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军旅作家队伍中，有一位朴实得常让人辨错身份的作家：他少许有几分口吃，因其这点毛病，当着众人一说话他便有几分紧张，一紧张便有几分脸红。如今他年近六旬，外出时常着便装，因此，他常被人们误读为“市井老汉”。然而，社会对他的尊重除了他这至为朴实的宝贵品格之外，更多的还是源于他那些大气磅礴充满阳刚之气的优秀作品：《冷的边山热的血》《风流殇》《女兵营》《大迁徙》《儒将肖华》等一部部行文流畅、极具军人气韵的作品，让他在军内外读者群中获得了较为普遍的叹服和敬重。这就是兰州军区著名小说家李镜。
　　去年，在全国上下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李镜独辟蹊径，奉献了一部题为《出关》的长篇小说。在浩如烟海的反映长征的文学作品中，这部由长征结束延伸出的以抗战前夕的那段历史为题材的作品，此前，作者及出版社曾担心作品会因全国没有正面写长征而被读者所疏忽。出乎意料的是，作品出版后在军内外读者群中竟产生了极其广泛的社会反响，被称为是近一个时期以来“具有典范意义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
　　读《出关》，我们不能不由衷地叹服李镜这位憨厚朴实的老作家的文学慧眼。他写了一个从来没有人写过的故事：当民族危亡到来之际，一支由甘肃地方军阀组成的“国军”队伍被国民党方面作为抗战武装调往一线，出潼关抗击日军，这是一支刚刚与红军西路军打过仗的部队，旅长马成义之前曾直接参与了屠杀红军的行动。然而就在他的麾下，竟有2000多名被强行编入部队的被俘红军。一对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编在一支拼凑的队伍里，从前誓不两立的红白两色军人，一同“出关”参加抗战，这本身就成为这部小说的“看点”，因为这样的题材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涉及过，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便很容易产生引人入胜的戏剧冲突。就在完全失去组织联系和消息闭塞的情况下，这些在河西走廊的作战中被俘的西路军战士有理由怀疑，他们是真的要赴抗日前线还是被骗至某地遭集体杀戮？延安的党中央是否知道他们这两千红军的目前处境？正是这种复杂的矛盾心态和期待心理，使红军的团政委和团长程子和及全体被俘红军面临着重大抉择。小说故事便由此缓缓展开。
　　李镜不愧是编织故事的能工巧匠，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作家为我们叙写了一个个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精彩故事。故事的精彩重在人物的设置。《出关》设置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但每一个人物都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张角、孙炳南（化名）、齐闯等红军被俘干部，与“马家军”旅长马成义、营长马步旗、哈十五、连长马猴儿新编在一个骑兵旅中。红白双方曾血战河西走廊，分别是战败者和战胜者，来自两个营垒相视若仇敌的人，如今要并肩去上前线打日本，在东出潼关的同时，双方的心中都难免有一道“隘关”：这就是在民族大义面前怎么突破由意识形态形成的敌我心理障碍。这个意义上的“出关”便是东出潼关抗日的更深层的另一种含义。作家既写了部队东出潼关的抗日行为，又写了双方军人在大敌当前时突破心理窠臼的思想嬗变。当然，这种思想变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因为双方毕竟都是战场上杀红了眼的对手，由昨日对手到今日携手作战，红白双方都需要去抗日这面大旗下调整心态，互获心理认同。老资格的两路军旅长马成义正直、勇敢且富有同情心，对参加过治理红军西路军战俘的勾当一直深恶痛绝，也就是说，军人的荣誉感和正义感在他的心灵中一直没有泯灭。另外，上层派他带兵东出潼关抗日，他知道这完全是一种敷衍之举，国民党决非真心抗日。这看一下上方给他配备的兵员便可略知一二：
　　他的骑兵旅，四个营长均不济事，均是马家军上层照顾的各种关系。一个副团长一天仗没有打过，兵员都是临时从澡堂里抓来的搓背的、修脚的，是些连枪都不会放、马都不会骑的社会闲杂。这样一支部队不可能到前线作战。相反，由红军战俘编成的步兵营，却是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久经沙场的军人。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红军官兵用思想和言行来影响白军，改进白军的工作才更具有典型意义。深明大义的红军官兵团结守纪、顾全大局、英勇无畏的举动，时时都在敲打着马成义及其有正义感的“马家军”官兵未曾泯灭的良心，使他们在红军真心抗日与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行为之间作出了鲜明对照。所以，当红军排长齐闯带着一家人被“马家军”活埋的深仇大恨行刺马成义未遂时，马成义居然原谅了这位红军排长。与他相似，营长马步旗，在河西走廊战后分得了一个西路军战俘陈玫做老婆，在洞房夜被陈玫抓得满面血痕。然而，就在他开赴前线抗日时，红军姑娘陈玫留下字据，只要马步旗英勇杀敌，凯旋归来，她可以与他成为真实的夫妻。来自红军的这尊美丽女神及她真诚的报国热情，最终征服了马步旗，这位马家军的营长带着这点可怜的感情念想，在战场上作战很勇敢，他最终倒在了杀敌的战场。还是在红军抗战精神的感召下，哈十五、马猴儿及一批下级军官，完成了由邪恶向正义的蜕变。
　　与“马家军”相比，西路军被俘官兵的心灵“出关”，是最具有情节冲突的部分，写得也更为精彩。不论怎么说，对被俘红军官兵来说，面对今日与自己同营为伍的人，昨天他们毕竟是屠杀自己战友和亲人的两手散着血腥味的敌人，他们曾亲眼目睹了这些人的杀戮行为，但红军铁的纪律，又使他们不能不自觉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组织的秘密指挥。遗憾的是，在被俘的特殊环境中，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接不到来自延安的命令。他们更不知道，就在他们被俘之后，中国已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更不知道红军已被改编为八路军，国共合作并已开始了全面抗战。所以当他们得知其他被俘红军已被延安设法解救并回到原部队，却被马家军秘密派遣潼关“藏”起来时，他们悲痛欲绝，甚至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当地下党经秘密渠道最终得知他们的情况，时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为顾全大局，指示他们在另一条战线参加抗战。这就是说，要他们穿着国民党军服上战场。这对两千红军无疑是更为严峻的考验。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其复杂的背景下，张角、孙炳南等所有被俘的红军官兵从民族大义出发，深深理解了党的指示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用自己的行为感化马成义及其官兵。这种转变及其对这种转变的文学描述，都是《出关》足以吸引千百万读者的重要“看点”。红军在这种特殊的战线上团结作战，也是我军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篇章。后来，在对日作战中，红白双方终于喊出了这里没有红军白军，只有“中国骑兵”的口号。只有在这时，冲破“隘关”的不仅仅是张角及红军官兵，也包括了后来冲锋杀敌的马成义及前马家军官兵。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品不仅由衷地歌颂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讴歌了在民族危亡关头中华儿女所表现的民族精神。
　　作家李镜是一个具有大智慧的人，他没有将笔墨纠缠于关于西路军西出祁连山这段历史的是是非非，而是选择了西征结束后的一段独特阶段，并且以新的视角、新的境界来关注这段历史，从而在叙写这段历史中讴歌了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抗日史，讴歌了同是中国人在强敌入侵面前所应有的精神和意志。应该说，红白两军的基层官兵，在完成精神“出关”后所表现的英勇不屈，同样是可歌可泣的，他们同样都应被视为英雄。以往战争题材的小说，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敌我对垒，泾渭分明。李镜则换一个“视角”写战争，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应该说，这是《出关》这部作品的创新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物则显得更为鲜活生动，更为光彩照人。因为，不论是红军被俘官兵，还是马成义和马家军的基层官兵，他们在抗日大旗下的相互认同和融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渐变过程，不论心理的还是行为的，这个渐变过程所构成的无数细节和故事，都是完成人物塑造至为必需的内容。应该说，不论张角也好，马成义也好，作品中的一批人物一个个都伸手可触，呼之欲出。对人物成功塑造，也是作品的一大特色。
　　和作家憨厚朴实的外表一样，李镜表里如一，文如其人，作品质朴无华，文笔优美，故事情节的环环相扣让人能品味其中传统古典小说的审美趣味。与时下有的作家不同，至今李镜对自己的作品未作任何张扬，谈到《出关》他总是憨憨一笑：让读者评说吧。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久前《出关》荣登全军年度文学奖的榜首，便是社会对他及其的作品的客观评价，我们有理由为李镜表示由衷的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