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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辅仁大学医预科和北平医科大学的高材生，他曾在抗战的硝烟中学习医学也曾远赴美国深造，他曾被国民党邀请飞赴台湾而且飞机起飞在即，他也曾经……然而当他怀揣一颗爱国之心，放下所有的一切转身回国，从此义无反顾地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站在了一起。
欧洲耳科协会会长鲍特曼教授当年在全法国耳鼻咽喉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这样介绍姜泗长：“这是10亿中国人的耳鼻咽喉科主席”。
1993年，在他“从医55周年暨80寿辰纪念大会”上，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题词：“技术精益求精，诲人桃李天下”。
1995年，姜泗长82岁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耳鼻咽喉科院士。
而今，姜泗长院士已逝，然风骨依存，他的品德与风范，依旧山高水长。
领军
1950年7月的一天，姜泗长站在手术台上，助手田钟瑞迅速准确地递上每一件所需要的器械。此时，哲学家的辩证思维和美学家的艺术眼光，都在这方寸大的手术视野中融为一体。
经过六个小时的苦战，中国历史上第一例治疗耳硬化症聋的内耳开窗手术成功了。成功的喜悦，使辛苦都变得甘甜。病人从麻醉状态下苏醒过来，安静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嘈杂起来。整个病房沸腾了，病人激动地流下眼泪。
那时一个高难度的新技术新方法的成功并没有新闻媒体做宣传，都是病人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紧接着全国各地的耳聋病人拥向南京。许多没有听力的病人迫不及待地要做手术。据说，当时病人下了火车，只要说是找姜泗长治耳朵，人力车的师傅就会准确无误地把你拉到目的地。内耳手术是一种难度大、操作精细、术程伏的手术。一些精细的手术器械也是姜泗长一点一点地磨出来的。每一次手术后，器械部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磨损，所以还要重新修整，影响了手术进度。开始时只能隔日做一例。
内耳开窗术取得了成功，但在姜泗长看来并不十分满意，他在前人的手术理论基础上，改进了顶盖造窗法，减少了“窗口”封闭的机会。在以后的实践中，他不断总结经验，从手术切口到手术方式甚至到麻醉他都一一进行了改进。首先，他一改此手术采用全麻的惯例。变全麻为局麻并一举成功。局麻病人损伤小，术中能够随时观察情况，但麻醉要求难度大。值得提一句，至到今天，美国人仍然采用全麻施行此项手术，这也许是美国人的习惯，也许能说明一点问题。当时，经过姜泗长改进的内耳开窗术有效率达81.4%，达到了国际水平。
姜泗长在潜心攻克耳硬化症聋的同时，他还做出了国内第一套成人颈骨切片。在许多人不知内耳为何物时，此套切片，为专科人员提供了一个形象的说明。
1953年，中国第一篇有关耳硬化症聋的论文出自姜泗长的手下，发表于创刊不久的《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上，国外有关学者睁大眼睛研读了中国同行的论文。他采用的术式及观点两次被美国杂志引用。“内耳开窗术”的成功，打破了国人认为的“内耳禁区”。
这样的突破，在姜泗长半个世纪的行医生涯中，只是繁星一点。半个多世纪的从医生涯，由他一手创建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曾创下了诸多世界第一：成功地施行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例内耳开窗术，打破了这一禁区；制成国内第一套成人颞骨切片和第一批死婴内耳标本，编写了国内第一部《临床耳鼻咽喉科》专著；实施我国第一例镫骨切除术，《人民日报》赞之为“让更多的聋人听到伟大时代的声音”……1987年，总后勤部批准在总医院建立耳鼻咽喉科研究所。3年后，耗资百万元的我军第一个耳鼻咽喉科研究所落成。在千人典礼仪式上，姜泗长热泪纵横：“建立研究所是我一生的夙愿，它虽然是一座新楼，却是几代人的心血！
1992年，亚洲太平洋地区耳鼻咽喉科会议在香港召开。79岁的姜泗长作为大会主席致开幕词。这是中国耳鼻咽喉科学人第一次站在国际讲台上致开幕词。掌声热烈地响着，姜泗长听出，掌声最“嘹亮”的地方是中国学者所在的区域。姜泗长也从掌声中，感知到中国的技术水平在逐渐被世界认知。走下台来，一个学生激动地跑过来，握住他的手：“看您在台上，我们就自豪。”
让贤
1984年，在人生与事业最为辉煌的时刻，姜泗长考虑到学科发展与年轻人成长的需要，主动提出把科主任的位子，让给当时年仅48岁已崭露头角的杨伟炎教授。 身为解放军总医院一级教授、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国内外最负盛名的耳鼻咽喉科专家、解放军接管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后首任院长，姜泗长举贤荐能，提携后人，在医学界有口皆碑，被洪学智上将誉为“姜泗长风格”。
杨伟炎为此成为总医院当时最年轻的科主任。第一代人的接力棒实现了完美交接。上任时，杨伟炎的年龄比其他科主任都小很多，这让他很有压力，但同时也动力十足。他看到了姜泗长主任与领导的信任，也看到了自己的责任。
上任后，杨伟炎经常对科室的同事说：“病人到了我们这里，就是最后一站了，如果我们再不收，他们就会彻底绝望。”因此，他提出，“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这些话，直接还被大家铭记。
就在人们为杨伟炎的能力交口称赞之时，又一次院内科室换届。一封文字简洁有力的请辞信再次轻轻被放在领导的办公桌上。跟导师姜泗长一样，杨伟炎把科主任的交椅再次让贤给韩东一。
接过前辈衣钵，成为第三代科主任的韩东一并没有那样轻松。他坦言：“当时，我的压力很大，前两任主任把科室和个人的事业，都带入到了一个高峰，如何站在高峰上继续向顶峰攀登，是我日思夜想的问题。”
经过深思熟虑，他的施政发言言简意赅：“几代人构建和奠定了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学术框架，我要做的事是在老同志的支持帮助下，为这所大厦添砖加瓦。”
于是，他在任期内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加强作风建设。我们把姜老留下的‘敬业、勤奋、求实、创新’，作为科室精神加以发扬光大。一个好的科风能带出好作风的人。”韩东一说。
他为此特别强调“团结”精神。“科学需要人与人的思想碰撞才能冒出火花，共同合作才能出大成果。而我们的标杆只有一个，由国内一流向世界先进看齐。以好的作风，培养作风好的人，形成一种浓郁的科室文化。”
第二件事，就是加强制度建设。“一个国家的发展要靠法制，而一个科室的发展要有规则。”从那闪耀思想火花的镜片后，韩东一阐述着他的管理理念，“制度能够做到有序，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奖励与惩罚应该分明”。为此，他提出了“向管理要效益”的治科思想，把现代管理理念融入医疗工作之中，建立健全了科室管理制度，有效地利用激励机制，使医教研工作取得了明显突破。
第三件事，也是他任职以来最重要的一项工作，那就是加强人才和软件建设。“早在市场经济年代，我就意识到知识经济的到来，并作好了相应准备。”科室较早推行的亚专科和专病化，由此而来。“如果每个人都是一个方向，那就没有了方向，但每个医生的方向相对固定，就有无数个实现方向的可能。”
任科主任12年后，韩东一再次主动让贤，将舞台让给自己的后来者。让贤的风气在科室里一代代传承，也传递着姜泗长为他们留下的宝贵精神。
正是在这样的努力下，总医院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迅速发展成为全国一流的强势学科，旗下人才济济，学科整体实力全国首屈一指。因成绩显赫，姜泗长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教授”荣誉称号；时任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亲自为他题词：“技术精益求精，诲人桃李天下”；总后勤部赞誉他为“军队医学界的一面旗帜”。
风范
姜泗长教授经常说：“我一生希望做好两件事，一是做一名好医生；二是做一名好老师。”
这两句听似平淡的话，姜泗长却是呕心沥血，一生实践。历史上有许多科学巨匠，但既能有所作为，又能为人师表，却不是每一个科学家都能做得到的。1962年初，姜泗长带领田钟瑞、李琦，共同为一位患者进行镫骨手术的成功。三个多小时过去了，病人说道：“为什么声音这样大，震得我非常难受啊！”这是一句普通的话，作为聋了十几年的病人说出来，那意义就非同小可。对病人非同小可，对姜泗长他们来说意义更大。这意味着镫骨手术的成功，标志着他们所探索的手术方法的可行性。还说明耳硬化症聋能够彻底治愈，病人将从无声的世界走出来。记者闻讯而来，团团围住姜泗长：“此时您有什么感想？”却姜泗长指着田钟瑞、李琦说：”其实他们的手术做得比我好。我能够做的只是不保守，把全部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灵活运用迅速发展，造福病人……”
记者又问：“你今后还有什么计划？”
姜泗长毫不犹豫地说，“他们做出的成绩也就是我的计划。”将众人瞩目的荣誉，更多地给了学生。姜泗长始终认为：学生超过老师，只会给老师增光，谁在一生中培养出许多超过自己的学生，那只能说明他的本事是很大的。“如果学生超不过老师，那么科学如何发展，人类如何进步？”正是以他广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格这种双重魅力，姜泗长吸引了学生，折服了同行，因而受到了大家的由衷敬仰。
作为一代名医、一代宗师，可以说一生辉煌，可姜泗长晚年想得最多、说得最多的却是自己行医道路上的失误和教训。在他80岁高龄时，还主编了《误诊误治》一书，让后人引以为戒。他经常说起他医学生涯中的一次失误：“年轻时我因手术快捷、准确而受到赞许，可在为一个16岁的男孩做上颌窦肿瘤切除时，我没有做充分的准备，结果手术台上出现大出血，因没有备血，导致孩子死亡。孩子的父亲是南京大学的教授，他说‘连姜教授都没有做成功，别人肯定是做不成的’。这话像针一样刺痛我的心，使我终生悔恨。”
1998年，耳鼻咽喉科被总后评为基层建设标兵单位，并荣立集体一等功。在科室找差距上台阶的座谈会上，姜老再一次讲起他手术失误的事。他说：“那个16岁的孩子的脸，经常在我面前浮现，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却因为我的失误就这样永远的消失了，我对不起他啊！”说到这里，他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全科人员都被深深的震撼了。一位85岁的资深院士，为自己的一次医疗事故终生悔恨，姜泗长那颤抖的声音，像警钟一样长鸣在全科人员的耳畔。直到晚年，他的思想都一直很年轻，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学习，没有停止过追踪新的知识，他向学生提供的信息总是那么准确、及时。
几十年里，姜泗长带出了几代耳鼻咽喉科人才。“截至1993年，全军所有耳鼻喉科主任、全国多数耳鼻喉科专家都是师出姜老，他们之中很多又走向世界学术讲坛和手术台。”跟随姜泗长工作14年的秘书张晶平告诉记者，“姜老一步一个台阶把他们扶起，为他们安插上翅膀，让他们在医学的天空翱翔。”
1996年，姜泗长连获得陈嘉庚奖、光华基金奖、何梁何利奖以及军队重大贡献奖，奖金共计35万元。他拿出30万元，建立了“姜泗长奖励基金”奖励为解放军总医院做出突出贡献的医务科技工作者。
他生前曾语重心长地告诉他的学生：“我不会离开耳鼻咽喉科，我死后要把我的骨灰埋在研究所的小树下，我要看着你们工作，看着你们在科学的道路上不断创新。那时，我和你们共同分享成功的喜悦。”2001年9月，姜泗长仙逝。然而，他所留下的精神正在被时时铭记，代代传承。
欧洲耳科协会会长鲍特曼教授当年在全法国耳鼻咽喉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这样介绍姜泗长：“这是10亿中国人的耳鼻咽喉科主席”。
1993年，在他“从医55周年暨80寿辰纪念大会”上，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题词：“技术精益求精，诲人桃李天下”。
1995年，姜泗长82岁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耳鼻咽喉科院士。
而今，姜泗长院士已逝，然风骨依存，他的品德与风范，依旧山高水长。
领军
1950年7月的一天，姜泗长站在手术台上，助手田钟瑞迅速准确地递上每一件所需要的器械。此时，哲学家的辩证思维和美学家的艺术眼光，都在这方寸大的手术视野中融为一体。
经过六个小时的苦战，中国历史上第一例治疗耳硬化症聋的内耳开窗手术成功了。成功的喜悦，使辛苦都变得甘甜。病人从麻醉状态下苏醒过来，安静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嘈杂起来。整个病房沸腾了，病人激动地流下眼泪。
那时一个高难度的新技术新方法的成功并没有新闻媒体做宣传，都是病人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紧接着全国各地的耳聋病人拥向南京。许多没有听力的病人迫不及待地要做手术。据说，当时病人下了火车，只要说是找姜泗长治耳朵，人力车的师傅就会准确无误地把你拉到目的地。内耳手术是一种难度大、操作精细、术程伏的手术。一些精细的手术器械也是姜泗长一点一点地磨出来的。每一次手术后，器械部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磨损，所以还要重新修整，影响了手术进度。开始时只能隔日做一例。
内耳开窗术取得了成功，但在姜泗长看来并不十分满意，他在前人的手术理论基础上，改进了顶盖造窗法，减少了“窗口”封闭的机会。在以后的实践中，他不断总结经验，从手术切口到手术方式甚至到麻醉他都一一进行了改进。首先，他一改此手术采用全麻的惯例。变全麻为局麻并一举成功。局麻病人损伤小，术中能够随时观察情况，但麻醉要求难度大。值得提一句，至到今天，美国人仍然采用全麻施行此项手术，这也许是美国人的习惯，也许能说明一点问题。当时，经过姜泗长改进的内耳开窗术有效率达81.4%，达到了国际水平。
姜泗长在潜心攻克耳硬化症聋的同时，他还做出了国内第一套成人颈骨切片。在许多人不知内耳为何物时，此套切片，为专科人员提供了一个形象的说明。
1953年，中国第一篇有关耳硬化症聋的论文出自姜泗长的手下，发表于创刊不久的《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上，国外有关学者睁大眼睛研读了中国同行的论文。他采用的术式及观点两次被美国杂志引用。“内耳开窗术”的成功，打破了国人认为的“内耳禁区”。
这样的突破，在姜泗长半个世纪的行医生涯中，只是繁星一点。半个多世纪的从医生涯，由他一手创建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曾创下了诸多世界第一：成功地施行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例内耳开窗术，打破了这一禁区；制成国内第一套成人颞骨切片和第一批死婴内耳标本，编写了国内第一部《临床耳鼻咽喉科》专著；实施我国第一例镫骨切除术，《人民日报》赞之为“让更多的聋人听到伟大时代的声音”……1987年，总后勤部批准在总医院建立耳鼻咽喉科研究所。3年后，耗资百万元的我军第一个耳鼻咽喉科研究所落成。在千人典礼仪式上，姜泗长热泪纵横：“建立研究所是我一生的夙愿，它虽然是一座新楼，却是几代人的心血！
1992年，亚洲太平洋地区耳鼻咽喉科会议在香港召开。79岁的姜泗长作为大会主席致开幕词。这是中国耳鼻咽喉科学人第一次站在国际讲台上致开幕词。掌声热烈地响着，姜泗长听出，掌声最“嘹亮”的地方是中国学者所在的区域。姜泗长也从掌声中，感知到中国的技术水平在逐渐被世界认知。走下台来，一个学生激动地跑过来，握住他的手：“看您在台上，我们就自豪。”
让贤
1984年，在人生与事业最为辉煌的时刻，姜泗长考虑到学科发展与年轻人成长的需要，主动提出把科主任的位子，让给当时年仅48岁已崭露头角的杨伟炎教授。 身为解放军总医院一级教授、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国内外最负盛名的耳鼻咽喉科专家、解放军接管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后首任院长，姜泗长举贤荐能，提携后人，在医学界有口皆碑，被洪学智上将誉为“姜泗长风格”。
杨伟炎为此成为总医院当时最年轻的科主任。第一代人的接力棒实现了完美交接。上任时，杨伟炎的年龄比其他科主任都小很多，这让他很有压力，但同时也动力十足。他看到了姜泗长主任与领导的信任，也看到了自己的责任。
上任后，杨伟炎经常对科室的同事说：“病人到了我们这里，就是最后一站了，如果我们再不收，他们就会彻底绝望。”因此，他提出，“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这些话，直接还被大家铭记。
就在人们为杨伟炎的能力交口称赞之时，又一次院内科室换届。一封文字简洁有力的请辞信再次轻轻被放在领导的办公桌上。跟导师姜泗长一样，杨伟炎把科主任的交椅再次让贤给韩东一。
接过前辈衣钵，成为第三代科主任的韩东一并没有那样轻松。他坦言：“当时，我的压力很大，前两任主任把科室和个人的事业，都带入到了一个高峰，如何站在高峰上继续向顶峰攀登，是我日思夜想的问题。”
经过深思熟虑，他的施政发言言简意赅：“几代人构建和奠定了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学术框架，我要做的事是在老同志的支持帮助下，为这所大厦添砖加瓦。”
于是，他在任期内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加强作风建设。我们把姜老留下的‘敬业、勤奋、求实、创新’，作为科室精神加以发扬光大。一个好的科风能带出好作风的人。”韩东一说。
他为此特别强调“团结”精神。“科学需要人与人的思想碰撞才能冒出火花，共同合作才能出大成果。而我们的标杆只有一个，由国内一流向世界先进看齐。以好的作风，培养作风好的人，形成一种浓郁的科室文化。”
第二件事，就是加强制度建设。“一个国家的发展要靠法制，而一个科室的发展要有规则。”从那闪耀思想火花的镜片后，韩东一阐述着他的管理理念，“制度能够做到有序，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奖励与惩罚应该分明”。为此，他提出了“向管理要效益”的治科思想，把现代管理理念融入医疗工作之中，建立健全了科室管理制度，有效地利用激励机制，使医教研工作取得了明显突破。
第三件事，也是他任职以来最重要的一项工作，那就是加强人才和软件建设。“早在市场经济年代，我就意识到知识经济的到来，并作好了相应准备。”科室较早推行的亚专科和专病化，由此而来。“如果每个人都是一个方向，那就没有了方向，但每个医生的方向相对固定，就有无数个实现方向的可能。”
任科主任12年后，韩东一再次主动让贤，将舞台让给自己的后来者。让贤的风气在科室里一代代传承，也传递着姜泗长为他们留下的宝贵精神。
正是在这样的努力下，总医院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迅速发展成为全国一流的强势学科，旗下人才济济，学科整体实力全国首屈一指。因成绩显赫，姜泗长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教授”荣誉称号；时任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亲自为他题词：“技术精益求精，诲人桃李天下”；总后勤部赞誉他为“军队医学界的一面旗帜”。
风范
姜泗长教授经常说：“我一生希望做好两件事，一是做一名好医生；二是做一名好老师。”
这两句听似平淡的话，姜泗长却是呕心沥血，一生实践。历史上有许多科学巨匠，但既能有所作为，又能为人师表，却不是每一个科学家都能做得到的。1962年初，姜泗长带领田钟瑞、李琦，共同为一位患者进行镫骨手术的成功。三个多小时过去了，病人说道：“为什么声音这样大，震得我非常难受啊！”这是一句普通的话，作为聋了十几年的病人说出来，那意义就非同小可。对病人非同小可，对姜泗长他们来说意义更大。这意味着镫骨手术的成功，标志着他们所探索的手术方法的可行性。还说明耳硬化症聋能够彻底治愈，病人将从无声的世界走出来。记者闻讯而来，团团围住姜泗长：“此时您有什么感想？”却姜泗长指着田钟瑞、李琦说：”其实他们的手术做得比我好。我能够做的只是不保守，把全部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灵活运用迅速发展，造福病人……”
记者又问：“你今后还有什么计划？”
姜泗长毫不犹豫地说，“他们做出的成绩也就是我的计划。”将众人瞩目的荣誉，更多地给了学生。姜泗长始终认为：学生超过老师，只会给老师增光，谁在一生中培养出许多超过自己的学生，那只能说明他的本事是很大的。“如果学生超不过老师，那么科学如何发展，人类如何进步？”正是以他广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格这种双重魅力，姜泗长吸引了学生，折服了同行，因而受到了大家的由衷敬仰。
作为一代名医、一代宗师，可以说一生辉煌，可姜泗长晚年想得最多、说得最多的却是自己行医道路上的失误和教训。在他80岁高龄时，还主编了《误诊误治》一书，让后人引以为戒。他经常说起他医学生涯中的一次失误：“年轻时我因手术快捷、准确而受到赞许，可在为一个16岁的男孩做上颌窦肿瘤切除时，我没有做充分的准备，结果手术台上出现大出血，因没有备血，导致孩子死亡。孩子的父亲是南京大学的教授，他说‘连姜教授都没有做成功，别人肯定是做不成的’。这话像针一样刺痛我的心，使我终生悔恨。”
1998年，耳鼻咽喉科被总后评为基层建设标兵单位，并荣立集体一等功。在科室找差距上台阶的座谈会上，姜老再一次讲起他手术失误的事。他说：“那个16岁的孩子的脸，经常在我面前浮现，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却因为我的失误就这样永远的消失了，我对不起他啊！”说到这里，他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全科人员都被深深的震撼了。一位85岁的资深院士，为自己的一次医疗事故终生悔恨，姜泗长那颤抖的声音，像警钟一样长鸣在全科人员的耳畔。直到晚年，他的思想都一直很年轻，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学习，没有停止过追踪新的知识，他向学生提供的信息总是那么准确、及时。
几十年里，姜泗长带出了几代耳鼻咽喉科人才。“截至1993年，全军所有耳鼻喉科主任、全国多数耳鼻喉科专家都是师出姜老，他们之中很多又走向世界学术讲坛和手术台。”跟随姜泗长工作14年的秘书张晶平告诉记者，“姜老一步一个台阶把他们扶起，为他们安插上翅膀，让他们在医学的天空翱翔。”
1996年，姜泗长连获得陈嘉庚奖、光华基金奖、何梁何利奖以及军队重大贡献奖，奖金共计35万元。他拿出30万元，建立了“姜泗长奖励基金”奖励为解放军总医院做出突出贡献的医务科技工作者。
他生前曾语重心长地告诉他的学生：“我不会离开耳鼻咽喉科，我死后要把我的骨灰埋在研究所的小树下，我要看着你们工作，看着你们在科学的道路上不断创新。那时，我和你们共同分享成功的喜悦。”2001年9月，姜泗长仙逝。然而，他所留下的精神正在被时时铭记，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