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生活在超级城市的新型小区中的孩子，所有的时间都由学校、父母和培i Jll机构所分而占据。
　　在中国，五花八门的育儿焦虑每天都在重复发生，有关孩子如何难弄，教育如何昂贵的信息充斥整个社交媒体，这也给这个国家生育率的下降送上了一记神助攻。
　　不过，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德普克和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一齐利博蒂合著的《爱、金钱和孩子》一书则告诉我们，育儿焦虑其实是一个全球化现象。除了北欧等几个国家，大部分我们所熟知的“知名国家”，都存在类似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并不例外。
　　对比20。5和1975年的数据，荷兰的母亲每周花在育儿上的时间多了4小时。差不多同时期的对比，美国父母每天多增加了1.75小时陪伴孩子。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也都存在类似的变化。此外，考虑各国生育率的下降，单个孩子所获得父母陪伴增加的比重还要大。
　　父母同时增加育儿时间，其背后的原因何在？两位作者给出的答案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经历了巨大的经济不平等，每个国家内最富人群的财富比例都在扩大，最穷人群的财富比例都在缩小。
　　像美国这样贫富差距格外明显的国家，密集育儿的现象就更加明显，育儿焦虑也就更为突出。相反，德国、芬兰、瑞典等国家，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平等，教育系统的公平程度也更高，所以育儿焦虑、教育竞争指数都比较缓和。具体到中国，虽然和西方国家的情况不尽相同，但中国的社会财富分配差距也非常大。所以，中国城市的教育竞争非常残酷一一这一点当然用不着外人说明。
　　德普克和齐利博蒂在分析密集育儿行为时，提到了该类育儿方式的“陷阱”。因为父母普遍都需要在密集育儿中付出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而很多父母会在洪流裹挟之下，因为金钱、时间、精力不济，最终无法跟上主流的育儿节奏。也就是说，育儿资源的差距，最终会变成育儿过程的陷阱。
　　比拼育儿资源，这是今天中国育儿焦虑最直接的来源。在西安，一所幼儿园的园長因为不满意政府强制降低收费，就抛出了“我们只养天鹅不养猪”，这样的比喻获得了广大家长实质性的赞同，因为几乎所有家长都在育儿竞争的游戏规则内，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变成“猪”，尽管最后成为“天鹅”的孩子少之又少。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密集育儿，经济不平等的确是重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经济不平等并不意味着后者自动发生。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罗伯特-帕特南回忆了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拥有基本类似的成长经历和较为均等的发展机遇。但今天，中产家庭和特权阶层家的孩子，已经完全不能理解工人和贫困家庭孩子的生活经历。
　　对于战后“婴儿潮”一代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经历了社区从兴盛到解体的过程，社区对于现代美国孩子的意义远不如父辈和祖辈。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也极为类似，30年以前，无论是中国乡村还是城市大院，都处于熟人社会的状态。而到了今天，乡村萎缩，单位制瓦解，旧小区拆除，新小区矗立。
　　在这个过程中，原先的小村庄、小社区变成超级楼盘，在新型小区内部，人和人之间再也不可能形成如从前般紧密的人际网络。这也使得孩子不可能独自在人口高速流动的小区内自由玩耍，无法在童年期间收获一批“死党”，更不可能在社会化教育中获得成长。
　　今天，生活在超级城市的新型小区中的孩子，所有的时间都由学校、父母和培训机构所分而占据。教育过程变成择校、培训和家长陪同三者紧密配合下的状态，换言之，家庭代替了社区，父母和老师代替了同龄伙伴，成为孩子成长中更重要的元素。而由于缺乏“社区感”，导致越来越多的家长不会将孩子与身边的伙伴做比较，而是直接与全市、全国的“佼佼者”进行比照。
　　我很同意作者对“育儿陷阱”的描述，即密集育儿是一场没有止境的消耗战。有道是“一山更比一山高”，在群体心理的影响下，大多数父母最终得到结果很可能是孩子既没有能够获得所谓的“成功”，又没有能够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兴趣，获得独立的品格。就连父母自己，也可能因为“过度育儿”而丧失自己追求梦想的资格。（本文有删节）