慈为怀、成人之美、邻里相帮、济人危难、助人为乐等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品质，这就在整个中华民族中形成一种强调个人对社会奉献、对集体尽责的道德传统。
从历史上看，崇尚仁爱的道德传统对于增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各伦次之间的凝聚力、亲和力，对于维护家庭、社会和民族的统一发挥过重要作用。并且，崇尚仁爱这种协调人际关系、增强统一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功能，同样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我们认为，这一古老的道德传统同样能予现代企业管理以深刻而有益的启示：
第一，企业及其管理者应克服私心私欲，坚持义利并重，以确立正确的价值观。仁爱与自私是相互对立的两个范畴。要培养博大的仁爱精神，首要的问题是要“克己”，克服私心私欲。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先辈不乏精辟的论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临财苟得，见利反义，不义而富，无名而贵仁者不为也。”（桓宽《盐铁论·卷四·地广》）“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义，利之本也。”（《左传》昭公10年）相反，对于那些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行为，古代先贤们则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如荀子说：“保利弃义谓之至贼。”（《荀子·修身篇》）
中国传统的仁爱观，重现实，讲现世，在承认人的私欲和个人利益的同时，主张严守道义，“以义制利”，“以义致利”，“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礼记·大学》）这是说，人若是有德、财货自然会聚集到你身边来。德是真正的根本，财货不过是枝末而已。人只要有德，才能真正有所作为。因此，只要是合乎道义的利，就放心大胆去追求。因此，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
这种“见利思义”、“以义致利”的观念，对当代企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促进自身健康、稳定地发展不无益处。不言而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赢利。但是，如果企业以赢利、赚钱为最终目的，那么它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因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企业存在的最大价值只能是“透过企业增进社会与长远的进步，而不只是增加家庭或个人财富，制造一些亿万富翁而已”。只有那些对民众多施予少索取、对社会多奉献的企业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动力与源泉。为社会做贡献与取得合理利润，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决不矛盾。因为，“利润乃是服务的报酬”（松下幸之助语）。企业为社会做出贡献越多，得到的回报也越多。当今社会正是如此。凡处处为顾客着想，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提供周到细致服务的公司，总是愈来愈兴旺发达。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而那些不择手段、以次充好、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企业，终因丧失民心，为社会所不齿，而纷纷破产倒闭，退出历史舞台。“生财有大道”（《礼记·大学》）、“以义致利”的道理值得现代的企业管理者们深思。
第二，企业管理者应加强自身品德修养，做到以德服人，才能使企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企业管理者是企业的首脑，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企业及员工有极大的影响力与感化力。孔子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孟子也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身正既然如此重要，因此企业管理者必须注重克己敬人，正心修身，加强仁德修养，努力做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论语·雍也》），将社会外在的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即实现自我管理。而实现自我管理正是管理的出发点与基础，因此古人云：“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中庸》）。企业管理者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与内省，才能在人格与能力方面具备与自己身份相称的仁德。这种仁德是使企业得以发展的根本前提。
众所周知，当代社会的发展，现实利益的驱动，使很多人与人之间、甚至父子之间都产生了隔膜和代沟。因此，企业管理者和员工之间也不可能不存在许多隔阂。现代管理的关键问题是要积极地了解、沟通和化解这种隔阂。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在尊重人的前提下，笃行仁义、以德服人，以真正实现有效的管理。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孟子也说：“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不侮”、“得眾”、“人任”、“有功”、“使人”、“共之”、“诚服”等行为，正是行仁德之后所产生的整体效果。 倘若现代企业也能够如此敏思笃行，在企业内部就必然会形成一种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风尚，员工也才会心悦诚服地服从管理者的调遣，企业的潜能才会被充分地激发出来，企业才能建功立业。反之，如果管理者缺乏修养，他就无法使部下心悦诚服，也不可能得到周围和下属人员的支持，并最终影响着企业内部的团结和整体效能的发挥。这样的管理者根本不具备作为一个管理者应有的人格与工作能力。“惟贤惟德，能服于人”（《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有德不可敌”（《左传·僖公28年》）。企业管理者应注意加强自身的仁德修养，并为此而不懈努力。
3.传统礼让交往观念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法
作为中华民族道德文明标志之一的礼让精神，在中国远古时代即被当作一种美德。后经孔、孟儒家的弘扬，将礼让纳入仁学道德规范，就使之成为了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人际交往的行为准则。从此，人们把恭谦礼让、相互体谅、注重道义作为一种美德，不断发扬光大，形成了中华民族善于协调人际关系的优良传统。
古人认为，处理人际关系，首要的是要有辞让之心，爱人之德。孟子说：“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礼让是互相的、双向的，尊重他人，自然会受到他人的礼遇。其次是要有忠恕之道。“忠”者，是指真心诚意，积极为人;“恕”者，是指与人为善，宽厚待人。在《论语》中，孔子再三要求人际交往要豁达大度、严以律己、不计小嫌、宽以待人，从较低层次做是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较高层次做则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个人要做到忠恕，就需要有容人之度量。《易经》说：“君子以厚德载物”。有宽厚之德，才能容纳万物;与人相处，才能平和待人，严于律己。由“忠恕之道”派生出来的恭、宽、信、惠、敏、忠、敬、诚等美德，讲的都是人际关系中的礼让精神。人有谦让之德，才能不自满，才能不断进步。古语云：“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大禹谟》）人若自满，或以聪明智勇骄人，或以功名富贵骄人，则失去谦让之德。自命不凡，自然不能平和待人，当然更谈不上什么宽容大度。所以，要做到恭谦礼让，必须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通过“克己”与“内省”去实现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寻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
由此来看，传统的礼让精神要求克制个人的“小己”，求得与社会群体的和谐，并要求通过个人内在道德情操的培养，从而在社会群体中实现自我。这种思想观念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来说，仍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第一，企业管理者要有豁达的态度，宽厚待人，这样才能建立一种亲近和睦、融洽团结的内部氛围，促进事业的发展。孔子说：“宽则得众”，做到宽厚便能得到众人的拥护和支持。任何人都不愿意与自视甚高、器量狭小的人共事，这是人之常情。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先生从多年的企业经营与管理实践中得出结论：企业“上层人士，必须要有德性，能够团结人”。美国著名企业家卡内基死后，其墓碑上写道：这里埋葬着一个人，他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把强于自己的人团结起来，一道工作。这些事例告诉我们，企业管理者的宽容大度、与人为善，对企业的发展是何等的重要。故而企业管理者应养成宽以待人的美德，处处关怀和体贴下属，才能使下属尊重和服从。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相互信任，相互体谅。企业内部良好情感关系的建立，最终将促进企业全体员工强烈的共同归属感、荣誉感，使人人顾大局、通大义、重团结，从而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推进事业稳步发展。
第二，企业管理者要有宽以理事的管理方法，实行有效的分权与分级管理，各负其责，鼓励个性发展。古人云：“虽能必让”（《荀子·非相》），“己欲达而达人”，“成人之美”（《论语·颜渊》）。为了成功而有效地管理企业，企业管理者应力戒独断专行，妒贤忌能，骄傲自满，要善于鼓励下属发表意见，要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集思广益，异中求同，尽可能给予下属发展自我的机会。这样才能形成企业员工的群体合力，发挥群体智慧，使企业的人才资源得到较充分的开发，从而为企业新局面的开创打下坚实的基础。诚如古人所说：“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否则，企业管理者事无巨细，均大权独揽，唯我独尊，那只能造成管理的混乱与低效。所以，无论从增强企业内部团结还是从防微杜渐的角度来说，恭谦礼让、宽厚等人都是企业管理者必备的美德之一。
第三，企业管理者应养成推己及人的精神，自尊自爱，并同样地关心爱护他人，以促进企业和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推己及人”的精神，就是儒家主张的“忠恕之道”，自己不愿意要的，不要加给别人;在谋求事业成功的时候，也应考虑别人的前途，不要以邻为壑。这种推己之心以爱人的精神，对于企业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知道，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除由内部诸因素决定外，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因此，企业的存在以社会的存在为前提，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大众的信赖、支持。为使企业更加富有活力，取得飞跃的发展，企业应有“敬业乐群”的精神，要有社会责任观念，坚持以社会的、大众的需要作为企业发展的动力。在具体做法上，要时刻关注广大消费者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把握市场发展的新趋向，努力开发新产品，增设新的服务项目，创造名牌产品，尽己之心，尽己之力，讲求信誉，不断满足社会和大众的需要，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崇德才能广业，企业努力与社会融为一体，才能推动企业和社会文明进步，这样的企业必将获取可观的经济效益和巨大的社会效益。
反之，如果企业“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十七》），并为此而不择手段，从事各种非法经营活动，将自己都不愿意要的东西，强加给社会大众，生产出令社会及消费者强烈抵制的伪劣产品乃至危害社会的产品，这样嗜欲无极，不仁不义，自损其德，最终必定“利尽而交疏”（《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十七》），得不到社会的支持，以致无法生存下去。古人说得好：“人之所助者，信也。”（《周易·系辞上》），要使企业生产经营获得成功，必须讲求信义，谋企业之利，不忘社会与大众之利。否则，“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企业管理者应引为鉴戒。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可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中多有闪光的精华。只要我们认真发掘，筛选剔取，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就能為现代化建设、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不仅相当重要，而且其未来价值亦将恒久不衰。
【关键词】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现代企业管理;人本管理
引言
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文化背景，并以其独特的文化特征而著称于世。经过数千年以来的历史发展和陶冶，其中的诸多观念，如民为邦本、崇尚仁爱、见利思义、重视情谊、注重教化、礼让交往等道德观念，已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遗产，这些道德观念对现代企业管理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因为，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对企业的管理，说到底就是对人的管理。所以，努力发掘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积极因素，对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对于增强企业的凝取力和竞争实力，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限于篇幅，本文选择几个比较重要的传统道德观念及其现实意义进行论述。
1.传统民为邦本观念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原则
中国传统社会特别重视道德建设，在社会组织结构、文化结构和精神信仰中，无一不深深地渗透着道德意识。早在春秋、战国以前，我国就有“太上贵德”（《礼记·曲礼上》）、“龙德而中正”（《周易·乾》）、“百行以德为首”（《世说新语·坚媛》）的论述。可以说，道德规范几乎是涵盖人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的。古人讲三立：立德、立功、立言，就是把道德建设置于首位。这种贵德的意识，体现在政治统治上，就是要求统治者在治国齐民上立足“民惟邦本”，重视人民对于国家的作用，强调在德威并重的基础上，以德治为管理要务。
民为邦本的思想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尚書》云：“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又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尚书·皋陶谟》）这都直接把民意看作天意。概言之，传统的“民本”思想包含如下几方面的内容：（1）民众是国家的主体，是构成国家整体的第一要素。为了实现对社会整体的有秩序的管理，必须重视民众。因此，孟子提出了“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的主张;（2）民心向背决定了国家的盛衰存亡。管子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说明管子已认识到能否争得民心是社会管理成败的关键;（3）要注重民生，保民安民，利民惠民。《尚书》云：“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尚书·皋陶谟》）这就是说只有安民并使之得到恩惠，民众才会怀念你，支持你。否则，“求民之亲爱己”、“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荀子·君道》）
传统的“以民为本”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管理思想中闪光的精华。它可以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如下思路：
第一，以人为本，不断提高企业员工的素质。人既是执行管理的主体，又是被管理的客体，任何对客观事物的管理只能通过人才能实现。众所周知，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由员工来完成的，企业的经济效益的和社会效益都需要依靠员工来创造，因此企业的兴衰成败在于人。这说明人是第一重要的，其它一切都是人奋斗的成果。企业管理者只有深刻认识到企业整体对其构成要素——员工的依赖，尊重、重视每一个人，才能成就对企业整体的管理。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代社会，确立企业管理的主体是人的观念，只是企业实行有效管理的第一步，而其关键则是在于提高企业员工的素质，包括提高企业员工的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等。因为，企业员工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管理与经营的成败，制约着企业的兴衰存亡。只有企业员工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不断发展的需要，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有鉴于此，被日本人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率先提出了“制造产品之前先造就人才”的经营思想。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企业管理者应主动关心爱护员工。任何人都具有人格自尊和生理欲求，下层员工对于上层领导的支配绝不会象工具那样漠然接受，要怎样就怎样。孟子曾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关系也是如此。人与人的关系，由于特殊的心理作用，表现为互为因果的相互促进关系，人们只会敬爱那些敬爱他们的人。基于此，企业管理者必须采取主动态度，既要尊贤求贤、礼贤让贤、尚贤信贤，又要关心、重视员工的物质利益与精神需要，同时，尽一切可能不断提高员工的生活水平。如此，才能激励员工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与创造性的工作来实现管理目标与更多的盈利，从而使普通员工创造出不普通的业绩来，当前日本许多著名企业普遍施行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等及其所产生的巨大效应，则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个道理。
其三，赢得民心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企业与客户、顾客之间存在着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企业越能满足社会和顾客的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企业就能取得越高的盈利、荣誉、社会地位及知名度。反之亦然。企业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调节，与顾客结成一个相对平衡的统一体，才能在整体上产生有利于企业的良好效果。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提出：“要为用户提供世界上所有公司中最好的服务”;日本松下公司信守这样一个准则：“只有当我们的产品被送到顾客手上，被他们使用并感到满意时，我们才算完成了我们的社会使命。”它们经营上的成功，再一次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得民心得天下，失民心失天下。因而，坚持不懈地向社会、向顾客提供一流的产品和服务，应当成为每个企业努力的方向与目标。
2.传统崇尚仁爱观念与现代管理者自身修养 “崇尚仁爱”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道德传统之一。在上古时代，人们就已经有了仁爱的记述。如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无一不是具有博大的仁爱意识的精神领袖。在中华元典《易经》、《尚书》等古籍中，“仁”字已含有伦理的美德意义。到春秋时期，经孔、孟等思想家的阐述、发挥，“崇尚仁爱”的道德传统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和规范化，从而形成一种完整的伦理体系。“仁”字在《论语》中凡109见，其含义虽有多种诠释，但其核心就是“仁者爱人”（《论语·子路》）。爱人是伟大人格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品质，也是成就事业和取得人爱的前提。诚如孟子所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
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有三个层次：一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爱。这要求统治者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应该实行仁政，敬德保民，不要只顾个人或家族的荣华富贵，而不顾民众的死活。仁政理论还强调个人道德修养在参与国家、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把正心、修身提到了关乎国家、民族治乱兴衰的高度。二是对统治阶级内部成员的爱。忠恕、尊尊、守礼等都是这种爱的体现。孔子一再强调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三是对父母兄弟等家族内部成员的爱。这种爱在社会共同生活中最为根本。并且把这种家族内部的爱向外扩展，从而培育出了尊老爱幼、孝慈为怀、成人之美、邻里相帮、济人危难、助人为乐等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品质，这就在整个中华民族中形成一种强调个人对社会奉献、对集体尽责的道德传统。
从历史上看，崇尚仁爱的道德传统对于增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各伦次之间的凝聚力、亲和力，对于维护家庭、社会和民族的统一发挥过重要作用。并且，崇尚仁爱这种协调人际关系、增强统一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功能，同样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我们认为，这一古老的道德传统同样能予现代企业管理以深刻而有益的启示：
第一，企业及其管理者应克服私心私欲，坚持义利并重，以确立正确的价值观。仁爱与自私是相互对立的两个范畴。要培养博大的仁爱精神，首要的问题是要“克己”，克服私心私欲。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先辈不乏精辟的论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临财苟得，见利反义，不义而富，无名而贵仁者不为也。”（桓宽《盐铁论·卷四·地广》）“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义，利之本也。”（《左传》昭公10年）相反，对于那些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行为，古代先贤们则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如荀子说：“保利弃义谓之至贼。”（《荀子·修身篇》）
中国传统的仁爱观，重现实，讲现世，在承认人的私欲和个人利益的同时，主张严守道义，“以义制利”，“以义致利”，“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礼记·大学》）这是说，人若是有德、财货自然会聚集到你身边来。德是真正的根本，财货不过是枝末而已。人只要有德，才能真正有所作为。因此，只要是合乎道义的利，就放心大胆去追求。因此，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
这种“见利思义”、“以义致利”的观念，对当代企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促进自身健康、稳定地发展不无益处。不言而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赢利。但是，如果企业以赢利、赚钱为最终目的，那么它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因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企业存在的最大价值只能是“透过企业增进社会与长远的进步，而不只是增加家庭或个人财富，制造一些亿万富翁而已”。只有那些对民众多施予少索取、对社会多奉献的企业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动力与源泉。为社会做贡献与取得合理利润，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决不矛盾。因为，“利润乃是服务的报酬”（松下幸之助语）。企业为社会做出贡献越多，得到的回报也越多。当今社会正是如此。凡处处为顾客着想，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提供周到细致服务的公司，总是愈来愈兴旺发达。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而那些不择手段、以次充好、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企业，终因丧失民心，为社会所不齿，而纷纷破产倒闭，退出历史舞台。“生财有大道”（《礼记·大学》）、“以义致利”的道理值得现代的企业管理者们深思。
第二，企业管理者应加强自身品德修养，做到以德服人，才能使企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企业管理者是企业的首脑，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企业及员工有极大的影响力与感化力。孔子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孟子也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身正既然如此重要，因此企业管理者必须注重克己敬人，正心修身，加强仁德修养，努力做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论语·雍也》），将社会外在的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即实现自我管理。而实现自我管理正是管理的出发点与基础，因此古人云：“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中庸》）。企业管理者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与内省，才能在人格与能力方面具备与自己身份相称的仁德。这种仁德是使企业得以发展的根本前提。
众所周知，当代社会的发展，现实利益的驱动，使很多人与人之间、甚至父子之间都产生了隔膜和代沟。因此，企业管理者和员工之间也不可能不存在许多隔阂。现代管理的关键问题是要积极地了解、沟通和化解这种隔阂。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在尊重人的前提下，笃行仁义、以德服人，以真正实现有效的管理。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孟子也说：“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不侮”、“得眾”、“人任”、“有功”、“使人”、“共之”、“诚服”等行为，正是行仁德之后所产生的整体效果。 倘若现代企业也能够如此敏思笃行，在企业内部就必然会形成一种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风尚，员工也才会心悦诚服地服从管理者的调遣，企业的潜能才会被充分地激发出来，企业才能建功立业。反之，如果管理者缺乏修养，他就无法使部下心悦诚服，也不可能得到周围和下属人员的支持，并最终影响着企业内部的团结和整体效能的发挥。这样的管理者根本不具备作为一个管理者应有的人格与工作能力。“惟贤惟德，能服于人”（《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有德不可敌”（《左传·僖公28年》）。企业管理者应注意加强自身的仁德修养，并为此而不懈努力。
3.传统礼让交往观念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法
作为中华民族道德文明标志之一的礼让精神，在中国远古时代即被当作一种美德。后经孔、孟儒家的弘扬，将礼让纳入仁学道德规范，就使之成为了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人际交往的行为准则。从此，人们把恭谦礼让、相互体谅、注重道义作为一种美德，不断发扬光大，形成了中华民族善于协调人际关系的优良传统。
古人认为，处理人际关系，首要的是要有辞让之心，爱人之德。孟子说：“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礼让是互相的、双向的，尊重他人，自然会受到他人的礼遇。其次是要有忠恕之道。“忠”者，是指真心诚意，积极为人;“恕”者，是指与人为善，宽厚待人。在《论语》中，孔子再三要求人际交往要豁达大度、严以律己、不计小嫌、宽以待人，从较低层次做是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较高层次做则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个人要做到忠恕，就需要有容人之度量。《易经》说：“君子以厚德载物”。有宽厚之德，才能容纳万物;与人相处，才能平和待人，严于律己。由“忠恕之道”派生出来的恭、宽、信、惠、敏、忠、敬、诚等美德，讲的都是人际关系中的礼让精神。人有谦让之德，才能不自满，才能不断进步。古语云：“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大禹谟》）人若自满，或以聪明智勇骄人，或以功名富贵骄人，则失去谦让之德。自命不凡，自然不能平和待人，当然更谈不上什么宽容大度。所以，要做到恭谦礼让，必须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通过“克己”与“内省”去实现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寻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
由此来看，传统的礼让精神要求克制个人的“小己”，求得与社会群体的和谐，并要求通过个人内在道德情操的培养，从而在社会群体中实现自我。这种思想观念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来说，仍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第一，企业管理者要有豁达的态度，宽厚待人，这样才能建立一种亲近和睦、融洽团结的内部氛围，促进事业的发展。孔子说：“宽则得众”，做到宽厚便能得到众人的拥护和支持。任何人都不愿意与自视甚高、器量狭小的人共事，这是人之常情。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先生从多年的企业经营与管理实践中得出结论：企业“上层人士，必须要有德性，能够团结人”。美国著名企业家卡内基死后，其墓碑上写道：这里埋葬着一个人，他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把强于自己的人团结起来，一道工作。这些事例告诉我们，企业管理者的宽容大度、与人为善，对企业的发展是何等的重要。故而企业管理者应养成宽以待人的美德，处处关怀和体贴下属，才能使下属尊重和服从。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相互信任，相互体谅。企业内部良好情感关系的建立，最终将促进企业全体员工强烈的共同归属感、荣誉感，使人人顾大局、通大义、重团结，从而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推进事业稳步发展。
第二，企业管理者要有宽以理事的管理方法，实行有效的分权与分级管理，各负其责，鼓励个性发展。古人云：“虽能必让”（《荀子·非相》），“己欲达而达人”，“成人之美”（《论语·颜渊》）。为了成功而有效地管理企业，企业管理者应力戒独断专行，妒贤忌能，骄傲自满，要善于鼓励下属发表意见，要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集思广益，异中求同，尽可能给予下属发展自我的机会。这样才能形成企业员工的群体合力，发挥群体智慧，使企业的人才资源得到较充分的开发，从而为企业新局面的开创打下坚实的基础。诚如古人所说：“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否则，企业管理者事无巨细，均大权独揽，唯我独尊，那只能造成管理的混乱与低效。所以，无论从增强企业内部团结还是从防微杜渐的角度来说，恭谦礼让、宽厚等人都是企业管理者必备的美德之一。
第三，企业管理者应养成推己及人的精神，自尊自爱，并同样地关心爱护他人，以促进企业和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推己及人”的精神，就是儒家主张的“忠恕之道”，自己不愿意要的，不要加给别人;在谋求事业成功的时候，也应考虑别人的前途，不要以邻为壑。这种推己之心以爱人的精神，对于企业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知道，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除由内部诸因素决定外，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因此，企业的存在以社会的存在为前提，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大众的信赖、支持。为使企业更加富有活力，取得飞跃的发展，企业应有“敬业乐群”的精神，要有社会责任观念，坚持以社会的、大众的需要作为企业发展的动力。在具体做法上，要时刻关注广大消费者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把握市场发展的新趋向，努力开发新产品，增设新的服务项目，创造名牌产品，尽己之心，尽己之力，讲求信誉，不断满足社会和大众的需要，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崇德才能广业，企业努力与社会融为一体，才能推动企业和社会文明进步，这样的企业必将获取可观的经济效益和巨大的社会效益。
反之，如果企业“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十七》），并为此而不择手段，从事各种非法经营活动，将自己都不愿意要的东西，强加给社会大众，生产出令社会及消费者强烈抵制的伪劣产品乃至危害社会的产品，这样嗜欲无极，不仁不义，自损其德，最终必定“利尽而交疏”（《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十七》），得不到社会的支持，以致无法生存下去。古人说得好：“人之所助者，信也。”（《周易·系辞上》），要使企业生产经营获得成功，必须讲求信义，谋企业之利，不忘社会与大众之利。否则，“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企业管理者应引为鉴戒。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可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中多有闪光的精华。只要我们认真发掘，筛选剔取，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就能為现代化建设、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不仅相当重要，而且其未来价值亦将恒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